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的对华外交：苏俄对华外交的历史启示

作 者：袁南生 来 源：三策智库 

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对华外交，在中俄邦交史上具有特殊的影响和意义，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苏俄与沙俄对华政策具有很大的继承性
苏俄对华政策与沙俄对华政策具有很大的继承性，这是由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所决定的，任何时候，拥有并保障有出海口，拥有并保障有安全的缓冲地带，拥有并保障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地缘环境，这都关系到俄罗斯的核心利益。
所以，在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的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等问题上，苏俄政府与沙俄政府对华战略并无实质性区别，特别是对涉及两国边界问题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中方始终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对这一立场，苏方一直坚决反对和拒绝。

苏俄与沙俄对华政策具有很大的继承性，这点特别体现在对新疆态度上。沙俄长期以来染指新疆，30年代中期，苏联通过全面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英、日在疆影响，把新疆纳入自已势力范围。
从1943年开始，苏联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在北疆大规模号召少数民族起来反对汉族政府的压迫，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在中美苏即将联手对日寇最后一战前夕，苏联竟在新疆发动少数民族武装暴动，即新疆历史上著名的伊宁事变。
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宣言明确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使中国领土和主权受到真正威胁。当然，“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对华政策的真实目标，也不是苏联策动和支持三区革命的根本目的。
在伊宁事变中，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了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沈志华：《苏联意图分裂中国的伊宁事变》，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迅速战胜日本，光复中国领土具有重要意义。但应当看到，它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外蒙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苏联在“优越权益”名义下，恢复了沙俄时代在中国的系列特权，使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放弃沙俄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诺言完全成为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苏俄终于实现了沙俄在远东的传统战略目标。
资深外交家颜惠庆认为，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与当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性质是一致的，“这是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的重演”。苏俄外交比之沙俄外交，更显得是不做没有外快的买卖。“苏联出兵东北，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但绝不仅仅是为帮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在我们充分肯定传统的中苏友好同时，更应冷静对待这样的客观历史事实：外蒙古从中国的分离、苏联将日本的企业作为战利品归为己有等，应当说是此间苏联对华政策最大的失误和败笔。”（栾景河语，见《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说：“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二十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的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外蒙独立后，外蒙给了苏俄可观的回扣：把原属于中国的一块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送了过去。
启示二：国家核心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利益
（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联出动大批军队进攻中苏边境的中国守军。图为苏联军展示缴获的东北陆军第15旅督战旗）
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从1925年起，苏联却独吞全部赢利。张作霖、张学良由此与苏方发生严重纠纷且多次交涉未果。1929年7月10日，张学良命令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按照中俄协定免除俄方局长职务，并解除苏方高级职员59人的职务，根据苏俄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8月，苏联否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且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11日，苏俄十几万大军在东自绥芬河、西到满州里的中国沿边重要城镇和地区开始全面侵犯。中国政府命张学良率东北军进行抵抗。
当中国军队浴血苦战之际，“左”倾中央却奉斯大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高喊：“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等等。明明是苏联大军打进东北，《中央通告第42号》却提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
这期间，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国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战争。1929年9月26日，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全集》第10卷）1929年10月26日，斯大林再次命令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中共坚决“武装保卫苏联”，并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李立三竟然建议：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让他们回中国武装保卫苏联。
9月19日，苏军炮毁我吉林绥滨城。同时，在三江口、同江、富锦、桦川、满洲里、扎兰诺尔、密山、绥芬河等地进攻中国军队。驻守扎兰诺尔的东北军第17旅7000余官兵在激战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等全部阵亡，张学良所部三艘军舰全被苏军击沉。
美、英、法等国见中国军队败北，立即出面调停，以致中国政府于12月22日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伯力会议协定书》，承认恢复冲突之前的屈辱状态。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尽管已被罢免，仍于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称“左”倾中央的做法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对此，中央于8月3日复函陈独秀，严厉指责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并进而组织对陈的批判，指控陈是“反苏”分子。陈独秀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出党。
1929年斯大林对中国的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至今仍然困扰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苏联剥夺了中国在图们江上的航行权，封闭了中国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近十来年，中国为获得在日本海的出海口费了很大的劲儿，但难以成功。由于在日本海没有出海口，中国在地缘上蒙受了巨大损失。
