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郭忠华：社会科学如何通过“复合单数”机制建构概念？

广东社会科学法理杂志 202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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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 郭忠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开放时代》《公共行政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代表著作有《解放政治的反思与未来：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研究》《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等；代表译作有《动荡而强大的大陆：欧洲的未来》《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公民身份理论、国家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当代中国政治等。

摘要

概念是建构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复合单数”是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重视明显不足。概念的复合单数建构体现在将具有复合涵义的争议性概念强制单数化为目标概念的涵义上，复合单数的过程同时是目标概念的地位上升和涵义重塑过程，即目标概念通过复合单数建构而上升为社会的核心概念。与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的建构方式比较，复合单数在建构方式、动力、主体和时间序列上表现出明显的特性，同时，它也表明了知识建构社会的主要方式。

问题的提出

“概念”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概念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范畴，不仅存在不同类型的概念，而且存在着不同的概念建构方式。当前，学术界有关“概念建构”的研究并不多见，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概念形成方式的梳理与总结。比如，汉普尔（Carl Hampel）对科学研究中的“概念形成”（concept formation）方式进行了总结，梳理了科学研究中界定概念的基本原则、概念形成的主要方法和主要类型。汉普尔的研究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概念形成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故也有学者专门就社会科学的概念形成方式进行了总结。比如，乌思怀特（William Outhwaite）在《社会科学的概念形成》一书中以康德、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西美尔等人的思想作为基础，从“思想史”角度梳理了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主要传统：解释传统、实证传统和批判传统，并分析了它们对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

二是对社会科学概念建构和社会化方式的研究。在区分专业研究人员与常人的基础上，郭忠华将知识划分为“日常知识”与“专业知识”两种类型，认为社会科学概念是一种“双重建构”模式：一重是研究者以常人的日常知识为基础的“概念提炼”模式，主要体现在描述性概念和归纳性概念上；另一重则是常人以专业化概念为基础的“吸收和再建构”模式，主要集中在建构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上。基于这两种模式，他得出结论认为：社会科学概念的形成和变迁是研究者的专业知识与常人的日常知识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基于社会科学的“双重解释”特性，郭忠华还就社会科学概念的“社会化”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存在两种社会化方式：或者概念以“同义转化”方式被常人所接受和吸收，或者以“异义转化”方式被常人所改造。

三是对常人、智能机器人的概念习得和概念建构研究。以对“现实的社会建构”问题的反思作为切入口，马迪克（Palul Mattick）、王宁对常人如何习得和重建知识精英的专业性概念进行了分析。在王宁看来，常人主要以两种方式习得专业性概念：情形之一是以“分工型参与”的方式习得专业概念，即常人完全按知识精英设定的角色发挥作用，如常人尽管也使用“蓝筹股”“市盈率”等概念，但他们只是按股票市场设计者设定好的角色发挥作用，不能改变股票市场的运转机制；情形之二是常人以“全息型参与”的方式将知识精英的专业化概念重建为自身的知识库存，并基于自利、规避等目的而扭曲知识精英所建构的概念。除此之外，菲什尔（Douglas Fisher）、帕泽尼（Michael Pazzani）还将概念研究延伸到人工智能领域，从跨学科角度对智能机器人的概念习得和概念形成模式进行了分析，重点区分了智能机器人的“非管控模式”（unsupervised model）与人类流行的“管控模式”（supervised model）在概念形成上的差别。

四是对概念涵义的历史流变研究，主要体现在“概念史”“关键词”等研究领域。概念史是20世纪中期德国史学界兴起的一种重要学术潮流，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作为代表。科氏在其主编的八卷本工具书《历史基本概念》一书中，以119个概念为中心，通过查考概念语义的变迁来解析旧世界的解体和新世界的诞生。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代表的“关键词”研究则紧紧抓住概念的历史和文化之维，通过概念的语义梳理和考辨来发现社会和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

[英]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针对特定概念的研究，如保罗（Herman Paul）和范·维尔德惠增（Adriaan Van Veldhuizen）对“历史主义”（Historicism）概念的流变史研究，章可对1901～1932年间中国“人文主义”（humanism）概念史的研究

