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与发表｜王学典：写作能力与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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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 王学典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兼任《文史哲》杂志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史学理论研究》编委，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等。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著作有《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等。

以往每年给大家上课，都着重讲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问题意识，二是理论工具，三是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区别。今年变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忙，问题意识和理论的价值、理论的作用这些问题就先不讲了。近来好几家网站、学术公众号在推送《功力与见识》这篇文章，这是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仍被推送，这说明对有些人还是有作用的，所以那里面涉及的内容也不再正面讲。我临时考虑了上述问题之外和大家治学相关的其他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和你们将来的成长发展密切相关，在此与大家交流一下。

一、学术永远是现实关怀的副产品

最近我在好几个场合，以“走出象牙塔，投身新时代”为题做报告。在这些报告里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主流学术界应该关照现实，应该直接或间接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现实问题都有一个历史的维度，都有一个过程的侧面，都和过往有某种因果关联，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从一开始走向学术史研究以来，包括上大学之前，所抱持的一个坚定信念，直到现在。

对现实进行思考，又不直接谈论现实——直接研究现实问题那是社会科学家们的职责，我把这种思考形式命名为“迂回思考”或“溯源思考”。有些同学有很强烈的关怀，这值得鼓励，但是你要用一种特定的学术形式把这个关怀呈现出来，最好不要直接谈现实，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专长。我怎么反映我的关怀？我得通过一个和我所研究的与现实问题相关的一个历史素材，把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投射到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上，在有限的特定的历史问题上把我的关怀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譬如说有同学最近在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能够寄寓很大现实关怀的课题，因为这一题材与现在乡村振兴战略直接相关。“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是当下人们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和这个同学反复讨论这个问题，要想写好此文，你得把你对农村的思考，对农民未来命运的思考，对农民未来一个历史阶段遭遇的思考，放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这个特定的题材之上，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题材上，来呈现你所有的思考。你虽然谈的是梁漱溟，但你关照的却是当下中国农村的未来和命运。我觉得这里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的最大问题。直接谈乡村振兴战略，那不是你的专长！但乡村振兴和所有的当代现象一样，都有着自己不可缺少的历史维度，恰好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和我们今天的乡村发展战略，和我们目前乡土社会治理的走向，和城市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民的最终出路，又有直接关系，甚至完全相关。

我认为学术永远是现实关怀的副产品，永远以某种特定的现实政治为基本背景，它实际上是人们呈现现实思考的一个特殊形式。在现实社会当中，在时代政治变迁当中，个人的确是无能为力的，所有的历史演化都是有自己的规则的，有自己特定的步骤，无论投入多少热血和热情都不能改变历史自身的规则，历史永远按照自己的节律演变。历史有自己的轨道，传统在制约现实，过去在制约现在。事实上，我从本科生开始就思考类似这些比较大的问题，我的学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遗产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我自拟的。我看当时“秋收起义”的材料，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材料，毛主席说我就是想占山为王想当山大王，就已看出毛主席是向梁山好汉学习，反对流寇主义。当时读本科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批中共党史的早期材料，这些材料当中，无论毛主席还是其他一些人都在向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学习，都在明确论述我们的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继续，是农民起义的继承人。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学士论文题目，与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有关。

