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by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戴维•皮林

很可能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古巴之外，没有几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如此鲜明地反映出一个人的“遗产”。李光耀(Lee Kuan Yew)可谓这个国家的建立者，新加坡今日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美国和挪威。91岁高龄的李光耀目前因严重肺炎在住院。他的重磅回忆录《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展现了他对自己成就的敏锐认识，他像魔术师一样，将没有辉煌历史、地理条件一般的新加坡，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但是当国父离去，新加坡将如何发展呢？

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提的实在为时过早，更不用说有点不得体。正如李光耀本人曾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所说的那样，人们应该等到一个人死后再评判一个人，用他的话说，“盖棺定论”。事实上，只要他还在世，人们也不可能对他作出真正的评断。部分是因为新加坡人对他的尊重和感恩情结，还有部分是因为每当他觉得受到诽谤，就会坚持不懈地提出诉讼，这令人心有余悸。他的一位早期合作者谈到李光耀的“遗产”这个话题时，阴沉地说：“人所为之恶，死后犹存；所为之善，与人俱亡。”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将要面临的困境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2011年，李光耀从新加坡内阁退休，此前他参与创立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在大选中遭遇了50年来最低得票率。（尽管这个长期执政党只获得60%的选票，但它却赢得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李光耀从此进入半退休状态（即使到了现在，他仍是国会议员），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他担任了30多年的总理，卸任后又当了20多年的总理公署高级部长(senior minister)和内阁资政(minister mentor)，内阁资政这个职位是他的儿子、2004年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Lee Hsien Loong)设立的。

新加坡的问题虽然之于其自身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大多数国家梦寐以求的。新加坡干净、安全，是重要的金融及制造业中心，其难以成为典范的唯一原因就是它规模太小。然而新加坡的普通民众间明显存在着一股不满情绪，这在民意测验和热闹的博客世界都有所体现。新加坡的传统媒体受到严格控制，博客则可以摆脱这些束缚。新加坡的房价被这个城市大批的银行家、股票经纪人以及其他专业人员抬高，许多新加坡人买不起房。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

移民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新加坡有530万人，其中130万为外籍人口。新加坡政府已设法减缓移民速度，但其必须应对生育率位列全世界最低之列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由于担心人口过剩，李光耀推行“两个就够了”运动。新加坡女性相信了他的话，她们甚至更进一步。新加坡现在平均生育率仅为1.3个孩子，而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最低生育率为2.1个孩子。人口下降的前景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正在修改李光耀所倡导的自力更生式资本主义，承诺将提高再分配力度，并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就在本周，新加坡政府提高了收入最多的5%人群的税收，将他们的边际税率从20%提高到22%，以帮助为上述承诺买单。

李光耀对这些酝酿中的问题可能比大多数人更不意外。他始终有着极端疑惧的心理，把创建新加坡的过程称为一场“长期的艰难跋涉……在这个过程中成功看上去是不可能的”。这个弹丸之地的岛国，在供水方面依靠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在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自英军撤出后，新加坡在防务方面开始依靠自己征召的军队。该国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共同构成，国内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一直困扰着李光耀。他的对策是采取了英汉双语政策，并努力将他所说的缺乏共同命运的多民族人口建成一个“多种族社会”。他强力打击腐败。他支持肉刑，认为那是约束民众——新加坡拥有的唯一资源——的一种途径。

他的成就是真真切切的，也可以说是棱角分明的。就像一位校长一样，他打造了一种文化，他只能寄望这一文化可以在他离世之后延续下去。他告诉传记作者汤姆•普拉特(Tom Plate)：“我认为，一人一票……不是最终归宿。”

他更相信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要是精英大体上仍是称职和务实的话就好了。

不过，当李光耀辞世之后，新加坡人可能会想，要是他们过去在学习如何自己管理各种事务方面做得更好，那该多好。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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