人民唾弃回教神的历史原因
原标题：伊朗开始血腥镇压：人民唾弃回教神的历史原因
来源： 七使
伊朗国内局势持续发酵。在当局武力镇压之下，反政府示威仍未平息，继续蔓延至全国各地。
伊斯兰当局强硬镇压，至少杀死21名示威者
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消息，目前在伊朗安全部队和抗议者的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至20人，其中17人为示威者，3人为伊朗安全部队人员。据CNN消息，示威者死亡总人数为21人，另有一名警察死亡。
据伊朗改革派人士消息称，抗议者在伊斯法罕省Qahdregan市试图冲进市政厅大楼，5人被政府安全部队打死。该市地方媒体报道称，有两名伊朗革命卫队的士兵在冲突中丧生。
美联社称，示威之所以迅速扩散到伊朗全国，社交媒体Telegram扮演着重要角色，8000万伊朗人中有4000万人在用这个软件。伊朗当局因此宣布限制Instagram和Telegram，但仍有许多伊朗人使用VPN登录Telegram。
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发六推，高调支持伊朗人示威。
对此，鲁哈尼于2017年12月31日发表电视讲话指责特朗普：“这个身在美国却来同情我们的人民的人，忘记了几个月前他曾称伊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反对伊朗人的人，没有权利同情伊朗人。”
新华社消息，伊朗的所谓“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昨天称，国内的抗议活动是由外国势力操控：“近日，伊朗的敌人向这些闹事者们提供着金钱、武器和政治的支持，以让他们来伤害伊朗”。
特朗普总统则继续发表言论支持伊朗人民：
伊朗人民终于对残暴的伊朗政权采取了行动。奥巴马总统愚蠢地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了恐怖主义和伊朗政权的“口袋”里。人民没有粮食，大通货膨胀，没有人权。美国在关注！
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公开表态：
“只要特朗普还是美国总统，只要我本人还是副总统，美国将不会重蹈过去的耻辱错误，当时（注：2009年），伊朗人民英勇地反抗他们的残暴政权，有些人（注：奥巴马政府）却选择了袖手旁观和视而不见。……伊朗人民英勇的、日益增加的抵抗，给所有争取自由、反抗暴政的人以希望和信心。我们（美国）不能也不会让他们失望。”（译文：万吉庆 ，保守主义评论）
共和党内部的反应也是积极的。譬如参议员格雷厄姆称，特朗普做出了“好的外交政策选择”，还呼吁特朗普做得更多，应发表全国性讲话提出战略，“我们有机会在2018年对真正的坏演员发动致命一击”。
伊朗属于雅利安人，不属于阿拉伯人
这次伊朗示威与过往大异其趣。在于示威者除了反对鲁哈尼的世俗政权之外，还公然反对“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本人及其所代表的伊斯兰主义、什叶派神权统治。
他们喊出了一个口号：“我们是雅利安人，不拜阿拉伯神！”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伊朗历来信奉回教，一直都是“阿拉伯”的一份子。不过，这个印象是全然错误的。
以下我们粗线条回顾一下伊朗的真实历史。
伊朗和印度人原来是一个民族，他们自称为雅利安人。学术界称之为“印度-伊朗人”，或“印度-伊朗语族”。
约莫在公元前2000年，印度-伊朗人发生部落分裂，一支进入北印度，称为“印度-雅利安人”，一支进入伊朗，称为“伊朗-雅利安人”。
印度-雅利安人逐渐征服了那迦人、达罗毗荼人等土著，为了延续征服者统治，发明了种姓制度，高种姓婆罗门、刹帝利称为“雅利安人瓦尔那”，低种姓称为“达萨瓦尔那”。北印度被称为“雅利亚伐尔塔”（Arya-varta，高贵者居住的地方）。
雅利安人进入伊朗的一支，最初发展得不如印度雅利安人顺利。因为这里有古老强盛的埃兰王国。直到公元前700年左右，伊朗-雅利安人中的米底部落崛起，创建了米底王国，在公元前609年灭亡了极度凶残的亚述帝国。
公元前585年，米底国王将女儿下嫁给了贵族阿契美尼德家族，生下居鲁士。居鲁士长大后起兵推翻了米底王朝，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鲁士效仿亚述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常备军，东征西讨，开启了波斯帝国时代。其疆土东起葱岭、西至巴尔干半岛、北逾高加索山脉、南抵埃塞俄比亚，国土面积达7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统治70个民族1800万人。
