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流动｜病毒物流学：资本、数据和社会控制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思想市场的“疫论”专题开设“疫论·流动”子栏目，将在这个子栏目中陆续介绍牛津大学的“疫情与流动”论坛上的文章，该论坛是项飙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项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项飙策划与编辑，并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经项飙重新编选后在本栏目刊发中译版。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疫情与流动”论坛。

【项飙按】

疫情对物流业产生重大影响，物流则可能为控制疫情提供新的方法。物流和病毒之间的联系，为我们思考当下资本、知识和公共管理的变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维持我们今天经济运转的，不仅是各个企业的生产流水线，而更是全国、全球交织的各种航线；不仅是车间里的庞大机器，而更是飞速穿梭的快递摩托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21日的会议上指出：“当务之急是要保障运输通达，路网畅通”；复工复产，交通运输是“先行官”，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这次会议又首次提出了“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说法。

中国物流业在2006年第一次作为一个产业列入国家五年规划。2013年，在中国变成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同时，中国物流市场规模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8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83.1万亿元，而2007年只有区区4.5万亿元。

物流业的兴起，不仅仅是物流行业的问题，它显示了整体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即资本越来越通过对物品流通的管理来追求回报的最大化，和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我称之为经济的“物流化”。

物流和病毒在多个方面紧密相关。首先，在疫情期间，物流业的某些部分受重创，但是另外一些部分空前发展。其次，物流和病毒都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传染性正在成为我们认知人际关系的一个新角度——即一环紧扣一环。我们对付病毒传播的手段是禁足和封城，而当物流被打断造成经济上的连环反应时，资本借用 “不可抗力”的法律手段把损失外部化。这其实极大地扩展了连环反应的范围，使损失层层下传，使得各行业中的劳动者成为外部性的最终消化者。最后，由于病毒沿着人为设计的交通路线传播，更由于物流学中精密控制流动的经验和采集与处理大数据的领先手段，使物流学有可能成为监控疫情的一个方法基础。

疫情之后，我们面临的也许不仅是经济运行中的进一步的物流化，而且社会控制也可能被物流化：追踪控制人员移动和人际接触的应用程序正在使对人流的管理趋同于对物流的管理，而且，对物流的管理也可能成为对人的管理的一个基础。最后，物流化的趋势也可能会引导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大数据、生物意义上的传染性、和抽象的关联性（你和千里之外的供应商通过微信、网购、快递和各种想象建立起来的联系）成为理解人和人关系的基础。

疫情期间，执飞货机在杭州萧山机场装货。新华社 资料

病毒物流学

文｜Brett Neilson

（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作为物流业“不可抗力”的病毒

2020年3月25日，我参加了由海上贸易新闻（Seatrade Maritime News）组织的“航运和新冠病毒 – 市场和法律影响”网络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物流专家集中讨论了两个话题，评估疫情对全球航运带来的后果，和预测新冠病毒向其他地区扩散所造成的影响。发言者特别关注了航运公司将可能用什么方式启用“不可抗力”这一法律条款。“不可抗力”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不可预见的不利因素和事件可以使行事者免除合同义务。

不出所料，在这些会议报告中，如何维持物流的正常运转，是置于对健康与生命考虑之上的问题。这也是许多经济部门的共同考虑。这些业内的经验交流和公共媒体的文章不一样，没有探究新冠病毒的社会影响，没有尝试解读大自然的警告，也没有去反思“病毒试图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问题。相反，这些讨论希望通过对数据的复杂分析，尽量减少对正常业务的干扰。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冠病毒是物流行业的外在因素。考虑“不可抗力”如何尽量减少公司的损失，可以让我们对当前正在发生的资本转型有更深入的了解。

供应链的失序

许多评论都关注到即时性的生产网络如何在病毒传播下面临巨大挑战。平日，这些生产网络为了保持轻便性和敏捷性而没有给自己留出对付意外情况的余地。流行病也显示了物流产业对资本流动是多么重要。在物流业中，许多工人暴露在可能会被传染的环境下，其中包括被困在无法入港的船只上的海员和活跃在零工经济中的个体。医疗制造供应链的失败是当前形势中最令人难堪的现象之一。毫无疑问，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物流方面的挑战。当疫苗生产出来，如何公平分配疫苗也需要考虑一系列物流的因素，包括采购融资、库存配置、分发监视和数据库维护。

