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路127号（原博文女校旧址）墙角的界碑石，我们曾经查证过，现在更新一下。界石顶部刻有英文字母“WVD”，字母下方是数字“5142”，下部刻有“三省堂朱界”。
此处为地界界石碑，界石在上海较为常见，用以标注财产所有者。“朱界”，表示这是朱姓人家的地界，“三省堂”是朱姓先人的堂号，语出论语“吾日三省吾身”。“WVD”是英（法）文简写，“5142”则是地块编号。
界石
旧时上海界碑石主要有三种，租界边界、道路界石，还有就是常见的外国人租地后所立的地界界石。 ▲ 上海市路界，位于孔家弄
关于界碑石，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对“立界石”有明确要求：“租定地基，竖一石碣，上刻号数后，由领事官委员带同地保、业户、租主亲至该地，眼同看明四址，竖立界石，以免侵越，并杜将来争论”。 “华界界碑石”比较简单，上面多数只刻有当时业主的名号。▲ “承德堂界”界碑石与黄姓”界碑石相邻，黄姓人家堂号已经埋于地基，位于孔家弄
▲“陈长记”界碑石，两处转角都有，红圈位置，位于孔家
“租界界碑石”相对比较复杂，以“B.C.LOT”为例，“B.C.”是“英国领事馆”（British Consulate，道契中也会写成British Consular）的英文缩写，“LOT”可解释为“分地”或“地块”之意，“B.C.LOT”就是经英国领事馆注册登记的地块。其他的如美国领事馆U.S.C，法国领事馆F.C，日本领事馆J.C等）。而刻在石头上的数字则是这块土地在租界地籍图上的编号。其他如：公共租界石FSB，工部局M.C，法租界公董局 CMF。▲ LOT.F.C.1339 ，法租界第1339号界石，位于合肥路380号。
▲ 租界原住民，北京西路142弄名医张骧云老宅
WVD
根据上海道契，在法领事馆登记的最多到4291号，美领事馆4287号，唯有英领事馆多达14211号，5142只能是登记在英领事馆。5142对应的地籍图1003，Auguste Boppe Rue（ 蒲柏路，今太仓路）所在位置正是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旧址所在。登记业主为J.C. Hanson，D. McNeill &L.E.P. Jones，其中的D. MeNeill除了持有5142地块，他还和其他人合伙持有B.C.4259、B.C.4450等地块。▲ B.C.5142，登记在J.C. Hanson，D. MeNeill &L.E.P. Jones名下，属于1003地籍，来自上海档案馆
▲红色虚线为Auguste Boppe Rue（ 蒲柏路，今太仓路），方框所在为1003地块，太仓路127号，来自上海档案馆。
根据字林西报行名录，J.C. Hanson，D. McNeill ，L.E.P. Jones三人为高易公馆（英国高易律所）合伙人，办公地址在外滩香港路5号，后搬至圆明园路23-24号，后来Wright，Geoffrey Herbert也成为合伙人，其中Jones还担任过英国远东殖民地协会副主席。高易律所是较早从事道契挂号业务的中介。5142地块几经变更，1914年9月义品放款银行将该地块转租给高易律所，1943年2月又转租给中支那振兴株式会。变更为WVD应该就是在高易律所持有阶段，WVD是三个人共同持有者的首字简称，其中的D是D. MeNeill，W是Wright，Geoffrey Herbert，至于V可能是另外一名律师，暂未找到。
▲解放后修复的博文女校，红色圆圈为5142界石所在，旁边的锦章书局招牌清晰可见，来自上海档案馆
1914年8月19日，上海锦章图书局在《申报》推广营业广告，标注印刷所在法租界白尔路。而位于白尔路381号弄（太仓路119弄）的吉益里也是兴建于1914年。道契挂号
道契是外国人永租土地取得的凭证。其契纸称为“出租地契”，即把地产使有权转让给外国人，因例送苏松太道署盖印发给，俗称“道契”，相当于现在的土地证。由于道契户名是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又经由领事署注册登记，因此作为外国人产权凭证的道契，也就享有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任何约束，不受中国政局动荡的影响。道契持有人除了1500文固定的年租外，不向中国政府缴纳任何捐税。加以道契四至明确，交割手段简便，是上海金融市场中信誉最高、流通性最强的信用工具。因此缘故，一般中国业主、地产商人不惜戤用外国人名义取得道契。
