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乾隆盛世是可耻的
来源： 梅子书房
作者简介：张宏杰，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畅销书，其主讲的《成败论乾隆》创了当年百家讲坛最高收视率。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英国人访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
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
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 “都如此消瘦”。
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
这些普通中国人 “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
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总结性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英国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乾隆皇帝
十四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
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甚至可以吃上鲜猪肉。
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英国工业革命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
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
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而英国人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总兵强迫百姓引路
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清朝官兵对百姓施暴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 “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
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
而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
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
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在欧洲，人权已深入人心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皇帝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
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清朝官员奢靡生活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
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
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清朝文字狱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
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
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 “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横向对比十八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
清朝的专制统治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清朝百姓真实生活样貌
但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 （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
唐朝开元盛世
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
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
延伸阅读：
中情局“柏林隧道”案
作者：佚名；来源：间谍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消散，“冷战”的阴云又笼罩在欧洲大地之上，在冷战最前沿——柏林，间谍情报战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别出心裁。当时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是希伦科特，他认为柏林是东西方的接合点，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最理想地点。那时候，窃听是最普遍也是最行之有效的间谍手段之一，希伦科特自然不会漠视窃听的作用。于是，著名的“柏林隧道”事件，拉开了美苏在柏林地下秘密较量的序幕。
“潜伏”到柏林地下
早在1951 年，美英两国情报机构就在维也纳联合实施了地下窃听苏军电缆通讯的“白银”行动。195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柏林又主演了一场“二进宫”，行动的代号是“黄金”。之所以取名“黄金”，是因为希伦科特认为，优质的情报比黄金还有价值。
就在这一年，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立下赫赫功勋的老牌间谍艾伦·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长，他对前任的窃听计划很感兴趣，并加快了部署。杜勒斯在了解了“黄金”行动的基本构想后，他把数名间谍专家召集到中情局总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与会专家指出，苏联军事设施里都有地下通信电缆通往东德和东欧各国，中情局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而曾参加过“白银”行动的中情局电讯专家卡尔·纳尔森提供了更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发现在通电话时，真实声音在受干扰（加密）后的一瞬间仍然留在电线上，这就是“回波效应”。通过特殊手段可以从电缆线上把加密的电讯信号回波收集下来，经过技术处理，把它还原成清晰的通讯内容。
杜勒斯仔细听取了纳尔森关于“回波效应”的技术汇报之后，立即认定这项新技术有重要使用价值。别说苏联人对“回波效应”窃听技术毫无所知，就连中情局的英国伙伴也蒙在鼓里。