之后波斯被希腊战败，伊朗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后伊朗的帕提亚人推翻希腊统治，建立了帕提亚帝国（又称安息帝国）。之后帕提亚又被萨珊帝国取代。萨珊王朝从公元224年到公元651年，国运长久，一共统治了四百多年。其间与罗马帝国多番龙争虎斗。萨珊重骑兵对罗马的重步兵威胁极大，曾在260年俘获罗马皇帝瓦勒良，强迫其跪着作为波斯皇帝跨马上鞍的垫脚。一百零三年后，另一位罗马皇帝尤利安又在与萨珊王朝军队作战时，被标枪刺穿肝脏阵亡。
萨珊帝国末年与拜占庭帝国争雄未果，反令自身国力持续衰弱，权力也旁落在军阀手中。当阿拉伯人出现在边境时，萨珊再也无力抵挡，一溃千里。
阿拉伯人入侵伊朗时，萨珊王朝末代皇帝亚兹德格尔德三世向中国的唐朝要求军事援助，惜乎被唐太宗所拒绝。亚兹德格尔德三世被杀害后，其子卑路斯东奔到吐火罗，再次遣使向唐朝求援。唐高宗于是派特使入西域，于阿富汗成立波斯都督府，封卑路斯为当地都督，后又册封为波斯王，统辖原来萨珊王朝的东部领土。
与梵语一样古老的阿维斯陀语中，伊朗人自称阿伊利亚人(Airiya)，到了古波斯语则变化为阿利亚人(Ariya)，到帕提亚时期的则变化为雅利安人(Aryan)。到萨珊王朝时期，便将“雅利安/伊朗”一词简化为“Ir”或“Er”，表示群体时则加上词缀“an”，于是就变成了“Iran”或“Eran”。
因此，今天“伊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雅利安”的意思。
古代伊朗人并不信仰阿拉伯的“安拉”。他们有自己极其古老的宗教——祆教，或称琐罗亚斯德教。今天的学者们，把祆教的先知琐罗亚斯德定为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人。但在古希腊的传说中，琐罗亚斯德生活于特洛伊战争前五千年，亦即公元前六千二百年左右。由此可以想见，祆教信仰可能是史前印欧人的原始信仰（所谓“印欧人”，即“印度-欧罗巴人”，是学界对白种人的统称）。
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曾发现了公元前500年的拜火教遗址。
图为圣火坛及其中的石子。中新社发 新疆考古队巫新华 摄
希腊考古学家在土库曼斯坦的Gonur Tepe发掘出一个宫殿和火坛，又发现了大麻、罂粟和麻黄碱的混合物，这就是印度吠陀经、伊朗阿维斯塔经理记载的苏麻、豪麻。因此认定这是祆教的遗存。Gonur Tepe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前2500间。
土库曼斯坦的Gonur Tepe遗址
雅利安人分别进入印度和伊朗后，原先统一的火祆教信仰也发生了变化。
伊朗火祆教的主神叫阿胡拉·马兹达，是雅利安游牧部落三位合称阿胡拉（Ahuras）的神祗中的一位。其他两个阿胡拉是密特拉、阿帕姆·纳帕特。
而阿胡拉在印度的叫作“阿修罗”。众所周知，阿修罗是印度吠陀教中的魔鬼。
伊朗火祆教的魔鬼共称是“德弗”（Daevas，英文魔鬼Devil的词源）。而“德弗”在梵文中的相应词是“提婆”（Devas）。众所周知，提婆是吠陀神话中天神的共称。著名的“帝释天”就是出自提婆。
这就是伊朗和印度神话中奇特的“神魔颠倒”现象。
伊朗火祆教与基督教还有一个渊源。伊朗地区被希腊化之后，从原始火祆教中分离形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密特拉教。在公元2、3世纪密特拉教一度鼎盛，曾与基督教争夺信徒。耶稣本人的生日是不可考的（新约和诺斯替文献并无记载），现存的12月25日据称其实是密特拉神的生日。
火祆教是阿契美尼德、萨珊两朝的国教。阿拉伯经过三十多年时间才逐步征服了波斯。之后又花了两个多世纪，才使伊斯兰教成为“国教”。原来的火祆教信徒，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流亡印度，另一部分跑到伊朗中部的亚兹德平原。这里是萨珊人的故乡，气候恶劣，周围是盐碱沙漠，阿拉伯人起初并不愿意到此居住。火祆教的祭司长隐居在这里的吐卡巴特村，而古圣火则藏匿在吐卡巴特村和沙里发巴特两个村的小泥屋里。
在波斯灭国、火庙被洗劫摧毁之后，圣火在伊朗环境恶劣的亚兹德村庄里又继续燃烧了一千年不曾熄灭。