章可：

《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以及黄兴涛对“她”字在近代中国兴起的文化史研究等。

五是对中国当前政治概念建构的研究。因应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呼声，该类研究提出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概念体系，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构建本土概念体系的一般性思考。如徐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西方概念，且通常是无反思地接纳和吸收，这种情况束缚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原创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除吸收外来概念外，批判和解构也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新概念、形成概念竞争，在竞争中获得话语权。第二，对特定概念体系的构建或对特定概念的本土化重建。如，基于自身的实践，徐勇总结了在构建“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提炼出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的主要特征。肖滨则就汉语语境下应当如何重构“国家”概念进行了探索，认为应当从“升格”“降格”“分拆”和“统合”四种策略来重构“国家”概念，分别对应于西方的country、state、nation和nationstate隐含的国家要素。

上述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为建构本土概念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当前研究总体上显得较为宽泛和一般化，对概念建构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缺乏。以政治学概念体系为例，其中存在着大量以“复合单数”方式建构的概念。“复合单数”是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基本范式之一，但学术界对于这一建构方式的理论探讨还相当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本文将以概念建构中的“复合单数”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在反思“知识建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复合单数”概念建构的主要机制和方式，期待能将概念建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知识、概念与社会建构

之所以在对“复合单数”机制进行集中讨论之前先讨论“知识、概念与社会建构”这一问题，主要因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知识、概念和社会建构是三个相互区分的范畴。学术界对于知识主要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如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把知识看作是“感觉和心灵的活动”。按照这种定义，知识既包括真实的认识，也包括虚假的认识。但学术界主要还是从狭义角度来理解知识，即把知识等同于揭示了事实本质特征的认识，从这一意义而言，知识等同于科学。如英国哲学家拉卡托斯所提出的，“science（科学）一词便成为最受敬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德国哲学家石里克认为，“科学乃是知识的躯干”“科学发现”构成了知识。

[德]莫里兹·石里克：《普通认识论》

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本文主要从狭义意义上来使用知识概念。相对而言，概念则是构建知识的基本要素，如海伍德所言，概念“实际上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但相对而言，如下文将要表明的，社会建构则既可能是知识和概念形成的原因，也可能是其结果。

另一方面，三者之间又彼此关联。比如，知识是概念的灵魂，只有负载了知识的概念才能成为概念；知识是进行社会建构的因素，但所凭借的手段又主要是概念。概念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概念承载着不同类型的知识，不同类型的知识在建构社会时所起的作用也差异甚迥。对于三者关系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廓清本文的研究问题和提升研究意义。

对于知识与社会建构的关系，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的社会建构论”，主要考察社会建构过程中如何导致知识的形成。如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关键词涵义的形塑；国内大部分概念史研究也把概念作为因变量，分析概念的语义变迁如何反映了社会变迁。二是“知识建构社会论”。与前者相反，它把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动力，认为知识参与了社会建构的过程。伯格（Peter L. Berger）、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作者在该书的开篇即指出：“现实是社会建构的，而这一建构过程正是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由于“知识的社会建构论”主要探讨社会实践过程中知识的形成方式，在概念史、文化史、观念史等研究领域已有较多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复合单数”机制属于“知识建构社会论”的范畴，故本文将主要聚焦于后者。目前，关于“知识建构社会”的问题，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知识的同义建构论与知识的异义建构论。

“知识的同义建构论”在思想界已有较长历史。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其中表明了知识可以成为改造现实的力量的观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更加详细地阐明了认识转变为实践的重要性：“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除这些革命家、政治家外，学术界对此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表明，正是新教徒怀有的“被选”“天职”等观念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它是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内在动力；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曼海姆对乌托邦观念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上述思想家使用的“理论”“伦理”“意识形态”等词汇表征了知识的不同形态。它们或者是革命家建立的革命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思想家建立的意识形态（如乌托邦）、或者是宗教领袖建立的宗教学说（如新教伦理）。这些知识通过社会扩散而转变成常人的日常知识，常人再由于新知识的习得而导致行为改变，从而导致社会建构。这一论证链条存在着两个重要环节：一是知识的共享环节，即精英的知识能够转变为常人的知识。精英建构的知识开始仅局限于很小范围，但通过知识扩散而转变成常人的知识。知识可以在精英与常人之间进行同义传递和共享。二是从知识到实践的环节，即知识能够转变成常人的实际行为。这是“知识的同义建构论”隐含的另一个重要观点。然而，从精英到常人的知识转化和从知识到实践的转化，这两个环节中间通常不是无缝对接的，它们既可能具有一致性，也可能存在冲突性。后者导致“知识的异义建构论”的出现。

