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林语堂、陈六使——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

新加坡眼按：学贯中西的大作家林语堂当年远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度过最初的“蜜月期”后，与校方的恩怨纠葛不仅成为东南亚，而且是整个华人圈的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其后几十年，许多学者、历史爱好者、文学爱好者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试图通过推理还原当时的是非黑白……现选取三篇文章，既可作历史探佚，也可作饭后茶余谈资。谁是谁非，看官们自行议论。

林语堂与南洋大学，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文/东东枪）

2013年6月29日，我在这里说，南洋大学的事情比较复杂，可惜手边缺少很多资料，先占个坑，晚些来答。

如今已又过去近两个月。这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又四处搜集购买了一批与林语堂生平有关的各种旧书、资料，翻查了大约上百万字资料，并仔细阅读了其中与此事有关的约近10万字。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1956年南洋大学官方编订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史》。其中包括很多林语堂赴新加坡之后，当事双方的讲话原文及详细的会议实录，有些已经详细到会议上是谁先说了什么，谁又说了什么，谁是用国语说的，谁是用粤语说的，谁是坐着说的，谁是站起来说的。其中还有林语堂公布的预算方案全文、林语堂等人被遣散时领取的补偿金详单等。此外还有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见到。

在做完以上这些功课之后，我觉得大概有资格来认真答答这个问题了——

A. 此事基本事实:

南洋大学的事情说来头绪繁多而复杂，但基本事实很简单，我们先来理一理——

起初，是新加坡侨商领袖陈六使牵头，联合各界人士一起捐款凑钱，要为本地华人办一所大学，并决定聘请身在美国的林语堂来做校长。

之后，陈六使委派专人赴美商谈，并与林语堂多次通信。通信过程中，二人商讨的主要问题是钱的问题：林语堂立志要办“第一流大学”，并提出，办大学处处需要钱，否则捉襟见肘，就很难办好，据他看来，必须要有两千万元基金（叻元）才为稳妥，否则，宁可不愿赴任。原话是“此二千万基金必须筹足，此为弟接受校长职条件。”

而陈六使在回信中多次斩钉截铁地承诺，两千万不成问题，你快来。原话为“基金二千万元本非大事。南洋华裔慷慨好义，实繁有徒，而必要时弟仍当继续贡其棉薄。”

除此之外，林语堂还提出过一些要求，但如果总结一下，林反复说的无非是：我要办就要办第一流大学，二流三流的我不办，钱不够的话，恐怕难以办成这件事，你们有实力咱们就做，没有的话我去了恐怕也会出乱子。此外，既然让我当校长，我说话就要算数，不能让我无法施展我的抱负。而陈六使对此的回复也一直是：我们也要办一流大学，咱们慢慢努力。钱的事你万万不必担心，这都不叫事儿。只要你来，都听你的。快来。

沟通数月后，林语堂携一队人马抵达新加坡赴任。陈六使对林语堂欢迎备至。林语堂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案及预算，但这份预算遭到了南洋大学执委会的质疑及抵制，认为林语堂好高骛远浪费我们的钱。林语堂认为我是校长，你们早答应我来了就听我的，现在为何又说话不算话。

于是，双方开始就预算开始谈判、几番争执后终于无法调和，林语堂宣布带领自己的一队人马集体辞职。

最后，根据事先的协议，林语堂及相关人员得到了校方给予的一笔补偿费，离开新加坡。

简而言之，双方基本分歧，无非四个字：互争财权。
其余矛盾，皆因此而起。

B. 双方基本立场：

a.
在林语堂一方看来，关于财权的问题，赴任前的几番通信已经说的足够清楚（其实看过那些信件原文的人自然会理解这一点。林几乎是一种生怕自己说的不够清楚的状态，每次通信都是开门见山，先说一定要有两千万、让我说话算数我才赴任，甚至看出对方信中或言谈中有一丝含糊都要再写一封信去询问确实）。而到了新加坡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境况——不被信任、遭人掣肘。当初言之凿凿，如今全都作废。自己满怀着要办第一流大学的理想，如今看到的只是一群精打细算处处挑刺儿的生意人。既然如此，何必当时满口答应，骗我前来？几番争取，都无结果，只好败兴而归。而既然自己受了这样一遭诓骗，连累自己的一堆亲友遭受这样的委屈，最后接受对方的赔偿金也是理所当然。

