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余生记
副标题：菲尔比自述
来源： 间谍战
哈罗德•金•菲尔比，英国人，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成绩卓著。1963年他身份暴露出逃苏联，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旗勋章”。
1912年1月1日，菲尔比出生在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安巴拉。他的父亲老菲尔比是一位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后来还担任过美索不达米亚的内政部长、丘吉尔顾问、沙特阿拉伯的创建者沙特的顾问等职务。菲尔比很早就被父亲送 22 65283 22 14443 0 0 5338 0 0:00:12 0:00:02 0:00:10 5337英国学校学习，17岁他以优异成绩进入剑桥大学。1933年，菲尔比游历柏林，目睹了法西斯的残暴，回国后立志参加反法西斯事业。1934年他在维也纳成为苏联情报机关的情报员。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菲尔比潜伏进西班牙，他遇到了作为苏联情报员以来的第一次危难。
西班牙险遭枪决
在离开英国前，菲尔比总是将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指示用密码写在小纸片上，并习惯地把它放在裤兜里。苏联人在向他交待任务时，为作紧急联系之用，给他一份密码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信地址。在西班牙时，他的口袋里就有着这么一张小纸片。正是这张小纸片差点把他带到行刑队面前。
当时他的苏联情报站总部设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国护照，公开身份则是英国《泰晤士报》弗朗哥将军部队的随军记者。菲尔比在塞维尔及其周围乡村紧张工作了几星期后，他突然在广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将在离塞维尔100多公里的科尔多瓦举行斗牛表演的消息。当时前线正在科尔多瓦以东25公里的蒙托罗和安杜哈尔之间的地带上。“能到离我尚未去过的前线如此接近的地方观看一场斗牛，看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于是，菲尔比决定在科尔多瓦好好地过一个周末，并看看星期天的那场斗牛表演。
菲尔比到塞维尔军事司令部去办理必要的通行手续。一位态度友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发走了。他说：“去科尔多瓦不需要通行证，自己坐火车去就行了。”星期五，菲尔比登上了从塞维尔到科尔多瓦的早班火车，与他同车厢的是一群意大利陆军军官。菲尔比时刻不忘他的情报工作，请他们与他一起在科尔多瓦共进晚餐。但是他们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没有时间，因为第二天动身去前线之前，他们得忙着去逛妓院。
菲尔比在大首领饭店找了个房间往下。在独自饱餐一顿后，就在香气迷人的大街上散步，深夜才回到旅馆睡觉。一阵雷鸣般的砸门声把他从沉睡中惊醒。门打开后，两个国民警卫队员闯了进来，要他收拾好东西和他们一起去指挥部一趟。当他问为什么时，其中年纪较大的那位下士只是面无表情地回答说：“这是命令！”
那些日子里，菲尔比睡得很死。当他穿着睡衣面对这样两个脚蹬大皮靴、手持长短武器的人时，他感到处境十分不利。在这种半醒半惊的状态中，他的大脑反应不如清醒时敏捷。他意识到必须处理掉藏在他裤子口袋里的那块小纸片，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
他的脑子模模糊糊地想到洗澡间，但是他住的房间没有洗澡间。当他穿衣服、收拾东西时，那两个国民警卫队员紧紧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看来，只有在从饭店到国民警卫队指挥部的路上想个什么法子了。
当他们上了大街后，菲尔比才发现那样做是不容易的。他只有一只手空着，另一只手得提着自己的箱子。押送他的人显然训练有素，他们简直像鹰一样，一路上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他。直到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时，那块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小纸片还在他身上。
办公室里有一盏不带灯罩的耀眼的吊灯，下面放着一张很光滑的大桌子。他对面站着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年迈秃顶、面带温色的国民警卫队少校，他盯着桌子，漫不经心地听着带菲尔比进来的那个下士的报告。少校终于要检查他的通行证了。“是谁批准你来科尔多瓦的。”他问道。
菲尔比重复了塞维尔军事司令部的人告诉他的话，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断然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尔多瓦来必须有通行证。紧接着就是一场咄咄逼人的问话：你来科尔多瓦干什么？是来看斗牛？票在哪里？还没买到？是刚刚到达的？准备早晨就去买？如此等等。
随着每一句显示充满怀疑的质问，菲尔比愈来愈不安地感觉到那个正在审问他的人是个死硬的仇英分子。当时，西班牙战线的两方都有许多这种人。但到这时，他的大脑已能进行正常思维了，他在那张闪亮的大桌面上看到了一线生机。少校和那两个逮捕他的人带着根本不信任的神情转向他的箱子。他们带上手套，以令人惊异的精细动作一道道地打开箱子，用手仔细地搜索每一件东西并拿到灯光下去检查。在他要换洗的内衣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东西，他们又接着检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并且里里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证明没有什么可疑后，他们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他曾盼望这件事早点结束，他们就会让他乘头一班火车离开那个城市，但是这个想法只存在了一刹那。
“喂，”少校粗鲁地说，“你身上呢？”
他让菲尔比把口袋翻出来。他不能再迟疑了。他先把钱包拿出来，向那张光滑的桌子上扔去，在脱手的最后一刻，他的手腕子一抖，使钱包旋转着滑到了桌子的尽头。正合他意，他们三个人像老鹰扑食一样向桌子那边的钱包冲去。乘三人的屁股朝着他时，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块小纸片，连嚼带咽地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
于是他轻轻松松地把口袋里剩下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很幸运，那位少校再没有对他进行什么不正当的、严历的盘查，只是干巴巴地给他讲了一通道理，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正在控制着英国政府，并命令他在第二天离开科尔多瓦。
第二天早上，当他正在结账时，他的那两位国民警卫队的“朋友”也出现在休息厅里，他们还问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乘出租车去火车站。登上开往塞维尔的火车后，他送给他们一包英国香烟。列车开动了，他们高兴地向他挥手告别。
这是菲尔比早期从事情报活动的一次险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经常感到，其实真正的冒险行动并不总是带有最大的危险性，因为人们可以事先估计到那些实际存在的危险，并采取了恰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其出现。而像上面所写的这类几乎没有什么意思的小事却往往会置人于绝境。
菲尔比在西班牙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甚至曾得到弗朗哥这位大元帅亲自授予的勋章。
进入军情五处
1939年8月，正当战争风云在法国但泽上空迅速聚集时，《泰晤士报》要他撇下西班牙，做好派往西线的英国部队去的任何准备。这当然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美差了，因为随便哪个有钻研头脑的战地记者都可以积累大批新闻检查部门不准发表的情报。而且，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已教会他如何提出巧妙的问题。
后来，英军司令部迁到离巴黎不远的阿拉斯。尽管菲尔比在阿拉斯的职位不错，但并非十分理想。这时他的苏联联络人一再催促他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打入英国秘密情报机构。1940年夏天，他多年渴求的机会终于来了。《每日镜报》的史沫特莱推荐他到英国的军情五局第五处。
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性的人会谈后，菲尔比就被叫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去报到。他对自己轻易地被录取感到十分惊讶。后来他才知道，对他历史的唯一调查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对方查了一番档案后回答说：“没有问题。”菲尔比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他上的学校、他进的报社、他参加的俱乐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干，这些都注定他要飞黄腾达。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