“知识的异义建构论”对这两个环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比如，在王宁看来，知识建构社会包含两种类型：一是精英以自身知识直接建构社会，常人只需以“分工型参与”的方式参与其中。如制造原子弹，常人不可能懂得原子弹的制造原理，他们只是以科学家预先设定好的角色参与原子弹制造。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同义”建构社会。但存在另一种情况，即精英虽然建构了理论，但无法凭自身力量得到落实，需将理论转化为常人知识，再以常人的实践来得到落实。在这种类型中，常人以“全息型参与”方式参与其中。这种情况很可能导致“异义”建构的出现。这既有精英一方的原因，也有常人一方的原因。从精英一方来看，或者由于精英怀有特定政治目标而刻意掩饰了某些东西，导致理论无法被常人准确理解；或者出于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导致精英必须把理论浓缩成口号或标语，在浓缩过程中导致意义流失；或者由于精英为获得大多数人支持而有意把知识抽象化（如自由、平等），导致常人形成多元化的理解。从常人一方来看，或者由于常人的认识水平无法跟上精英的思想，或者由于常人存在某些自利性的动机而有意扭曲理论等。

从“知识的同义建构论”到“知识的异义建构论”，体现了对“知识建构社会”问题的认识深化。显然，知识在建构社会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同义建构”和“异义建构”两种情况。问题在于，这两种观点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概念。知识建构社会必须具有相应的抓手，这一抓手就是概念。知识如果不拥有相应的概念，不仅不能为常人所理解，甚至不能为同行研究者所理解。不论何种知识，“概念”都是其最重要的载体。研究者所建构出来的知识通常都会体现在其所提出的“标识性概念”上。知识与概念的关系可概括为：或者概念是知识的结晶，即知识体系被提炼成特定概念；或者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石，如西方自然法学说建立在“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概念的基础上。知识精英的社会建构活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概念建构方式上，“复合单数”的概念建构方式在这方面体现得极为典型，因此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

二、概念建构中的“复合单数”机制

社会科学概念存在不同的类型。以是否蕴含价值为标准，可划分为“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前者表示中性意思，后者负载明确价值；

[英]安东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

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以层次为标准，可划分为“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概念层次越高，表达的范围越大、涵义越抽象，反之则越小和越具体。本文探讨的是具有鲜明价值色彩的规范性概念，层级上主要是上位概念。这些概念在历史上可能早已存在，但在新社会背景下被重构，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建构功能。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字面上看，马、恩是在对“历史”概念做新的界定，即以全称判断把“阶级斗争”归结为历史的全部内容。这种界定显然对“历史”进行了重大转换和重新概括，因为在他们之前，对于历史的理解完全不同。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把历史理解成阶级斗争：一方面，阶级斗争尽管存在于那些时代，但阶级现象压根不被人们认识到，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原则主要是传统、亲属关系和宗教等。进入现代社会后，阶级斗争最初也没被当作历史的全部内容，而是精神、英雄人物等，如黑格尔把历史看作“客观精神”在现实世界的展开过程，卡莱尔（Thomas Carlyle）把历史理解成“英雄的业绩”。总体而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复数的，如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化史、民族史乃至服饰史等。但随着欧洲革命浪潮的到来，马、恩对于历史的概括却形成了巨大的观念建构和行动潜能：它使人们意识到阶级、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它使“阶级”涵义从表示“等级”等中性涵义转变成表示革命、进步等褒义涵义；它认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失去的将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方维规认为：“视一切社会的历史为（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复合单数便是高度理论化、极具挑战性的概括，它连接经验和期待，具有催生经验的中心意义，……”在政治学概念家族中，以类似方式构建新概念的情况不在少数。

通过将历史的全部内容概括为阶级斗争，马、恩的论断突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复合单数”的概念建构方式。“历史”和“阶级斗争”是这一机制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其中，“历史”是一个先在的、具有复合涵义的概念，“阶级斗争”则是一个晚近的、仅有单一涵义的概念。通过将具有复合内涵的概念强势归结为目标概念的单一内涵，这就是概念建构中的“复合单数”机制。由此可见，复合单数机制以两大要素作为前提：一是“争议性概念”的存在。“争议性概念”是海伍德（Andrew Heywood如），在同样是《政治学核心概念“自由”概念》，中提出的一种概念类型在古代被理解成个体参与公共生，指那些涵义“在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活的自由，在现代则被理解成个体维护私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的自由。