尽管在十八十九世纪，伊斯兰教徒加强了亚兹德地方祆教徒的迫害，二十世纪初还曾发生过屠杀，但沙里发巴特村没有一个人改信伊斯兰教。到了60年代，这个地方只剩下最后七百个祆教徒了。
火祆教在唐代曾盛行于中国西域，也曾是突厥人的宗教。
20世纪初，波斯人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突厥人的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所谓巴列维（pahlavi），实际上就是古代“帕提亚”（parthia），“帕提亚”
1925年，礼萨·汗改元登基，是为巴列维一世。巴列维一世十分敬佩土耳其的凯末尔，模仿凯末尔进行了改革。如废除伊斯兰教法，创设宪法，要求男子和妇女一律改穿欧洲服饰，并取消头巾，改戴“巴列维帽”，禁止女性戴面纱。
二战爆发后，巴列维一世因不愿与轴心国绝交，于是退位，由其子巴列维二世继任。
巴列维二世登基后，大力发展经济民生。借助石油资源，伊朗在六十年代经济腾飞，一度成为“世界第九富国”，国内60%以上的人有自己的房子。1970年代中期，伊朗的人均收入已达2500美元（以金价换算相当于现在2.6万美元）。
1971年10月，巴列维二世举行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庆典。
在号称“波斯之都”的波斯波利斯，多达数千人的游行队伍装扮成古代波斯士兵浩浩荡荡而行。另一处古迹帕萨尔加德被誉为“波斯花园”，这里有古代波斯国王居鲁士的陵墓。巴列维国王在居鲁士陵墓前发表演说，说：“安息吧，居鲁士，因为我们已经醒来”，宣布自己是居鲁士大帝的继承者。
用金融时报的说法就是：“过去，穆斯林们以默罕默德出走麦加为元年，如今，巴列维国王要求以居鲁士大帝登基为元年。”
巴列维的动机甚明矣。这是要唾弃伊斯兰教，接续居鲁士、大流士和琐罗亚斯德教的雅利安-波斯传统。这是要用波斯民族主义颠覆一千年来阿拉伯人、突厥人强加于伊朗-雅利安民族头上的伊斯兰极端魔咒。
可惜，巴列维的民族主义+现代化进程，被暴怒的毛拉和苏联携手破坏了。
巴列维治下，颇有自由主义色彩，无法根除苏联的渗透。当时伊朗境内有几十支苏联支持的伊斯兰游击队，到处发动恐怖袭击。另一方面，霍梅尼为首的毛拉们在城市大肆掀起游行示威，搞得局势混乱不堪。最终，支持巴列维的美国右翼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新上台的卡特是个民主党白左，完全放弃了对巴列维的支持，使得苏联-伊斯兰武装日益猖獗，巴列维黯然流亡，霍梅尼回国摘桃子，欣然重建突厥时代的神权统治。
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谁会笑到最后？
有些自媒体不停散播一种观点，认为伊朗什叶派垮台，会令中东逊尼派独大，沙特的瓦哈比教派更肆无忌惮。这套调调实际上是西方白左力图维持绥靖现状的借口，所以欧洲诸国领袖噤口不言，各大媒体还在群嘲特朗普过激，会导致中东失控。
我们必须明白，伊朗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改变伊斯兰世界神权化现状的突破口。经过毛拉们接近四十年的极端统治，今天的伊朗人民终于受够了。由于伊朗网络管制不算严密，大多数伊朗年轻人能够接触西方资讯。美国近年保守主义重振旗鼓，并在穆斯林意识形态进侵下复兴了民族主义。特朗普总统最有力的支持者，除了福音派基督徒，还有民族主义生力军。美国的民族主义之风吹到欧洲，也吹到了伊朗，这才有恰巴哈尔等地青年在游行时高喊：“伊朗是我们国家，居鲁士是我们先祖！”“我们是雅利安人，不拜阿拉伯神！”等口号的现象发生。
被伊斯兰极端主义长期禁锢的国度，也许民族主义复兴是最为有效的祛魅手段。恰恰在这方面，伊朗人比突厥人有优势得多。突厥人早就忘记了他们的远古天神了，但全世界都还记得，伊朗人的宗教原来不是伊斯兰教，而是祆教。伊朗人的神原来不是安拉，而是阿胡拉·玛兹达。伊朗人的先知原来不是穆罕默德，而是琐罗亚斯德。伊朗人的传统也不是阿拉伯或突厥的传统，而是雅利安和波斯的传统。
只要美国和西方坚决介入，巴列维式的世俗政权便会在伊朗重现。与固步自封、奉行伊斯兰教法、动辄以核弹威胁欧洲的什叶派神权统治相比，一个坚强可靠的世俗政权，才是文明世界的真正盟友。
延伸阅读：
反传统的新反抗：90后为主力的伊朗“新年革命”
作者：赵楚； 来源： 旧闻评论； 搜狐自媒体公号“三條”
2017年12月28日，新年前夕，出乎众多国际观察家意外，伊朗人口第二多的城市马什哈德发生数千人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抗议示威。考虑到2009年大选引发的数以百万计的全国抗议运动，国际社会以为只是少数群体表达对经济的不满，并未给予特别注意。