第五科的基本任务是从国外获取有关针对英国的谍报活动的情报。他之所以选择第五科，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新的工作可以使他与秘密情报局的其它部门和军情五处保持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它还可以使他了解英国外交部对什么感兴趣，更不用说其它情报机构的兴趣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菲尔比发现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从偷窥邮袋中破获德国行动计划
除了窃取无线电通信情报外，他们还搞了一些其它形势的窃取活动。他们甚至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其方法与拆取一般邮件大致相同，只是手续复杂一些罢了。
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信使将邮袋交给英国保管。要做到这点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许多国家的信使制度并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纪律。在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被切断的那段时期，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当时，每天都会发生飞机误点的情况，即使在飞行条件良好时，也可以通过人的因素造成延误起飞。信使抵达机场后，常会听到气候恶劣或者飞机发生技术故障的通知，接着就是无期限的等待。于是，他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他们的邮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镇的乡村旅馆去尝受苦头。这时，机场保安官员就会根有礼貌地来照料那个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
相当多的信使都接受这种劝诱，如释重负地出去参观当地的名胜去了。当然，那些保安官员会乐于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的。信使刚一走开，保安官员就会通知等候着的第五科的专家们，并把邮袋交给他们处理。在拆开每个邮袋和里面的东西之前都要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必要时每个绳结和封条都要经过测量、复制和拍照，有时还要进行化学检验。
然后，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最后，也是最艰巨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
菲尔比从越来越多的情报的分析得知，德国人正在西班牙策划一个代号为“博登”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要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破坏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罗陀海峡安置一套侦察夜间通航情况的设备。由于这个装置会给西地中海供给线带来新的危险、菲尔比认为应通过外交途径对这事加以解决。最后柏林对马德里发出了断然命令：“博登行动必须完全停止。”
随着菲尔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打入新成立的第九科
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便开始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分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菲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
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名声是很值得的。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作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
虽然维维安的头衔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的软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而宁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他曾几次因失权而伏在菲尔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为难。但现在他却欢迎这种小小的伤感场面。
过了不久，维维安就急不可待地问他：“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显然他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那种不合时宜的问话，但他可以让他去找别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说。当然，要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像怕考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还是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他认为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还进展得很顺利。更有意义的是首席参谋官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他们见面时用很长时间讨论了关于秘密情报局的一般情况和它的未来、应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条件下而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等。首席参谋官显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则尽可能地做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战时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第一次听到这一新的情况是在维维安以颤抖的声音召见他的时候。维维安让他看了由考吉尔准备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签发的一封两页长的信，信中措词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需要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则把这份差事转给了菲尔比。
菲尔比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然后，菲尔比便离开了他们。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
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从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他写给局长的报告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维维安的报告是用<</font>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作装饰的，显得冗长而又杂乱。它追述了自己与考吉尔争吵的痛苦经过，并主张在过渡到和平时期之前必须对反间谍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要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居里的继承人，
考吉尔的候选人资格则被明确地排除了。报告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才干和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他如何如何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报告对菲尔比的有利条件的论述面面俱到，就差一项最好的条件——他对共产主义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了。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像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
事实上，一份已经打印好而准备送上去的报告已向菲尔比说明，局长准备冒与考吉尔公开摊牌甚至不惜接受他辞职的风险。毫无疑问，过几天局长就要召见菲尔比。在召见他时，他还得采取最后的一着。在此之前，他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考虑这最后的一着。
他的问题是：在秘密行动部门的前途是变化莫测的，说不定会因什么小毛病而毁于一旦。他认为，他在前进中也可能会出些小差错，但如果真有什么灾难发生，他并不想仅仅依靠秘密情报局里他的同事们的忠诚。秘密特工人员最害怕的事情是被指控为不可靠或有不忠行为，而可靠不可靠或忠与不忠的审核是属于军情五处的职权范围。因此，菲尔比认为，如果军情五处能够正式参与对他的任命的话，那么，万一他在新的岗位上发生什么事，情形也许会好一些。他希望能从军情五处那里得到一份正式的公文，说明他们同意对他的任命。但是他不可能对局长罗罗嗦嗦地讲那么多。
