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豪是“汉奸”吗？到底谁是汉奸？
唐才良 《搏击》2015年第6期
这些年，有那么几个人，在太极拳文坛上宣扬张三丰，因观点不同，竞公然辱骂武术界的前辈学者唐豪是“没落文人”，甚至骂他是“汉奸”，这种行为，构成了诬蔑与诽谤。
如果有人在烈士陵园里乱涂乱画，大家会出来批评制止。但在我们武学文坛的精神家园中，这种如同在烈士陵园中搞破坏一样的造谣诬蔑，却没有人出来批驳，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尽管笔者水平不高，也要出来呼喊几声。
本文主旨在于强调唐豪的抗日爱国，并以此文表达对一个抗日爱国的武术家的敬意。
一、唐豪是积极抗日的爱国人士
唐豪是“汉奸”吗？答：当然不是！有以下史实为证。
唐豪（1896年-1959年），字范生，号棣华，江苏吴县人，武术文史专家，亦是一位进步的律师。
1、唐豪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积极组织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唐豪被推选为法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唐豪发起组织上海国术界救国会，团结爱国的武术家抗日救亡。当时上海国术馆、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所属的国术界人士纷纷加入这个组织，佟忠义、王子平、叶良和顾留馨等著名武术人也参加了。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八十八师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寇激战，后转移至租界胶州公园旁的临时营地驻扎，羁留长达四年，被称为“孤军营”。唐豪等人发起和安排精武会等武术团体和武术界人士，多次前往“孤军营”慰问，当场表演武术，激励军民同心抗战。在1939年元旦拍摄的“孤军营”慰问现场照片上，可以看到顾留馨、陈绪良、朱廉湘、唐豪、佟忠义等武术家，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抗日热情。
2、唐豪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
1936年，顾留馨受陈国栋（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指派，开设“爱文书店”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站。唐豪、萧军是书店“常客”，他们曾一起商议策划隆重举办鲁迅葬礼等活动，唐豪则从法律的角度给以指导，以保证活动安全开展。沙千里、袁清伟、顾留馨等人筹建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会）。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职救会成立“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募集饷款、寒衣声援。罢工大大地打击日商利益，日本领事向国民党施压，日商又勾结地痞流氓搞破坏，职救会会员时常受到威胁，甚至被反动当局无理关押。唐豪志愿为职救会担任义务律师，免费为抗日爱国人作辩护，营救被无理关押的职救会人员。他为袁清伟（解放后曾任中央文化部司长）、以及吴佐臣等爱国青年作辩护，唐熟练运用法律严正驳斥日商对袁的诬告，营救了袁清伟等同志，职救会负责人沙千里亲自登门感谢（沙千里是著名抗日“七君子”之一，曾任新中国贸易、商业部副部长，轻T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等职）。1938年唐豪与章士钊、史良一起为李士英辩护，营救这位被国民党关押的爱国人士，后来李士英逃脱关押后，直奔唐豪家中求援。在唐豪的安排下，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转移至安全地方。解放后，李士英曾任中央最高检察院副院长。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在日本领事威逼下，以“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为由，拘捕爱国人士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1月，经胡子婴、徐雪寒、吴大琨的安排，派出以顾留馨为首的21人请愿慰问团，前往苏州高等法院请愿，呼吁恢复“七君子”自由。4月3日，法院竟向顾留馨等五位请愿代表，加上陶行知、罗青共七人发出传票，以“煽动罪”关押，引起社会各界的震惊，史称“小七君子”事件。唐豪又毅然为顾留馨等“小七君子”辩护，在唐豪的辩护下，法院理屈词穷，只得释放顾留馨等人。在“七君子”案开庭前，唐豪又与保释在外的顾留馨前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并在监所天井内，向“七君子”表演劈刺，表示要研究日本的劈刺技术，发挥武术的实战价值，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服务，得到了“七君子”的赞赏。
3、唐豪是国家指派审判日本战犯的高级律师。
1941年，日伪宪兵以共产党嫌疑为名关押、拷问唐豪。唐豪坚持自己的活动是律师行为，敌人无法得到想要的口供。在地下党（由顾留馨和上海纸业商人虞连笙公开出面）营救下，宪兵队只得释放唐豪。身陷日寇占领区的唐豪，虽是律师，但他坚持不承认日伪法庭的合法性，不愿在日伪法庭上出庭，致使收入无着，生活非常艰苦，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聘请唐豪担任高级律师，参与对在押日本战犯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由于唐豪精通日语，通晓日本法律和国际法，有利于开展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有利于清算战犯的罪行和教育改造他们。1956年6月21日，中国政府对1000余名日本战犯宣布了处理意见，唐豪以出色的工作，为这项重大任务的完成做出了贡献。由于他的工作当年属于国家机密，他在与顾留馨的通信中也只是简略提及，因此他的事迹鲜为外人所知，但他的作用是永远留在史册中的。种种事实证明，唐豪是抗日爱国的，骂唐豪是“汉奸”，是罔顾事实的无良行径！
二、国家体委对唐豪简要的评价