我研究生期间研究翦伯赞，也同样如此。我答辩的时候拿出的是《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因为此一选题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思潮有关，所以当时这个题目很敏感。当时反思阶级斗争理论的文章与中国寻找新历史目标有关，与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有关，与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有关，所以异常敏感。单独思考翦伯赞自身命运、自身得失、自身价值没有意义，而要通过翦伯赞研究来呈现对中国史学进而对中国社会、中国前途的思考。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现实保持某种责任感，某种使命感，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对现实承担了某种责任，我不赞成我们对现实直接发表意见，但是我赞成你把对现实的思考，对现实政治的思考，通过特定的历史题材的形式呈现出来，把它渗透到里面去，你的文章就有生命了就有温度了，你不投入热情、不投入生命，你想写出一个有温度的论文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认为自己和这些大同行小同行最大的差异是：现实问题始终是我关怀的重心，有这个关怀在，谈出来的问题就不一样，选题角度和思考的深度也必不一样。我的看法和纯学术的不一样，和纯现实的也不一样。纯现实的和纯学术的都有各自的角度，我对学术和现实，思想和政治做了一个平衡的处理。我的一些议论之所以被关注，和这种平衡有关。如果是纯学术，就不会被大面积关注，如果是纯粹从现实出发的思考也不会被关注，如中央党校的老师们思考的很深，大笔杆子谈的都很有系统。但这些议论要么缺乏应有的学术深度，要么缺乏应有的历史维度和思想根基，所以也不会被关注，只是被人们视为政论。我们的确要“跳出个人小小的悲欢”，老是沉浸于自己的小问题，永远鸡毛蒜皮，我告诉你，你认为很大，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都很小，你把它看得很大，是没有更大的目标，没有更大的关怀所致。如果现实感可以分层次，可以区分为对现实的关注层次不一样，深度关注、浅度关注和不关注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二、必须成为某一方面公认的专家，必须获得一个专家的身份

我个人希望也是我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首先成为某一方面公认的专家，你必须获得一个专家的身份。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因为你是专家，你就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所以你必须在一个领域里持续思考和研究，从而获得这个领域的专家身份。

从“乾嘉”以来，中国的学术传统是贵专轻通，这虽然很不健康，但个人没办法对抗在学界成为主流的学术尺度。顾颉刚先生主持编撰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非常鲜明地贯穿了这一学术判断标准。从这本书出版以来，许多专家的身份大体固定下来。譬如说，殷商史和甲骨专家罗振玉、王国维、董若宾、郭沫若、胡厚宣，上古史专家顾颉刚，春秋史专家童书业，战国史专家杨宽，秦汉史专家劳幹，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陈寅恪，后来又有唐长孺、王仲荦、周一良，隋唐史研究专家陈寅恪、岑仲勉，宋史研究专家聂崇岐、邓广铭，元史专家翁独健，明史专家吴晗，清史专家王仲翰，社会经济史专家郭沫若、陶希圣，等等。这些都是近几十年来人所共知的著名史学家。

另外，我个人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被一些报章杂志约稿的经历，似乎也能部分地说明研究专长的重要。2004年，《历史研究》创刊50年，编辑部来人找我，命我写《历史研究》50年的纪念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文史知识》来找我；改革开放40年，《人民日报》来找我，《中华读书报》来找我，等等，这说明了什么呢？一到这个关口，总要找一个人来谈论这个领域，这说明在学界的这个领域你的研究已经为人所知了。2003年，当《历史研究》派一个朋友来邀我写纪念文章的时候，我没敢立即接受，我认为这应该是当时还在世的胡绳先生、刘大年先生的事。当时主管文科的王琪珑副校长告诉我，从化学领域的情况看，请一个人综述一个学科半个世纪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很荣幸的事情，一般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做此事。他劝我抓紧时间答应此事，于是我就接受下来。当然，我同时也认为，关键不是你有机会来写，关键是你能否写出深度，写出水平，然后才能让大家都觉得你写最合适，写完之后让人觉得你衬得起。

《功力与见识》这篇文章里面说过这个问题，治学要占领一个山头。当然山头有大有小，山头当然越大越好，但你一定站稳一个山头，这个山头使你获得一个专家的身份。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我和大家说，“术业有专攻”，你一定要找一个领域，把这个领域做透它。陈垣先生说过，赵俪生先生也强调过一句话：“竭泽而渔”，把池塘的水放干净，不仅大鱼要抓住，小鱼也不放过，说的就是在这个领域做一个专家。兴趣广泛的人，一定要懂得学术专家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内深耕细作，开垦属于你的一亩三分地。