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局长迷恋于在单位之间耍手腕的嗜好。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对菲尔比来说，访问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当他在两位女秘书的办公室等候“绿灯”的时候，两位小姐对他特别和蔼可亲。“绿灯”一亮，他就走进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最后的障碍了。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他假装看了看。局长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并问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尔比说有。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军情五处里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容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在听完菲尔比的说明之前，局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并露出了明显赞赏的神情。他随即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军情五处处长及时地给了极为友好的答复。为此局长挺高兴，菲尔比则是大功告成，欣喜之情更不必说。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自行离去，这时已经没有象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在他的指导下，不到一年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了，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合并成的第五科的领导人。这是后话。
如履薄冰
负责领导第九科，对菲尔比来说意味着迁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变动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是搞清机关内部各种风向的最好位置，而且还很便于了解在走廊里碰到的人们的真实情况。最初，他陷进了处理干部、办公地点、设备配备等日常事务问题之中。
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像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严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
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使阿切尔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他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共产党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实情，表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反纳粹斗争中有着何等的干劲和献身精神。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经过学习有关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的公开资料来掌握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窃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
他的情报人员曾用在英国共产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简单办法获取了英共的内部情况，但此事的效果与本意适得其反。窃听取得的证据一再表明，这个党正全力以赴地为作战效力，以致那些仇共透顶的人也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来镇压它。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化险为夷
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这个案子开始于1945年8月，大约1个月以后结束。对菲尔比来说，那是他最难忘的一个夏天，因为它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到罗马、雅典、伊斯坦布尔去观光，而且由于担心可能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联，又使得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兴趣受到了影响。为了伏尔科夫案件的问题，他得去土耳其，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个早晨；他还没在办公室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叠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所讲的是这样一回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丁伏尔科夫的副领事曾向英国总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名义上是个副领事，实际上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他的妻子为此感到精神很紧张。佩奇认为伏尔科夫本人并不很坚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他曾为之工作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他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附件的其它部分则没有什么重要性，只不过是大使馆里一些人的随便评论，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对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因此，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一个星期，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在所谓的重要人物之列，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思想上不免一惊：外交部有两位苏联情报人员；另一位是伦敦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放弃了指出要当心伏尔科夫是在挑拨离间的提法，因为那种提法在眼前没什么用处，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害他自己。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正视现实。
然后，他对局长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他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他很想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他那“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实在是另有所指。
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付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身价，伏尔科夫才用这种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使菲尔比信心倍增。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其它许多情况。对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由于伏尔科夫反对用电报联系，案子过了10天才转到他的手里，这太慢了。他认为伏尔科夫的担心太过份了：由于他们的密码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何况他们的密码制度也很严。可是如果伏尔科夫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也无可奈何。
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需要他立即考虑。局长竟坚持要他本人来办理这样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出决定之后，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他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每小时的行动。要是那样的话，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越想越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布置一下他将向局长提出的行动。行动本身很简单，只是去见见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们在伊斯垣布尔的一个秘。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当他把材料锁进私人保险柜而离开百老汇时，他已决定他要向局长提出的主要建议是：让局长指派他到伊斯坦布尔现场去接着搞这个案子。当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象是紧急应付临时额外增加的功课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其中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他一再说，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他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一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负责处理这个案子。”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回答说。