b.
在陈六使一方看来，我们大家凑钱办学都是无私奉献，为当地华人谋福利，你林某人受聘于我们，当然要为我们办事。这些钱来之不易，当然要精打细算地花。你这样大手大脚，让我们实在不放心。对你提出意见，你还毫不服气，态度强硬，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毫无商量余地。刚一上任即是如此，以后还怎么得了？宁可赔钱，也要把你请走了。可你这样耽误我们的创校进程，竟然也毫不内疚，最后竟然还真的接受了大笔的赔偿金。我们那钱可都是大家出自热心，无偿捐献的，你就这样毫无愧疚地拿走了，也实在太不够意思，简直像是只为了骗钱而来的。

c.
不得不提的是，关于此事中双方的真实立场，还有另一种解读——

尽管双方在事前的沟通中以及日后的办学方针中都多次提到兴办大学只为振兴华人教育，不涉政治，但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写的《林语堂传》里说，是林语堂一贯的反共立场得罪了新加坡的某些势力，尤以南大校董之一李光前为最。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其时陈嘉庚已在北京的共产党政权任职。其时李光前接到陈嘉庚的来信，说南洋大学万不可由林语堂把持，要将其赶走。于是才有预算风波等事。林太乙也是南洋大学事件当事人，此种说法应是出自林语堂当时的认识，而南洋大学方面对此矢口否认，认为是林语堂信口胡说栽赃陷害。但据《纪念南洋大学》一书（胡兴荣著）记载，1954年陈嘉庚确曾致信自己的新加坡挚友林崇鹤，对南洋大学的创建提出很多建议，并明确反对林语堂担任校长，认为林“不但反动，品格亦不佳”。至于陈是否曾致信给自己的女婿李光前，则尚未发现明证。而南洋大学的创建人陈六使本人确实也与林语堂的政治观点相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陈六使曾在新加坡举办了一个千人大宴以示庆祝。而且，陈六使早年间就读于陈嘉庚创建的小学，后在陈嘉庚手下工作，受陈嘉庚影响颇深。（以上提及的林太乙观点出自台湾联经版《林语堂传》，大陆出版的此书中无此章节。）

C.各自的错误：

a. 林语堂的错误

1. 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林语堂不该应聘担任此职。林语堂在赴任南洋大学之前并无办学经验，亦无此类行政管理经验。唯有1926年代，曾在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但那段任职也闹得不欢而散，还连累了鲁迅等人。1927年曾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外文秘书，但也不久即请辞，宣称自己不适合担任此类职务。这南洋大学校长一职，并非教职，而是管家，林语堂只是个作家，并不称职，但他自己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2. 办学计划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办一流大学"的理想固然没错，但陈六使等创办大学的目的只是要让新加坡等处的华人子弟能有自己的大学可读，也为南洋华侨争一口气。高端学府和大众学堂，本不是一码事。“一流大学”的口号喊出来，自然人人鼓舞，无人不响应。但陈六使等人都是贫民出身，并没读过什么大学。“一流大学”到底如何办法，未必清楚。林语堂固然也曾在信中同意说此事不可一蹴而就，但其完美主义、充满文人理想的高标准，以及实现此理想所必须的物质支持，则注定与凡事务实的生意人们无法调和——林语堂自己显然对此也有担心，否则不会在与陈六使通信时对2000万基金一事千叮咛万嘱咐。林语堂对学子们自由徜徉于知识园地的情境所作的畅想，如“抽烟”、“熏火腿”等论，最后沦为新加坡人口中的笑柄，也可证明并没几个人真正听懂了林语堂的办学理念。

