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295寓禁于修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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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在位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上他所建立的平定叛乱,开拓边疆,巩固国家统一的辉煌战功,使他感到很自豪,而想在“文治”上更建立空前的功勋。他所进行的巩固国家统一的战争有十次,因此称为“十全武功”,而他建树的“文治”,则是立意编修一部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早在西晋时期,人们就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主要是孔子、孟子讲授的学问和后人研究这些学问的书籍;史部,主要是历史、地理著作;子部,主要是诸子百家的一些哲学著作和百科知识著作;集部,主要是一些文学著作和作家的文集。唐代的皇家图书馆按这四种分类法,设置书库,因此叫“四库”。

　　编修《四库全书》的设想,最初起源于安徽学政朱筠(yún)的奏折,他建议对宫中的《永乐大典》等藏书,作一次全面的整理。乾隆帝读了他的意见,觉得范围太小,应当把全国的藏书都搜集汇总起来。乾隆帝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夸耀大清文治盛世,不比汉朝唐朝差,用以巩固清王朝的历史正统地位;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借此机会对历代汉族作者写的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也就是用编写的办法,掩盖和达到他禁毁图书的目的,历史上叫这种办法为:“寓禁于修”。

　　原来,乾隆帝在大力提倡儒家文化的同时,特别注意对臣民思想的控制。所以,在康熙、雍正两朝盛行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并没有绝迹,在严厉程度上甚至愈演愈烈。有个浙江举人徐述夔,被老鼠咬坏了衣服,气愤不过,写下了“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的诗句。不巧的是他诗集中又有“明朝期振翮(hé,翅膀),一举去(到)清都”的句子,乾隆帝就说“明朝”(明天)暗指明王朝,“大逆不道”,结果连徐述夔的孙子都被处死。乾隆帝对本朝人的著作尚且如此敏感,前朝的书籍就更让他放心不下了。

　　乾隆帝从全国采集到了大量图书,去掉重复的,大约有一万三千种。其中三千种遭到收缴禁毁,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书籍,分作应抄、应刻、应存三类。应抄是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是清廷提倡的著作,除抄入《全书》外,另外用木活字版印刷,称为“武英殿聚珍本”;应存是认为没有价值的著作,仅录存书名。归进应抄的图书,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凡书中有对清朝统治者不利字句的文字,严重的整段整段删除,轻微的则随意篡改原文,就连宋代人指责辽国金国、明朝人批评元朝的话,都属于触犯禁忌。甚至曾经过康熙皇帝“御批”的《通鉴纲目续编》,也因为记述历史时,出现“胡人”两个字,乾隆帝下令将它挖改。这样一来,很多古书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意。

　　这种空前规模的编修和审订,需要大量的人力。四库馆自公元1772年开馆修书,任命负责的官员达三百六十人,校对和抄写人员有三千八百人之多。其中出力最多的是总纂官纪昀(yún),他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编写了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帝本人也对各篇《提要》和部分原书亲自加以审查。经过十年的努力,公元1782年1月,《四库全书》正式修成,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共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全书共抄七部,分别贮藏在北京、承德、沈阳、杭州、镇江、扬州等地,并修建了藏书阁,对当时的读书人开放。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明朝皇帝编修的、国内唯一的一部《永乐大典》被侵略军当作厚砖垫弹药箱,散失得差不多了。而《四库全书》由于抄写了复本,尽管在清朝末年的战火中毁坏了三部,还有好几部留传到今天。它保存了相当多的我国的古代典籍,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人修造的文化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