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累累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东西。在生活和工作中，你是否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痛苦万分，情绪低落，甚至一蹶不振，被挫折打倒，并且认为挫折是倒霉的人生经历？
逆境和挫折谁都会遇到，要想不断进步、事业成功，就要有一个不断接受挑战、不断克服逆境的过程，甚至需要在绝望处求生存、谋发展。本期的校长荐文为大家介绍伟人毛泽东走出逆境、走向胜利的智慧，希望同学们读完后能有所启发。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早年的发展并不幸运，甚至可以说倒霉得不得了。在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之前，他至少有3次大落大起，当时落得很委屈、很无奈、很受伤，最后起的虽然很艰难，但却很是了得、很是得意。看后让人拍案叫绝、伏案深思，也让人深受启迪、深受教益。
一、毛主席的“三落”（一）第一落是刚上井冈山时。1928年3月，因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批评为“枪杆子主义”，秋收起义后没有攻下大城市，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被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让湘南特委一个叫周鲁的特派员传达中央决定，但他到井冈山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
本来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井冈山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却突然给当头打了一闷棍，连党籍都给开除了。他本来是党中央派来的，是红军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不是党员自然也当不成了。怎么办?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这样才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一落的时间是一个月。郁闷了一个月后，见到中央文件，才知道中央给了处分是事实，开除党籍是误传，政治局侯补委员丢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这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部队上井冈山会师，毛泽东收拾整理了一番军容，还特意背上了一支短枪，幽默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据说，这是这位伟大统帅一生唯一一次背枪。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由师长变成了军党代表。
（二）第二落是下了井冈山后。1929年5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或者说就是军队指挥谁说了算、怎样说了算。
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军思想，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掉了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让下级夺了权。之后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同毛主席随行的有贺子珍（老婆）、曾志（后来是陶铸的老婆）、谭震林（后来是副总理）、江华（后来是最高法院院长）等。50多年后，曾志回忆说：当时朱德军长曾问她，对朱毛争论怎么看，她说党在军队中应当起核心领导作用，结果就被划到毛那边去了，无法再呆在红四军，才跟着毛委员去了闽西。江华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时，把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这些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这次打击把毛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个低谷，积郁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讣告”，说中国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因病去世。这一落的时间是半年。到11月底，因为排挤掉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1/3。中央让陈毅去汇报情况，毛也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陈毅如实地讲了情况，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陈毅、朱德都承认自己是错的，陈毅亲自去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甚至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是有渊源和来历的。
毛泽东回来后，组织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立了一个党管军队的大规矩，这是我军最根本的领导制度，也是军队的不变灵魂，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紧急情况下可由首长临机处置，但事后必须及时向党委报告并接收检查，这个制度不断完善并一直坚持至今。
（三）第三落是在开始长征之前。这一落的特点：一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二是打击最深，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三是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四是最惊心动魄，过程一波三折，几乎经受了你所想到所有挑战，终于战胜所有对手，扫除了一切阻力，最后万众归心。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
二、毛主席的苦难辉煌（一）取得反围剿三次巨大胜利
毛主席从井冈山下山后，在赣南闽西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
第一次，敌人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我以4万打10万，歼敌13000多人，活捉敌纵队司令张辉瓒。蒋介石仰天长叹：“呜呼石候，魂兮归来!”毛主席填《渔家傲》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第二次，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我以3万打20万，半个月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多。蒋介石在南昌大骂何应钦无能，而且骂完后痛哭失声。毛主席又填《渔家傲》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第三次，敌人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由蒋介石亲自挂帅，叫嚣要“3个月消灭红军”，而我以3万打30万，歼敌3万多人，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还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军心，使国民党26军17000多人战场起义，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使红军发展到6万多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大大表扬鼓励。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那时候中央是什么情况呢？1931年初，王明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但很快就出现了一片混乱。先是一批重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再是罗章龙等不服王明，组织第二党搞分裂活动；很快又出了顾顺章叛变事件，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党的保卫工作，向国民党供出了很多绝密情况，并建议把党中央一网打尽，多亏钱壮飞获得了这个情报，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才避免了一场灾难；紧接着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使中央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当时让王明代理总书记，他觉得太危险，就辞去总书记职务，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让24岁的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王明临走时要求博古，万事都要请示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国际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道路在俄国获得成功，如果在中国没有带来灭顶之灾，那就不能证明它是行不通的，就要坚持下去。当时，还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所有不同于这种想法的人都是党内的“异类”。而毛泽东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要《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时运不济、“华盖”当头。
（二）由胜入衰，一念之间在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和成就后，毛泽东迎来了什么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一免军职。1931年底，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结束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个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瑞金。他们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也称赣南会议)，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有人问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甚至骂他：“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毛泽东不接受批评，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任弼时的说法，就是“在组织上使他脱离军队的直接领导。”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周恩来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大多数领导都主张打，这样中央就可以搬进去，宣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自然成为极少数。随后，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作报告时，因谈日本侵华必然引起全国抗日高潮，引起阶级关系变化，这样的论断和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进攻苏联”的判断，当即被粗暴地打断并受到指责，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被免除。会后毛泽东又生病了，带着贺子珍和13个警卫员，到离瑞金二三十里的华东山，住在山顶上一个古庙里休养。
三免工作。毛泽东在华东山养病时，红军组织打赣州，打了33天不但未打下，还伤亡了3000多人、被敌人援军包围了一个师。没有办法了，周恩来让项英上山请毛泽东。
事情一到毛泽东手里似乎就简单了，他连夜冒雨往前线赶，边走连指挥部署，使被围部队很快脱险。此后，便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指挥，好在部队都听他的，他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两架飞机，筹集到100多万元经费（送了10万元美钞给临时中央用），取得了巨大胜利。
攻赣州失败和攻漳州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了军事领导，周恩来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又明确规定只是参与指挥，计划决定权是朱德，最终决定权是周恩来。但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正确，只要参与指挥也能起主导作用，又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又发生分歧，还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很坚决。
于是，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任弼时等参加，争论到最后，却是肯定了打赣州，批评了打漳州，毛泽东说什么、干什么都是错，毛不服气，就把他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来提议必要时还到前方助理。但临时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投降，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连“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让了，实际是剥夺一切工作权利，只让他到医院去休养。
四肃影响。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书记罗明，就与他讲起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罗明听后大受启发，回去后传达毛主席指示，以游击战方式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
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进入中央苏区，路过福建时罗明去接，罗跟他汇报工作，说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游击战，这使博古非常恼怒，打断不听了。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伸出小指头说：“小毛（此时已经40岁），有什么好看的!”
