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169开元盛世的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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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中宗复位以后,他的妻子韦后掌权,朝政混乱不堪,结果中宗被毒杀。李隆基起兵诛杀韦后一党,拥立他父亲睿宗李旦。公元712年,李旦让位给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玄宗即位后,将年号改为开元。

　　唐玄宗称帝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等为相,励精图治,革除弊政,形成了政治清明安定的局面,加上兴修水利,生产有所发展。开元末的户口数比唐代初年增加了四倍,官府和私家的仓储都逐渐丰盈;海上航行也渐渐发展,中亚、西亚以及日本、新罗等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大唐成了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便出现了历史上所称的“开元盛世”。

　　姚崇任相后,为政勤勉,传说曾向玄宗面提十条建议,诸如:以仁义治国、停息扩边战争、国亲不任宰相、宠臣犯法与民同罪、除租税以外的其他进贡一律禁止、停止建造寺观宫殿、凡是臣下皆可直言进谏,等等。当时唐玄宗从善如流,一概都答应实行。姚崇周围,还有张九龄、张说等一大批正直的官吏帮衬扶持。当时张九龄任左拾遗,建议姚崇要任人唯才,不可任人唯亲,深为姚崇赞许。

　　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当官,他们了解姚崇曾有恩于黄门监魏知古,就想去开后门办事。魏知古把这事报告了玄宗。过了几天,玄宗有意问姚崇:“你儿子才能怎样,现在任什么官职?”

　　姚崇回答说:“我两个儿子在东都,他们办事不谨慎,做人欲望又多,肯定向魏知古提出了不该提的要求,我至今还来不及问他们。”

　　玄宗开始以为姚崇肯定要为他儿子隐瞒此事,听了姚崇的话,他非常高兴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呀?”

　　姚崇说:“魏知古未当官时,我曾经援助过他。我的两个儿子比较笨,以为魏知古必然会感谢我,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所以胆敢去提要求开后门。”

　　玄宗认为姚崇无私心,因而看不起魏知古的忘恩负义,想罢斥魏知古。姚崇却再三请求说:“我的儿子不该违背朝廷的法规。陛下已经宽恕了他们的罪行,就很幸运了。如果因此而罢斥了魏知古,天下人必然以为陛下对我有私心,这样影响就不好了。”

　　公元715年(开元三年),正当大唐开始出现兴盛气象之际,河北、山东一带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农民们以为是天灾降临,都在田头祭拜,而不敢消灭蝗虫。姚崇奏请朝廷派出御史到州县督促捕捉蝗虫,加以掩埋。但是,商讨时却有人提出:蝗虫太多,无法消灭。姚崇说:“现在蝗虫成灾,黄河南北的百姓都逃光了,怎能不去加以消灭,眼睁睁地看着蝗虫将禾苗啃个精光呢!假使除之不尽,就像将蝗虫养起来造成灾害一样。”玄宗终于批准了姚崇的意见。

　　有个大臣说:“捕杀蝗虫太多,恐怕要伤和气。”

　　姚崇说:“从前楚王吃腌菜连菜中的蚂蟥也吞吃了,不处分厨师,却医好了病;孙叔敖捕杀了毒蛇,反而因此得福。我们为什么不忍心捕杀蝗虫,却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都饿死呢!假使捕杀蝗虫有祸,就降灾给我姚崇罢。”

　　第二年,山东蝗灾又非常严重,姚崇又下令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说:“蝗虫是天灾,非人力所能消灭,应该积德修行来祈求,否则越捕越多。”

　　姚崇给倪若水写去一封信严加责备。倪若水才不得不照办。后来,姚崇奏请朝廷特派使者检查各州县捕杀蝗虫的情况,指名道姓通报各地。因此,开元年间虽然连年蝗灾,却未造成饥荒。姚崇对此功劳很大,他甚至被誉为“救时宰相”。

　　宋璟担任宰相时,非常重视人才,而且对皇帝也敢于当面提意见,即使触怒皇帝也不畏惧。所以,玄宗皇帝非常敬重他,甚至也有些怕他。有时,宋璟所提的意见,唐玄宗觉得不太合心意,但也马马虎虎点头同意了。

　　唐太宗贞观年间,宰相和三品官向皇帝奏事,都有谏官、史官跟随,有错失当场纠正,好事坏事都记录下来,丝毫不能马虎。所以,那时高官既不能要挟皇帝,小臣也不能进谗作恶。高宗、武后执政以后,这个制度被废除了。其间有一段时间甚至进谗、诬告成风,酷吏当道。宋璟当宰相后,又恢复了这个制度。规定不是十分机密的事,都要当殿奏闻,史官依法记录,杜绝了进谗之门。因为宋璟在广州做过官,广州的地方官和老百姓便要给宋璟建一块“遗爱碑”。宋璟奏告玄宗说:“我在广州并无特殊的功绩,现在因为我受皇上的恩宠,所以我就变成了他们奉承的对象,要给我建什么‘遗爱碑’。我以为这种风气必须革除,就从我开始,请陛下下旨加以禁止。”

　　玄宗答应了。从此,其他地方都不敢再做这种事,堵截了这股歪风。

　　史书上记载说:姚崇、宋璟相继担任宰相,姚崇善于随机应变,完成任务;宋璟奉公守法,按规矩办事。这两个人的志向品行不一样,但是,都能够同心协力,辅佐皇帝,使得赋役宽平,执法公正,百姓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