[法]邦雅曼·贡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社会科学中存在大量争议性概念，知识精英可以依据不同的形势和目的而对其进行复合单数建构，复合单数的不断重复使概念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二是目标概念的提出和重塑。在将争议性概念的内涵单数化为目标概念的过程中，后者的涵义、地位相应发生改变。在涵义方面，目标概念尽管可能已经存在于传统词汇库中，但在单数化的过程中通常被重构。在马、恩的命题中，“阶级”实际上早已存在于传统词汇库中，表示“等级”“台阶”“官阶”等涵义。马、恩在复合单数的过程中将它转变成为一个表示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拥有不同地位和权力的社会集团，从而重构了阶级的涵义。在地位方面，复合单数的过程同时是目标概念升格为关键概念的过程，是概念上位化的过程。由于争议性概念先在于目标概念，已为人们所熟知，通过把争议性概念的涵义等同于目标概念，后者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升。这种提升也体现在上位化上，即从表示具体内涵的下位概念升格为表示普遍内涵的上位概念。这种现象在语言演化史上并不少见，且已为部分研究者所注意到。以“阶级”为例，它在传统社会指台阶、官阶等具体涵义，但重塑后演变成具有不同地位和权力的社会集团涵义，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马、恩对“历史”内涵的重构表明他们把阶级斗争置于中心地位的目的，这是进行复合单数建构的基本动力来源。但总体而言，复合单数的动力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时代特征的提炼。体现在知识精英依据自身所处时代的典型特征对争议性概念进行单数化，以目标概念来表明时代的特质。如将主要使用蒸汽机的时代称作“蒸汽机”时代，将主要使用电力的时代称作“电气化”时代，把网络出现后的时代称作“网络化”时代。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没有淘汰此前的因素，每个时代都具有复合性，但由于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影响，整个时代便被概括为该标志性事物。这种复合单数发生在既定事实之后，复合单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该时代的特征。二是出于政策驱动或政治动员的目的。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既定事实之前，或至少该事实表现得尚不明显。为更好地推行某项政策或进行政治动员，政治精英将争议性概念单一化为特定政策或行动。对于这种情况，复合单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精英的内在驱动。

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衡量，“复合单数”现象体现了“真正的知识”与“现实的知识”之间的分野。争议性概念主要表征前者，目标概念则表征后者。争议性概念正是在持续积累目标概念的内涵的基础上而形成其真正内涵的。“现实的知识”与“真正的知识”的区分主要体现在：前者扎根于社会现实，所关涉的主要是“现实”对象，是行动者基于现实情境所获得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则扎根于历史延续中，是行动者在历史绵延中持续展开对事物的认识而反复提炼出来的知识。比如，由于民族国家呈现出来的多元化形态，我们很难对“民族国家”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但这不妨碍我们对特定民族国家进行研究，形成有关它的现实知识；通过对不同民族国家特征的持续提炼，从而获得对民族国家的真正知识。从这一角度而言，争议性概念类似于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

[德]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目标概念则类似于理想类型中所突出的各个侧面。

三、“复合单数”建构的主要方式

基于前文的动力分析，可以将“复合单数”建构区分为两种主要方式：提炼时代特征的动力形成“典型提炼”方式，政治动员的动力则形成“政治动员”方式。“典型提炼”主要基于社会中已经出现的某些重要迹象，概念建构者通过将这些特征进行单数化提炼，使之成为该事物的惟一特征。相对而言，“政治动员”方式则主要基于革命家、政治家等政治行动者怀有的政治理念，通过将政治理念单数化为目标概念的内涵，从而达到政治动员、政策推广等目的。对于“政治动员”的复合单数建构，由于前一节已有相关案例，这里将不再重复。接下来，本小节将以三位思想家对“人”的复合单数建构作为切入口，说明复合单数建构过程中的“典型提炼”方式。

在学术研究领域，“人”是一个典型的争议性概念，它是不同学科领域的基础性概念，但 “人”在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思想家那里却又存在着高度差异化的理解。在哲学界，认识人自身甚至被看作是哲学研究中公认的最高目标。围绕“人”这一概念，知识精英已形成了众多著名的界定，体现了“人”在不同时代的典型属性。