1959年1月，唐豪先生逝世。由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同志代表机关全体同志献花圈，技委会主任王任山介绍了唐豪生前事迹：“唐豪同志曾多年从事司法及教育工作。1919年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积极宣传抗日；1927年受国民党迫害逃往日本留学，回国后仍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1932年在上海法政大学，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大游行被推选为法律委员会副委员长。并曾为‘七君子’史良等同志在法庭上进行法律辩护，与国民党反共法律作了多年政治斗争。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法律顾问、华东检察署调研室主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于1954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
三、武术界对唐豪客观公正的评价武术理论家吴义翰先生评价：“唐豪先生是我国武术史学科、太极拳史学科先驱者，20世纪30年代他在中央国术馆任职时，就大力提倡研究武术要科学化，主张发展质朴实用的传统武术，反对花拳绣腿式的虚假套路。他在《武艺丛书・白序》中声称：‘武术界中……以口头或著作广传其荒诞的、邪魔的、神秘的谬论，毒害了中国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了反对这些不良倾向，他白1930年即投入中国武术史的研究之中，先后撰成《手臂余谈》《太极拳与内家拳》《少林武当考》《内家拳的研究》《戚继光拳经》《廉让堂太极拳谱考释》《中国武艺图籍考》等专著或论文。由于作者治学态度严谨，知识渊博，对十国武术史的研究取得了丰厚成就。”[2]
暨南大学教授马明达先生评价说：“我们一直为当代武术界出现过唐豪（字范生，号棣华）先生这样的武术家而感到庆幸，感到荣耀。他是杰出的律师，是学养宏深的文史专家，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同时，又是武术家，是武术史和民族体育史学科的奠基人。唐豪先生是迄今唯一一位对武术文献和民族体育文献做过系统料理的学者。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唐豪先生发表的《中国武艺图籍考》及其《补篇》，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中国民族体育图籍考》和许多论文专著，是20世纪武术史和民族体育史的划时代的著作，也是武术目录学和文献学的创轫奠基之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著作中也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疏失，这其实很正常，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也不必横加指议，重要的是深入认识他的开拓精神和学术成就，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卓越的武术识见，把他所汲汲开创的武术学业继承下来，并不断加以恢宏发扬。对武术和民族体育史来说，这是科研工作的基础，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3]
四、某些人是如何攻击唐豪的
于志钧先生在《中国太极拳史》中说：“唐豪是个不习中国武术的没落义人”，“唐豪当时是从日本回来的没落文人”。[4]
路迪民先生在《太极拳源流争论因果新探》中：
“唐豪的太极拳考证，是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在武术领域的反映，这不仅因为唐豪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与疑古思潮的做法类似，其思想方法也和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同出一辙。唐豪时太极拳早期历史的否认，是否也受到了日本侵华思想的影响呢？笔者不能随意武断。但也凑巧，正是唐豪1927年去日本学习政法之后，1928年归国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1930年就出版了《少林武当考》，说少林武当的早期历史都是附会，这不能排除他受到了日本思潮的影响。”“《少林武当考》的出版，实在谈不上‘考证’，因为他是秉承疑古派‘先疑后考’的原则，在没有任何证据，也未到陈家沟考察的情况下，就断定张三丰决不是太极拳始祖，把黄宗羲以来的记载和各流派的说法一律斥之为‘妖言惑众’，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愤怒。当然，即便唐豪受到日本思潮的影响，那也是无意的。他在抗日期间还为抗日人士做过辩护律师。有些拳友把唐豪称为‘汉奸’”，这倒不必”。[5]
路迪民说的“有些拳友把唐豪称为‘汉奸’”，这个“有些拳友”是谁？他有证据吗？他能负法律责任吗？这是路先生应该回答的问题。
五、路先生的无知及奇怪逻辑
路迪民先生第一步是指出“唐豪的太极拳考证，是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在武术领域的反映”；第二步是提示“唐豪对太极拳早期历史的否认，是否也受到了日本侵华思想的影响呢？”；第三步是坐实唐豪的“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有关：“但也凑巧，正是唐豪1927年去日本学习政法之后，1928年归国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1930年就出版了《少林武当考》”，“这不能排除他受到了日本思潮的影响”。路先生的三步推论，环环相扣，就这样把唐豪关于太极拳史的研究，与“日本侵华思想”乃至“汉奸”扯上了关系。
路迪民在《太极拳源流争论因果新探》一文中，用醒目的标题“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有关”，为“疑古思潮”定了性：“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有一定联系，和日本对于中国的思想侵略和政治侵略正相呼应”。
“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的关系，的确是路先生为抹杀和贬低唐豪，精心炮制的杀伤性武器，但可惜路先生所揭示的历史，是不真实的。