3. 人事班底中信用大批亲属，授人以柄。任命女婿黎明为行政秘书(等同副校长)，女儿林太乙为校长室秘书，侄儿林国荣为为会计长。或是图其稳妥可信，但毕竟太过敏感。不出变故时亦无所谓，一旦反目，则必然成为对方攻击的要点。

4. 凡事苛求、计较，务求完美的态度，得罪了不少相关人士。从林语堂对那些未经他同意便已开工建造的学校建筑的苛求态度，以及对预算中各类明细事项的认真程度，可见一斑。林语堂对于各类建筑的样式形态，都有设想、都有要求。而据林太乙《林语堂传》记载，双方在谈判中连桌椅样式都曾争执过。换做旁人，恐怕未必会因此类事宜与对方发生争执。不过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并未下令或提议将已在建的校舍拆除，而只是要求“已动土者固无论矣，尚未动土者……俾得修改图样，以求合用”。

5. 林在发现自己与陈六使一方的分歧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够恰当，且态度直率粗暴，甚至不乏轻慢。林当时的做法包括向媒体公布自己与陈六使一方的争执细节、向海外英文媒体宣示自己的立场指责陈六使一方、试图聘请律师起诉对方（并未成真）、在谈判时不顾及对方尊严面斥对方咄咄逼人、态度一直强硬毫无示弱之意……这些方法，都未免天真幼稚，非行事老练狡猾者所为。不但激化矛盾，让对方不得不摆出更强硬的姿态来（否则何以面对手下及群众？），更授对方以口实，也在公众面前尽失风度。

6.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指责对方。如指责对方控制报章媒体、指责校董中某人将建筑项目只为包揽求利、以及之前提到的指责对方是受亲共势力指使等。也许有些是确有证据不好明言，但恐怕仍有一些是出于猜测并无实据，一旦脱口而出并向海外媒体宣布，看来则颇似栽赃，尤其是他所指责的是在当地颇有威望，为人赞颂的侨界领袖，则这种指责不只得罪了领袖本人，亦得罪了其所有支持者。而且，其中一些是关乎政治立场的指责，都是大是大非，极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造成恶劣影响，让对方不得不倾尽全力加以反驳批判。

7. 领取遣散费离开之时，未曾顾忌新加坡民众感受。离开新加坡之时，林语堂等人全额收取了议定的遣散费用。林语堂好友徐訏后来在文章里评价此事，认为此事是“无法使情、理贯通融合”，或可理解为，徐訏认为此举“合理，而不近情”。徐訏还说——以语堂文章之飘逸，而拘泥于意气微利之争，不知是否所谓“做事须认真”这句话害了他。我想当时如有一个高明的“师爷”予以指点，或仍可使其顿然返悟。甚至把已争得之钱，于临行时捐赠南洋大学，也正可使陈六使之六愕然自残的。（林语堂领取遣散费是否该算作“错误”，似乎颇有讨论余地，徐訏的说法似乎比较公允，“合理，而不近情”，虽然未必算得错误，但终归不妥。至于临行之时将遣散费奉还，只是徐訏个人的想法，处在林语堂当时的境地，恐怕满腹冤屈愤懑，是无法扮此潇洒的。）

b. 陈六使一方的错误

1. 失察——林语堂是否适合担任南洋大学校长，本应是事前做好充分调查论证的。无数侨胞协力齐心兴办的大事，不该如此不慎重。林语堂缺无办学经验，亦无行政管理的才能，为人也是天真自由，更对南洋情况缺乏了解，办学理想也与陈六使等人不同，选择林来做南洋大学校长，本身就是失察、失职。让林语堂误以为双方办学理念已沟通清楚，可以调和，也不应当。后来的矛盾，都根源于此。