行动的目标已经确定，剩下就是如何在柏林下手。苏联与民主德国之间最重要的一些通讯线路集中在柏林，因此必须要在柏林的通讯线上安装窃听设备，那么就必须在地下挖出隧道并找到目标通讯线路。
老鼠打洞
杜勒斯批准了“黄金”行动的方案，按计划，中情局准备挖一条长约450米的隧道，其中有270米在苏军占领区的地下。这条隧道底部离地面6米，顶部离地面4米，将通往东柏林郊区的索恩法尔德公路，用以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路。
这是一项十分繁重而复杂的工程，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人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因此在挖掘时，不能发出一点声响，从隧道里挖出的泥土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用车运走，隧道的入口处要尽可能建得小一些，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而暴露。
不久，隧道工程正式开始，在柏林的美国工兵部队随后在距两德交界处100 多米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半地下的大仓库，目的是容纳从隧道里挖出的3100多吨泥土。在表面上，美国故意放风说他们正在建立一个雷达站，观察东柏林机场附近的交通。
同时，在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使人们真以为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当苏联人得知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被美国拦截时，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因为凡是重要的通讯，他们都加了密，在他们看来，只要密码系统没有受到损害，通讯将是安全可靠的，这似乎让“回波效应”有可乘之机。
隧道挖掘是以老鼠打洞的方式小心翼翼进行的。每天向东柏林只推进几英尺，因此地面不会听到噪音。工程进行得十分艰难，在一处遇到了地下水，在另一处碰上了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美军工兵只好头戴防毒面具、身着防水服去工作。每次工作结束，工兵们脱下胶制防水服时，里面倒出的汗水足足有一碗。
为了精确测量直径只有5厘米的目标电缆线位置，中情局人员假装在东西柏林的交界处打棒球，他们故意把球远远地打到民主德国管辖的区域，然而这一把戏却被持友好态度的民主德国卫兵破坏了，他们见有球过来，便把球抛回西区。最后无奈，只好让两名中情局特工化装成美国兵，驱车去东柏林执行公务。他们在预定的地点停车，假装车轮漏气，要换车胎，借此机会，冒着风险把两个小型无线电发射装置放在选定的位置上，这才使隧道挖掘有了精确的方位。
“地下窃听长城”
确如中情局所料，苏联的电缆线埋设在索恩法尔德公路的一侧，离地面约0.5米。这条公路是连接东柏林和苏军司令部所在地卡尔斯霍斯特的主要公路线，交通十分繁忙。隧道和附近的窃听室就建在公路的下面，为了能承受住来往车辆的巨大压力，它们的结构必须非常坚固。除此之外，窃听室的绝缘要求也很高，否则，汽车的隆隆声传到窃听室，就像装在一个大鼓里，四周尽是闷雷般的回响。
为克服这些困难，中情局大费周折，但窃听室实际使用时的效果仍不能令人满意，发生过不少次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
有一次，由于窃听室内的热量辐射直接引起地面上的冰层融化，幸好天降大雪，掩盖了这一切，没有引起苏联人的怀疑。又一次，一匹马正巧从窃听室的上面走过，马蹄的异样响声传入窃听室，情报人员以为发生了不测事件，引起一场虚惊。还有一次，那一天清晨浓雾弥漫，天气寒冷，窃听室里的传声器连续地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正在忙碌工作的人们愕然呆立，不知上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面面相觑，直到迷雾驱散后才知道，原来民主德国警察正好在窃听室的上面设了一个临时检查站，检查来往的机动车辆，“啪、啪”的声音正是值岗的警察跺脚取暖时发出的??又是一场虚惊。
从1954 年8 月开始，经过7 个月的努力，秘密隧道终于在1955 年2 月25 日竣工。整个隧道网长度达2.5公里，直径2米，其中长约450米的那段按照计划从雷达站开始，穿过东柏林阿尔特－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它沿着公路的两边，接通了苏军总部的地下通讯电缆。
隧道的四壁全用厚铁板镶接而成，铁板表面贴有隔音材料。隧道内装有空调设备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用水泵来排除渗出的地下水。隧道的主体工程是窃听室，里面设有交换台和432个扩音器，它们和东柏林的那条地下电缆中的电话线路一一对应。
这就是间谍史上著名的“柏林隧道”。
美国人尝到甜头
中情局原先估计，在电缆线上窃听到的通讯量不会很多。后来才发现，这里一共有1路有线、电报线和4路电话线，各条线路上的通讯量都很大。
于是，他们在大仓库里安置了600台录音机，把所有的通讯内容全部录下来，这样，平均每天要使用800 盘录音磁带，打印至少4000米长的文传打字带。录音室里非常繁忙，机房工作人员的汗水和录音机散发出来的热量增加了录音室里的潮气，墙壁上挂着水珠，有好几次不得不中断录音工作，用空调设备来排除室内的水气。
每个星期，中情局总部派出专机将录音磁带运回华盛顿处理，然后将材料分送到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中情局里有50 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在一间只有约4平方米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人们给这间密室起了个绰号叫“袜厂”，因为在这栋房子的四周看不见窗户，钢板把四面围挡得严严实实，远看起来就像一台织袜机。如此设计这栋房子的目的，是防止室内无线电信号向外扩散，被苏方接收。
同时，翻译人员有着极严格的保密纪律，这里的负责人对每个来这里工作的人都反复叮嘱：“不要打听你翻译的材料是从何处来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材料堆积如山，他们只好每隔两周休息一次。后来隧道被苏联人发现了，“黄金”行动不得不终止，然而积压下来的材料花了27 个月才翻译完毕。
“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由此流向中情局，中情局的良苦用心似乎终于得到了回报。从一次正常的电讯材料中，他们掌握到苏联夸大了在东德的驻军实力，证实了民主德国的铁路线处于严重失修状态，由此，中情局的分析人员排除了苏联会向西柏林发动突然进攻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还获知，苏军在东德修筑了特殊的武器库，分析专家推测，苏联人可能会在东德部署原子弹。
从秘密隧道传来的大量重要情报令中情局大喜过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格勃并不是吃干饭的，这场地下较量才刚刚开始。
打肿脸充胖子
不久，中情局就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因为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中情局竟然没有从隧道里获得一条有用的情报。美国人开始产生了怀疑——难道苏联人已经发现了隧道的秘密？
美国人没猜错，不过真相远远出乎他们的预料。
