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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感染冠病后死亡率明显高于年轻人，他们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取决于对社会的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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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与压力的关系因地区而异。在新冠疫情和其他重大卫生危机中，需要加强干预以适应区域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论文发表在SSCI期刊BMC Geriatrics上。
研究背景
社会信任是解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老年人在疫情中面临心理压力的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任可以被定义为促进社会网络中的互惠交换的“道德资源”。越来越多研究将疫情期间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社会信任联系在一起，并且心理健康与信任的关联相比于社会资本的其他维度往往更紧密。
尽管研究数量增多，但大多数关于老年人在疫情期间社会信任和压力的研究都在北大西洋国家。尽管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ESA）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在ESA社会信任和压力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一些北大西洋国特有的社会信任差异因素可能无法适用到有集体主义精神和严格遵守规范的ESA。因此，本研究调查了新冠疫情期间六个ESA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与心理压力的关系。
政府-社会关系下的三角政治关系(PNT)分析框架
新冠疫情、心理压力与社会信任紧张与应对互动模式有助于理解COVID-19作为一个压力源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该理论假设，压力体验发生在一个人与更广泛的环境之间的互动中。根据该理论，压力源的影响取决于：a）老年人对压力的感知，以及b）老年人如何应对压力，或者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资源来应对压力。如果应对资源不足，心理唤起水平仍然很高，则更可能出现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
最新研究已发现了COVID-19对老年人健康的危害。一些研究认为年龄有利于对抗COVID-19带来的心理影响，因为老年人生活经验更丰富从而具备更好的应对方法。然而，由于先前的健康状况、感官意识下降、身体损伤和经济困难，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此外，COVID-19更可能提高其压力水平。
首先，封控措施和社交距离让老年人面临社会孤立和孤独的风险，这些压力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此外，疫情时间跨度的不可预测性、感染可能性及其后遗症加剧了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感。这导致老年人受疫情的影响、压力反应加剧，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感染病毒。基于这些原因，理解疫情对老年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信任可能是老年人的应对资源。社会信任源于社会资本，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社会中，我们考虑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人际信任），以及制度和组织（如政府和医疗），被称为制度信任，两者相互影响。将社会信任与压力联系起来的潜在机制包括：a）政府信任水平高的人更有可能遵守限制并支持上级要求；b）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增强了人们对快速流调和治疗的信心；c）邻里之间的信任缓冲了压力源，并增强了人们对社区防疫有效性的信心。
对老年人来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有助于增强其安全感和信心，最终可能会减少压力源的影响。社会信任还通过提供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其他缓解压力的资源使老年人受益。生活在一个人人互助的社区，可能会减轻老年人的担忧恐惧。此外，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和适应防护措施，如使用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了解他人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可能会进一步减轻老年人的压力。实证表明，社会信任与老年人较低的压力有关，而在疫情期间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信任则与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