2. 轻诺——陈六使在与林语堂通信时，对林语堂提出的所有条件一概答应。其中明确包括须筹足基金二千万叻元，校董不得干涉大学行政等。而且陈六使还详细解释，为何自己一定有办法如期筹够所有经费，口气十分豪迈。但矛盾发生之后，陈六使自己也承认当时的信“写得太过太好”，是言过其实了，并且还解释说“犹如吾人经营，聘请经理，当然要说好话，不但赋予全权且年终有花红，但经理既经营不得法，资本日减，吾人岂可再赋以全权，及奖以花红乎？”其时林语堂完全谈不到“经营不得法”云云。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南大执委会筹钱也确有困难(承诺的二千万基金实收仅四百万元)。

3. 寡信——轻诺必然寡信。林语堂抵达新加坡后遭遇的就是一群“寡信”的校董。之前的承诺全不作数，筹款不足、财权不放。毫无“用人不疑”的气派。

4. 不以说理服人，而以道德要挟——在于林语堂谈判的过程中，当地媒体即大肆对林语堂的道德进行指摘，当年的报道如今还在，看一看，几乎全是下作偏激的小报文风。而当时林语堂气愤的也是这一点，因为当地主流媒体的东家亦正是与林争论的陈六使等人。而这样的文风，在后来几十年间一直绵延未决，从1950年代南洋大学官方对此事的总结文章，到后来一些南洋大学校友对此事的描摹，行文颇多无聊指摘，亦不乏捏造诬蔑。比如高晓松老师曾经引用过的说法——林语堂是毛遂自荐并在达成协议前单方面宣称自己已经被聘任为校长，强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就颇为可疑。消息的源头来自于1976年某刊一篇文章，除此文外，目前我见到的所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都未提及林语堂单方面宣布即将上任一事。连南洋大学的官方出版物里都只称相关人士抵达美国后与林语堂商谈，“一拍即合”。此外，无论事发当时，还是后来岁月，对林语堂的谴责大都脱不了“拿走了南洋民众捐献的血汗钱”一事，并时常举出当时新加坡三轮车夫联合捐款一事。这张感情牌打了数十年（查阅当时的捐款明细——《各界捐赠南洋大学基金名录》，三轮车工友同业会的捐赠金额仅有21660.51元，于基金总额中所占比例实在微乎其微），动不动就拿三轮车工友的捐赠来说事，并在报章上大篇幅刊载无从了解具体真相的劳工民众对于林语堂办校理念的指摘，也实在是比较无聊。

D. 何以如此？

谈完双方各自的错误不妥之处，我们来试着揣测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a. 林语堂方面——

林语堂崇尚自由闲适的人生，却也过着积极认真的生活。他常用来自况的那副对联“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是一个大略的总结。之前所引徐訏的话，说的就是此事。

“做事须认真”，导致林语堂做事经常过于“讲理”，而不“近情”。尤其是林语堂自幼接受基督教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反倒涉猎不多，虽然后来曾努力补课，但其人生观之根基，终究是比较西化的。后来留学欧美各国、40岁以后又长期在美国居住，更让其作风十分“洋派”。其著作《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虽然说的是中国文化，但却几乎是以一个旁观者视角来评判欣赏的——也正是如此，才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品位。相比之下，他远不如生在中国乡村，长在南洋商界的陈六使等人“中国”。再加上陈六使等人都是商人出身，林语堂却一身的文人脾气，双方沟通完全是鸡同鸭讲。林语堂认为一言既出自然应当照办，陈六使却觉得客套而已何必较真。林语堂认为既然受辱受气，拿你的赔偿金是天经地义，对方却觉得合作未成拿走遣散费未免太不仗义。一边是承诺契约，一边是面子人情，沟通必然无效。