（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该论断常被简化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论断建立在两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人和政治。前者作为争议性概念而出现，后者则作为目标概念而出现。在这一判断中，亚里士多德将具有复合涵义的“人”单数化为“政治”，即把“政治”看作是人的惟一内涵。

显然，这是对“人”的涵义所进行的一次重大建构，因为至少从已知的文献来看，在亚氏之前，还没有哪个思想家将人的涵义完全归结为“政治”。亚氏的这一建构与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希望表达的政治理想密不可分。亚氏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雅典城邦，这是人类政治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当时绝大部分其他城邦实行的主要是君主制、贵族制或者是这些政体的变态形式（如僭主制、寡头制）。相对于君主制、贵族制等以少数人统治为基础的政治而言，雅典民主政体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原则，即阿伦特后来所概括出来的“多数人”参与的、以“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为基础的“政治生活”。

[美]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

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雅典城邦，所有公民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城邦公共事务，轮番充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政治生活来追求有限生命中的卓越和不朽。尽管根据孟德斯鸠后来的稽考，当时雅典城邦中的公民人数只有区区两万人，远小于奴隶、妇女、外邦人等非公民群体的数量。但雅典城邦的新型政治含义还是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充分重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至少表达了两种内涵：一方面，任何具有雅典公民资格的人都必须参与城邦政治，一个人如果不能参与城邦政治而可以被称作“人”，那他不是野兽即是神祇；另一方面，与这种广泛公民参与相一致的是民主政治生活，这是惟一能以平等、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卓越和不朽的政治生活形式。

实际上，对于当时的雅典公民而言，他们的生活具有明显的复合性，即包括经济、社会、家庭、文化等诸多要素，政治生活仅是其中的要素之一，而且当时的雅典公民未必把“政治”当作是自身生活中最主要的因素。但通过亚氏的复合单数建构，其他要素遭到了忽视，“政治”则被强势地归结为“人”的惟一属性。通过这种建构，以雅典为蓝本所表达的“政治”含意便成为人之为人（主要指公民）的惟一追求。

（二）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近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勒内·笛卡尔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这一命题建立在“我思”和“我在”两大概念的基础上：前者属于目标性概念，后者则属于争议性概念。笛卡尔以一种强制性方式把“我在”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上，把“思”作为“在”的惟一本质。与前文亚里士多德的复合单数建构比较，这显然是有关人的本质的又一次重新建构。

在含义上，“我思，故我在”是把“思考”作为判断我之“存在”的惟一依据：只有当我“思考”之时，才能确定我是“存在”的，如果我的思考停止，那么我存在的证据也将消失。当然，不能把这里的“在”理解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经验性“存在”，而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阐发的“本真的自己存在”，即“自己的自一性”，或者说“在形形色色的体验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那个我的同一性”。当然，对于这一命题，哲学界已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解释，但无论何种解释或批判（如认为它是纯粹唯心主义），它对于近代欧洲思想界所带来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它把“思”和“在”置于根本的位置，突出了“思”在形成个体“同一性”上的根本意义。如何理解笛卡尔对人的存在标准的重新建构？这一点同样必须从其所处的时代来加以理解。“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与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启蒙运动之前，欧洲长期笼罩在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之下。“上帝”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最终尺度，人则是上帝的附属品。这种状况压制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与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通过把“我在”的依据建立在“我思”上，笛卡尔颠覆了以上帝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建立起基于“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但即使从常识的角度也可以明白，“我在”除了必须具有自身“同一性”外，还依赖于其他一系列经验性要素的支撑，如健康的体魄、居住的空间、必要的食物、健全的心智、社会关系网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我在”都将面临严重的问题。但笛卡尔强势性地忽略其他经验性要素而把它归结为唯一的“思”，其目的只在于彰显“思”对于人类生活的根本意义。通过这种方式，笛卡尔提炼出了以“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精神，昭示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

（三）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这一命题常被简化为“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前两者相比，这显然是有关人的本质的又一次全新建构。这与马克思所持的认识论立场有关，在他的眼里，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政治”，是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因为政治不外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统治，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来谈政治；笛卡尔将人的本质建立在“我思”基础上，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体现，但思考并不构成人的真正本质，因为思考的内容必须来自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另外，人的本质也不以费尔巴哈提出的“宗教的本质”作为基础，因为宗教只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立足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的这一命题同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马克思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他的任务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启迪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由于掌握了物质生产资料而在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除自身劳动力之外则一无所有，被迫屈从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这些情况表明，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政治关系中的决定性力量。从这一角度而言，资产阶级尽管建立起自由、平等、权利等一整套理论，但实际上反映的只是资产阶级相对于此前封建统治所取得的“政治解放”成果，并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解放。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表面上尽管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更加不自由，因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力量的统治。“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通过将“人”的本质单数化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彰显了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对于人类生存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尽管同样拥有政治、文化、家庭、民族等各方面因素，但通过把人的本质单数化为“社会关系”，马克思突出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彰显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根源。