菲尔比刚产生了一些希望，但这一小点希望随即又破灭了。
局长说他头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碰见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对菲尔比说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处长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市尔去负责伏尔科夫案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是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他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它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
当他告别时，局长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两人。
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而抱怨自己的坏运气。没有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回到百老汇时，他发现局长正在等着召见他。局长似乎是一筹莫展，刚见面就谈起了他的想法。刚听局长一开口，菲尔比就知道他曾强烈咒骂过的运气已完全转而对他有利了：虽然罗伯茨无疑像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初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所以，菲尔比与局长的谈话只好又从早上谈过的情况谈起。
菲尔比原希望慢慢地把局长要谈的话题引导到使自己提出让他乘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上面，但罗伯茨的岔子使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行动。他说：“鉴于准将的缺陷，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
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
局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
从在百老汇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的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准备了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在飞机上，他身旁坐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没有人来打搅他，正便于他思考。他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有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大使馆、外交部、局长和军情五处都对伏尔科夫怕用电报联系这件事产生那样奇怪的反应？他们表现奇怪的地方在于没有用电报联系伏尔科夫的事，理由是事属绝密，且电报联系不可靠，但也有不少算作“绝密”性质的情报通过电报通讯在光天化日之下悠然地进行着！如果相信伏尔科夫的警告，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电报联系都是有危险的；如果不相信，就应该指示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的人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然而结果却是伏尔科夫提供的秘密耽误了两三个星期，
对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外交部已答应由佩奇帮助菲尔几何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伏尔科夫果真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吃惊。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菲尔比认为，显然没有什么有把握的办法存在。但他确信，如果处理得当，他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他决定首先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相信他的职权范围受到极严格的限制，
他没权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走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露出什么惊人情报来，菲尔比则想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并警告如果在他们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以期这样能把使馆秘书这位门外汉唬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后才到达他的目的地；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有的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有的不需要，最后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他的工作时间和他能自由活动的程度等等。菲尔比决定，第一步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因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伏尔科夫会面。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有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最自然的办法当然是由他请伏尔科夫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最后，当佩奇拿起话筒时，开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找伏尔科夫，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由接线员来接的。“她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她还替我给他接过线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他开始强烈地感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当天下午，他只好自己给局长写一份简短的密码报告来打发时间。”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刚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毅然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病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案子已彻底了结了。他对此确信无疑。
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
死去活来
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站站长，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看情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尔比把外交部的有关名单核查一遍后，对于谁是英国大使馆的泄密者已有所知，这使他的不安得到了一些缓和。到美国后，菲尔比知道，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是一大堆废纸。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与泄密事件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他是菲尔比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而现在他已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毫无疑问，所谓的泄密者就是他。而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其中大量的是查问大使馆打杂仆人的没完没了的情况报告。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菲尔比在华盛顿城外接头时跟他的朋友们商量搭救麦克莱恩的办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罗网罩上麦克莱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他的岗位上，不到必要时不采取行动。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俩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