三天之内，抗议浪潮席卷超过12个大中城市，提出了包含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重大诉求，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年革命”的事态。截至2018年元月2日，在抗议者与政府弹压力量之间已发生高达20名以上的死亡者，全国遭逮捕人数超过550人。
对此事，国际观察家的分析多着重于伊朗通涨与失业率高企等因素，一些中国媒体的分析则夸张地描述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幕后作用。事态还在发展，这些分析都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考虑到伊朗独特的当代国际政治地位，以及，当代国际政治的一般趋势，要更好地观察当前的抗议运动，以及由此对未来发展进行有效展望，尚需超越现实和微观的视角，从更宏观和中观的多重视野来加以考察。
“1979革命”的终结
2013年，英美双栖的当代转型学者、英国人克里斯汀·卡莱尔（Christian Caryl）出版了回顾1979年国际政治风云的著作《古怪的反叛：1979与21世纪的诞生》。
在这本主要以伊朗和中国1979年政治转向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他提出一种观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与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和里根主义的全面冷战政策一起，彻底改变了二战后的冷战世界，奠定了21世纪的国际政治基本格局。该结论是否站得住且不论，他最起码看到了建立现在体制的伊朗革命在当代国际进程中的重大和广泛影响。
作为对巴列维激进现代化的反动，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不仅铸造了40年来伊朗几代人的生活情境，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冷战苏联阵营的民族独立与革命话语，提供了一种伊斯兰世界新的也是更保守的革命思想工具和历史性运动基础。
无论在后来哈马斯，还是真主党，乃至在从基地组织到IS的极端演变形态中，虽各种后起的运动许多与伊朗并无直接联系，甚至反对伊朗，但在历史和思想的线索方面，人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伊朗革命的若隐若现痕迹。
一句话，伊朗革命试图创建和试验一种超越冷战的伊斯兰世界观：以更复古和严厉的宗教伦理约束社会与个体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强力构建更强大的现代国家，从而保证这一宗教和文化上独特的社会得以自存，并能以传统和非传统的武力自我保护，进而拓展其影响。无疑这是一种貌似怀旧实则现代的宗教乌托邦政治。
伊朗大学生手持标语抗议。
从伊朗1979年的开创性保守主义革命到今日的举着巴列维画像的抗议人群，可以说伊朗的当代历程正好走完了一个完全闭合的历史回路。
因为1979霍梅尼开启的是一种范式性的革命，因此，正如历史上一切范式革命一样，他从最初对巴勒斯坦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到今天对叙利亚和也门的干预，伊朗奉行着一种以攻为守的进攻性力量输出政策（“伊核框架协议”签署前，伊朗长期处于所谓“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榜首），而这种政策又为传统地区权力野心所催化。
几年来，伊朗除加大对真主党和也门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力度，也以明暗各种方式涉足伊拉克政治重建；在叙利亚内战开启以后，伊朗与俄罗斯和土耳其联手，在巴沙尔即将溺亡之际，向叙境内派出三四万精锐地面部队，而运回伊朗国内的裹尸袋已超过1000具！本次抗议者呼吁退出干预叙利亚和也门，这是对这种政策的否定，而更深层的则是否定1979的革命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新年革命”前景如何，它无疑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1979保守主义革命的社会意识力量终遭致命顿挫。当女性抗议者取下面纱，当要最高宗教领袖去死的标语打出，这不仅是在向强力伊斯兰共和国示威，也是在向这一独特的当代神权共和国家的根基说不。