启示三：警惕大国之间牺牲中国的秘密交易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能依赖大国的恩赐，必须警惕大国之间的秘密交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收回被日本割走的台湾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必然诉求和目的。苏美英对日宣战，无疑有助于中国早日打败日本，一雪国耻。
然而，苏美英围绕苏联参战，背着中国在雅尔塔所作的交易，充分说明，尽管是中国的盟国，任何国家，都可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因此，维护中国的利益，特别是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大国的善心和恩赐上，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会有某一大国或某些大国出来主持公道，会为中国两肋插刀。
（罗斯福（中）、斯大林（右）与丘吉尔召开雅尔塔会议，将中国主权出卖给苏联，换取苏联参战）
苏英美在二战中都是中国的盟国，然而，只有苏联借机勒索中国，签订的两个关于中国的条约，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是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秘密商议的《雅尔塔协定》，二是8月14日中苏两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者是以条约形式，将前者确认的苏联权益合法化。所谓苏联权益，即是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的一系列特权，以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以满足苏联出兵日本的条件。
斯大林是现实主义者。自1943年起，苏联开始重新考虑战后远东战略格局问题，斯大林基本继承沙俄时期的思路，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远东安全带。《雅尔塔协定》体现了苏联这一意图。斯大林于1944年10月透露出他的远东战略概念，是包括中国东北、华北，甚至向中国南部推进，但遭美国反对。斯大林提出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将中国东北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尤其提出中国割让旅顺，更是遭罗斯福反对。
对于罗斯福的原意来说，本来是通过雅尔塔会议来对因苏联参战带来的远东问题以及苏对华扩张加以限定。罗的立场是“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有关中国的协议需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最后却是罗斯福和邱吉尔一起，背着中国把外蒙古独立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与斯大林作交易，蒋介石事后对罗的反应十分强烈，认为罗斯福对斯大林姑息，不顾道义并违反国际法。时罗斯福病逝，蒋介石竟因不满《雅尔塔协定》而临时取消赴美参加罗斯福葬礼计划。
抗战胜利前后，作为战胜国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将自己部分主权出让给另一战胜国，仿佛重演一战后同是战胜国的中国面临《巴黎和约》的窘况，反映了所谓世界四强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地位方面仍处于“半周边”的尴尬处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理由接受未经国民政府同意的、由美苏私相授受的密约。这段历史，一直是民国外交史上颇具争议的领域之一。
启示四：“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关系难以持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苏友好海报，上书：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友谊关系万岁）
斯大林时代的中俄邦交证明，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比建立“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关系更能持久。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中苏进入蜜月时期，是典型的兄弟国家关系。“一边倒”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好处，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
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中国在同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关系不等于兄弟关系，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的关系代替不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苏之间兄弟友好的蜜月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进入6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不仅冷却下来，而且竟然从对立走向对抗。
其实，与斯大林比起来，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要尊重得多，客气得多，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比斯大林时期要大得多，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品质最高的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并于1955年5月31日前将旅顺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将1950年和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起完全交给中国。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在斯大林同意说明建设141项重点工程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品质，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
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提供相应技术。这样，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的代价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但中苏关系破裂就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是兄弟，既然是兄弟，就应该互通有无，我把我的东西都给你，你也应该来帮我。
所以，中国要导弹、要原子弹技术包括要其他的工业设备、先进技术，尽管苏联内部很多人也是不高兴的，但赫鲁晓夫还是顶着压力给，苏联很多的东西自己还没有搞起来，有的设备刚刚弄好，中国要，没办法，也先运到中国去。赫鲁晓夫认为中苏之间就应该是这样的兄弟关系，可是反过来为什么你就不给我了呢？按理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关系，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应该比斯大林时期要好得多，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中苏关系当时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而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关系。正常的国家关系按照现代国际关系理念是主权平等的关系，但如果是兄弟关系，就必然有谁是老大，谁是老二的问题。
斯大林健在时，当然他是兄，毛泽东是弟，毛泽东赞扬斯大林是“天才”，是“导师”，多次说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但是，赫鲁晓夫主政后，中苏谁是兄谁是弟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既然是兄弟，难免闹家庭矛盾，难免兄弟反目，中苏两党大论战就是这种特殊关系的产物，如果是正常的国家关系，会有这样的论战吗？
1962年9月2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即提到：“现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
中国领导人首次在196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开始把毛泽东推向世界革命领袖的位置。“家庭内部”的分歧、对立和对抗，对中苏双方的国家利益都带来了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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