2020年2月10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此次流行病构成法律认可的“不可抗力”事件。中国官方随后签发了三千多份证明，向与国际客户谈判中启动“不可抗力”的公司提供法律文件。由于全球各地纷纷封锁，其他国家也开始援用“不可抗力”条款来应对供应链的中断。

不可抗力理论起源于罗马法，在法国民法中有经典的现代表述。尽管在定义和适用方面有所不同，但它现在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这些差异，不可抗力的适用在国际贸易中会出现争议性问题，一些律师会提出仲裁的要求（Revkin 1993）。除了不可抗力，其他法律机制也提供了额外的解除合同的途径，例如英国法律中的受阻（Frustration）概念或国际海运协会BIMCO设计的传染病条款。

利用不可抗力原则可以使企业免受供应链混乱的影响。然而，这种缓冲既不能保证网络治理的顺畅，也不能保证工人的安全，而是把合同违约的问题转移到链条上的下一个参与者，这个参与者通常是另一家公司。由于供应链是动态的网络结构，因此不可抗力的后果会扩散开来，影响到网格中不同点上的工人。

流动工人是最容易受到这些连锁反应影响的群体之一。特别是对那些负有债务或者被迫劳动的劳工，不可抗力的连锁反应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流动工人缺乏有关健康和安全的信息，无法“回”家或拥挤在具有高度感染风险的收容所中。如果不可抗力是资本将流行病造成的混乱外部化（Externalization）的手段，那么流动劳动力是吸收这些冲击的最终部分。

工人在北京菜鸟物流仓库里分拣打包商品。 新华社 资料

资本的转换

这篇文章不是要上一堂法律课，也不是要把物流的问题转移到人们熟悉的司法和主权框架中去。相反，我试图探求的是，不可抗力是如何让资本满足其物流需求，使流行病成为一种“外部干扰”。资本不仅意味着组织劳动过程的社会关系，而且还通过复杂的操作从外部的资源中攫取价值。因此，为了保持其稳定性和活力，资本必须寻求一些它自己不能控制的活动或物质，同时将可利用的活动或物质与那些它吸收不了或具有破坏性的因素区分开来。金融和物流是实现这种分类和提取的两个重要领域。

显然，资本可以把流行病转化为投机机会，世界银行的流行病紧急融资机制（Pandemic Emergency Funding Facility）等金融机制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与2007-08年从金融系统内部引发的衰退不同，2019新冠病毒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全面封锁下失去劳动力供给，资本无法持续自己的再生产，而这种情况在以前的SARS或H1N1等流行病中不那么明显。

像Bue Rübner Hansen所说的那样，如果资本和工人都面临破产，只有资本可以求助于不可抗力（因为劳动合同通常不允许工人这样做）。将物流噩梦在法律上外部化无疑是一种权宜之计。资本有一种系统性的需求，那就是从其外部抽取价值。虽然不可抗力可以缓冲资本所受到的冲击，但是只要新冠病毒的阴影仍然存在，依赖于人和物的流动的资本循环就会面临阻塞的困境。因此，不可抗力也提供了一种争取时间的方式，为资本的重新定位、寻探未来新的价值攫取方式奠定基础。

在下面，我将不可预见原则与那些认为流行病是可以预见的观点进行对比，提供一种揭示和分析当下资本运作的方式。如果资本无法控制当下情况或从中提取价值，它很可能会通过不断重组来应对流行病造成的破产和不确定性——重组的形式目前还不清晰。

“我们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句话已经成为专家们的抱怨。“早就”和“会（发生）”的用词，造成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巧妙地将过去的知识带入当下。这种抱怨不是事先的劝诫，而是一种事后的声明和对大众忽视警告的悲叹。这些知识现在有多种命名：病毒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生物安全。

在本文的前半部分，我探讨了新冠疫情对供应链和物流网络造成的破坏。其中的重点是：资本试图通过不可抗力将风险外部化，并减少与此次动荡相关的损失。不可抗力是一项法律原则，允许在遇到不可预见的障碍和事件时免除合同义务。“不可预见”是这里一个前提。在此，我结合声称新冠病毒在人类世界中的出现和传播是可以预见的观点，对行使流行病的不可预见性提出质疑。