我原来的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喜欢持续跟踪各种学术走向。我追到世纪末还可以，后来和郭震旦说，你关注全球史和新文化史吧，我精力不够了，在这之前我没有问题。我不仅跟踪关注，还能把跟踪的结果变成概念。光感受不行，你还能把感受变成思想，变成概念，变成学术，这极端重要。譬如2013年11月26号习近平到访曲阜，很多人可能并未感受到有多么特别的事，但我的感受特别强烈，我从这一事件中意识到，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告一段落，人文学术正面对一个复兴的局面，传统的强势回归和文化的本土化时代的即将到来。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于是就有了我最近几年的一系列关注。

我有能力把感受和观察变成学术，变成思想，变成概念，对好多人而言，好像变化就变化了，这个变化在思想学术上昭示了什么，他不知道。这当然需要学术的积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这就是我给大家强调的，一定要有个专家的身份，一定要有个“专攻”的领域。理工科的很多人告诉我一个普遍的事实，很多学理工的人一辈子吃的就是一篇博士论文，煎着吃，烤着吃，炖着吃，凉拌着吃，做法不一样而已。持续不断的努力和进步，这只是少数人的事。一定做好这份博士论文，在时间和精力各方面都是最好的时候，这是一生中最好的机会，最佳的机遇，最有利的一个时段，这时要约束自己的兴趣，把你的兴趣和思考集中到一个点上，投射到某一个点上，从而一举获得一个专家的身份。

三、写作能力是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关键因素之一

必须或者尽早过写作关，是攸关你一生的大事。写作能力是一个人在学术界能否冒头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是最短的途径。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本人的写作关早在上大学之前就过了。1976年“四人帮”刚一粉碎，本人写的第一篇论文，是读《反杜林论》的一个思考，题目是《生产力与共产主义》。前面说过，本人学士学位论文写的《旧式农民战争的遗产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正儿八经的题目，不是幼稚的题目，我写《生产力与共产主义》也是很严肃的题目。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在一定范围内用来交流和分享，所以，归根到底都有个表达问题，归根结底都要通过写作能力来呈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替很多人惋惜，大学四年没有过写作关，有的硕士阶段也没过写作关，这当然会大大滞后你的成才过程，你的创造力再强，但你表达不出来，你呈现不出来，这就等于没有，而所有的研究和表达，最后都落脚为一个写作能力问题，份量至少占50%。

我上学的时候，身边不止一个人都是“掘井式思维”，他们读书也很用功很用心，思考和钻研得很深，在向下深挖那口井，面很窄，沿着一个点往下掘进，挖得很深，但由于缺乏敷衍成篇的能力，始终写不出文章来。把一点发现和心得敷衍成篇，这是一种极高的能力，你们的陈峰老师在这方面能做到极致。很多研究生缺乏这种敷衍成篇的能力，发表的少，表达的不精炼，达不到一定的水准无法打动人。你必须让你的文章让别人看了有印象，甚至留下深刻的印象，再见了你的新文以后，仍留下深刻的印象。《光明日报·史学版》原主编苏双碧先生1996年告诉我：“你的文章我们都是要看的。”你要保证你的文章里面始终有东西、有料。最近有个杂志的编辑跟我说：“你总是言之有物。”我回答说，是的，本人从不写“言之无物”的东西。如果我看了一个人的三篇东西都很平庸，这个人的其他文章就不愿再看了。如果看了一篇能打动你，我还会找这个人的其他文章看。这就是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和呈现能力的魅力。你不要说文章只是个表达形式，这个形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写作能力。

当然有的人有这个天赋，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也过不了这一关，但多读多写是个途径，没有其他途径，熟能生巧。这其中当然有个技术方面、技巧方面的问题。但一定要多写，懒人肯定不行。勤抄资料，多做读书笔记，时时积累小的发现和感悟，是练笔的最好方式。

