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301“我劝天公重抖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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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因焚毁鸦片而遭革职充军，固然是出于朝廷需要替罪羊，但也同军机大臣、投降派穆彰阿在道光帝面前挑拨中伤分不开。大学士王鼎对此非常痛恨，每回上朝都要痛骂穆彰阿。一天，两人同时被召见，王鼎又当着道光帝的面，斥责穆彰阿说：“像林则徐这样的贤良官员，你为何把他发配新疆?你就像宋朝的秦桧、明朝的严嵩，天下事都坏在你的手中了!”

　　不料道光帝听了，笑着对王鼎说：“你喝醉啦!”叫太监把王鼎搀出去。王鼎拉着他的龙袍再谏，道光帝只是摆手。王鼎决心以死劝谏皇帝，疏远奸臣。他回到家里，写了一份进谏的遗疏，就上吊自杀了。穆彰阿威胁王鼎的儿子，这份遗疏终究没能送进皇宫。

　　这段史实，反映了道光朝朝廷的腐败黑暗，但也说明了在国家形势一天天坏下去的危机感之下，确实有一批正直进步的大臣忧心忡忡，产生了改变现实、寻求救国道路的强烈愿望。林则徐的两位友人龚自珍和魏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龚自珍是浙江仁和（在今浙江杭州）人，公元1829年的进士。他学问渊博，才华横溢，不像当时许多读书人那样只埋头书本，而是特别关心和着重研究如何使社会发展的问题。他在年青时候就写过大量的政论文，发表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主张。考中进士后，他同林则徐、魏源在北京组织了“宣南诗社”，讨论救国救民的问题。在龚自珍看来，清朝社会存在着三个巨大难以治疗的毛病：一是专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压制透不过气，根本不可能发挥个性；二是摧残人材，用八股文选拔出的官吏，只是一些唯唯诺诺、糊里糊涂混日子的庸才；三是顽固守旧，动不动说要维护祖宗的法制、规矩，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龚自珍强烈要求变革，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抨击朝政，读他诗文的人，都有一种如遭电击的感觉。

　　龚自珍是坚定的禁烟派。林则徐奉旨禁烟，龚自珍给他写了一篇赠言，提醒他加强战备、严防内奸、抵拒游说和贿赂，将禁烟斗争开展到底。林则徐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把这篇文章当作为对自己终生的勉励。

　　龚自珍对社会的激烈批判，引起了穆彰阿的恼怒，指使部下对他排挤和打击。龚自珍只能辞去官职，回杭州讲学。路过镇江的时候，有个道士仰慕他的名声，请他代写祷神的祝词。龚自珍借此机会，提笔写了首激昂慷慨的诗，说，神州大地的生机，在于凭借改革风雪的激荡，万马齐喑(ｙīｎ，哑)的局面，令人伤心。他高呼：“我劝天公重抖擞(振作精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在呼吁着中国全新的未来!他进步的政治观和辛辣的诗文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朝后期的革命家几乎都崇拜过他。

　　另一位魏源，湖南邵阳人，公元1845年进士。他长期管理朝廷的粮食运输、盐政、水利工作，写出了很多研究内政改革的著作。鸦片战争爆发后，触目惊心的海防危机和强烈的救国责任感，促使他将视野从国内转向海外，开始了对西方国家社会知识的调查了解。他曾到宁波参加对英国间谍安突德的审讯，后来又在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中担任军事参谋，了解了一些西方国家军事、政治、统治方面的知识，实践使他体会到，自命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从皇上到大多数臣民，对外部的世界实在是太无知了。沉睡的中国人，是到该惊醒的时候了!

　　公元1841年8月，林则徐在发配途中经过镇江，同魏源长谈了一夜。林则徐打开一个布包，捧出一大捆文件，交给魏源说：“这是我在广东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和从西人报纸上摘编的各国情况。我想把它们合写成一本书，启蒙百姓，老兄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吧!”魏源爽快地答应了。

　　魏源根据林则徐留下的文件和自己收集的大量资料，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写成了长篇巨著《海国图志》。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情况，还穿插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内容。魏源在书中还探求了富国强兵和抵御外国侵略的策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意思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对付西方列强。《海国图志》不仅在当时和后来的思想界中引起了巨大震动，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受到了它的影响。魏源被称为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