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带有浓烈反封建色彩的疑古辨伪风潮几乎席卷了整个学界。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古史考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20世纪初的其他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罗根泽、钱穆、张心澄等，其文献考辨的成就也不可小视。传统学术中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古史辨派的形成，与五四反封建思想和科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对20世纪学术史（包括从古史研究到神话学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走向，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民国学者马瀛先生著作《国学概论》第三章“怀疑”中说：“怀疑为研究科学之不二法门，亦为研究国学之人入门工夫”。“故怀疑为求信之途径，亦为启发真理之秘论也”。“故吾人研究学术，决不可不具怀疑之态度；与其信而错，不如疑而错，犹为无流弊也。怀疑之道奈何？当分疑古、疑今两方面言之”。马氏在第一节疑古列举中谈到：古人之书，“有全出伪撰者”，“有真伪错出者”，“有出于寓言者”，“有言过其实者”，故此马氏认为：“凡可信者不过十之二三也。杨朱日：‘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诚哉斯言！”马先生又说：“最近顾颉刚专以抉辩伪书事，虽间流于武断，而其方法之精密，有足多者，其所著《古史辩》一书，颇有学术上之价值。”他赞赏顾颉刚：“胡适许其为史学界一大贡献，洵非诬也”。[6]
著名史学专家李学勤先生2007年5月16日在“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来总结、回顾二十世纪的疑古思潮，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我想首先应该强调，要充分估计疑古思潮所起的进步的、正面的作用，估计它的重要贡献。大家看我出了本书，叫《走出疑古时代》，但并没有意思要抹杀疑古思潮的进步，我在文章里首先就是肯定疑古思潮的进步，这一点很重要的。”“在二十世纪，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开始出现一种对于中国传统的古史观进行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这完全是进步的。从我们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冲决网罗，打倒偶像，在当时起了一个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7]很显然，唐豪的武学研究，处于上述的那个思想大潮之中，如果吸取了疑古派注重考证、注重考据的科学精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使有着某些缺陷或不足，无论如何也跟“日本侵华思想”搭不上界。路迪民硬是将两者拉扯到一起，应该是不妥。
唐豪去过日本留学，于志钧就说唐豪是“从日本回来的没落文人”；路迪民也隐晦地暗示：唐豪去过日本，“但也凑巧”“不能排除他受到了日本思潮的影响”了。这是路先生的奇怪逻辑，他甚至还有一段奇文：
“顾颉刚虽然未去日本，但他在1920年至1922年在北大图书馆当过“编目员”，清查过外文书籍，也有机会看到日本刊物对中国古史的非议（经查，北大图书馆存有这些日本刊物）。所以，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的联系确实存在”。“他们和日本思潮的呼应，并非有意给日本反华张目，但在实际上做了侵略者想做而难以做成的事”。
这是些什么话？真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居然还能见到这种“文革”式的蛮横武断！
六、诋毁唐豪就是为了争夺话语权
武术界很少有人读史学，绝大多数武术爱好者未必知晓顾颉刚，也少关心“疑古思潮”等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所以有人利用这个空子构建伪历史，欺骗了不少读者。因为当“疑古思潮”被描写成一种罪恶思潮，当顾颉刚、唐豪等人也被妖魔成“汉奸”的时候，张三丰的禁区也就设立起来了，他们夺取太极拳史话语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有趣的是，路先生在《疑古思潮与唐豪的太极拳考证》一文中说：“极左思潮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的一种带有政治压力的思想枷锁，使得人人自危，惟恐落入‘右倾“反动’的漩涡。在这种气氛下，把学术、文化的很多问题与政治联系起来，‘上纲上线’成为时髦，造成了很多领域、很多问题的‘一言堂’和研究禁区，并酿成大量冤假错案。”
这些话倒是像路先生在自我检讨。路先生不是就在以“但也凑巧”“不能排除”来罗织罪名，不惜用“汉奸”的罪名来吓人么！
七、学术讨论要接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唐豪等人批判附会神仙，反对封建迷信，这是武学研究的学术问题。他们学说中的缺点和失误可以而且应该研究和批评，但评价不能脱离社会背景，更不能只站在个人或某团体的利益上瞎说一气。“汉奸”的帽子是吓不了人的。路先生也说过：“棍棒代替不了‘学术’，更不能征服人心”。学术讨论要接受道德和法律双重约束，学术争论不能使用侮辱性语言，不容许造谣污蔑诽谤他人，这是大家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
注：
[1]《行健斋随笔・唐豪太极少林考》前言山西科技出版社
[2]《行健斋随笔・唐豪太极少林考》吴序山西科技出版社
[3]《行健斋随笔・唐豪太极少林考》前言山西科技出版社
[4]《中国太极拳史》第61页、第62页，于志钧著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5]《太极拳源流争论因果新探》作者路迪民《武当》2007年第5期
[6]《国学概论》[民国]马瀛先生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7]《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作者李学勤，摘引自百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