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 VS 东大全共斗》：早熟的革命，抑或弥赛亚救赎？
文｜ 周一川
引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革命的季节，“环球同此凉热”。谋求变革的浪潮持续席卷全球。1968是重要坐标，也是积蓄已久的能量传递。就在三年前，马尔科姆·X遇刺。美国民权运动激进化加剧。转年10月1日，长居中国三年的罗伯特·威廉姆斯，在天安门与毛泽东再次会面。中国俨然成为六十年代风云的一个中心。再之后，香港左派掀起反对港英政府的抗争。几乎同一时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继续革命”失利，一代领袖陨落。然而，余波未平，新的激愤还在酝酿。到了1968，法国“五月风暴”、哥伦比亚大学反越战示威、里约热内卢“十万人游行”、意大利工人运动[2]......种种事件无不在延续着六十年代的政治能量与革命火种。尽管仍然受制于美苏两国的冷战构造，撼动秩序的力量在奋力挣扎。学生、知识分子、工人等政治主体，开始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目光锁定东亚。日本校园中的学生群情激愤。延续第一次“安保运动”的余威，出生于战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对美军占领控制下的日本社会体制产生出强烈的叛逆与抵抗情绪。然而，就在1968的怒火燃烧到下一年时，在日本东大驹场校区900号教室，一场颇具奇观化色彩的政治论辩就此拉开帷幕。对抗的两方，一边是曾提出“造反有理，帝大解体”口号的东京大学“全共斗”学生，另一边则是提出“文化防卫论”，并在当时业已成为日本文坛耀眼明星的三岛由纪夫。尽管台下隐藏着自己的羽翼“盾会”成员，三岛孑然一身矗立讲台中央与左翼学生论战的历史画面，俨然代表着某种“特异性”时刻。
之后十年，论战的双方都承受着不可承受的失败：1972年，“联合赤军”发动了“浅间山庄事件”。再往后，以重信房子等人为首的“日本赤军”出走日本，在中东制造了系列的暴力恐怖活动。日本左翼力量渐趋式微，声誉跌落谷底。另一方面，注重行动的三岛由纪夫，于1970年11月25日，在交付“丰饶之海”最后一卷《天人五衰》后，前往陆上自卫队市谷驻屯地，意图政变。未果，遂以传统武士的方式切腹，并由助手介错。一代文豪离去，日本朝野为之愕然......由此，回看1969年的那场论争，左翼与右翼的短暂交锋，更显示出一种“六十年代终结”的悲剧性意涵。在2020年，距离事件结束的五十年后，日本 TBS 电视台修复并发布了半个世纪前900号教室中的辩论影像。这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该如何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面对一个大时代的洪流洒落在沙滩上的遗珠？
解放区：本雅明，还是葛兰西？
900号教室是特殊的空间，位于一个吊诡的历史时期。日本“55年体制”所确立的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局面，在1960年代产生了不可预料的效应：一方面，如学者小熊英二（おぐま えいじ）指出，这一时期的日本完成了真正的“现代转型”。近代的问题逐渐淡去，而后工业社会的问题更替产生。像是教育资源紧张、焦虑、竞争加剧等，不断挑动着年轻人的敏感神经[3]。可另一方面，日本高度繁荣的经济，似乎也悄然构筑起一道“消极革命”的秩序壁垒。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持续至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腾飞，培育出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迷恋的同时，也加速了“一九六八”在日本公众舆论中的淡化与消失。
更重要的是，左翼势力自身的不断分化，似乎提前“预示”了1968年之后的晦暗革命前景。始于五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共产党与新左翼的分裂只是一个开端。在1957年到1958年之间，“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共同’）”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同’，或‘崩得’）”相继成立。但很快，“革共同”便历经三次主要分裂，随之产生“太田派”、“探求派”、“革马派”、“中核派”等阵营。而六十年代后期虽一度见证“中核派”、“共产同”与日本社会党脉络之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组成“三派全学连”，试图引导“全共斗”的抗争，但再往后，“共产同”也迅速裂解。七十年代闻名的“赤军派”便是其中一个分支。
