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佳开放获取模式道路上的障碍
学术厨房（学术出版协会的博客）将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10月16日我们将举办座谈会。在去年的书展上，我们讨论了“伟大的加速”，即学术交流变化的步调是如何加快的。今年，我们将关注这一加速的结果——什么变化了，又是什么正在接近变化的临界点。
作为这次座谈会的预告，我的想法围绕着一个我认为学术交流共同体已经达到的门槛，这主要归功于S计划引人注目的成功，它是加速学术出版向开放获取（OA）过渡的一个尝试。尽管目前还不清楚S计划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由S联盟资助的研究人员，但日益清晰的是， S计划甚至还没等生效，就已经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改变围绕OA的声音。我从业界听到的大部分声音已不再是“最终我们将转向OA”，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紧迫感，“我们正在时刻努力转向OA”。这激发了大量对商业模式的分析，以及对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转型的摸索。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看到的最有意义的变化之一可能是一个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观点，那就是作者为OA付费的模式是一条进化的死胡同。
对于许多出版商来说，作者付费OA仍然是一个增长区（实质上是一种直接来自研究人员和资助者而不是图书馆的新收入来源），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最可持续的模式。但它的缺陷正在突显，人们对于整个学术交流经济彻底转向论文处理费（APC）系统的担忧也日显紧迫。仅在过去的两
十多年来，期刊作者付费商业模式的缺点一直很明显。APC模式代表了在内容获取上的横向移动：虽极大地改善了读者的获取，但将系统中的不平等转移到了作者身上。它允许每个人阅读他人的文章，但使发表作品的能力局限在那些有充足资金支付发表成本的人群。这使来自世界上较贫穷地区的作者、那些缺少资金支持的研究人员、以及所有缺少大量资助的科学领域处于极大的劣势中，而APC模式很大程度上是被某些有大量资金支持的科学领域推动的。APC减免方案已经有很大压力，而富裕的国家或作者也似乎很少有意愿多付钱来支持他们不那么富裕的同行。
作为出版商，作者付费模式导致关注点从作为客户的读者移向作者。这制造了重数量轻质量的压力，批量出版模式出现，甚至发展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掠夺诈骗型出版的行业。此外，APC模式青睐规模化，更有利于大型商业出版商，而不是小型、非盈利、以及社团拥有的出版社。去问任何一个出版顾问或是一家大型出版社的收购编辑，你会听到大量涌入的提案要求，这是因为从前独立的研究学协会意识到他们已无法再靠自己实现OA。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图书馆经费已经吃紧，而APC模式超出了许多机构目前的支付能力。当作者付费时，成本完全集中在作者或其所在机构，而不是更广泛地分摊在文章的读者中。这意味着大量阅读文献但不大量发表论文的机构（“阅读型”机构）将大幅节省成本，而发表大量论文的多产机构（“发表型”机构）成本会显著增加。没有人知道这些增加的成本将从哪里支出，除了希望资助者能拿出更多的钱，而最可能发生的是出版经费将从现有的研究预算里支出。
虽然从第一批APC驱动的期刊问世以来，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反复地讨论，作者付费模式最终开始被接受。值得赞扬的是，作为APC模型先驱者的许多组织和个人随着时间推移也改进了他们的想法，目前不断增加的共识是我们需要超越APC，以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模式支持OA（如盖茨基金会的Ashley Farley所说：“我不认为APC是解决方案，我希望我们能超越它”）。
这并非一个好解决的问题 —— 如果有简明又容易的模式来支持大规模的OA出版，我们多年前就已经采用了，也会走得比我们今天所在远得多。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不同的路径和理论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学术出版，然后要基于我们现在所知从零开始开发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会是什么样子？我能想到的每一个想法都会遇到障碍，而我还没想出来如何绕过这些障碍。
人们常说系统中已经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转换到OA。问题是，套用WilliamGibson的说法，这些资金不可被均衡地再分配。
特别是欧洲国家在推动OA方面起到了领军作用。这些国家通常有一个针对教育和科研的中央资助和决策系统。大学及其图书馆和研究人员都由国家政府资助，因此，基本上只有一套政策和一个资金池，可以被重新安排以适应作者付费模式。在一个OA系统中，一家阅读型机构省下来的订阅费可以很容易地被挪到一个发表型机构，以支付其研究人员将会面临的成本增加。一个管理机构来制定出版政策、汇集和分配出版资金的这种能力为新模式提供了有趣的可能性。