在二战结束前，英国与苏联的矛盾日益显现，为此秘密情报局成立了第九处，菲尔比负责苏联的情报工作。他向自己的控制人克罗托夫通报。莫斯科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让菲尔比成为第九处处长。就在这时，处长考吉尔奉命起草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信，他在信中将胡佛痛骂了一番。信被外交部退了回来，菲尔比马上重新写信，得到了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的信任，由此担任九处处长。他规定搜集和整理来自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各地有关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和颠覆活动的情报，至此，苏联的情报完全就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解救美洲司司长麦克莱恩
菲尔比在九处处长的位子上没干多久，就被调到美国担任秘密情报局的驻美代表，负责与美国情报机构的联络。此时菲尔比得知联邦调查局破译了苏联内务部的电报，获悉了二战期间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内的苏联间谍，即英国外交部美洲司司长麦克莱恩。菲尔比一时找不到解救麦克莱恩的办法。恰在这时，英国方面决定让喝酒闹事的外交官伯吉斯回国。伯吉斯也是苏联间谍，菲尔比决定让伯吉斯与麦克莱恩一块出逃。1951年5月25日，英国外交部授权军情五局下周审讯麦克莱恩。当天伯吉斯租了一辆轿车，接出了麦克莱恩，军情五局的人立刻跟了上来。麦克莱恩与伯吉斯来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并成功地甩掉了跟踪者。
第二天，军情五局的驻美代表彼特森给菲尔比打电话说自己的秘书已经放假了，能否让他的秘书过去帮忙。菲尔比以为麦克莱恩出事了，于是直接到彼特森那里。彼特森见到菲尔比的第一句话就是：“金，鸟儿飞了。”菲尔比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问是不是麦克莱恩。彼特森说，不仅是麦克莱恩，连伯吉斯也一块逃走了。
三闯审讯关
菲尔比因伯吉斯的出逃而身处险境，成了首要嫌疑犯。菲尔比打算混下去，他把那些可能带来麻烦的间谍工具全部毁掉了。美国情报局的哈维向局长史密斯呈递了一份报告，指出菲尔比与伯吉斯交往密切，并知道麦克莱恩的事，还办理过沃尔科夫的案件，因此他推断菲尔比也是苏联间谍。之后，史密斯致信英国秘密情报局，说他对菲尔比不信任。
军情五局根据哈维的报告对菲尔比做了调查，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随即将其逮捕。最先审讯菲尔比的是军情五局的怀特，他要求菲尔比交代他与伯吉斯的关系，菲尔比很轻松就把这个问题推托过去了。在审讯进行到僵持阶段时，审讯者换成国王的法律顾问密尔摩。密尔摩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审讯官，菲尔比早就知道他的厉害之处，并装出极力配合他的样子，但是并不给他一丝机会抓到有利的证据。经过一番较量，密尔摩最后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审讯他的是威廉•斯卡登。这个人更是老奸巨猾，他曾经步步为营，节节进逼，骗取了原子间谍劳斯•富克斯的相关情报，并破获了原子间谍网。在审讯菲尔比的过程中，这位审讯官为他设了好几个圈套，但是聪明的菲尔比就是不上当。最后，菲尔比是苏联间谍的论断只得被高悬，不过他以后不能在秘密情报局干了。
投向莫斯科怀抱
菲尔比平安挺过审讯，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三年后的1954年4月，一位苏联特工叛逃英国，供出了麦克莱恩与伯吉斯都在莫斯科，他们的叛逃是由当时在华盛顿的一位第三人策划的。消息一出，英国上下大吃一惊，菲尔比再次受到了秘密情报局的审讯。不知为何，在审讯过程中，秘密情报局故意放过了菲尔比。而国会上下也因菲尔比一案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大臣和艾登都为菲尔比开脱。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在下院声明，菲尔比在政府任命期间自觉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帮助过伯吉斯与麦克莱恩。
菲尔比的胜利，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不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此很是不解，但是他们也是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菲尔比确实是一位苏联间谍。于是他们把菲尔比的档案封存起来，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相信菲尔比的清白。1956年菲尔比来到黎巴嫩，以《经济学家》和《观察报》撰稿人的身份继续为秘密情报局工作，只是外人都不知道罢了。
菲尔比就这样工作了5年，可是苏联间谍戈利钦叛逃美国后再次供出了菲尔比为苏联间谍的秘密。消息从美国辗转到英国后，秘密情报局就将菲尔比从情报局名单上除去了。
1962年，菲尔比再次被秘密情报局关押审讯，在事实面前菲尔比作了一些坦白，但是对大多数还是保持缄默。在1963年1月，菲尔比逃走了，他投向了莫斯科的怀抱。
又一个5年之后，菲尔比出版了《我的无声战争》，书中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对英美情报机构进行了挖苦与讽刺。这本书风行一时，很多人都深受影响。据说还有一位叫罗伯特•汉森的人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走上了间谍生涯。
延伸阅读：
波斯帝国的兴起与衰落
作者：佚名
来源： 中东观察员；新浪微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b1a4580101a58t.html
波斯的兴起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西南部。波斯人与米底人在语言上同属印欧语系，彼此关系很近。他们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代来到伊朗高原。据亚述国王沙尔马纳塞尔三世的铭文，在公元前9世纪时，波斯人还处在游牧部落阶段，当时，他们已组成以阿黑门尼德氏族为首的部落联盟。
波斯帝国的创立者是阿黑门尼德氏族的居鲁士二世。据《居鲁士文书》，居鲁士二世的祖先曾是安桑之王。据亚述巴尼拔的铭文，居鲁士二世的祖父居鲁士一世是帕尔苏马什之王，可能他已将安桑和帕尔苏马什联合起来了。公元前7 世纪时，波斯处于米底统治之下。
公元前558年，居鲁士二世在波斯称王，都帕塞波里斯。前553年，波斯人在居鲁士二世的领导之下，起兵反抗米底人的统治。前550年，波斯人争得独立，并灭了米底王国，米底王国的首都埃克巴塔那成了波斯的第二个首都。
大约在公元前549年，居鲁士征服了埃兰，埃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同两河流域有过密切的交往。埃兰被波斯征服后，它的首都苏撒成了波斯的第三个首都。前549—548年，居鲁士还先后征服了原属米底王国的帕提亚、希尔卡尼亚和亚美尼亚等地。米底人从亚述帝国继承过来的遗产——小亚的卡帕多细亚也于此时归属于波斯。
波斯人的崛起，引起小亚强国吕底亚王国的不安。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企图联合小亚诸希腊城邦、大陆希腊的斯巴达，以及埃及等共同对付波斯，并于前547年将自己的军队开进了已归波斯的卡帕多细亚。波斯人本想先夺取新巴比伦王国，再去征服小亚细亚。但新巴比伦王国当时仍貌似强大，所以居鲁士未敢轻举妄动，便企图先夺取小亚，以切断新巴比伦王国的商路，再回过头来进攻它。当吕底亚军队开进卡帕多细亚后，居鲁士也派军队同其交战，吕底亚战败，其军队退回自己的首都萨狄斯，波斯军追至并包围了它。吕底亚久等盟军不到，萨狄斯城被波斯军攻破。波斯人灭了吕底亚王国，随后又灭了曾与吕底亚结盟的小亚希腊诸城邦。
公元前545—539年，居鲁士又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中亚，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即大夏）等许多地区。这不仅扩大了波斯人的势力范围，而且免除了波斯人进攻巴比伦尼亚的后顾之忧。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率军远征巴比伦尼亚。他利用当时新巴比伦王国内部尖锐的各种矛盾，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被认为十分坚固的巴比伦城。
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在远征中亚的马萨吉特时遭到失败，居鲁士亦被马萨吉特人所杀。
居鲁士在世时，已让其子冈比西与其共治。居鲁士死后，冈比西即位。公元前526年，冈比西远征埃及。第二年，他利用埃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征服了埃及，并在埃及建立了第27王朝。但冈比西随后的军事行动却连连受挫：对努比亚的远征因准备不足而惨遭失败；派往西瓦绿洲的军队遭沙暴袭击而全军覆没。于是，在埃及爆发了反波斯起义，但遭冈比西镇压。
据希罗多德说，冈比西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昏君。其根据是说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司美尔迪斯，其妻为其兄弟辩护亦惨遭杀害（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也指责冈比西杀死了与其同父同母的兄弟巴尔狄亚——即司美尔迪斯）；还说他要无端杀死对他进谏的原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当此人被别人放走后，他又要杀死放走他的人；还说他杀死了亲信普列克萨斯佩斯之子；另外，说他在埃及冒犯神圣；无端杀死许多孟斐斯的宗教领袖等。在希罗多德笔下，冈比西是一个疯狂程度甚深的人。这可能反映了在波斯内部，特别是在王权同贵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高墨达暴动