新冠疫情与ESAESA地区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有效实行了非药物干预以预防疾病传播的措施，如佩戴面罩、严格的边境管制、隔离政策、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广泛的测试和接触追踪，从而实现了相对较低的死亡率。与北大西洋地区相比，ESA的老年群体，尤其是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中享有一定的优先权。ESA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关系紧密的社会文化，包括严格的规范和对社会失范行为的惩罚。此外，由于先前的疫情经历，ESA以高度协调和严格的社会规范为疫情做好了准备。最后，关于ESA的研究发现，很少存在年龄歧视，而是更高的代际团结，这与西方的研究结果形成了对比。
总的来说，ESA的成功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有力的控制政策，和公众因较强的社会信任自下而上的遵守政府指令这两种途径的结合之产物。然而，当前仍然缺少关于ESA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对其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我们不能默认北大西洋国家观察到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转化到ESA情境中。我们的研究试图通过研究三个社会信任指标及其对六个ESA地区老年人压力的影响来填补这一空缺。具体而言，我们假设在ESA，有较高社会信任度的老年人在疫情期间更少可能经历压力。
研究方法
研究者们在ESA的六个地区进行了网上调查以测量公众的态度。这六个区域分别是中国香港（简称香港）、中国台湾（简称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数据收集从2020年5月开始，此时这些地区已受到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且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COVID-19为全球流行病。如图1所示，六个区域均在2020年1月下旬检测到新冠病例，3月底，随着欧洲和美国境外输入病例被检测到，他们均面临着第二波疫情。
这项调查采用了基于概率的网络面板数据，具备以下几个优势。首先，与疫情期间面对面的调查相比，使用网络面板数据更可行。其次，它允许测量的标准化，在近乎实验的环境下分析信任和压力之间的关系。第三，它涵盖了研究相对不足、但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这有助于及时向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提供证据，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原始数据点。研究者们采用基于概率的配额抽样法，以确保所选样本符合每个管辖区最新可用的人口普查发布的人口地理和人口特征。总的代表性样本包括12062名参与者，每个地区约有2000名参与者。我们将55岁及以上（N=2318）的个体纳入本研究，这与重点调查的指导原则一致。
测量
心理压力研究中的所有参与者都被问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中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五个与疫情相关的心理压力症状。该量表在一般人群样本中一致性很高。受试者根据以下陈述对他们的压力从1（一点也不）到7（非常）进行评级：疫情爆发后，你在多大程度上：1）对离开家感到压力；2）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有反复和不安的想法或做梦；3）很难集中注意力；4）有入睡障碍或失眠问题；5）感到烦躁或发怒？总分从5分到35分不等（信度系数α=0.92）。
社会信任测量问卷提出以下问题：1）你对以下机构应对疫情有多少信任？a）政府和b）医疗（包括医院、医生和护士）；2）你对邻里在防止疫情蔓延方面所做的努力有多少信任？选项基于李克特7级量表，即从1（完全不信任）到7（完全信任）。
协变量基于先前的文献，研究者们根据一些变量与研究结果的潜在相关性，在数据集中选择了一组可用的关键协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55-59、60-64、65+）、性别（男或女）、教育（中等或以下、大专、学士或以上）、居住状况（城市或农村）、就业状况（是或否）、收入（十分法）、与配偶同居（是或否）、与子女生活（是或否）。研究对象还被问及是否患有慢性病（是或否）。
数据分析采用Stata软件（15.1版）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分析采用未加权数字和比例。针对协变量调整而建立的区域多变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对社会信任（暴露）与压力症状（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每一次暴露使用单个OLS回归模型，而非将它们合并在一个回归中，以避免潜在的多重共线性。我们没有使用多层次模型，因为在复杂研究设计中，这种分析会产生有偏估计。
在第二组分析中，研究者们对每个区域内的线性回归进行建模。将每个区域的系数估计合并为随机效应元分析以1）使关联强度的变化可视化；2）检验ESA各组成区域内结果的可推广性；3）用第二种统计方法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计算了Higgins I2统计以评估区域间未被抽样误差解释的异质性水平。在完整的数据分析中剔除了包含缺失值的案例（n=10，0.4%）。OLS分析结果的置信区间为95%，统计学显著水平设为p<0.05（双侧）。基于先验功效分析，研究者们计算了在我们的双尾OLS回归分析（α=0.05）中，99%的机会检测到小效应值（相关系数≥0.6）。
研究结果