1956年4月3日，在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信兵正在对地下通信电缆做例行的检查维修。一名年轻的士兵吃惊地望着手中一条包着厚铅皮的电线，这条多出来的“杂散”线路是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这条线路一直通向一条陡直的竖井，竖井尽头是一条水平的隧道，在其不远处，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堵住了去路，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严禁入内——奉总司令命令”。这是当初中情局使的小伎俩，也是缓兵之计，目的是即使隧道被发现也可以为情报人员撤离赢得时间。
通信兵在大门面前迷惑不解，他们隐隐觉察到这扇门背后隐藏着什么，又惶恐于门上的命令，不知如何是好。经过一阵慌乱和争吵，苏军士兵终于得到指示，被批准打开大门。很快，大门上被安上了炸药，随着一声巨响，大门被炸开，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刻冲了进去??“柏林隧道”终于大白天下。
据民主德国通讯社报道，当时有3 个美国人在里面工作，他们在仓惶逃跑时竟忘记将电灯和窃听器关闭，一壶咖啡还在电炉上煮着。中情局在后来的报告中一口咬定，苏联人发现隧道纯属巧合，硬说“柏林隧道的暴露，是无法避免的，它超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防备措施。苏联人发现有一根电缆因长期受到雨水的侵蚀，水气渗透到电缆内，使电缆传递信号的功能失灵，于是，他们动手把电缆挖出来检修，这才发现电缆被人搭线窃听了。”
“黄金”行动的决策者们最初断定，即使苏联人发现了秘密隧道，他们也只好哑巴吃黄连，将此事掩盖起来。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很自信：苏联人不会公开谴责美国人窃听了他们上层人物的电话和机密通讯，否则的话，只能使他们自己丢丑。
然而事与愿违。隧道曝光后没几天，柏林卫戍区的苏军司令正巧外出，由代理司令主持日常工作。也许这位代理司令还不了解莫斯科方面发来的指示，他竟草率作出决定，向柏林的记者介绍了如何发现隧道的经过，还让记者们参观了隧道及其里面的各种设施。顿时，这成了一条特号新闻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纷纷谴责美国情报机构的卑劣行径，而西方舆论则高唱赞歌。
十天后的5月1日，《华盛顿邮报》 以《爱的隧道》为标题发表了社论，高度赞扬了中情局特工们的“聪明才智”。5 月7 日，《时代》周刊以《充满奇迹的隧道》为题目，介绍了柏林隧道的情况。一时间，虽然行动暴露，中情局却陶醉在这样的讴歌之中。
“千里之堤”溃于“鼠”穴
中情局此时还被蒙在鼓里，其实苏联人早就得知秘密隧道之事。只是为了避免暴露安插在英美阵营中的“鼹鼠”，苏联才有意等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安排了一次“偶然”的线路检查维修，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代号“鼹鼠”的，就是克格勃安插在英国外交部的著名间谍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1922年生于荷兰鹿特丹，他1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布莱克前往埃及的姑母家寄居。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布莱克前往英国，并报名参加了英国海军。几个月后，他的上级发现了布莱克的语言天赋——精通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因此将他吸收进了海军情报部门。之后，他又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学习俄语，毕业后进入外交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并被派往朝鲜战场。直到在汉城，随同英国使馆人员被朝鲜人民军俘虏，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成为苏联克格勃的间谍。
1953年3月，布莱克和英国公使、领事等人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安排下，经北京、莫斯科、西柏林，返抵英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布莱克被分配到军情六处克伦威尔街分部工作，专门负责窃听和秘密拆封外交邮袋。
1955年春，布莱克被派往西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内秘密情报局工作站，任技术行动部副主任。他的特殊使命是研究驻德苏联军队的情况，并在苏联军官中物色可能的叛徒。就在这时候，布莱克上司发现他与苏联人有联系，但以为他只是为了向苏联人传递假情报，因为，布莱克与苏联接触是经过秘密情报局特许的。
结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布莱克传送的却是“绝密”。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布莱克就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计划，并把这项绝密计划的相关文件泄露给了克格勃。
苏联人并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来阻止中情局的隐蔽行动。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苏联人认为自己的密码系统绝对安全可靠。这一点上，苏联倒是低估了中情局的能耐，所以“回波效应”毕竟让他们流失了一些“重要情报”。第二，为了不使“鼹鼠”布莱克暴露，与其说揭穿计划让布莱克暴露身份，倒不如看着美国人瞎忙活来得过瘾。
更让中情局郁闷的是，它根本不知道有“鼹鼠”的存在，自然也不知道“柏林隧道”这天大的机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直到1961年，由于一名波兰情报高官叛逃西方，布莱克的身份才被拆穿。那年5月3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布莱克42年徒刑，原因是他导致至少42名英国情报人员命丧黄泉，这是英国自废除死刑以来最严厉的判决。
直到这时，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才大梦初醒，明白了曾被看作功勋工程的“黄金”行动，原来在对手那边一直被当成笑话看。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英国人的铁窗并没有锁住布莱克，5年后，在狱友的帮助下，他成功越狱并逃到了苏联。布莱克抵达莫斯科后，受到苏联当局的热情接待，苏联政府还特意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奖章。而在柏林，这场地下情报大战也并未结束。1961年8月，赫鲁晓夫下令筑起柏林墙。建成的柏林墙反倒成了间谍活动的掩体，因为苏联人发现的仅是隧道的一段，其他的地下隧道一直未被发现，它们继续运作，直至柏林墙被推倒。这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也成为“现代间谍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