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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潜艇之父”隐姓埋名30年:父亲一直到死,只知道我的信箱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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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北京复兴路,连夜封锁,提前清道。

 

直到9月29号上午,从京西宾馆出发的一列车队,缓慢出现在这条街道上。

 

近十辆大巴车,在两侧安全警卫的驻守下,由警车开道,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

 


21名国宾护卫手,横竖列队,三面环绕护送。

 

这是我国最高规格的礼仪,用于接待各国元首、政府首脑来华国事访问、正式访问

 

而此刻,车内坐着的不是政要,而是一群华发苍苍的老人,年龄最大的95岁,最小的89岁。

 


他们有的穿着老军装,有的手握拐杖,看着车窗外的北京,仿佛陷入回忆……

 

从村支书到航天之父,从战斗老兵到诺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习近平主席为他们戴上“共和国勋章”。


他们也是建国70周年来,这项国家最高荣誉的首次获得者。


习近平主席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


95岁的张富清,坐着轮椅,行动不便。

 

进入人民大会堂前,有一段台阶。除了这位战斗英雄,很多人注意到的,不是列成方阵的各级领导,不是托枪行注目礼的解放军。

 

而是三个西装革履的人员。

 

他们抬着张富清,穿过铺红毯的台阶,先用扎马步的姿势站稳,双手托住轮椅,极其小心翼翼地放在大堂平地上。整个过程没有丝毫晃动。

 


就这一个动作,三个工作人员,恐怕训练了不下百次。平凡人对英雄的敬意,可能都在这无声的3分钟里。

 

解放军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很长时间,张富清在亲友眼里,是一个温和的老人,是湖北来凤县一名离休银行干部。

 

直到政府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老人出示了一张泛黄的“立功登记表”。

 

上面记录着他在解放战争时期: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攻占摧毁敌人碉堡4座、多次充当突击队员九死一生。

 

有次战役中,他感到头顶仿佛被人重重锤了一下,没放在心上。后来又感觉血流到脸上,用手一摸,一块头皮都翻了起来,才意识到子弹擦着脑门飞过,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足足60余年过去了,那一刻大家才知道真相。

 

1955年,从部队转业的张富清,自愿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任何人都想在条件好的地方工作,可是困难的地方,我不去哪个去,党员不去哪个去?我从没有考虑个人怎么样,死我都不怕,我还怕苦?

 

工作几十年,没有一个同事知道老人是战斗英雄,连家人也都不知情,直到那次信息采集。

 

后来,银行的年轻行长得知张老要去武汉做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嘱咐老人:“您是离休老革命,医药费全部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保证效果。”

 

老人做完手术回来,年轻干部发现老人只选了一个3000多元最便宜的晶体。

 

张富清说:“我90多岁了,不能再为国家做贡献了。医生给我推荐7000多元到2万多元的晶体,我听到同病房的一名农民只选了3000多元的,我也选了跟他一样的,为国家节约一点是一点。”

 

  左腿截肢的张富清依靠支撑架在家里活动(图源:新华社)

 

左腿截肢7年多了,张富清每天靠着支撑架,才能在老房子里活动。

 

而当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领导上门探望时,询问老人有什么需求。

 

他连连摆手。

 

 “当年和我并肩战斗的那些战友,好多都牺牲了,还有一些整连整排牺牲的战友,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提任何要求。比起他们,我今天吃的、住的已经好很多倍了。我有什么资格居功自傲,给组织找麻烦提要求呢?”