波斯虽然立国不久，但矛盾不少，而且很尖锐。波斯统治集团的征服和掠夺政策，给各被征服地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各被征服地的统治者因丧失了自己的权益也不满波斯人的统治；普通的波斯人因长期的对外征战而不胜负担；波斯贵族因王权的加强而降低了地位、特权也逐渐丧失，等等。矛盾日益尖锐。据《贝希斯敦铭文》说，冈比西刚刚率军出发远征埃及时，人民便骚动起来，在波斯，在米底，也在其它各地，“发生了巨大的灾祸。”
公元前522年3月14日，当冈比西在埃及的军事行动受挫时，在波斯国内的庇里什瓦德的阿尔卡德里什山地方爆发了高墨达暴动。
高墨达是打着冈比西的弟弟巴尔狄亚的旗号起兵的（因为据说冈比西杀死其弟巴尔狄亚一事还不为人知；也有学者认为高墨达就是巴尔狄亚）。他自立为王，并号召各地人民（包括波斯人）拥戴他而抛弃冈比西。据希罗多德说，高墨达曾派人到各地去宣布免除三年兵役和赋税。《贝希斯敦铭文》说，高墨达暴动期间，曾毁坏了庙堂，从人民手中夺走了牧场、财产、住所、家庭奴仆。
暴动得到包括波斯人、米底人在内的各地人民的响应。正如《贝希斯敦铭文》所承认的：“于是所有的人民，波斯人、米底以及其他诸省都骚动起来，从冈比西转而倾向于他（指高墨达）。”波斯帝国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正在埃及的冈比西得到高墨达暴动的消息后，即刻起身回波斯，但在途中死去（自杀、他杀、病亡尚无定论）。
出身于阿黑门尼德氏族的大流士等七个贵族，在米底的尼塞亚地方一个名叫西卡亚瓦基什的堡垒中杀死了高墨达及暴动的主要成员。暴动历时7个月（3月至9月）失败。
有的学者认为，高墨达暴动是企图恢复米底贵族的特权。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都没有说高墨达是米底贵族。暴动也不是从米底先起来的，而是从波斯本土开始的。从资料中也见不到暴动有米底人反波斯人的内容，没见到有关于暴动给米底人或米底贵族带来什么好处的报道，没提到米底人与波斯人的对立。希罗多德只是说，高墨达“大大加惠了他的全体臣民，以致在他死后，除去波斯人之外，没有一个亚细亚人不盼望他回来。”
大流士改革
高墨达暴动被镇压后，大流士当了国王。据希罗多德说，在杀死高墨达的密谋中，大流士并非主谋，在这一密谋的七个人中，大流士甚至是最后一个参加的，他是靠阴谋夺取了王位的。
据《贝希斯敦铭文》说，在大流士夺得王位后，曾两次爆发反对大流士的起义。起义规模很大，参加者不仅有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也有波斯人。大流士残酷地镇压了这些起义。其过程被用三种语言（古波斯语、阿卡德语巴比伦方言、埃兰语）刻在贝希斯敦山崖上，故称之为《贝希斯敦铭文》。
波斯帝国从居鲁士建国到大流士执政，前后仅有28 年时间，就走完了别的国家（如埃及、巴比伦）走了两三千年才走完的过程，即从小国寡民到地域王国、到帝国。在大流士时代，波斯又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517年）和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地区，从而成为古代世界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但是，波斯帝国面临的形势也是极其艰难而复杂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极为艰巨的。首先，对如此辽阔的一个帝国，采用何种形式统治的问题（在大流士上台时曾有过一番争论）；其次，波斯原来的国家机器极其薄弱和简单，与统治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一个大帝国显然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加强和完善波斯的国家机器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第三，帝国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复杂，如何缓和这些矛盾是巩固波斯帝国的重要问题；第四，波斯帝国内部社会经济状况极为复杂，发展极不平衡，如何在经济方面巩固这个帝国也是一个难题。这些任务中的一些是以前的埃及帝国和亚述帝国所不曾碰到或没解决好的，因此波斯人能借鉴的东西不多。
大流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波斯帝国并加强其个人的专制统治，这就是所谓的大流士改革。
大流士解决了统治形式问题。他确立了君主专制，加强了国王的权力，调整了国王与贵族的关系。
大流士将全帝国划分为若干行省（据希罗多德所说为20个行省；据《贝希斯敦铭文》为23个行者；据《那克希卢斯特姆铭文为29个行省。有的包括波斯，有的则不包括），设总督（称为萨特拉匹）治理。总督负责行政和税收。各行省每年要向波斯交纳规定的赋税（包括货币税和实物税，波斯人免征货币税，但可能也要交纳实物税）。这样一来，大流士建立了一套对被征服地区居民进行统治和剥削的制度。
在军事上，大流士将全帝国划分为五个大的军区，每个大军区下辖若干省军区。各军区长官由国王任命，总督不管军事，军事长官和行省总督互不相属，可收互相监视之效。波斯军队由步兵、骑兵、象兵、海军、工兵等兵种组成，分常备兵和战时临时征召的两部分。其中最具战斗力的是由1万名波斯人组成的所谓“不死队”（因为每缺一人即行补上，始终保持1万人，故名）。
大流士统一了帝国的铸币制度。他规定，帝国中央政府铸造金币，金币称为“大流克”，重8.4 克，行省只有权铸造银币、自治市只有权铸造铜币。
大流士在全国建立驿道制度，以便于传达国王的命令和下情上达，传递各种信息，并便于军队的调动。在驿道沿途设有驿站，备有人员和马匹。最长的一条驿道是从苏撒到小亚西海岸的以弗所，全长约2400 公里。
大流士还极力拉拢各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阶级，以扩大帝国的统治基础，巩固波斯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他让一些被征服地区的原统治者参与地方政权；在制定法律时，他也参照各地原有法律；对各地原有宗教，他不加干涉和排斥，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这一切无疑缓和了各地贵族与波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此外，在大流士统治时期，还开通了埃及法老尼科未曾完工的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运河；在中亚某些地方修建了水库等。
大流士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巩固波斯人对各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促进过帝国内部各地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落后地区经济上的发展。
波斯帝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波斯帝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它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帝国西部的两河流域和埃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已近3000年；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等地也已达到十分繁荣的地步；而伊朗高原的东部和中亚许多地区却仍然处在游牧部落阶段，即使米底和波斯，也都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初期。
对于帝国西部地区来说，波斯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和贡赋制度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不利于它的进一步发展。但波斯人对于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并未过多干预，而是维持了原状。据说，居鲁士在征服巴比伦尼亚后，并未改变其社会结构，其经济生活也未发生大的变化，甚至各种商品的价格也未改变。居鲁士还曾力图为该地区的经济生活创造一种正常的条件，如发展这里的过境贸易。巴比伦尼亚著名的商业高利贷家族埃吉贝家族和穆拉树家族的商业高利贷活动，都是在波斯帝国前期和中期达到鼎盛的，一些波斯大官甚至参与他们的经济活动，成了他们的保护伞。他们不仅经营土地、房屋、奴隶的出租、放高利贷，还经营本地区和国际贸易。有文献表明，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剥削奴隶的独特方式，即让奴隶独立经营的方式，在波斯帝国时期仍然存在，埃吉贝商家和穆拉树商家都有这样剥削奴隶的资料保存下来。在巴比伦尼亚，象被波斯人征服前一样，除了剥削奴隶外，主要的被剥削者，是形式上自由的依卡努，他们在监督者监督下，劳动于各类奴隶主的土地上。
波斯本部的社会经济在帝国时期无疑得到了最迅速的发展。大批财富从各被征服地区掠夺到波斯来，大批俘虏成了波斯人的奴隶，大量被征服地区的肥沃土地变成了波斯征服者的地产。在波斯奴隶主土地上的劳动者叫做格尔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固着在土地上，其收入一部分缴纳给奴隶主，另一部分则用以维持生计；另一部分格尔达则靠口粮维持生活，其收入全归奴隶主。格尔达都是非波斯人，他们中有巴比伦尼亚人和埃及人等。帝国的四个都城即帕塞波里斯、埃克巴塔那、苏撒和巴比伦中的前三个都在伊朗高原，这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尤其是王宫建筑，使这些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波斯帝国东部的中亚地区，在被波斯人征服后，传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逐渐步入了文明时代，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有的地区还修建了水库，出现了灌溉农业。
