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美战略竞争与台湾问题

中美战略竞争与台湾问题

来 源：易评天下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航母战力的短暂空缺，为防止“不测事件”发生，美军空前加强了对台海周边的抵近侦察频率。如今，里根号甫一摆脱疫情困扰就协同尼米兹号在南海进行双航母作战演习，与解放军西沙演习“同台打擂”。航母战力恢复并没有令美军对华抵近侦察行为有所收敛，RC-135W、P-8A、EP-3等大致保持每天3架次频率，常态化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台湾岛西南空域进行侦察监视活动。

6月30日和7月8日，美国海军EP-3E侦察机两次抵近广东近海空域，距离中国领空仅50余海里（92.5公里）。6月9日，美国海军C-40A运输机在飞往泰国途中一度穿越中国台湾领空。

美军舰机不加收敛的挑衅和敌视行为不断推高依然紧张的台海局势，让大多数关注台海问题的人士不禁思考，中国大陆对美国打“台湾牌”的容忍底线在哪里？

除了触发红线启动“武统”的被动式决策，主动“武统”的条件和时机是什么？近期围绕“武统”的争论到底在争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通过两篇文章尝试进行解答，本篇从中美竞争层面解析台海问题以供参考。

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一中”原则下的内政问题，但它从产生到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实质性解决都深深嵌入了美国因素。无论“和统”还是“武统”，美国因素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是中国大陆绕不过去的坎。

过去40年里，由于国家实力的差距，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相互保持了一定程度默契，为彼此互动留下灵活处理的冗余空间。

即使1979年美国在同中国建交不久以国内法形式通过了对台关系法，且在后来延伸出“六不”保证，通过掩耳盗铃式的所谓民间交流和对台军售，保持对大陆和台湾的离岸平衡。

只要美国认可“一中原则”并在行动上大致保持一致，中方以务实态度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

这种默契随着两岸实力对比向着大陆不可逆转的倾斜，中美实力对比以可感知的速度缩小差距，大国竞争成为中美两国绕不过去的障碍而难以为继。以前的默契和灵活处理，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中美关系大局、经贸合作等议题的重要性大于台海问题，建立在双方互动可预测且不会突破对方底线。

而今，中美关系里已经甚少有比台湾问题更重要的“大局”可供维护，为了应对所谓的“新兴大国挑战”，美国国会形成了几乎一致的对华强硬态度，而白宫在台湾问题上也乐于配合，不再愿意回到过去所扮演的“制衡”角色。因此，台海局势的前景愈发朝着军事冲突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中美关系大局如果真的无可挽回，那么中方对美国在众多敏感议题上的容忍度就会大幅下降。一个自由落体式的中美关系很容易推导出兵戎相见的台海局势。故而，在2020年两会报告里，涉及祖国统一的表述拿掉了“和平”的前缀。

那么，在“武统”不再是备选方案，成为必选方案的前景下，剩下的问题就成了成本计算问题和时机选择问题？换言之，中国大陆在启动该选项时，对美国因素的考量大致围绕“阻力最小、成本最低、后果可控”几个层面展开。

今天的美国较之上世纪90年代，毫无疑问处于衰落状态，但衰落了多少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直白来说，当今的美国还能否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维系其全球霸权地位，能否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能否以较小代价压服潜在竞争对手。众所周知，以苏联解体为主要标志的两极格局瓦解将美国推上了“神坛”，与之相匹配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挟一超之势收割红利，在国际秩序塑造、公共产品提供、地区危机处理、意识形态推广等议题上大步狂奔。为美国提供这种底气的除了其吹嘘的“意识形态感召力”，最主要的还是碾压其他竞争对手的军事实力，遍布全球的盟友和伙伴体系，以及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

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教授的话说，1990年代至21世纪初，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相对满意的盟友体系、国际规范“令出一门”、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唯一）提供者和跨国网络的支持，是支撑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的主要因素。这种高光时刻仅持续不到20年，就被“美国衰落/霸权瓦解”等话题替代。

美军飞机对华抵近侦察一度进入广东近海100公里处

彼时，美国成为苏联解体后唯一能够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提供可靠安全保证的国家，这种安全保证并不以军费高低为指标（冷战结束后美国军费经历一段时间下降，美军规模相对减小），而是几个因素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主要竞争对手——苏联的消失、无与伦比的高新技术优势、大多数“二线大国”放弃建立本国独立军事体系转而依附美国。如果说苏联解体让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那么随后十余年间单极格局的持续，则是由于亚洲和欧洲盟国对美国霸权表示满意。

其次，美国霸权还建立在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之上。苏联解体使得地球上唯一可以与资本主义相匹敌的全球秩序终结。不仅是意识形态竞争消失，与之相关的多边体系（包括华沙公约，经济互助委员会），行为体和网络都崩溃了。没有苏联支持，大多数苏联阵营国家，国际组织和政治运动要么难以为继，要么加入西方阵营。1990年代中期，国际规范和规则只有一个主要框架。在该框架下，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强制和非强制手段向大量发展中国家提供安全，经济产品以及合法性支持。彼时，西方阵营席卷范围如此之广，让许多决策者相信自由主义取得了永久胜利。

