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管性侵养女案的几点疑问与反思
【黑话连篇】
该栏目更多的是揭露事件或对事件的看法，以达到让人精神升华的目的。
2020年4月9号晚上，南风窗一篇名为《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引发全网热议。
如标题所示，这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魔鬼，以“父亲”之名，对未成年养女性侵长达三年的一起犯罪事件。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千言万语，最终也只汇聚成一句TMD。
在愤怒与震惊的情绪之外，我们也开始思考这件事情背后，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扑朔迷离的案情
整件事情的经过，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我就不再赘述。
由于我们没有采访权，只能从媒体已有的资料了解。但是不同媒体所呈现的角度不同，以至于对于这件事，也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看法。
各个媒体切入的角度不同，案件呈现的疑点也就更多。
鲍某是谁？
鲍某（鲍某明），出生于1972年，现年48岁。曾为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现已解除劳动合同）、中兴通讯董事独立董事（已辞职）、西南政法大学兼职研究员（已解聘）。
199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拥有多个硕士学位，且具有中美两国律师资格，曾任美国思科、美国新闻集团、香港南华集团等跨国企业资深法律顾问，曾获全国十佳总法律顾问称号。
在多方媒体的跟进下，鲍某接受采访，称自己不会触犯法律底线，并称“事情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一切说来话长，但我和她从来没有以‘养父女’的关系相处”。
按照鲍某的履历，他是一位人生赢家。
按照星星的说法，他是一个人前“爸爸”，人后禽兽的存在。恋童、恋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强奸犯。
鲍某懂法，并且一直对外宣称非养父女关系，以逃避强奸的罪名。
如果不是养父女关系，那么他和星星以何种关系相处，是决定案件性质的关键所在。
同时，他清晰地知道如何“养成”一个符合自己需求的孩子。
从结识星星母女开始，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开展，
以结婚为名，让星星母亲对其产生好感。
以自身优质的物质基础，让星星母亲放心地将孩子交给他。
以上学为由，名正言顺将星星带离母亲身边来到北京。
在星星对“性”毫无概念的情况，对她进行不恰当的性教育，让她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习以为常。
通过“圈养”与实时监控掌握星星的一举一动，通过日常的语言教唆，让星星进入鲍某所营造的“正常”世界。
用言语恐吓及暴力殴打，让星星屈服，不敢声张。
将伤害其他人的原因归咎于星星，利用她的善念，使之保持沉默
林林总总，鲍某清晰的知道，【和别人不一样，被同龄人孤立、排挤】，才是对一个孩子最大的打击，而他也一直是这么威胁星星的。
从假借“爱”之名到以言语恐吓、暴力威胁，他把星星紧紧地锁在自己身边。
如此熟练的手法，让我们不禁怀疑，在星星之前是否还有过其他的“星星”存在。
而星星提供的资料也显示，鲍某的QQ曾经浏览过多个名为“送养”或是“送养女宝宝”的用户，而且时间是持续性的。
鲍某为什么一直关注送养女童？为什么有这么多女童需要送养？那些被送养的女孩从哪来？
是不是和《鸟岛上的失踪男孩》一样，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是不是有更多的孩子以“送养”之名，沦为某些恋童群体的玩物？
星星是被鲍某性侵的第一个女孩吗？
为何屡次立案失败？
在南风窗的报道里，星星讲述自己曾多次报警，但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在网络医生的帮助，星星报警了，但因为警察没有找到证据，这事不了了之，鲍某也失踪了。
2019年4月，正处于生理期且发着高烧的时候，鲍某再次性侵星星。星星报警但被撤案，理由同样是证据不足。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对此事的撤案决定书；来自南风窗
这一次星星选择自杀，被救起后，星星不断报警，希望立案，但都没成功。
直到2019年10月，律师的介入。
那一次报案被受理，且立案书上清晰写着“有犯罪事实，需追究刑事责任”。但鲍某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
2020年1月，警方称已从星星体内提取证据，案件在办理中。
2020年4月7号，当澎湃新闻记者再次采访时，对方的回应，仍是“案件正在办理中”。
为什么星星前两次报警，警方都称没有找到证据？为什么星星不同意撤案，仍收到撤案决定书。
为什么立案半年，事件依然毫无进展，为什么明明提取到证据，却不对鲍某采取任何行动？
这其中的缘由，暂未可知。
为什么13岁的星星会被送养？
在网上流传的视频里，星星妈妈称，由于星星小时体弱多病，按照迷信说法，需要冲灾。所以明明星星在父母双全的情况下，仍然被送养。
但这种收养是合法的吗？
星星当时未满14岁，的确符合我国被收养人的限定年龄。
但根据法律，只有弃婴、孤儿以及生父母无法抚养的情况下，孩子才可以被送养。星星母亲给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当时的星星已经到了上初中的年纪，即使需要认养父，也根本无需离开父母。