四、必须关注相关学科如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动态

做学术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定要关注和本学科相关的学术动态，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都应该而且必须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我个人深受这些学科之惠，其中，特别是文学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个人的好几篇文章都是受到文学的启发。文学界有个好处，一篇小说发表，马上就一哄而上，展开跟踪研究，史学界缺乏这个兴趣和能力。我跟踪研究当代学术动态就是跟着文学界学的。为了纪念“文革”结束十周年，1986年-1987年文学界发表了一批研究新时期文学的文章，如“新时期十年文学的走向”和“思潮”之类。为什么这么多人写文学的走向，而没有人写史学的走向呢？那我就写写史学的走向吧，所以就有了一篇《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这就是来自文学界的启发，如果没有文学界的启发我想不起来做这篇文章。

为什么会更深的受到文学的启发？因为我喜欢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过当作家的梦想，写过剧本和小说，上大学之前就订阅了许多文学杂志，其中有《人民文学》《诗刊》等等。我对《人民文学》上的研究文章很关注。1977年某期《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姚雪垠写的《李自成》第二卷“序言”，读后让我十分震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极深：包括李自成在内的所有农民起义领袖都想成为“真命天子，都想做皇帝，人人如此，代代如此，没有例外”。从此让我对农民起义有了新的看法，对农民问题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后来我对《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和《时代的报告》等文学研究杂志格外关注，跟踪阅读，对其中个别杂志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文革”结束前我也订了《哲学研究》，也是每期必看的杂志。后来在山东大学图书馆看到了《社会学研究》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文章，于是又跟踪阅读此份杂志。包括《政治学》杂志大家一定要看，政治与历史很近。要八面来风，不要自我封闭，不要光看中国古代史研究，光看近代史研究。要打开自己的视野，开卷有益，我非常相信这一点，关注学界动态会使你的大脑始终保持开放状态。

人的大脑是一个大的加工厂，你必须源源不断地往里输送原料，它才能源源不断给你输出东西。而且你还要往里输送不同类别的原料，它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每天都保持活跃状态。你老是往里输送同类的东西，它也会产生审美疲劳，是不会高速运转的。

历史学是一个特别保守的学科，相传很久的行规很多，祖传家法很多，自以为是的偏见比较多，历史学家也都特别自信，比文学研究专家自信得多。认为历史学已经无所不包，可以关上门过日子，就是这种自信的例证之一。

五、从点开始，由点到线，再到面，是所有研究的逻辑程序

所有的研究都要从点开始，然后从点到线到面，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好的学术研究程序。

所有写得比较好的学位论文，在我看来，大都是从人物入手的。本人的研究起点就开始于翦伯赞，然后做历史主义思潮的研究，最后扩展到对整个当代中国学术思潮的研究，接着再往前往后延伸。所有的研究从点开始，然后到线，到面。现在要写一篇史家研究的论文比较简单，但要一上来就研究一种思潮或者一种现象这不简单，因为这个界限不好把握。选择一个人从事研究比较好，因为材料很集中，如学人“全集”“文集”已经出得很多了，材料集中，边界清晰。从学术研究来看也是最恰当的一个选择，因为在这之前你对你的研究对象的把握都很有限，还处在学术积累的开始阶段，从一个点开始相对比较容易，希望大家注意。我觉得现在有的同学从点开始已经做到线了。比如说从研究王鸿一开始，到研究梁漱溟，已经拉成一条线了，甚至已扩展到整个村治运动了。

本人深受这个研究程序带来的所有好处。我的硕士论文以“翦伯赞与当代中国史学界的理论建设”为题，写了12万字，导师看了，说作为硕士论文太大了，建议我围绕“历史主义思潮”来做，于是有了3万多字“翦伯赞与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的硕士论文，当然直到现在，此文也没有作为一篇完整的论文刊发出来。这篇硕士论文的主体部分发表在1987年刚创刊的《史学理论》杂志上。我个人深受这个选题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从一个点开始。当然你选这个点的时候一定要选对，换一句话说就像开矿，这个矿址一定要选好，煤层要厚，煤质要好。这个点一定要选好，当时我就已经感觉到翦伯赞的地位、思想、学术所蕴含的面上的很多东西，这里面有挖头。这个点的选择大家一定要慎重，不是随便找个点就能挖出来很多宝贝的。