除此之外，还存在诸多其他有关人的本质的复合单数建构，但上述三种单数化无疑最具有代表性。这些单数化反映出，“人”作为一个争议性概念，本身并不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而是依赖于知识精英根据所处时代的典型特点进行建构。将具有复合涵义的“人”单数化为“政治”“思” 或“社会关系”，彰显了不同时代思想家对人的本质的思考，突出了“人”在不同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正是复合单数建构的基本功能之一。

结语

以对“知识建构社会”的反思作为切入点，前文已就复合单数的建构机制和主要方式进行了分析。作为结语，本小节将集中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与其他概念建构方式比较，复合单数方式主要存在哪些独特之处？二是回应“知识建构社会”问题，本文在哪些方面推进了这一研究？两个问题都在于彰显本文的理论创新。

概念具有不同的类型，也具有不同的建构方式。以前文所区分的“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为例。“描述性概念”主要建立在提炼事物特征的基础上。比如，基于对马来西亚一个村庄里的农民的日常反抗艺术（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装疯卖傻等）的提炼，斯科特（James Scott）提出了“弱者的武器”概念。

[美]詹姆斯·C.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

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描述性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也大有存在，如“依法抗争”“依气抗争”等。此类概念主要基于既存事实、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相反，“规范性概念”则主要基于知识精英的理念，知识分子出于特定的价值和目标而建构出某种概念，概念再通过社会化而被常人所习得和应用，此类概念建构从而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体现出精英的“专业知识”与常人的“日常知识”之间的“双重建构”特征。

复合单数方式尽管也体现出两种知识之间的互构，但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第一，复合单数主要体现在概念“应用方式”的调整上，包括单数化、上位化和涵义现代化等。前文诸多例子表明，目标概念实际上早已存在，思想家们只是改换了它们的地位或涵义，使概念适用于新的环境和目的。复合单数的概念建构方式从而表现得与描述性概念或规范性概念的建构方式迥然相异。因为后两者通常涉及基于特定经验事实或者特定理念而建构出全新的概念，且描述性概念一般属于下位概念，规范性概念则一般属于上位概念。第二，复合单数建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如进行阶级斗争、推广特定政策、提炼时代精神等。它不像描述性概念那样主要出于理解客观事物，每一种复合单数建构都隐藏着建构者的特定目的。但它又不同于规范性概念的建构方式，复合单数主要通过目标概念与争议性概念的联合来实现建构者的目的。第三，在建构主体上，描述性或规范性概念的建构主体主要是知识精英，但复合单数的建构主体则显得更加多元化，包括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等，尤其后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四，在时间序列上，描述性概念形成于事实之后，规范性概念则形成于事实之前。复合单数则介于两者之间：相关概念和事实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得到重视和凸显，复合单数建构使它们得到彰显。

回应“知识建构社会”的问题，前文已经表明，知识的同义建构论和异义建构论在知识如何体现、如何建构社会问题上存在着重要的模糊之处。本文的讨论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清晰。同义建构论和异义建构论都将重点放在“知识”上，很少注意到概念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遑论对概念建构社会的方式进行分析。本文表明，“知识建构社会”主要体现在精英对概念的塑造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建构上。通过将争议性概念的涵义强制性地单数化为目标概念，特定时代主题、政策议题或政治理念得到彰显，从而形成社会建构的效果。但必须表明，本文尽管传递了精英以复合单数方式进行社会建构的含义，但并不认为任何复合单数建构都将带来社会建构效果。在人类知识史上，复合单数建构的现象不胜枚举，但其中大部分最终都湮没无闻，更毋谈建构社会。其中的原因前文已有提及，既可能出于精英的原因，也可能出于常人的原因。但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在形形色色的复合单数建构中，不彻底、没有抓住事物根本的建构大有存在，但这不妨碍我们从彻底地、抓住了事物根本的建构中理解“知识建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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