“俾受该外侨因享有治外法权（注：治外法权，一般指特定身份的外国人所享有的不受所在国法律管辖。如外交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见《辞海》)，这是国与国之间对等的待遇。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特权，由1843年和1844年通过中英《虎门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外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两种特权虽有相似点但本质与范围不同。旧中国报刊甚至官方文书、《费唐报告》，常常不加分别，混淆使用两个名词。本志对于帝国主义特权，一律称“领事裁判权”，但所引用的原文误称“治外法权”的，不改）而得之特别保障，包括该外侨所属外国法庭所给予之保障在内。”(引自《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第661页)道契挂号就是中国人通过外籍洋行等出面代为申领道契，道契的署名是经办的外商，人称“挂号业主”，而实际业主则是委托代办的中国人。老早上海房地产市场非常繁荣，先人一步的外国人通过永租形式圈占了大量土地，后来者没办法，只好从他们手里转租，理论上如果是华人接盘的，要去官府变更登记，不过很多华人为了便利，纷纷通过外国人名义换取永租的“道契”，朱姓人家也是通过高易律师获得该地块，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遂在界石上将中外权属都列了出来。
克拉克
再往前翻，5142号道契，实际上是由原法册道契拆分而来，1905年3月15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十）英国商人克拉克承租1.047亩（698平方米），其中太仓路127号只是5142的一部分，仅有158平方米。▲ 1905年3月15日，英国商人克拉克于获得位于打铁浜的5142号地块，旁边的5143、5144也是他租下后再转租给他人，遗憾的是该地契并未记载原始业主信息。
至于为啥登记在英册的界碑石为啥跑到法租界？1843上海开埠以后，英租界发展比法租界快，到1900年已经有近35万人，而法租界到1910年居民才11.6万人，外籍人士仅1500人。人口的膨胀导致大量英美公共租界的商人跑到法租界圈地。太仓路所在区域是第二次扩张（1898年）才被纳入法租界的。所以外国人租地并不局限在租界内，在租界外租地也是很常见的事情。5142号界石就是英领事馆颁发的，位于法租界。▲ 5142号道契英文版，Brodie Augustus Clarke即为克拉克。
▲ 法册54号，原地块由法国天主教会三德堂金教士于1901年从奚张茂等租赁，1908年转给克拉克，另立英册6432、6433号。
Brodie Augustus Clarke（Brodie A. Clarke，布罗迪·奥古斯都·克拉克，或克拉尔克），1844年5月9日生于苏格兰奈恩，1931年9月30日逝世于上海，享年87岁。克拉克自幼就对远东充满向往，1863年5月，启程前往中国，1864年到达香港在海关任职，1866年任职上海怡和洋行，并被派驻汉口工作近十年返回上海，担任壳件洋行（Hopkins, Dunn & Co.）大班兼拍卖师。▲ 1878年，克拉克返沪就任来大洋行财务主管
在经商的同时，克拉克非常热心公共事务，曾出任万国商团骑兵、轻骑兵司令（少校），在1892-1911年间曾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副总董等职，现在的柳林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称格洛克路（Rue Brodie A. Clarke）。他还积极参与体育和公益活动，于1891年参与创办了上海高尔夫协会，出任圣安德鲁协会主席、共济会等。 在得知克拉克逝世消息后，公共租界工部局下半旗致哀。▲ 1929年7月3日《字林西报》关于斜桥总会成立50周年的报道漫画中，左起第二位就是Brodie A. Clarke，他是最老的会员，在公共租界生活了65年。斜桥总会为旅沪英国侨民总会，英文名Country Club，意译名乡村俱乐部，俗称英国乡下总会，1879年建，今为上海电视台台址。
上海道契除了记载地块所在位置，还会记载原业主所在户籍信息。▲ 5142号来自25保4图改字圩（旧名打铁浜区域），图为上海市准转永租契区域图。1648年（康熙二十三年）上海实施保甲法，10户立一牌头，10牌立一甲头，10甲设一保长，每户给予印牌，上写姓名丁口，入户出户均须注明所来所往，寺观客店概无例外，到清末已经名存实亡，汪伪时期一度恢复。这两个时期的保甲图各自独立。汪伪时期，太仓路127号已经演变为39保22甲。幸运的是，我们在法册58、60号中找到朱姓信息。1901年，法国天主教会三德堂金教士于从25保4图改字圩（旧名打铁浜）朱茂全等人租赁土地9.159亩（6106平方米）。1906年转租给英商新瑞和洋行，另立英册5527（4.105亩，2736平方米）、5528（1亩，666平方米），并分租于华商。对照地籍图，5527、5528与5142在一起，可见朱茂全当年应该是个大地主，界石上的“朱界”很有可能与朱茂全有关，想必是朱茂全在出租地块的同时保留了部分自用。巧的是，1947年行号图记录当时入住太仓路127号的中国时事通讯社，社长也姓朱，朱超然，不过应该与此无关。以上纯属个人推断，不妥之处，欢迎大家留言指正。另外在新天地还有一块界碑石，位于一大代表会址纪念馆，在黄陂南路出口旁的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