六、从个别开始，走向一般

前面说到，所有的研究最好从点开始，这个点在学术史上主要指人物，当然也不限于人物，如一部著作、一场论战等等也是一个点。这个点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个别”。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所有的研究都应该从“个别”走向“一般”，从“特殊”走向“普遍”，从“现象”走向“本质”。

有个同学最近告诉我，他正在写一篇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基础的小论文。什么意思呢？他认为瞿秋白有一种认知取向，即认为知识、思想在对现实的研判上是有限度的，和实践相比，是次要的，他认为这是瞿秋白由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因素。且不说这一认识是否准确，我问他：这一研究有什么意义吗？他说对认识瞿秋白有意义。我说，对认识瞿秋白这一代知识分子有意义吗？他说，不知道，没想过。我然后告诉他，“从个别到个别没意思，永远走从个别到一般之路，这是所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

在我看来，就事论事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至少不是好的学术研究。一位政治家说过，所有的研究都是一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改造制作过程”，也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譬如，“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一代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个别”，都有独特的价值，这没问题，至于其中的名人就更不用说了。问题是，如果就瞿秋白研究瞿秋白，如果不把瞿秋白当作“五四”后“书生从政”的“典型”，如果不把瞿秋白放弃其他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代知识人的选择，而纯粹看作是他个人固有的独特认知取向的结果，这样的研究价值何在呢？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人生际遇造成的独特性。难道个人的独特性就这么坚固，能战胜思想潮流、时代风气、历史大势的影响，或不受这些因素的左右？如果不把个人看作是历史的“窗口”和时代的“眼睛”，这种人物研究的价值是需要大打折扣的。

我研究翦伯赞，你研究范文澜，他研究郭沫若，如果这些研究纯就翦伯赞研究翦伯赞，纯就范文澜研究范文澜，纯就郭沫若研究郭沫若，而不是从对这些人的研究走向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个“一般”的探索，进而走向对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这个更为“普遍”问题的把握，我很怀疑这些研究的价值。不错，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学术宫殿，每座宫殿里都富丽堂皇，甚至都有曲径通幽之处。但如果不把这些宫殿放在一个宫殿群里去考察去比较，如果不把这些宫殿放在同一种建筑风格、设计流派中去把握和衡量，我们如何能够确定这些单个宫殿在建筑史和建筑群里的地位和特殊价值呢？

七、把学术史置于社会史的脉络中去考察

往届的不止一个同学问过我同一个问题：您的现代学术史研究与其他名家的不同点在哪里？我在此做个集中回答。努力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可能是我和其他诸家的最大不同。在我看来，“学术史”从来不是“学术”一方单独写就的，而是“学术”与“社会”双边互动共同执笔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认识似乎最为到位。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这位历史学家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因此，“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出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以至于可以把他们写的历史看作是“由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成的”。所以，他主张：在研究史学之前，应先研究史家，在研究史家之前，应先研究时代与社会环境。如果这些看法没有大错，那末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史学史特别是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理解某些学术史的大关节、大转折时，社会学考察还应处于基础地位。

这里事实上已牵扯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学术的“内史”与“外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段时间内，在占主流地位的唯物史观话语系统内部，将学术史的演化完全看作是消极的、被动的、次要的、派生的，固然有问题，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重估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又将学术史的变迁完全视为主动的、自动的，将“学术”本身看作可以脱离社会与时代因素制约的“自足体”，也有着同样的或同等程度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划清学术史研究中的“外缘理路”与“内在理路”之间的边界与限度。在某种既定学术“典范”确立之后的常态时期，从纯知识的角度所作的内在考察当然是主要的；当新旧“典范”交替、学术方向转折的革命时期，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所作的外在考察则应当是十分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说明学术为何向这个而不向那个方向转折)，虽然内在考察这时也必不可少(学术无论向这个或那个方向转折，都是有着内在基础的)。