 

说完,张富清涕泪横流。身边的老伴拿出手绢,替自己一向坚强的丈夫,拭去泪水。


在大会堂里,习近平主席俯身把勋章挂在张富清脖子上,握住老人的手说:张老好,祝您健康长寿。

 

张富清双唇翕动,没有说话,抬起他的右手,给全场敬了两个礼。

 

93岁的黄旭华,把拐杖放在座椅边,颤颤巍巍地走上金色大厅讲台。

 

这里又叫第一厅,只用来接见外国元首,以及递交国书的各国大使。

 

发言台上没有常见的花篮,而是刻着一枚国徽。白发苍苍的黄旭华用浓重的广东普通话说:

 

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我和我的同志们,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这位老人正是我国的“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图源:IC photo)


50年代,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年仅34岁的黄旭华,成为最早研制核潜艇的29人之一,从此隐姓埋名几十年。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在元旦回到老家。六旬老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包括他自己,全家人都没想到,自此一别,得30年后才能相见。父母、兄弟姐妹不断去信,问黄旭华在做什么工作,他始终闭口不答复,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也不解释。

 

亲人们多有怨言,弟弟妹妹们说: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忘了养育他的父母。黄旭华只能沉默。

 

1988年底,黄旭华借着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的机会,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广东海丰的老家。

 

父亲已不在人世。直到闭眼那天,父亲都未能再见黄旭华一面,只知道三儿子黄旭华在北京,不知道什么单位,只知道信箱号码,不知道地址叫什么,更不知道干什么工作

 

而63岁的母亲,日思夜想,等到93岁,终于等来自己的三儿子。

 

两鬓斑白的黄旭华,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母亲去世后,年迈的黄旭华悄悄留了一条母亲的旧围巾。每年冬天,他都会拿出来戴上:我感觉围了这条围巾,母亲就一直跟我在一道,我真的想念我的母亲。

 

黄旭华和团队的付出,让中国在1974年,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创造了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

 

如今,95岁高龄的黄旭华,一只耳朵已听不太清,但腿脚还算利索。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他,仍坚持每天到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

 

有人劝他退休享福,黄旭华义正严辞:

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已经退出一线,但我感觉我的责任并没有完 世界上的技术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严峻的竞争表现在国防科技领域。竞争当中,你落后了就要挨打,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 我现在的责任是给新的这一代当啦啦队长,给他们鼓劲儿


 

享年93岁的于敏,“氢弹之父”。在接到国家研发氢弹任务时,他已经是原子弹专家。

 

这意味着前功尽弃。

 

但当时,于敏没有丝毫犹豫:好!我转!国家需要我,那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氢弹。

 

他驻守青海,高原反应非常强烈,每餐只能吃下一二两米饭,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

 

试验前,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为了校正设备,于敏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 

 

就这样,从无到有,于敏和团队,夜以继日,试验45次,终于研发出中国第一颗氢弹。

 

而此前,美国研发1000多次才成功。

 

隐姓埋名28年,在世的时候,于敏只公开露面过两次,一次是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奖,一次是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生前,他住的房子极为简陋,少有装饰品,除了客厅墙上挂的书法

 

上头写着诸葛亮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91岁的李延年,是个一等英雄。

 

他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役战斗20多次。

 

在获得共和国勋章前,如此高龄的李延年,仍然坚持定期给南宁市的中小学生们上爱国主义教育课。

 

课堂上,李延年穿着军装,一站就是快一小时,却从不提自己的功劳:“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

 

这些年,他把获得的奖章悉数捐献给了博物馆、军史馆。唯独一本老相册,李延年一直留在身边。

 

他常在深夜翻看里面的黑白一寸照,边看边流泪,那是当年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最后的遗照……

 

李延年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专门解放老百姓的。当初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我这一辈子就想当一个好兵,能打胜仗的好兵,为党和人民保卫祖国一辈子。


90岁的申纪兰,看上去和普通的劳作妇女没什么区别。



进入会场时,习近平主席已经在门口,招呼她和其他几位勋章获得者,一起同步走进金色大厅

 


在她担任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的过程中,甚至受到过网友的质疑。

 

很多人不知道,如今的中国女性,都是申纪兰的受益者。

 

当年,申纪兰不顾世俗眼光,带领合作社的女人争取劳动,争取出工,争取同样报酬。

 