在历史的长镜头中，六十年代前后的这些努力，某种意义上似乎构成了日本战后社会的一个“夹缝”。虽然蕴含的政治能量巨大，但也好像三岛由纪夫文学世界中——如《金阁寺》所表现的——那种“刹那间的狂喜”[4]。回到纪录片里，这种狂喜的高峰，定格在了有“东大全共斗首屈一指的辩论家”芥正彦与三岛由纪夫之间。特别是，围绕“解放区”问题的探讨，彻底揭示了左翼学生与右翼力量之间的巨大鸿沟。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初次交锋后，芥正彦就对自己的革命观进行了一次集中阐述。不难发现，热衷剧场实验的芥正彦，其观点带有明显的来自萨特哲学的启示。具体说，芥正彦所谓“利用现实超越想象，这样才会产生出空间”的观点，与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有着惊人相似。然而，更有趣的是，从不遮掩自己厌恶萨特哲学的三岛由纪夫，在紧接着针对芥正彦陈述所提出的两个哲学问题——其一，当作为一种传承的“名称”不存在时，我们如何在世界建立关系？其二，没有“目的论”的利用是否存在？——竟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旧式欧陆形而上学十分接近。从这一点上看，特别是考虑到芥正彦在自陈中强调“关系是可以被颠覆的”，并在此基础上，将设置路障视作改变日常关系的重要举措，其与三岛在政治观点上的相左已化为更深的哲学观的矛盾。在这种对比中，三岛由纪夫立场的“保守”暴露无遗。
作为文化表征的“天皇”
可即便如此，三岛由纪夫对“解放区”的保留似乎也不乏深远的考虑。事实上，在围绕“解放区”的哲学论战相持不下时，论战很快被带入一个更具现实指向性的议题，即日本战后仍然保留的“天皇”制度。在纪录片中，小说家平野启一郎（ひらの けいいちろう）的看法值得注意。他认为，作为日本文化的表征，“天皇”在三岛由纪夫那里，俨然成为一种批判战后日本社会颓靡的思想资源。内田树（うちだ たつる）则更加大胆指出，敏锐的三岛捕捉到了隐藏在“全共斗”与他的右翼势力之间的一个“公约数”，即运动所承载的“反美爱国”的独立意识。这一点，直接体现为在辩论结束前，三岛由纪夫对学生斗争的基本肯定——“对于各位的热情，我深信不疑。就算其他一切已不足以信任，希望大家明白，我依然相信你们的热情。”只不过，三岛的坚持依旧清晰。他最终拒绝加入“全共斗”的斗争，凸显出双方之间因政治纲领的分歧而无可消弭的距离。
霸权与“早熟的革命”
与此同时，论辩双方在“解放区”问题的分歧，还牵涉到另一个虽未言明但已不自觉触及的重大理论议题，那就是：什么才构成革命运动所召唤的“霸权（hegemony）”。简言之，在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下，是否可能存在一种为芥正彦所看重的独立的“解放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当代社会里的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来源？
围绕葛兰西写作的一种流行见解告诉我们，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重心在于，在国家权力细密渗透的“市民社会”中掀起阵地战，不断积累无产阶级力量壮大所必须的“文化霸权”，并借此孕育革命突破的可能。然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这篇重要论文中指出，葛兰西尽管提供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概念框架，像是“霸权”、“消极革命”、“历史集团”等，但他的论述在很多时候都是模糊甚至互相矛盾的。在对这种暧昧的思想体系的解读中，学界所倚重并通俗化的那种所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可以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观点，或许低估了“政权性质”所扮演的关键作用，从而模糊了葛兰西作为“暴力革命”支持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
同样，令三岛紧咬不放的“解放区能否持续“的问题，也隐藏着一种近似的担忧。他略带戏谑的几次反驳或追问——比如，“解放区能撑过一周就很了不起了”、“只撑了三到四小时，是表示没撑住？还是不需要撑那么久？”、“或是对革命来说，本质上不用撑下去”——无不显示出提问者在一种“革命战术”层面，对“全共斗”政治路线的无法接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开拓者 G.A. 柯恩（Gerald Allan Cohen）在里程碑式作品《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从不排斥“早熟的革命”，只不过从长期的视角看，认为这种革命无可持续[9]。虽然柯恩的这种被指责为“技术决定论”的见解，尚不构成“全共斗”与三岛由纪夫关切的焦点。但所谓“革命是否早熟”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显然是1969年辩论的隐藏主题。其中也暗含着“六十年代终结”的悲剧性意涵。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指出，政党自身的“去价值化”，与政党向“常规性国家权力渗透和转化”的过程，构成了“六十年代终结”的一组重要推力[10]。然而，值得深思的地方恰恰在于：一如桥爪大三郎所指出，“全共斗”自身组织的特点，正好是对日本共产党以及新左翼身上“先锋队”传统的反叛，因故采取了与他们所奉行的组织原则截然相反的安排[11]。与此呼应，针对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抗争，西方的所谓“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理论也意图强调，聚焦文化层面、突出日常社会的批判主题、以及组织松散，构成了与二十世纪阶级斗争方案不同的新的革命路线。但问题是，“全共斗”在1969年之后的迅速式微，似乎果然被三岛由纪夫不幸言中。它是否暗示出，如当代美国激进左翼学者茱迪·迪恩（Jodi Dean）所致力于检讨的：脱离“政党”形式的抵抗运动，终归难逃沦为资本主义秩序内部“景观”的命运[12]？更接近带有悲剧性质的“弥赛亚救赎”，而非着眼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式革命？