波斯帝国时期，整个帝国境内的中间贸易得到了发展。据说，在公元前5 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在波斯的市场上出现。帝国西部的一些城市，如巴比伦、推罗等也都很繁荣。
文化和宗教
波斯人作为一个落后的民族，长期与先进的两河流域文明为邻；在帝国时期，它又统治了众多的先进文明地区。因此，在波斯的文化中，无论是政治思想、典章制度、法律、还是文字、艺术、神话、建筑等方面，都吸收了较多的外来因素。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波斯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喜欢仿效外国人的习惯。”由于广大的西亚、北非、印度河流域、中亚、以及具有希腊文化传统的小亚西部的希腊城邦都共处于一个帝国之中，这就为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方便的条件，也为波斯人吸收、利用其他民族的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波斯人语言属印欧语系东支，他们的文字是借用的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就是用楔形文字写成的。大流士改革时可能在文字方面有所改进，使得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不仅同苏美尔时期的楔形文字有所不同，而且同阿卡德、巴比伦时期的楔形文字也有所不同。波斯人的楔形文字接近于字母体系，是西亚楔形文字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波斯帝国境内，由于民族众多，所以语言也极为复杂，波斯人不可能将其划一。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这就是：古波斯语、古埃兰语和阿卡德语巴比伦方言。此外，波斯帝国时期还流行过一种阿拉美亚语，这是属于塞姆语系的一种语言，书写这种语言已不用楔形文字，而用一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的阿拉美亚字母文字。这种阿拉美亚文字在波斯帝国时期的商业上、外交上曾起过重要作用。
波斯人的建筑，在居鲁士时代，虽然还带有游牧民族的某些特征，但已使用希腊的工匠和技术。在波斯人征服了广大地区之后，在建筑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波斯人控制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因而有力量建造规模巨大的建筑物（尤其是王宫）；另一方面，由于征服了众多的民族，其中有许多拥有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因而波斯人的建筑不仅规模巨大，而是吸收了许多外族的风格，尤其是希腊、两河流域和埃及的风格。如王宫建筑多半建在高台之上，这显然是两河流域的风格；而王宫建筑中的巨柱，又是希腊和埃及建筑风格的反映。
在艺术方面，波斯王宫中的浮雕和贝希斯敦山崖上的浮雕，是波斯帝国时期雕刻艺术的杰作。尤其王宫中的浮雕，同建筑一起构成了波斯艺术中最辉煌的部分。不过波斯的艺术也受到外来风格的很大影响，或者说吸收了很多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尤其是两河流域和希腊的优秀成果。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这种外来的影响：一是在人像的处理和技法上，在个别形象上（如大门边带翅膀的公牛）明显地反映了巴比伦和亚述的影响；二是1973年在大流士王宫发现的据说可能是大流士的一座雕像，他身着法老服装，但雕刻手法明显是希腊的。
关于波斯人的宗教，据希罗多德说，波斯人“不供奉神像，不修建神殿，不设立祭坛，是在最高的山峰上去向神奉献牺牲，在奉献牺牲时也不点火，不灌奠、不吹笛、不用花彩，不供麦饼。”
波斯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因传说中的该教创始人而得名。中国人称之为袄教）。但关于琐罗亚斯德其人的出生时间和地点、该宗教创始于何时何地等问题，至今没有定论（有人认为他生活于公元前1000年或1000年以前，也有人认为他生活的时代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差不多，还有人认为他生活于阿黑门尼德时代，或公元前7世纪，是米底人或中亚人如巴克特里亚人等等）。
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世界上有善、恶二神，善神即阿胡拉·马兹达，也是光明神、正义之神；恶神即阿胡拉·曼尼，也是黑暗之神、邪恶之神，代表风暴、沙漠。善恶二神始终处于斗争之中。该教要人们站在善神一边，去同恶神斗争。该教崇拜光明、崇拜火，故也称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是《阿维斯塔》（在萨珊王朝时编定成书）。《阿维斯塔》中最古的部分是格塔斯，此外还有雅斯纳斯、文迪达德、雅希特、维斯佩瑞德等。其中文迪达德编成最晚，其内容为宗教礼仪。《阿维斯塔》不仅是宗教经典，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大流士统治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成了波斯帝国的国教，不过，大流士对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也不排斥。
波斯与希腊的矛盾
从波斯帝国形成之日起，直至灭亡，它与希腊的矛盾贯穿始终。
波斯与希腊的矛盾，起于居鲁士征服吕底亚之时。居鲁士的征服政策严重威胁了小亚希腊城邦的独立。据希罗多德记载，当吕底亚被征服时，小亚西海岸各希腊城邦（除米利都之外）都向居鲁士表示愿意臣服于他。但居鲁士向他们讲了一个预言，其意思是说他们臣服来迟。于是这些城邦转而求救于大陆希腊的斯巴达（其时雅典正处于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时期，内部矛盾尖锐），斯巴达表示愿意援助他们，从而也受到居鲁士的威胁。希波矛盾至此开始。
后来，大流士征服了爱琴海北岸的色雷斯，更严重地威胁了大陆希腊各邦的安全；并且由于波斯人控制了希腊与黑海之间联系的通道，严重损害了希腊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公元前500年，米利都起义，反抗大流士的统治，大陆希腊各邦支持米利都人的斗争，从而激化了希波矛盾，米利都起义也成了希波战争的导火线。大流士残酷地镇压了起义，并于公元前492—449年发动了希波战争。结果，历时50年左右的这场战争以波斯的失败告终，波斯的征服野心受到严重挫折。但波斯统治者并不甘心，此后一有机会，它便插手希腊各城邦的斗争，以图从中渔利。
公元前431—404年发生于希腊各邦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了波斯人插手希腊事务的一个绝好机会。在战争期间，波斯人帮助斯巴达人建立了一支海军，从而战胜了强大的雅典。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斯巴达和雅典两败俱伤，从而使波斯人得利。斯巴达人曾答应把小亚各希腊城邦还给波斯。但遭各邦反对，斯巴达人未能践约，引起波斯不满。
此后，希腊陷入城邦危机，各城邦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各邦之间也混战不已，波斯人纵横捭阖，兴风作浪于其间，加剧了希腊的城邦危机。
斯巴达人也曾插手波斯的王位之争。在波斯的大流士二世死后，其幼子小居鲁士想抢夺王位。斯巴达人支持小居鲁士而反对阿塔薛西斯。后小居鲁士战败，参与波斯王位之争的希腊雇佣军在撤回希腊途中也损失惨重。波斯和斯巴达的矛盾激化。
公元前399年，斯巴达与波斯发生战争。波斯人利用希腊内部的矛盾，组成了一个反斯巴达的同盟，雅典、科林斯、彼奥提亚同盟各邦都参加了这一同盟。公元前395年反斯巴达同盟与斯巴达发生战争，即科林斯战争。斯巴达腹背受敌，不得不同波斯人谈判。
这时雅典乘机兴起，波斯人又反过来支持斯巴达，并迫使希腊其余各城邦同斯巴达休战，共同对付雅典。公元前387年，波斯人通过威逼手段，同斯巴达人缔结了波斯大帝和约（或称安塔客达斯和约）。该条约宣称，小亚各邦归波斯国王统治，禁止大陆希腊各邦组织任何同盟（斯巴达及其盟国例外）。波斯人达到了控制希腊的目的。
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兴起。希腊各邦的大奴隶主把马其顿视为救星，希望它既能使希腊摆脱城邦危机，又能使希腊摆脱波斯的控制。于是在希腊形成了一个亲马其顿派。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则提出把战争带给东方（即带给波斯帝国），把财富带回希腊的口号，以迎合希腊奴隶主的贪婪之心。公元前334年，新上任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其借口是，从前波斯人曾经侵略过希腊，而当时希腊并没有惹过波斯；现在他亚历山大要为希腊人报仇。于是，经过十年征战，亚历山大灭了波斯帝国，建立起亚历山大帝国，从而结束了希腊波斯之间长达两个世纪的纷争。
波斯帝国与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终结
波斯帝国兴起的时代，正是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极盛而衰的时代。波斯帝国的兴起在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即近东地区的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过重要作用。