这种认真，表现在处事细节上，则经常是苛求完美，不肯容忍、不留情面。之前谈到的一些事迹，即属此列。（顺便提一句：林语堂是天秤座。）

同样，林语堂的金钱观也一直比较“认真”。一方面或许与以上所说的“人格西化”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也与林娶了个银行家的女儿，常有内助协理此类事宜有关。南洋大学一事上林语堂对金钱的认真让很多人诧异，但据旁人回忆，林语堂1930年代赴美之前，在上海变卖家中已经无用的家具，无论亲朋好友，挑选中某件，林家便照价收钱。连林语堂的同胞弟弟拿走某些家具，也照收不误。此事已经让当时的一些人咋舌不已。而林语堂却视此为合情合理，十分坦然。这样的林语堂，怎么会在领取遣散费的时候觉得愧不敢收？

另外，林语堂生性热情、满怀理想、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自视聪明、有创作才华，但却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刻的洞察，一生作品大多浅薄，并非人情练达之辈。看他所作的那些小说即可明白。这导致他在处事为人上也常显出几分幼稚来，绝不似鲁迅的老辣深刻。年轻时，这可被理解为勇猛凌厉，但一旦年老，则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对比其早年杂文与晚年的《无所不谈》，应该可以看出来。

或可总结为，与很多人一样，林语堂是个有政治热情，而无政治智慧的人。表现在南洋大学一事上，则是有创业之心，而无成事之才。

郁达夫生前曾评价林语堂“生性戆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林语堂怕是将此话当真了。但即使是郁达夫的赞扬，也先埋了一个“憨直、天真”在前头。林语堂对自己能力的错误判断，导致他一时自信爆棚，

同时，在与人争执时，行动毫无策略型，也是其本性幼稚的表现。“做事不随东，累死也无功”这种世俗道理不知林语堂是没有听过，还是听过了也不认同。反正从他的行为上来看，他不只是“不随东”，而是时时处处无视对方的立场与尊严。当面直斥对方领袖、证据不确凿时公开指责、事后发表文章追加罪名……很多不必要的盲动、不理智的出击，断送了和解的可能，也让对方不得不以全力反击来自证清白。

谈到具体的办学理想上，林语堂一直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如一片丛林，将学生放入丛林让他们自己觅食、自己成长，才是培养出上等人才的正途。“熏火腿”、“抽烟”之类说法即是根源于此。但这对陈六使等人来说，未免太过飘渺。与南阳侨商集资办学的初衷更是不符。

而林语堂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不快经历，正是因为财权、行政权都被架空，不仅是林语堂自己的事业理想无法实现，他辛辛苦苦邀请来的一班教授也陷入窘境——现在厦门大学仍有一间展室模拟鲁迅当时在厦大用酒精灯煮青菜的穷困状况，那便与林语堂那次经历有关。这次来做南洋大学校长，先谈钱、权归属问题，也是因为曾有前车之鉴的缘故。


b. 陈六使阵营方面——

陈六使等人筹资办学，是出自报答社会的公益之心。虽然都是商人出身，但这次却是义举。也正因为是义举、因为包括自己在内，都无私捐出款项促成此事，才在心里油然而生了一股神圣感——事实上，看之后几十年相关当事人以及普通南洋大学相关人士对此事的回忆，无不被笼罩在这股悲壮的基调之下。（南洋大学后来命运多舛，最后无奈消亡，这也让南洋大学校友们更多了一份愤懑不平。林语堂事件与南洋大学最后的归宿，似乎正充当了南洋大学校友们缅怀母校抒发愤懑的出口。）

而心怀着这份正义神圣之情，自然容不得他人对此事的轻慢马虎。林语堂应聘出任校长，是完全当做一项工作事业来做，虽有创业热情，却没有这股敬畏之心。这对陈六使及相关当事人，甚至对当时普通的新加坡华人民众来说，恐怕都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冒犯。连我们生意人都放弃赢利赚钱的心思了，你一个读书人却来跟我们斤斤计较，谈的都是钱钱钱，未必有些过分。