由于西方主导了国际规范，一些不符合西方制度要求的行为体例如伊拉克、巴尔干地区国家遭受空前制裁和打击。同时，西方国家主导了对规则的解释权，对部分存在重大利益交换的国家听之任之（例如沙特），对自身违规行为采取双重标准和例外主义（如双重人权标准、反恐战争期间泛滥的酷刑和反抗者非法关押）。

再次，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网络，例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团体和学术组织等自发宣传西方所倡导的制度理念，扮演了美国霸权（软实力）的马前卒。例如西方经济学家向乌克兰和俄罗斯兜售休克疗法、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推广顶层设计方案、向其他国家派遣观察员、通过国际舆论监督其他国家行为等等。这些跨国网络助长了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所谓无懈可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幻想。

上述要素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基础，而今，它们发挥着截然相反的作用。库利教授在其《霸权退出：美国全球秩序瓦解》中写到，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的崛起打破了国际规范“令出一门”的垄断，它们提出了有别于西方的全球秩序概念供其他国家选择。它们通过联合国这样的多边体系抨击西方干预，反对西方推动的主权国家政权更迭行为，主导新规范制定，两国否决了西方推动关于叙利亚的提案以及对委内瑞拉和也门实施制裁的努力。2006年至201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和俄罗斯投否决票的比例为86％，而1991年至2005年仅为78%。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处于创建新的国际机构和区域论坛的前沿，这些机构和论坛将美国和西方国家排除在外，例如金砖国家论坛以及下设的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开发银行。两国还推动建立新的区域安全组织，包括亚信峰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经济机构。例如亚投行、俄罗斯支持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以及上合组织。这些新的非西方组织将跨国治理机制带入了许多与全球治理脱节的地区。中俄等国给出的“替代方案”尽管比较稚嫩，但在经济领域、政治合作方面给予了其他国家更大的选择空间。

此外，那些曾经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跨国网络如今越来越成为分解这种秩序的离心力，包括右翼思潮在欧洲的蔓延、美国自身的社会分裂等等。以2008年经济危机和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为例，西方自身实力下降以及对重大跨国问题应对不利，使得部分西方国家选择“本国利益优先”。当然，“特朗普主义”也是其中一种。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美国霸权还剩下为数不多的优势，包括军事实力以及摇摇欲坠的军事同盟体系和伙伴网络。这些由欧洲和亚洲盟国组成的，对美国主导的规范和制度的认同与支持是美国继续维系霸权体系的核心，没有众多盟友/伙伴的支持，全球军事基地和航母显然支撑不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了解美国维系霸权秩序的主要因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川普一番神操作，包括从德国大幅撤军、从叙利亚撤军、威胁从韩国撤军为何引发美国“建制派”的强烈反弹。以至于今年秋季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拜登不得不提出废除特朗普主义，承诺重建国际自由秩序，巩固国际联盟。亚历山大·库利教授称，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过去，而且再也不会回来，如果美国没有意愿没有能力稳住盟友，那么要求其他国家继续忠于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

美军里根号与尼米兹号在南海进行双航母军演。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他敏感问题上，中国应避免和美国两败俱伤。

至此，中国在讨论中美竞争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思路就比较清晰了。回到“阻力最小、成本最低、后果可控”几个层面，当前除了美国、日本之外，甚少有其他国家有意愿公开政治介入和军事干预台海问题。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立场是，支持“一中原则”，但内心深度不希望两岸统一以武力方式完成。

这种思路与中美竞争背景下的选边站队有相似之处，大多数国家优先选择左右逢源，在最优方案不可得的前提下，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各有侧重，非不得已情况下避免过早选边站。

这些国家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美国伙伴和盟友，也就是说，稳住或者争取这些第三方行为体的支持成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胜负手。另外，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尚未衰落到放弃对中国周边敏感问题干预之程度前，避免与美国过早直接军事碰撞导致两败俱伤他国得利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也就是说，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谁能练好内功，建好伙伴体系，少犯战略错误，谁的赢面就更大。

具体到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断出牌，除了凝聚其四分五裂的国内共识（冷战时期美国塑造民众对苏敌视，凝聚共识是美国获得胜利的关键要素）外，一个不可言说的算盘就是诱使中国出错，例如在中印、在南海、在台海陷入战争。

一旦中国主动选择战争方式解决纠纷，届时美国重新将离心离德的盟友和伙伴聚拢在旗下的难度会大幅降低。

克里米亚事件逆转了俄德、俄法合作关系，使欧洲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响应美国对俄制裁。来自美国和欧盟的严厉制裁，不仅打碎了俄罗斯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的进程，而且对俄罗斯经济发展造成严重伤害。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继续巩固和扩大对台湾岛内的军事优势，提高对美日可能的军事干预的控场能力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至于时机选择，以温水煮青蛙方式，削弱美国优势和同盟体系，徐徐图之，不仅能有效降低“武统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使战后中国遭遇的国际压力乃至封锁孤立大幅降低，缩短战时状态，尽早消化统一成果助力民族复兴。

写在最后的话，中美竞争是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常态，而且对竞争的定义，对竞争边界的设定以及竞争手段的选择是可沟通的。本篇文章对台湾问题的论述建立在中美尚未“决裂”的前提下，如果“决裂”将是另外一种结果。

参考文献：

Alexander Cooley, Daniel H. Nexon, "How Hegemony Ends：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n Pow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09/how-hegemony-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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