联系到不久前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和解，IS实体的消灭，以及引起广泛争议的特朗普对耶路撒冷地位的承认，也许可以说，正如一切是40年前从伊朗开始的，今天另一个不同的伊斯兰政治进程也在抗议的人群中开始了，其途程和目标虽隐于未来之雾，却值得人们格外关注。也许，原教旨的理想正在世界历史大舞台上决定性褪色，而更新的现代化和生活之梦正在人们心中升起。
伊朗示威者。
社交媒体时代新代际政治的兴起
抗议浪潮第四天，伊朗内政部发言人表示，参与抗议活动的全国数十万人中，年龄低于25岁的超过90%，这一数据本身即已说明“新年革命”与2009年大选抗议浪潮很不同的地方。
考察社会运动的重心之一始终是主流参与者的社会身份特征。抗议者主力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生者，也即所谓千禧一代人，这些人正是互联网的一代人；所以，这一运动很大的一个意义是标志着社交媒体时代的伊朗人开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他们对现行生活是强烈不认同的。
本次风潮涌起的伊朗社会已与1979相去不可以道里计。1979年的伊朗是一个城市人口仅占不到30%的农业国家，而今天的伊朗刚好相反，据2017年最新人口普查，在总数接约7500万的伊朗人中，城市人口已达68.4%，而农村人口仅占34.1%。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今日社会痛苦的焦点是都市的，就业的困难实际上直接意味着千百万家庭的绝境，而这些经济困难压力大部分又自然转到权力体制之外的年轻人身上。
伊朗当局沿用非常传统的宣传语调把“新年革命”描述为美国、英国、沙特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反对伊朗的阴谋，从这种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典型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中，人们可以很清晰辨认出“新年革命”的代际冲突含义。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急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造成大量失业，而高压政治在青年人和知识界酝酿了普遍的不满，这与今日大有类似之处，但不同的是，今日的年轻人，与他们所反对的父祖辈不同，他们是在新体制下成长的一代人，但他们也是通过互联网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接触极多的一代人。青年人并没有实质的革命历史记忆，他们感受最深切的是现实的压抑和困乏。
据BBC波斯语频道问卷，过去十年来，伊朗失业率均徘徊两位数，2016年高达12%，而普通伊朗家庭十年来的财富却平均低于之前15%。在互联网所展示的新世界与暗淡的现实之间，年轻人会有怎样的社会激情，这不昭然若揭吗？
曾经，很多人以未加反思的虚假民族主义文化立场诠释伊朗的现行政治和社会，视为当然之物；然而，抗议中的各种直接反对现实体制的口号清楚地表示，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治并不为伊朗年轻人所接受，而社会对其忍耐已到极限。原来伊朗人在人类生活的基本感受和理想方面，与任何地方的其他人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作为1979革命的继承者，以伊朗现神权共和体制顶端精英，及其武装分支革命卫队为代表，作为革命的直接继承者，除了在观念与思想上坚持1979革命的原教旨主义立场，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也占据了优势尽显的各种社会地位。
无论在全球原油价格高达每桶140美元的繁荣时期，还是低于60美元的困难时期，他们都通过强力政治地位攫取了垄断性的经济利益。这种现实的经济与社会不公正经互联网和生活困难的综合发酵，新的历史反弹会慢慢集聚能量，并形成新的社会变革动力，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本次浪潮只是伊朗体制遭遇的第一滴新时代反抗之血而已。加强数字化社会控制的成本是不可能追上新时代发自内心的反抗热情浪头的。因此，不管本次“新年革命”结局如何，未来的变化是注定的。