这样的心态加上既有的担心，就变成了处处提防和各种揣测，后来发展成了彻底的不敢信任。

陈六使等人背后是否有亲共势力指使，目前尚无明证，但恐怕即使受了影响，也不会是主要原因。

但林语堂后来在国际社会上对陈六使等人（甚至是当时新加坡社会）政治倾向的指责，却是十分危险的。其时新加坡华人夹在国共两方势力中间，明智的做法当然是两不得罪。尤其陈六使等校董大多是商人，得罪任何一方都大不应该。此时林语堂抛出这样的说法，扣在陈六使等人头上，陈等能做的必然是动员一切媒体关系，反驳林语堂的说法、丑化林语堂的形象，告诉所有人，林语堂居心不良，其人所说全不可信。

而这样的攻讦，直到如今，效果仍未消退。

E. 总结一下。

林语堂在南洋大学的这段经历，矛盾核心在于互争财权，起因是陈六使一方的轻诺寡信与林语堂的毫不相让，根源在于双方对于办学理想及处事模式等方面的分歧。

但之后的这些年里，林语堂对此事再不提及（林语堂晚年自传《八十自叙》里对这场风波一字未提，我以为此事颇耐寻味），南洋大学的相关当事人及后来者却出自捍卫母校及个人、族群尊严的目的，不断对林语堂的作为撰文贬斥，其中也不乏有失公允的偏激之词。

而很多并不了解太多内情的观众、解读者也根据片面的材料，得出一些过于简单粗暴的观点，如将此事的原因一股脑归结为林语堂人品恶劣等等。

以上这些固然也只是我个人对此事的梳理解读，未必符合历史真相，但希望能比那些简单粗暴的结论，离真相更接近一些。

林语堂的这段经历，我最早是十几年前于一些林语堂传记书籍中读到，对于一个自认为与林语堂有很多共同弱点的人，此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我时常会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想起林语堂在那段时间所犯的错误，并以此自省，修正自己的蠢行。希望我的这些梳理和解读，也为同样可能犯下此类错误的旁人，做一提醒。

林语堂亏欠南洋大学

（文/家在郑和路） 

朋友提及林语堂与南洋大学的恩怨，我才晓得这位素副盛名的幽默大师，在星马的名声如此之差。林语堂1954年10月接任南洋大学校长，1955年4月离开，待在新加坡刚好半年。不过，南大1956年正式才开课，林语堂算是影子校长吧。

上网搜寻林语堂与南大，果然如朋友所言，林语堂亏欠南大，亏欠陈六使和数不尽为南大出钱出力的星马华人。不过，我对林语堂丑恶的言行，另有一点小小意见。

往事如烟，也并不如烟。岁月淘洗了私人恩怨，林语堂引人非议的作为主要是以下几项：

1.矢志建立“反共”堡垒。林语堂自美国启程前，初到新加坡，都曾表示南洋大学将成为反共最坚强的堡垒。林氏曾向陈六使要求：“南洋大学应有一个非常单纯而无政治性的目标……教授应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 “。华人筹办南洋大学的初衷是建立华文大学，使华人子弟无须远赴中国深造，既不愿涉入国共纷争，且当时星马左倾思潮风行一时，于是，林语堂初来乍到就踩到地雷。

2.南洋大学是林氏企业。林语堂任命女婿黎明为行政秘书（等同副校长），女儿林太乙为校长室秘书，姪儿林国荣为为会计长，南洋大学突然变成林氏企业。

3.独揽建校基金。林语堂提出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要求执委交出两千万建校基金，由林家班全权支配，执委不得过问。

4.重建校舍。校舍兴建之前，图测曾寄去美国让林语堂过目。林语堂到南洋后，却执意拆除正在兴建的校舍，否则不干。陈六使因经费考量，婉言劝林迁就已兴建的部份，并承诺未动工的部份全依林语堂之意。惟林始终坚持己见，并擅自下令停建校舍。

5.第一流高薪大学。林语堂养尊处优惯了，其个人聘书条件令人傻眼，年薪星币三万六千，另有办公费六千，另由学校提供住宅，汽车，且车夫，仆役各一，据说，住宅需有冷气和静音设备，客厅可容纳数百人。当然，林语堂开出的教授薪资也高于美国大学标准，甚至有旅费，家具等繁复的补贴，远远超出南大的财力，林语堂所谓的“第一流大学”，被讥为“第一流高薪大学”。