像SciELO和AmeliCA这样的系统有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东西，在那里，学术共同体的资源被汇集起来，然后被分配给各种非营利出版商，这些出版商被要求达到一定的标准。但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模式如何能够推动创新，并激发那些出类拔萃的新探索。从这些项目里，我们没有看到能媲美竞争型市场激发出的那种技术创新和方法。
或许我们可以接受一个简化但不再发展的出版体系，其中的期刊只提供基本的必要服务（同行评审和一个PDF），没有更多。企业家和初创企业将移向其他地方，而技术创新以及新的指标和工具将移到科研流程的不同阶段。这明显符合那些大型商业出版商当前的商业战略。
这可能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至少相比汇集资金的问题时是这样，尤其当你开始想到那些没有集中的教育和研究资助系统的国家时。美国是这方面最大的问题制造者。根据最新的STM报告，美国要为全球现有的学术交流系统中41%的收入负责。
这里为我们的非美国读者解释一下：美国没有中央集权的联邦高等教育体系，没有美国政府资助和控制的大学。相反，美国的公立大学是由50个独立的州资助和控制的，公立大学之外还有大量的私人机构作为补充，它们的资金来源则是学费、捐款和通常可观的捐赠基金。
这便意味着美国不存在集中的资金池，学校的钱可以随意移动以适应新的学术交流模式。假如阿肯色州的一所阅读型大学通过OA节省了成本，由阿肯色州的纳税人提供的资金、学费，和其他学生费用不会被送去帮助弥补哈佛大学（它有39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里贫穷的研究人员们增加的那部分成本，因为作为一所发表型机构，哈佛大学会看到它的成本飙升。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资金越来越不足，任何突然流入的资金（或被释放的以前被占用的资金）都会很快在一所大学里找到新的用途。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新模式的另一个主要障碍:
搭便车
在最近的学术出版协会新方向研讨会上建议的超越APC的主要模式之一是集体行动，也就是，图书馆自愿选择向它们在思想上认同但本可以免费获得的服务提供财政支持。这种方案至少在小范围内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人文学科开放图书馆或对arXiv的社团支持这些项目，但从长远来看，它不太可能在大范围内可持续。这又回到了图书馆和大学的资金来源问题上。
任何处于巨大财政压力之下的系统，如果允许免费搭车，其结果将会挤满了免费乘客。
在美国，有些州的法律禁止把公共资金花费在可以免费获得或通过慈善捐赠可获得的东西上。即使在没有这些禁令的州，大学的资金水平也太低，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不必要开支。在新方向研讨会的推特讨论中，我引用了OhioLINK图书馆和信息网络执行总监Gwen Evans的话:
“对于其他的自愿OA补贴的提案，我看到的问题是，在高等教育预算普遍减少的压力下，特别在公立机构里，行政部门不会持续为他们可免费获得的东西买单。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希望，但事实上行政部门经常削减服务和内容方面的预算，而那些服务和内容被认为是有很高价值或必要的，或者至少直到预算削减的那一刻为止都被认为是。从我对俄亥俄州的州资助教育事业的观察来看，任何依赖大量自愿支持的OA模式（无论是当前的出版商提供的OA，还是假想的向图书馆/机构拥有和运营的OA出版企业的转变）都是高度可疑的。财务上注重的是效率和成本效益，而免费内容的自愿财政支持两者都不是。”
这些推特摘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图书馆资金的现状:
可见任何处于巨大财政压力之下的系统，如果允许免费搭车，其结果将会挤满了免费乘客。
这里没有简单的答案，也不存在一个不会产生重大负面效应的模式。我听到的对于S计划最大的不满 —— 不是它转向OA的愿望，而是它所要求的急迫性，无视缺乏一个通向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的清晰路线图这一现实。这些抱怨不只来自传统出版社如学协会，也来自出生之日就是数字化和OA的出版商，后者已经看到自己在“转换协议“淘金热中被排除在图书馆预算之外（注意：如果你的内容已经是OA的，你就不能签署一份“阅读和发表” 协议）。这种不确定性正在将市场推向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出版商手中，那些能够承受未来潜在的困难时期的公司。
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出版社满怀诚意地努力适应S计划，同时竭尽全力减小APC模式潜在的负面效应。APC是目前有机会保持不亏损的唯一可选路径，或者它至少提供了坚持到新模式出现的能力。新模式会在大多数屋顶崩塌前出现吗？这很难说，但至少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紧要关头，正在付出巨大努力来构想和试验新的模式。过去用来争论“我们应该吗？”的所有能量，现在都用来解决“我们如何实现？”这样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学术交流）共同体重视的有关学术交流的许多东西的存亡都取决于是否能找到可行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