经《人民日报》报道,申纪兰的故事引发中央关注。在各方推动下,1954年中国将“男女同工同酬”写进了宪法。

 

如今,男女同工同酬,成为全社会共识。而很多人不知道,当年正是这个农村妇女,砸破了中国千年来的坚冰。

 

90岁的孙家栋,几年前还在卫星发射现场巡视。

 

如今这位“中国航天之父”年龄大了,坐着轮椅进入会场受勋。

 

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

 

整个中国三分之一的航天飞行器,都是孙家栋主导发射的。本能功成身退的他,却在75岁时接下“嫦娥一号”总设计师一职。

 

很多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任命。孙家栋说了一句年轻时就挂在嘴边的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2007年,当“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一个人走到僻静角落,转过身,掏出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激动的,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这种成就感确实是一生都忘不了的。”

 

孙家栋(图源:IC photo)


孙家栋是中国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在获得“共和国勋章”,面对当之无愧的荣誉时,他却反复地说:“我很不安,我是替所有的航天人领奖。”

 

名单公布的那天,89岁的袁隆平,还在田里带着学生考察。

 

这次进京前,袁隆平说,特意跟超级稻告了别。

 

这位“杂交水稻之父”,没有再穿平时那件35块钱的老人衫,而是换上了西装。

 

家人纷纷打趣他,非常好靓得很,自己照镜子看一下。

 

听完,老人家真的认真地照了照,颇为满意。一旁的亲友打趣:“袁老师,你今天帅不帅?”

 

袁老回答道:“帅!因为今天是到北京去领奖,而且是习主席给我颁奖,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事情,所以我要穿上正装,扎上领带,去见习主席!”

 

走出会场时,有人问他感受。

 

袁老说:共和国勋章好重好重,我回去第一天还要去下田。

 

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和袁隆平说了句“悄悄话”


89岁的屠呦呦,站在金色大厅时,显得如此娇小。

 

过去数十年,她靠一双手,生生整理出640万字的药方集,实验排查2000多个关于疟疾的药方,研究了200多种中草药。

 

颗粒无收的日子,持续了4年。精力不够用的她,不得已将孩子们送去寄养。

 

几经挫败,屠呦呦终于提炼出抑制疟疾的有效物:青蒿素。

 

而在做动物实验时,有的痊愈了,有的疑似中毒。为了加快研发,她说我是组长,我来试,随后吞下一整杯药水。

 

BBC这样说道:

 

很少有人像她这样,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直面不可知的危险,仅仅因为治愈别人的一丝希望。

 

万幸的是,这次的药物研发成功了:青蒿素对疟疾的抑制程度达到100%。

 

而屠呦呦也因为长期处在有害物质的实验室,得了中毒性肝炎。当时小女儿3岁多了,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妈妈,已经不认得屠呦呦了。

 

纪录片中曾说,如果要用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截至目前,屠呦呦研发的青蒿素抗疟疾药,已挽救全球十亿多人的生命


会后,这位“青蒿素之母”,避开媒体,悄悄离开。从屠呦呦获得诺奖那天起,她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她多次和自己的同事说:就到这儿吧,我不习惯这些场面上的事,咱们加紧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吧。


估计这会,屠呦呦又赶回实验室了。


9月29日,整个北京为民族英雄让道,整个国家为民族英雄加冕。


他们热血、无畏、满怀家国理想,为这片热土燃烧了一生。


这一天,中国用行动告诉世界,我们这个国家,绝不让真正的民族英雄,寂寥无依。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平凡而伟大的英雄。


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边防战士,是用科技改变生活的推动者,或者是坚守平凡岗位默默奋斗的青年,他们都在描绘着属于新时代的面孔。
 
在时代的浪潮中,所有人终将经历生活的琐碎,却也在时代浮沉中,积极地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每一个现在,都值得珍惜。每一个未来,都值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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