努力将一些学术史上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关键问题作社会史的处理，是我考察1949年后史学思潮、史学现象的基本作业方式。在社会学视野内，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转型、时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冲突、思想论战、历史转折等外在因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内化为史学存在的学术基质的？换言之，史学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变迁”？史家通过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她)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我们如何才能从史家对遥远社会的描述与评价中，剥离出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提出这些问题，绝非所谓的“现实关怀”使然，认为非如此不足以透彻地理解与把握史学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迁，是我的信念。“正史”规范的式微，“新史学”的出现，“古史辨”派的崛起，“史语所”谱系的生成，“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奠定，特别是50年代“五朵金花”的盛开、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风气的嬗替等，均非“内在理路”所能充分说明。20世纪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承平的世纪，而是一个从社会到经济、从政治到思想、从文化到学术均与“传统”发生巨大裂变的世纪，是一个各种“主义”与社会理念纷纷登场检验自己的魅力的世纪。在这样一个“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的历史大势面前，特别是在几度出现的“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民族、阶层和个体生存方式与生存机会的选择，老实说，始终处于积极的地位，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转型与发展，在更多的时间内，不能不具有从属的性质。所以，从“外缘理路”来思考与论说20世纪中国史学，至少是有着某种最低限度的历史合理性的。

八、必须要有大关怀、大抱负、大志向、大目标、大境界、大格局、大视野

一定要有大关怀、大抱负、大志向、大目标、大境界、大格局、大视野，这几大是我历年来所一直强调的，结论是，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产生大动力。你的视野本来很小，抱负本来不大，根本就走不远。我在《齐鲁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五四”青年和80年代的新青年关心的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现在许多人关心的则是“问苍茫大地，我的工作在哪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问苍茫大地，中国向何处去”？这不并意味着我不脚踏实地，只有少数狂徒，试图希望一步登天。我这里强调的是：你的抱负的大小和你动力的强弱是正向关系。学术研究是一项极其艰苦极其寂寞的事业，需要不断激励，所以，激励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所谓激励机制毕竟是一个外在动力，所谓“变压力为动力”。激励机制是外在的激励，是“他律”而不是“自律”，最大的激励实际上是个人的抱负，跟你的志向有关，跟你的关怀有关，跟你的人生目标有关，跟你的人生境界有关，这是自我激励，也是最大最持久的激励。

所谓大关怀，在本人看来就是对一些超越专业边界的更为普遍价值的认同和追求。我感觉许多杰出医生如遍尝百草的神农一样，无不是具有悲天悯人救死扶伤情怀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精湛技艺不懈追求的动力，实际上来源于对人类痛苦宗教般的感同身受。换句话说，他们的专业动力来源于专业之外。人文学术研究更是如此，我坚信，那些杰出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无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无不以国难民瘼为念，“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是他们的追求，这些专业之外的人生信念在推动他们走上杰出之途。本人看来，信念就是对社会历史的终极追求，学者绝不能成为机会主义的信徒。这就是信念的力量，这就是大关怀的力量。而大关怀必然产生大抱负、大志向、大目标，一个没有大关怀的人绝不会产生远大抱负、远大志向、远大目标。“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大家事，事事关心”。一个听不到这些声音的人，一个对眼下的事变不敏感的人，他怎么能产生远大专业抱负、远大专业志向、远大专业目标呢？他的目标很实在，就是职称晋升；他的志向看得见，就是出人头地；他的抱负摸得着，就是各种“帽子”和“头衔”。所以，我们到处都能看见这样一些人：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没有“学问”，就是找不着他的“代表作”和“一亩三分地”。究其原因，就是抱负太小使然。如果“大关怀”产生“大抱负”，那末“大抱负”则必然产生“大境界”和“大格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什么样的人格境界，这个境界与蝇营狗苟是不相容的，具备或追求这个境界是不会斤斤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的王国维和陈寅恪，可以说为后代史学家们树立了大境界、大格局的榜样。