他进入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批“罗明路线”，后来又扩展到批邓、毛、谢、古，其中的邓就是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这些人因为被认为是“毛派”，都被撤职。再往后，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累遭打击，弟弟毛泽覃被免去师长职务，贺子珍由管文件改成当收发，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被免去师长职务，她妹妹贺怡（毛泽覃妻）被免去瑞金县组织部副部长职务，以肃清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所以毛泽东说，弄得臭得很，连个鬼都不上门。后来，因共产国际干涉，才让他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免去，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空架子，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在苏维埃大学里给学生讲如何开展乡苏维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与贺子珍生的儿子毛毛，长征出发时送给苏区老乡，仅4岁的孩子就站在路边给他们送行，但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此后再也见不到了。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三）在生死存亡关头抓住转机
排挤掉毛泽东后，由中央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损兵折将遭到惨败，不得不撤离辛辛苦苦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了两个人物。提出了两个要求。斗争三个回合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1.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是反对毛泽东的，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先争取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敌炸弹炸伤，把肚子炸烂了，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
再争取的是张闻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长，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开始也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张闻天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2.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这个信息后，毛提出与张、王一起跟着中央纵队走。
博古觉着毛、王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这种想法显然失算了，这是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取得的一个小胜利，由此形成了担架上的“三人团”。
他们3个天天在一起行军，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得出的坚定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争取到这个条件，就没有一步步战胜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不排除随红军大部队一起被消灭掉的可能。
二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86000多还剩3万多人，损失过半，湘江漂满红军指战员的尸体，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一系列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3.斗争了三个回合。一是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往北去，与贺龙他们会合。毛泽东提出往西走，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明他们的意图，在前面已经布下重兵，不能钻到他的口袋里送死。
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战后难受得差点要自杀，正六神无主也没有否定，最后多数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否定了李德的意见，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二是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到贵州黎平后，博古他们还要北上与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
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与周恩来用英语大吵大闹，周恩来与李德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拍灭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后对周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此分化。周恩来自己回忆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三是猴场会议，否定了 “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猴场在贵州瓮安县（有“瓮安不安天下乱”的说法，曾因一女中学生溺死，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引起中央高度关注），李德在这里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有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四是遵义会议成功崛起。前面三个回合后，内部还是争论很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稼祥对毛主席提出，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和博古轰下来。毛主席说，就我们两个人，开得起来吗？要活动活动。并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
王稼祥对张闻天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张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接着，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周也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建议，王又找到其他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取得大家支持后，便通知博古到遵义开会。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部队领导7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列席会议3人（李德、邓小平、伍修权），对邓小平是否出席有争议，因为陈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上没有，邓自己、杨和伍后来回忆说有，共20人。
开会时，在会场靠门口处给李德放了一张椅子，让他处在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先由博古作主报告，再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们讲完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作了个反报告，彻底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紧接着，毛泽东发言，他讲其他问题暂不争论，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讲了近两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透彻，稿子和记录都没有留下来，主要思想后来毛主席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毛讲完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是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不长，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然说话不多，但份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要知道，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会议开了3天，决定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但周恩来仍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然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实际上也成了全党的领导核心。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的意义极为重大、地位极为重要，它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也是毛泽东走出逆境从低谷中崛起的标志，从这里开始全党全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四）成为领导核心后面临的五大挑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从名份上讲，他只是政治局常委，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巩固领导地位，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这包括：来自失败者的幸灾乐祸，来自领导层多数的不支持，来自得力战将的发难，来自实力派的分庭抗礼，来自钦差大臣的掣肘争夺等。
1.来自失败者幸灾乐祸的挑战。毛主席领导红军后，想打个胜仗来改变处境，大家也寄于很高的期望，但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却给打败了。
1935年1月26日，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复出后的第一仗，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朱在一旁协助，本来情报说这里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的黔军“双枪”军，结果一交手才发现，对方是川军10000多人，而且大批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部队打得非常艰难被动。
在紧要关头，朱德请求亲率陈赓的干部团参加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后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好撤下来。
原定从这里北上进入四川，这个计划实现不了，只好西渡赤水，开始了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多次说这一仗是他指挥打败的。遵义会议反毛的有3个，一是博古（总负责）、一是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一是凯丰（团中央书记），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
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更为严峻的是，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让毛泽东领导的很高呼声也跌落下来，博古也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
土城战役后没几天，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说咱们都指挥不了，还是让老毛指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博古听说交给同学，才把象征权力的几个挑子，里面有印章、文件和记录等，比较痛快地交班了。3天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说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