而新代际政治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伊朗，这在近年重大的全球政治新变化中已屡屡展露端倪。
全球政治变化进程中的伊朗回合
很多人观察本次伊朗“新年革命”，特别强调了现实经济困境的社会效应，因而忽略了事件的更大国际政治变化的背景。
2016年至2017年，国际政治新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大事，一为英国通过全民公投脱欧，二为美国政治素人特朗普出乎所有媒体民调，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有论者在观察这种从欧美到印度的新政治浪潮时冠之以新“民粹主义政治”，或反全球化的新“经济民族主义”等名目。
表面看，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与本次伊朗“新年革命”并无直接联系，但若联系起来看，却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共有的社会政治表达形式：社会超越既有党派政治体制框架，以阿尔温·托夫勒在1980年即预言过的直接行动表达强烈的公共事务态度和意见（《第三次浪潮》），这是一种借助讯息传播革命而造就的21世纪新政治方式——一种数字化直接民主的力量。
伊朗社会此前已普遍使用Telegram与Instagram等图文社交媒体，至2016年，全社会智能手机保有量已达4000万左右。这种基于个体智能终端的新讯息传播网络自然从根基上改变了人与人的联系方式，从而也改变了1979革命体制的社会基础。
就像在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竞选中所看到的，传统制式化的权力体制与信息控制体制根本无法压制借新个人通讯工具建立的社会网络。12月28日抗议爆发后，伊朗当局迅速切断了主要社交媒体端口，但这并无作用。最初马什哈德的抗议迅速像波斯《V字仇杀队》，以直接的反抗引爆了高度城市化的伊朗社会。
1979年革命是基于城乡人民生活的痛苦体验，由标榜终极解决的宗教领袖及其组织化宗教力量推动，而本次“新年革命”的发动和兴起并没有这种宗教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背景。社会痛苦和社会不满通过新的信息传播方式造就了一种普遍的反抗热情，这种能量巨大的社会反抗热情与人们几年前在突尼斯和埃及等地看到的并无不同，与其说是建设性的，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其强大的冲击力并非内外操纵者所能轻易规范，却对成本高昂的旧政治现实具有毁灭的力量，因此，也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甚至导致灾难。这是欧洲对产量占全球原油4%的伊朗较为克制的原因。
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其最新的敌视伊朗政策自然推波助澜，但美国主要盟友的德国和法国却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政策。德国呼吁伊朗政府善待示威者，而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伊朗总统鲁哈尼，并派出外交使者，希望伊朗政府妥善处理危机。这些谨慎背后都是对于新国际政治无政府性质及其后果的警惕。“新年革命”发生四天后，全球黄金与原油价格已明显上升，而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无政府主义的新政治反抗的破坏性后果更从实证角度提醒全球不能沉浸于对手失败的虚假狂欢。
鲁哈尼与哈梅内伊。
伊拉克战争和IS之后，作为全球大国地缘战略角逐的传统舞台，中东正处于微妙的政治重建过程中，而新政治浪潮的冲击力触目惊心，伊朗当局固然不愿意接受1979体制失败的结局，全球大国也不乐于见到中东地区再有不可预测前途的地缘政治震荡。这或许是伊朗当局危机中的一个莫大优势，也是新年革命很可能遭遇残酷的悲剧结局的时代原因。
然而，全球范围内，反传统体制和政治的新反抗表达正在发展，其未来制度理想没人可以说清。因此，伊朗也好，其他面临相似危机的国家也好，强力手段或许可以躲过初一，但如无根本变革和回应，那十五总是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