6.资遣费十万美金。林语堂与其亲属离职的资遣费为十万美金，陈六使为了“避免浪费公款”，个人回捐相同金额给南大，等于自己掏腰包送走林语堂。南大经费全由民间筹措，无一分一毫政府补助，甚至一半以上来自星 马中下阶层贫苦华人，林语堂知之甚详，依然坚持索取高额资遣费。

林语堂离开新加坡后，在美国的“生活杂志”以“共党恐 怖如何破坏我的大学”为题，发表长文：呼吁英政府依据“殖民地紧急法令”，以“危险分子”的罪名，驱逐六十名共党职业学生及李光前等侨领，并警告英政府，如容许一个供共产党利用的南洋大学存在，则过去剿共所流的血所花的钱就等于投诸大海。

幽默大师在南洋丑态百出，相信林若有机会职掌美国，中国，台湾任何一地的大学，绝不会如此嚣张。关键也许是林语堂自认来南洋“抚番”，既是抚番，当然一切惟他是从，谁知番不受教，害他铩羽而归。林语堂来自首善之区的美国，他所谓的“第一流大学”，大抵是复制哈佛经验。不过，南大不是哈佛，南洋也不是美国，林语堂即使是出发点良善，也无可避免失败。何况很多人怀疑，林语堂来南洋另有政治目的，并非一心办学。

歧视仍阴魂不散。几年前某知名台湾作家，建议马华作家走出雨林，相信言者自认善意而诚恳。

学者为林语堂平反

（文/潘兴华）

南洋大学首任校长林语堂在南洋大学校史中被形容为千古罪人。但是他是否应永背着恶名？他在新加坡华人文化史和南大校史上，是否毫无历史意义？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何启良博士前天在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举办的“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会议南洋大学研究工作坊上，以“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为题，为林语堂平反。

作为历史学者，他说：“我每次读南大史资料，总觉得舆论对林语堂很不公平。大家都认为林语堂事件是新马华人史的污点。这个人是千夫所指的恶人，我觉得这是一面之词，必须重新解释。”

为此，他翻阅上世纪50年代的报纸，为林语堂摸索比较清晰的面貌。

何启良说：“我看到当时林语堂在报章上的很多谈话及文告，都没被收集在南大史集内。”

根据他的研究，林语堂和南大倡议人陈六使因出身教养、时代背景、文化面貌、人事关系和思维行为上有很大的不同，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他说：“陈六使‘过番’不久（19岁），林语堂却‘出洋’去了（24岁）。”

他也说，林语堂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文字和文化工作者；陈六使则是“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本”的热心母语教育的商界领袖。

何启良说，陈六使开始时重复说林语堂不嫌弃南洋资源贫乏和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南洋的，“林博士愿牺牲在美国的优裕生活，为此间华侨教育事业服务，吾人谨在此致其敬意”，说得很诚恳，看不出是反话。

他说：“如果林语堂到新加坡后的生活条件像一般论述里所说的高人一等，那也是南大执委会对他的礼遇。就算林语堂最为人诟病的全家式聘用，是否也是南大执委会为聘请‘蜚声国际领袖，士林之先知先觉，大哲大贤’而不惜一切的代价？”

何启良表示，当时新马儒商，多数是“陈六使类型”。林语堂面对的不是一个陈六使，而是一个陈六使团体。林语堂和这群社团领袖，在社会身份、自我认同、思想资源和奋发支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治校过程里，双方没有共识，因此不能构成互补互动对话关系，而两人的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发生摩擦，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

作为历史学者，何启良感觉研究南大史还有很多顾忌。

他说：“前南大的真面貌会随着时光流逝，限制解除，人为因素的改变，变得越来越清晰。南大这段历史是一部值得不断为它写史的时代，它的璀璨和缤纷是别的大学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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