各区域的样本特征见表1。分析样本包括2308名55-59岁（54.7%）、60-64岁（30.3%）和65岁及以上（15%）的人（48.6%为女性，51.4%为男性）。城市居民占77.7%，此比例在韩国（90.5%）、香港特别行政区（89.3%）和台湾地区（87.9%）更高。平均压力得分在15.4分（新加坡）到21.1分（韩国）之间。新加坡的政府、医疗保健和邻里信任程度最高（分别为5.3、6.0和5.8）；日本的政府（3.6）和医疗保健（5.3）信任度最低；韩国的邻里信任度最低（4.9）。二变量比较表明，压力水平较高的参与者往往更年轻，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且住在城市区域。
根据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协变量调整的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三个社会信任构成均与压力呈负相关（表2）。当对社会信任的各个测量进行区域间交互作用时，政府信任、医疗信任和邻里信任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增强（β=−0.83，SE=0.28，P<0.01；β=−1.55，SE=0.37，P<0.001；β=−0.75，SE=0.36，P<0.05）。
各区域线性回归分析和元分析的结果如图2（从A到C）所示。我们发现，在新加坡（b=−0.63，SE=0.31，p<0.05）和韩国（b=−0.93，SE=0.22，p<0.001；图2A）政府信任与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图2B显示，在新加坡（b=−1.36，SE=0.40，p<0.001）和台湾（b=−1.26，SE=0.40，p<0.01）较高水平的医疗信任与较小压力显著相关。此外，在香港（b=1.299，SE=0.35，p<0.001）邻里信任度较高与较高压力水平显著相关，而在新加坡（b=−0.77，SE=0.39，p<.05；图2C）则压力水平则显著降低。三种模型均显示区域间异质性水平较高（I2=76，95%置信区间[CI]=47，89%；I2=76，95%CI=45，89%；I2=75，95%CI=45，89%）。社会信任各项与压力之间的关联在日本和泰国无显著性差异（p>0.05）。完整的模型结果如附录中表A1-A3所示。
稳健性分析
为了评估社会信任和压力在区域内的关联是否因人口学变量或社会经济群体而异，研究者们在完全调整的模型中进行了额外的交互分析。具体而言，年龄增强了社会信任在香港和日本的保护作用。此外，在香港和台湾受高等教育的老年人中，社会信任与压力呈正相关。在日本高收入的老年人中，政府信任与更大的心理压力风险有关。除邻里信任外，泰国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放大了社会信任的积极效应。此外，由于感知社会支持是社会信任的结果，研究者们没有将其纳入主要模型。我们使用感知社会支持作为协变量重新检验模型，发现实质性结果保持不变。研究还发现，在日本，社会信任和感知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存在调节效应。
讨论
本研究是首次研究ESA老年人社会信任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在ESA，5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社会信任与压力有关，但社会信任各项指标在压力中的大小和方向因区域而异。这与迄今在北大西洋国家进行的研究不同。理解这些变化的原因不仅对理论框架至关重要，而且有利于寻找未来应对疫情的干预措施。
实证数据显示，对老年人来说，政府信任水平与压力的关系在区域间有所差异。与分析中的其他地区相比，新加坡和韩国政府信任程度最高，且与压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两个地区严格的防疫政策可能会增加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这对于见证公众合作、实现疫情防控所需的高遵守率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利于缓冲和调节老年人负面的心理情绪。相比之下，日本没有执行严格的社交隔离和流动控制政策，也没有执行更全面的检测和接触追踪，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由于政策的弱化和个人遵守程度更低，因此可以看到，日本在ESA各区域中政府信任度最低，且与压力无显著关系。
（摄于疫情之前，图源：tzuchi）
研究还发现，在新加坡和台湾，医疗保健的信任水平更大，且与压力的关联更强。鉴于COVID-19具有高度传染性，具备足够的治疗能力和有效控制确诊病例数量可能起到压力缓冲的作用，从而使医疗信任与压力之间的负向关联增强。新加坡和台湾都采取了相应政策以减少社区传播。然而，台湾地区2020年的感染率很低，只有799例，死亡7人；在新加坡，当地病例增加到58843例，但死亡30例，比率仍然很低。这与先前的发现一致，老年人的心理压力与COVID-19死亡的总人数有关，而不是百分比。
本分析表明，只有在新加坡，高水平的邻里信任缓解了疫情期间受试者的压力。推测地说，社会凝聚力和社区意识有助于产生迅速的、合作性的回应，从而改善心理健康。此外，公众对这一科学挑战的正确理解以及对社区中非药物干预措施的高度遵守可能会导致较低的压力。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香港，邻里信任与心理压力呈正相关。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在政治动荡和社会信任下降的社会中，邻里信任可能是不利的。在别人都不信任的环境中，盲目信任邻里的老年人可能会被利用。我们的稳健性分析还证实这一发现或许能够由社会不平等机制来解释，这一发现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探索。