波斯帝国是西亚北非古代文明从小国寡民到地域王国、到帝国这一发展过程的最高阶段。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即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全世界，首先是在西亚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和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逐步进入了文明时代，在这两个地区形成了若干小国家。当时这两个地区之间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彼此联系很少。到公元前3000年代以后，首先在埃及，而后在两河流域，形成了统一国家，并出现了君主专制。到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埃及通过征服形成了地跨西亚北非的奴隶制帝国；公元前1000年代前期，在西亚形成了亚述帝国，第一次囊括了两河和埃及这两大文明地区。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兴起的波斯帝国，不仅规模要比埃及帝国和亚述帝国大得多（包括了两河，埃及和印度河这三大文明中心，并接近第四个文明中心希腊的边缘），而且在内涵上也要比它们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它形成了一整套的维系和管理帝国的比较成熟的制度（如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驿道制度、军事制度、宗教政策、以及对被征服地区统治阶级的政策等），这是它以前的帝国所没有或不完备的，而又为它以后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尤其是罗马帝国）所承袭。
波斯帝国是铁器广泛使用和传播时代的帝国，而埃及帝国是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帝国，亚述帝国则是铁器刚刚使用时代的帝国。铁器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不仅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75 65283 75 49003 0 0 13271 0 0:00:04 0:00:03 0:00:01 13269，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更加迅速的发展，而且对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代，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商品货币关系更加发达，交换的规模更加扩大，交换的内容更加丰富，交换的地区也更加广阔，人们的视野也更加开阔。铁器时代为大规模的战争提供了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更为锐利的武器，因而战争的规模也更大。波斯帝国所进行的战争，尤其是希波战争，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如果不是在铁器广泛使用和传播的时代，那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才形成了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从表面上看，波斯帝国似乎是纯军事征服的产物（的确，帝国的建立，从埃及帝国、亚述帝国、到波斯帝国，都是通过野蛮的征服战争而实现的，没有征服就没有帝国），但是，波斯帝国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亚和北非，东部地中海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是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交流、联系不断发展和扩大的产物。同时，波斯帝国在客观上又为西亚和北非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波斯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曾采取过若干有利于加强交流和联系的措施，从而使这种交流和联系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铸币制度和驿道制度就在客观上起过这种作用）。
但是，波斯帝国的存在也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即它打乱了西亚北非奴隶制经济独立发展的正常进程；它的征服战争给帝国版图内的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它打乱了、破坏了西亚北非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正常秩序和规则，破坏了原有地区交往的某些条件，使这些地区的交往和联系打上了征服者的烙印；而且它使这种交往局限于帝国范围之内，使原来西亚北非某些地区同希腊世界的交往和联系受到了限制，甚至被完全隔断。
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的3000年里，曾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中心，是地中海地区其他民族学习的圣地，它们的文明对地中海其他民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近3000年的发展，也使这两个古老的文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成为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而且，近3000年的发展，也使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积累了不少的矛盾（阶级的和民族的矛盾），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已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波斯人却以一个新兴民族的姿态出现于地中海之东的伊朗高原上，它没有沉重的包袱，也没有那么多尖锐复杂的矛盾，它吸收了西亚北非古老文明的先进成果，用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并利用西亚北非古老文明内部的矛盾，征服了它们。但是，波斯帝国毕竟是在近东文明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当它征服了这广大的地区之后，它也把西亚北非文明的某些包袱背到了自己的身上，并使自己成了一切矛盾的焦点。再加上帝国内部的经济文化联系十分脆弱，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受到许多限制，因此，波斯帝国本身仍然是十分不稳固的。所以，当其统治集团的腐朽性发展起来，失去了原先的勃勃生气时，它的垮台就是必然的了，而且垮得十分迅速而彻底。
西亚北非的早期文明，是在适于农耕的地区发展起来的。虽然，最初它们都是农牧并重的，但逐渐地，农业在这两个早期文明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两个农耕文明中心不仅发展较早，而且发展较快。但西亚北非的早期文明并非是独立发展的，它们同其周围的游牧地区有过频繁的交往和冲突，两河流域的农耕世界还曾数度被其周围的游牧部落征服，其最早的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就是被这些游牧部落从历史舞台上推下去的（埃及也曾被游牧部落入侵过，不过，它的文明传统在波斯帝国入侵前未曾中断）。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关系不仅表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和征服，也有农耕世界对游牧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入侵与征服，更多地、更经常地还是表现为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促进了双方历史的进步。从发展的总趋势看，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交往，其规模是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波斯民族曾是一个比两河流域和埃及落后得多的民族。它与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这不仅因为波斯人在公元前2000年代时还是一个游牧部落；而且因为在其征服西亚北非古代农耕文明地区时，其10个部落中也还有4个从事畜牧业，它比西亚北非的古代农耕文明仍要落后许多。波斯人以一个落后民族征服了三大文明中心，接近第四个文明中心的边缘，并君临其上，将如此大的一个帝国维系和统治了200年左右，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交往与冲突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规模，也提供了一幅更为鲜明的图画。
总之，古代世界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的兴起，打断了西亚北非原有古代文明独立发展的进程；而波斯帝国在公元前4世纪末叶被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所取代，则标志了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终结（它们的文字被遗忘达2000年之久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代之而起的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继者罗马帝国，无疑从波斯帝国的传统中吸取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因此，波斯帝国既为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作了总结，又为后来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提供了借鉴，起了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