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国风】老子和孔子在怀川相会

孔老峰会在怀川

理 成

    地下的出土盟书和天上的日食现象，依次相连为证：老子自公元前516年由周朝辞职，到公元前478年于函谷关为尹喜关长著经而显世，共计38年的隐居中间，在失踪20年后，于古怀川的仁和里与孔子相遇重逢。其间，还共同为人举行过葬礼。

    为尝试用老子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理，三成万事），破解我国历史上孔老交往的千古迷雾，填补老子隐迹悟道的历史空白，经市老科协同意，我于5月9日至5月14日，专程赴京，到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和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对我国春秋末期，即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90年的30年间，在黄河中下游这一天文地带所发生或能看到的日食情况，进行了排查、核对和咨询。

    《礼记》中所记述的孔老交往的共同行葬事件，既没记明时间，也没有说明地点。《礼记·曾子问》曰：“葬引至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礼记》是纪实经典，当事人孔子口述，直系弟子亲笔所记，是切实可信的。而在春秋列国的纪年中，例如《鲁定公十五年》，虽然记有鲁定公十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日食，但都没有记明日食的轻重程度。而且，当时对日食的记载，常有漏记，这就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日食史才有可能判定。

    经对自然科学的日食排查咨询，又经对照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所编辑的国际化、标准化《中国历史日食典》科技成果复核，在北京天文馆研究员、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中国古天文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玉民博士的指导下，不仅排除了公元前520年和公元前518年（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期间）两次轻度日食，也排除了公元前495年所看到的轻度日食，上述三次日食都不符合《礼记》所记述的重度日食；还排除了公元前498年所发生的次重日食，也不符合《礼记》的记述，而且，这一年孔子尚未出国周游，而忙于鲁国“坠三都”的紧张变革，无暇他顾。最终，选定了为列国史书所漏记的公元前496年2月6日所发生的重度日环食，这一天9点3分到9点44分，所看到的日食达到0.93至0.89（食分），正符合《礼记·曾子问》的记述。可是，这一天孔子相从老子助葬，又在什么地点呢？

    孔子于公元前496年的行迹，据《孔丛子·记问》：“赵简子使聘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既不行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孔子生平纪年表所列，公元前496年，孔子离卫适晋，闻变又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由卫去晋、未至晋都闻变返卫的行迹记载，已为焦作市温县出土的文物所佐证。1980年3月至1982年6月，河南省博物馆对温县武德镇的春秋古州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圭盟书载明，晋国的三家大夫设誓立盟，效忠晋侯，经推定时间是公元前497年1月16日。石圭盟书表明，晋国具有相对统一的国情背景和邀聘孔子仕晋的前提条件，于是在盟誓的当年邀聘孔子仕晋，孔子才离卫返鲁，打点行装，至卫国的西部汲县，延留一冬，春暖离卫地，经晋地怀川，入夏，顺济源的古轵关道进入王屋山区，闻变而于当年秋天返回卫都帝丘。

    孔子于公元前496年春由卫地到晋地的往返途中，所留下的遗迹和传说点点相连，如汲县君子村的孔子击罄处及碑刻，焦作市马村区聃村（后改名孔庄）的孔子易辙，沁阳市羊肠板道上的拦车处，温县卜杨门村的少年卜子夏，被孔子收为晚期弟子，孟州市的仁和里孔老相逢，济源王屋山区黄河北岸的圣回头（解放后更名段英言村，以纪念革命烈士），及附近的夫子岩、夫子堂、夫子潭、孔子与弟子的十哲像等。然而，孔子去卫适晋的往返行迹，与失踪的老子行迹，一明一隐的相交点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孟州的仁和里，因孔子和老子（传说隐居于附近2公里的温县清风岭岗地）偶然相遇重逢，而更村名为相逢，2000多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孔老重逢后，同至老子隐居处，于2月6日共同为友人举行葬礼。

    就是说，地下的出土文物，天上的日食天象以及地上千古留存的地名，依次相连，相辅相成为证：公元前496年2月6日，孔子相从老子为友人，在怀川行葬（孟州相逢村和温县的清风岭岗地，两者附近的济水一带）；孔老峰会就在怀川，是一个客观存在，孔老之间存在着不一个阶段、亦师亦友的双层递进交往；天地作证，老子去周20年时在怀地显迹。怀川有关老子悟道的传说，也不再是空穴来风。

    天地作证的客观存在具有确凿性和充分性，又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由此，将产生横向和纵向的连锁反应！（文史编号：201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