最后，在日本和泰国，社会信任与压力之间没有显著的关联。分析中的大量样本和有限的调整表明，其无效结果并不是由于缺乏统计效力或过度标准化所致。我们能够检测到低效应值（功效为0.99，检测效力系数≥0.60）。在泰国和日本无显著关系的深层机制尚不清楚。推测来讲，泰国未显示出社会信任与压力之间的显著关联，可能因为泰国是一个不那么发达的地区，除了其他体制差异外，其医疗保健水平较低。此外，2020年初的反政府抗议可能是另一个潜在原因。对于日本，本研究的发现与先前研究认为社会信任对灾后老年人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的观点相矛盾。这一分歧的潜在原因可能来自我们的样本构成，即包含55岁至64岁的个体。稳健性分析表明，65岁及以上且具有较高社会信任水平的老年人更少可能感知压力，这与先前的研究一致。研究还发现，具有较高感知社会支持的日本老年人，其社会信任与低水平的压力显著相关，这说明了压力应对互动模型中假定的社会支持的有利作用。
尽管疫情不可预测，但前瞻性地加强社会信任可能会减少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疫情对压力的影响取决于风险和韧性因素的综合。高度的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复原能力和改善疫情引起的心理唤起水平是十分重要的。当人们越来越不信任时，政治动荡、无效的政策和经济形势衰退都会削弱私人和公共领域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可能失去了作为压力缓冲的保护功能。本研究表明，即使在需要社交距离、隔离和接触追踪的情况下，加强社会信任工作长远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即使没有疫情，保持社会信任、建立社会资本以产生有效的社会凝聚力，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必要时有弹性的应对策略。
本研究表明，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来增强社会信任。从其性质上讲，疫情造成了时间、空间和规范的不一致和不确定性。政府回应需及时有效地采取行动。老年人对经济、粮食、医疗和人身安全的需求应得到优先考虑和可靠满足，以创造社会信任的条件。这对于巩固社会信任、执行严格规则以及强调代际团结和广泛分享努力将是有益的。此外，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决策基础，让老年人在社区中声音转化成决策途径，，能够有助于促进信任。此外，以老年人容易理解的话语表达相关信息以及开放的信息获取途径，有助于系统透明。最终，社区参与可以证明老年人的声音被倾听，让决策者能够理解他们的观点，针对困难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本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实证数据有限，虽然研究者们考虑了数据的关联，包括对重要协变量的调整，但现有分析尚不能推断因果关系。其次，数据的局限使我们无法全面研究导致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内在机制。这些调查数据中无法找到进一步解释社会信任的潜在的混杂因素。个人性格和应对方式通过评价和压力减轻改变社会信任的效果。此外，其他未被测量的情境因素，如感知社区凝聚力，也可能解释这六个区域社会信任与压力的关联存在的较大差异。
结论
本研究为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社会信任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强调了社会信任作为晚年心理健康支持性资源的重要性。此外，本研究还识别了ESA中各种情境因素放大或缩小了社会信任对老年人心理压力的保护作用。随着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准备应对疫情的长期影响，本研究提供了研究该效应在ESA的不同表现。如果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特殊条件来调整干预措施以增强信任，那么应对新冠疫情或未来的危机则将取得成功。
全文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Social trust and stresssymptoms among older adul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Asia https://bmcgeriatr.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77-022-02847-5
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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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治理与反思】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社会信任与压力应对：来自亚洲的证据
原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姜楠、吴木銮，香港城市大学郑炜
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治理学术” ID：academyofpa
稿件内容及作者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本媒体立场，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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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X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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