预期不是预测

“我们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在说新冠疫情的爆发是可预测的。这句话可能是对缺乏准备的抱怨，对公共卫生和研究支出不足的谴责，或是对将专业知识介入政治中的诉求，但这并不是在宣称专家有占卜和预言的能力。全球卫生专家提出了流行病发生的问题，而不是是否发生，而是何时何地发生。

与物流专家用来绘制病毒经济影响图的专业模型一样，流行病学模型也是将一组虽不必然但是可能出现的未来轨迹整合在一起。它们不提供具有预测能力的知识。正如Sven Opitz所写，这些模型“用不同的时间逻辑面对未来。它们并不给予一个有日期的未来事件，而是绘制了一系列的可能的未来（状况）（Opitz 2017）。”

新冠病毒如何从动物转移到人身上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仍然无从所知。而考虑到感染的路径通常跟随运输和贸易路线，追踪病毒的扩散是一项更可行的任务。人们为物品流动而设计的路线也打开了人口流动的路线，反之亦然。为了减少资金周转时间，物流性的思考方式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数据库，使我们得以采用高度精细的手段，对人员和货物在空间上的移动进行分析和跟踪。正如Kim Moody所写，“病毒不只通过随机的‘社区’传播，它已经通过资本循环，在其（资本循环）中工作的人之间传播。”病毒扩散和人类流动性的重合，是许多流行病学模型使用物流数据的原因。

作为实验场的流行病

苏联控制论专家Leonid A. Rvachev及其同事率先将物流数据分析整合到流行病学模型中。早在1967年，Rvachev就开始模拟流感如何在苏联城市之间进行地理扩散 （Baroyan and Rvachev 1967）。他在1980年代扩展了该技术，用来评估航空旅行对流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影响（Rvachev and Longini 1985）。习惯于利用运输网络拓扑上的信息，这些空间模型已经演变到可以根据有效距离估算流行病可能在什么时间到达哪个地点。

拓扑模型（Topological model）与地区性的临床数据模型不同，后者是由Daniel Bernoulli在18世纪提出的天花扩散模型得出的，至今对预测医疗需求仍然很重要。当前流行病拓扑建模的一个例子来自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该研究所制作了新冠病毒在全球早期传播的模型和图表。中国学者刘明、曹杰、梁静和陈明军2020年出版的书《流行病物流建模：运筹学的新视角》也充分说明了流行病学和物流学的知识实践走得非常近。

正如“不可抗力”所体现的那样，物流专家的知识和实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病毒如何传播，对当前发展出先进的建模和预测病毒爆发的方法至关重要。除了把“传染性”这个概念大肆宣扬，使它成为思考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范畴之外，物流式思考和物流式的权力行使将直接影响到公共管理和对疫情的政策回应。

知识界，法律界和国家权力一同在紧急状态下应对疫情。封锁所导致的种种状况，比如禁锢，拉远了的社会关系，各个群体在影响力上的不平等，否认隐瞒和孤独死亡为新的技术和治理方式提供了试验场。那些我们所熟悉的行为者，比如科技公司和在线零销售商正在加紧努力，在国家、资本、自我监管和监督之间，可能会出现一种新颖的组合。

展示物流和流行病学的紧密关系，可能会帮助我们辨认该实验采取的途径。我暂时把这些还在雏形中的管理和规则称为物流病毒学。

（本文由涂珈颖翻译、注释和整理）

References:
Baroyan, O.V. and Leonid A. Rvachev. 1967. Deterministic Models of Epidemics for a Territory with a Transport Network. Cybernetics and Systems Analysis 3: 55-61.
Opitz, Sven. 2017. Simulating the World: The Digital Enactment of Pandemics as a Mode of Global Self-Observ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3): 392-416.
Rivkin, David W. 1993. Lex Mercatoria and Force Majeure. In P. Bernardini and E. Gaillard, eds. Transnational Rul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61-207. Paris: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vachev, Leonid A. and Ira M. Longini. 1985.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Global Spread of Influenza. Mathematical Biosciences 75(1):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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