结语
文笔轻盈明快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在《挪威的森林》中，借主人公渡边彻之口，对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退潮作过一种语带嘲讽的喟叹——“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13]。”与此呼应，历经动乱并将那段岁月重构为一种不落俗套的“反乌托邦叙事”的中国作家王小波，曾在一次访谈中，“意外”分享了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哈特（Michael Hardt）对于和六十年代一脉相承的“颠覆的七十年代”的缅怀：他说，“披头士乐队”的音乐总让他想起，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14]”
纪录片《三岛由纪夫 VS 东大全共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引出了“如何评价六十年代”的根本问题。一如左翼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60年代断代》中所言，“六十年代”代表了一种历史时刻，即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同时，制造了社会能量的急剧释放，由此见证了“尚未理论化”的新力量的解脱[15]。而对于走过那段历程的社会，如何处理自己曾经的激进历史？如何在“政治”退化的年代，重振具有批判性的社会想象？影片最后，仍然健在且已年过古稀的芥正彦，“反骨”依旧，仍然保持着对三岛由纪夫所选择道路的不满，并将对手的终局看作世间“一场绝无仅有的大戏”。然而，他本人也直言，1969年与三岛的论辩，象征着“语言作为媒介展现力量的最后时代。”只是，于当代而言，这又宣告了什么？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是否依然暧昧？是“外在”地把历史碎片化切割，将大时代的争鸣化作种种奇观式场景，还是“内在”地重温过去，接纳昨日的实践与对话作为今天政治思考的组成部分？
注释：
[1] 转引自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7年，第11页
[2] 参见二零一八年，澎湃思想市场“一九六八”专题的系列文章。
[3] “一九六八 | 专访小熊英二 ①：日本战后一代遭遇‘现代’的时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13347.
[4] 说法来自纪录片中的受访者之一，小说家平野启一郎（ひらの けいいちろう）。
[5] 孙歌，《作为方法的根据地》，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6] Arendt, H. (1990).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p. 92.
[7] Kalyvas, A. (2008).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50-1.
[8]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第18页。
[9] Cohen, G.A. (2001).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92.
[10]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11] 桥爪大三郎，《红卫兵与“全共斗”——兼谈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载《二十一世纪评论》1996年8月号。
[12] Dean, J. (2016). Crowds and Party. New York: Verso.
[13]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14] “孤岛访谈：王小波 199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d4y1F76r/?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见 11:50 左右。关于哈特的观点，见其近著：Hardt, M. (2023). The Subversive Seven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Jameson, F. (1984). Periodizing the 60s. In Sohnya Sayres, Anders Stephanson, Stanley Aronowitz, Fredric Jameson (eds.)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208.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