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生育新态势 建立整体性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对新时期中国人口新形势的积极回应，指明了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

1 中国生育新态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回推结果显示，2017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快速下跌，2020年已降至1.3的低水平，与西方很多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相近甚至比它们更低。理论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略高于这些国家才符合逻辑。这一现象的发生与中国独特的生育转变背景、过程和机制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居民的宏观生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在生育率走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曾出现的新兴且强有力的影响因素。

第一，在中国，拥有自有住房被看作是组建家庭的基本条件。同时，房产直接与户口、教育、医疗等资源挂钩，在租房市场尚不完善、租住尚不能同权的背景下，居民对租房的接受度不高，购买住房仍是大多数人成家立业的首选。因此，当房价快速攀升、购房成本过高时，部分年轻人会因经济负担过重而挤出对包括孩子在内的其他消费品的需求，选择推迟婚育或减少生育。

第二，“中国式父母”总是愿意为了孩子倾其所有，家庭为抚育孩子投入了大量的经济成本，时间跨度从孕期延续到孩子成家立业。支出项目覆盖范围很广，包括基础性支出、文化娱乐支出、教育支出等，大部分父母在孩子成年后还要筹备买房、买车、彩礼等婚嫁费用，在孩子组建家庭后很可能还要承担孙辈的抚育工作。漫长的付出、不菲的费用给家庭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家长们只好选择减少生育来缓解压力。

第三，中国父母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情绪。在西方很多国家，父母更看重孩子的兴趣、素质培养，上大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在中国，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成才”而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高昂的教育成本、紧张焦虑的竞争以及丧失其他生活追求与育儿联系在一起，导致家庭对生育孩子充满“恐惧”。这种焦虑情绪的蔓延，让准备生育孩子的家庭望而却步。

第四，中国在经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球化浪潮之后，一方面，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产业迭代升级速度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另一方面，经济更易受外部环境冲击，金融风险增大，市场震荡更剧烈，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选择推迟婚育或减少生育。

第五，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大幅提升，劳动参与率也一直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但家庭内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秩序仍未根本改变，职场女性休产假时还面临收入降低、职业中断的可能。很多女性无法兼顾事业与家庭，只能选择推迟或减少生育。欧洲一些国家会采取鼓励丈夫参与育儿、夫妻共享产假、弹性工作制、提供高质量的普惠托育服务等方式来缓解这种工作-家庭冲突。

第六，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家庭养儿防老的功能在弱化，父母对子女的养老需求降低。与之相对的是生育保障措施的匮乏，家庭承担了大量的抚养成本，却没有享有对应的育儿收益，自然会倾向于减少生育。

第七，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历了长期的生育低迷，而中国民众生育观念的快速变迁恰好发生在新媒体时代到来之际，诸如恐婚恐育、同居、离婚、丁克、单身主义、同性恋等过去不被接受的观念在新的传播模式下迅速扩散，短期内就可对生育率产生明显冲击。

长期低迷的生育水平以及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风险和挑战。现阶段，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已经转变为社会经济因素，仅从政策上放开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已经不足以使生育率回升，必须针对阻碍生育的各种因素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因素制定政策，才能切实有效地提振生育水平。

2 国家提振生育率的政策措施

2021年，国家明确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这一政策不仅进一步放开了生育数量的限制，更是突出了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生育意愿低迷、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放开三孩生育对生育率的预期提振效果有限。现阶段进一步放宽生育数量限制更多的是表明国家提振生育水平的态度，三孩政策是与改善家庭福利、促进个人发展、推动两性平等、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等多元目标相重叠的。

近两年，国家还对一些阻碍生育的影响因素做出了政策回应。例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尽管国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指引，但这些政策的实施力度、执行程度和落实难度各不相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相关性和整合性也不尽如人意。因此，现阶段，尽快构建起一个整体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3.1 避免制定“单兵独进”的生育支持政策，应构建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全覆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现代社会，生育决策通常是家庭综合考量收入情况、工作压力、职业晋升，以及需要承担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经济成本，甚至是来自长辈或同龄人的舆论压力等多种因素后发生的行为。整个生育决策的完成会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想要有效地提振生育水平，需要有涉及各方面因素的成体系的政策方案。

3.2 政策不能只关注“生”和“育”，应建立成长周期全覆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家庭生育养育孩子并不是一个短期事件，其影响覆盖了从怀孕到孩子成家立业的整个过程，家庭在做生育决策时往往会将未来几十年可能受到的影响考虑进来。现行政策大多着眼于降低家庭的生育和早期养育成本，而对于孩子的长期发展没有足够的保障。但对于家庭来说，这部分成本只关系到孩子漫长成长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政府在政策设计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将孩子成长的全周期纳入考虑，为家庭提供长期的生育保障。

3.3 政策不能仅指向三孩家庭，应建立孩次全覆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自三孩政策发布以来，各地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但出台的政策多是针对二孩、三孩的额外奖励，尤其是对三孩家庭的奖励，对一孩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虽然三孩政策主要是在数量上放开了对家庭生育三孩的限制，但“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并不仅针对三孩生育而言，而是对全部孩次的生育行为而言。在中国一孩生育意愿低迷的情况下，对一孩的生育支持同样十分重要。因此，应该构建覆盖所有孩次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全部家庭提供良好的生育环境和政策保障。

3.4 运用整体性思维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现有政策往往呈碎片化状态，政策之间互不相连，各自为政；覆盖面较窄，覆盖时期较短；许多政策落地较难，政策制定后缺乏必要的监管措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在构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借鉴整体性治理的相关理念，运用整体性思维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到近些年中国新涌现的、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影响因素，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的生育福利或家庭政策。只有运用整体性思维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且覆盖面更广、时效更长、全方位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才能切实解决中国家庭不敢生、不愿生的问题，使生育率逐步回升到适度水平上来。

作者：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李姝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人口论坛

欢迎关注中国人口学会微信公众号“人口论坛”。点击文章标题下方蓝色“人口论坛”或长按二维码即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