九、跟着问题读书，走积极读书之路

学术研究源于读书，但如何读书，学问很大。在我看来，单纯的搜集资料、抄卡片，不是读书，那其实是“实验室”的工作；为“文献综述”做准备而翻书，也属查阅资料的范畴，也不在“读书”的本义之内。读和自己的人格养成、境界品味相关的书，才是真正的读书，能益人神智的书才值得认真去读。

跟着问题读书，非常重要。读书分两种，一是消极读书，二是积极读书。消极读书就是带着任务去硬读和死读。积极读书就是带着问题读书，跟着问题读书。我自己觉得，通过发现问题，通过追求问题来读更多的书，我觉得这是一种积极的读书。当你读书感觉痛苦的时候，一定是没带着问题所致，硬着头皮，不得不读。因为你不感兴趣的读书读了之后也不会有收获，你是不是一个读书的人，很重要。如果你见书不亲，没有如饥似渴之感，纯属折磨，那你就趁早别吃历史研究这碗饭，趁早到其他行当去谋生。前一阶段接待一位老先生老前辈，这位先生以“酒仙”著称，在场的学生给这位先生敬酒时，往往皱着眉头陪酒，这位先生训诫说，酒乃五谷之精英，喝酒本是件愉快的事，怎么能做痛苦状呢？我想读书更应该这样。书乃文明之载体，生活之精华，前人智慧之结晶，你竟然皱着眉头去看，没有大旱之望云霓的感觉，这怎么能吃学术这碗饭呢！

十、在片面的深刻和稳妥的表述之间，青年可选前者，成名后应选后者

在“片面的深刻”和“稳妥的表述”之间，我们选择什么？这是年青学者常常碰到的问题，“锋芒毕露”，是许多年轻人的风格。但这个风格好不好，值不值得鼓励，确实是个问题。个人体会，青年人走一种“片面深刻”之路，可能有得有失。

本人从上世纪80年代一开始走上学术之路，就感受到了这种选择的痛苦与撕扯。有一位我素所敬重的老师，50年代初的大学生，从给我们本科上课起，我就经常向他请教问题，来往密切。我留校当老师后，立即介入了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每当我写好一篇文章，我就请这位老师帮我斟酌把关。结果，经过这位老师把关之后的文章，棱角几乎全部被打磨掉了，锐气已不复存在。当时年轻气盛，接过修改稿后，一看哪是自己的风格？犹豫一段时间后，我还是恢复旧观，改了回去。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再也不请这位先生看稿子了。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我的文章有锐气，能激起波澜，当然也引发争议，有些争议至今并未平息。后来，我和我的这位“学术监护人”聊起旧事时，这位监护人说：“我差一点掐死一个叫王学典的人。但你摊上了一个好时代，否则的话不堪设想。”当然我也后悔，后悔自己当时太图思想上的尖锐锋利，理论逻辑上的“彻底”和“一贯”，表达上的痛快淋漓一泻千里，以至孟浪之处所在多有，给我后来的人生之路平添了不少麻烦，这一切当然与血气方刚、不知道利害有关。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追求表述的稳妥，就要面面俱到，抹掉你的锋芒，如果表述畅快一些，就要保留锋芒，保留锋芒的东西一定会给人印象深刻，稳妥的表述永远引不起更多人的注意。我当然不劝大家“走极端”，但我也希望大家的文章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因为更多的关注就是更大的激励。当然，一些极端化的表述，自己认为很深刻，但学术界往往说这些观点比较“偏激”。他当然不“偏激”，但他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们是表达的稳妥一点，圆融一点，还是锋芒一点，片面一点，甚至极端一点，过头一点，这是我们始终面临的选择。有时候青年人意识不到，在这个“深刻”的表述之外还有一种比较圆润一点的表述。青年人可能好走所谓“极端”，成名了，为盛名所累，可能会面面俱到一点，锋芒磨得更少一点。

今天就谈这些，多数是我个人的体会。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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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林淑萍 吴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