再说鲍某，鲍某其实并不符合收养人条件。
法律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可2015年，星星14岁，鲍某43岁，相差仅29岁，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40岁年龄差。
那么星星是如何被成功送养的？是否在当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鲍某在接受采访时称，没有以养父女的身份与星星相处， 且公安机关也查验过（当地机关回应：核实中）。可星星提供的聊天记录中，的确称呼鲍某为“爸爸”。
如果进行了合法的收养，那么就是法律规定上的养父女。
除非星星母亲与鲍某并未进行登记，属于私下送养，这种送养关系是违法的，也就是说鲍某与星星并不是法律上认可的养父女关系。
作为一名资深律师，这是否是为了避开强奸罪名的刻意为之。
星星母亲在澎湃新闻的视频中说，鲍某说过自己已经成家，想要领养一个女儿。可在南风窗的采访中，星星母亲又说对方说过想与自己组建家庭。
鲍某前后的说辞并不一致。
然而，从网上认识仅半年时间，星星妈妈依然放心的把女儿交给了鲍某，并带离身边。
这究竟是为什么？
女儿遭受性侵的四年里，星星妈妈到底知情吗？
为什么是2015年12月31号？
星星第一次被性侵，发生在2015年的12月31号。
为什么是这天？
因为12月31号一过，星星就满了14岁。法律规定与14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属于强奸行为，不管是否出于自愿。
而年龄在14岁以上，则根据是否自愿，来进行判断。
鲍某选在这个节点，显然是蓄谋已久。一旦事发，法律无法直接定性为强奸，而长期性侵案的取证十分艰难。
加之事情已过去多年，星星难免会遗漏一些事情，而鲍某只要抓住“记错了”这点，就可以进行反驳。再加之尚不明确的“养父女”关系，只要把被迫变成自愿，这一切也就与犯罪无关。
总之，如今事件扑朔迷离，双方各执一词，鲍某坚称自己清白，与星星不是那种关系。星星妈妈则坚持，鲍某性侵未成年养女是事实。
不管是何种说法，鲍某性侵未成年少女，而星星多次自杀未遂并身患多种心理疾病，是既定事实。
我们为什么没有性教育？
案件中这些细节的查验与排疑，需要交给警方处理。
当14岁的星星，不知何为强奸，不知强奸是犯罪时，我想这件事更值得我们深思。
为什么14岁已经到了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年纪了，我们的孩子对于法律，却连基本的认知都没有。甚至对于“性”，仍处于零认知阶段。
我们到底有性教育吗？
某度上搜索“中国有性教育吗？”
搜索结果会直白的告诉你，没有。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性知识（那会还叫生理健康知识？）是通过学校发的一本教材，老师发完教材就坐在讲台上，等我们自己翻看，其实书里并没有多少性知识。
唯一比较露骨的是对男女生殖器的生理解析，但也仅此而已。
这样的方式，我们真的懂了“性”为何物吗？
不，并没有。由于性教育并不是规定的课程之一，老师不会，也羞于解答学生们的疑问。
而如果真的有人在课堂提问，多半会被老师呵斥。因为公然谈性，是羞耻的，是不符合道德的，何况未成年人。
学校没有系统课程，能够教会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性，什么是正确的性关系，什么是强奸，如果被侵犯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家长对于性，更是讳莫如深。
每个人在小时候应该都问过父母，“我是从哪来的？”
我的父母告诉我，我是捡来的，又或者从剖开的南瓜里取出来的。
到了互联网时代，年轻的父母，仍然在避免谈论这个问题。
“充话费送的”，是00或者10一代的主要生命来源方式。
我们从来不公开谈性，因为那是羞耻下流的行为。
我们从来不教自己的孩子，有关于性的知识，甚至连孕育生命的过程都被认为是羞耻的。
一些父母认为，到了年纪，这些事情自然会懂，不必刻意去教。
可什么年纪是合适的年纪？什么方式是合理的方式？没有人说过。
近年来，性侵幼童的事件频繁曝光，我们才开始对于性启蒙有了意识。
来自女童保护
从红黄蓝事件到N号房，我们就应该知道，坏人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年纪小而手下留情。
来自女童保护
我们如何保护孩子？避免谈性就能保护孩子吗？
不会的，健全的法律，正确的认知，以及合理的自我保护意识，才可能保护我们的孩子。
性启蒙和知识启蒙，一样重要，一样迫切。
和性教育一样值得被重视的，还有普法教育。
我无法理解，为何一个14岁的孩子不知道强奸是犯罪行为。
法制教育从娃娃抓起，同样能够避免很多的少年儿童犯罪事件。普法教育应当进入课堂，成为和语文、数学一样的必修课而存在。
毕竟，只有懂法，才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才能够在必要的时刻拿起法律这门武器。
我们常说不知者无罪，但这从来不是犯错或者犯罪的借口。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就要让每一个人拥有基本的法律常识。
解决犯罪低龄化的根本举措在于加强普法教育的力度。同理，想要让孩子从小就具有自我保护意识，也需要加强普法教育。
我们的教育，任重道远。而在性教育与法制教育真正行之有效之前，需要所有的家长提高重视。
毕竟连儿童游戏中的色情信息都屡禁不绝，你压根不知道和自家孩子联机的，到底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同龄人，还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恋童癖。
如果星星能早点知道强奸是犯罪，并且第一时间寻求帮助，这样的遭遇是不是就能早点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