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灾难（一）

 国策论

大家好！

        我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向我国最高领导机构和全国人民发出这封公开信，非常期待能让现代西医医疗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有的放矢地彻底解决我国现行医疗体制所存在的问题，解救千千万万迷茫无助的病患于苦海。若不济，则希望能引起对当今医疗问题开放式的大讨论，从而启动彻底解决问题的程序。

        不料写作过程中却心绪难平，从医疗问题上延伸出去，对一些国家大事做了某种程度的建言献策，不知是否有参考价值。

        写这封信的远因，在于2001年，我时年74岁、深受严重病痛折磨的父亲，在离世前发出的“不怕死，只想无疾而终”的愿望。父亲的愿望单纯又合理，却为什么在当时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这成了我魂牵梦绕、永难释怀的心结。

经历了十多年来的苦苦思考和寻觅，我有了许多发现，许多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促使我写这封信的近因，是不久前一位受到广泛关注的33岁青年歌手姚贝娜乳腺癌复发后，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不幸去世。在她病逝以前，我并不知道她。但是，在她病重和死后，各种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让我知道，四年前，29岁的她曾因发现乳腺癌被医院切除了左侧乳房，并做过放化疗。

        姚贝娜之后，被称为成都最美交警、受到网络和媒体广泛关注并募捐的23岁白血病患者秦思瀚，又在成都某医院过早离世；原中国男子足球队著名队员、矮脚虎赵达裕，因肝癌在广州某医院治疗后，54岁时就撒手人寰；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患癌住院，虽他贪腐案在身，但国家对他的治疗不会吝惜花钱，医院对他的治疗不会不尽力吧？可还没来得及对他进行立案审查，他就已经离世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广西河池市优秀高中校长莫振高先生，仅仅患了膀胱结石，就在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手术几天后，突然病情恶化去世了......

        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多的公众人物病故。而在他们的光环之后，那些不被公开关注的病人，就太多太多了。

        我以前已经产生的对西医的质疑与批判，由此更加强烈：既然像姚贝娜、秦思瀚这样很年轻很有钱的明星也无法在大医院被治好，既然赵达裕、莫振高等有身份有影响的人也无法在大医院被治好，既然徐才厚这样国家级的、不差钱的领导人也无法在大医院被治好，那么其他所有病人走进大医院还有什么用？让各级大小医院日进万金的、花费国家巨额税收的大病医疗保险，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那么，此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国家卫生计生委呢？

        从常理来说，关于医疗类的建言献策，是应该先提交国家卫计委的。但是，国家卫计委及其前身之一的卫生部，是造成今天医疗困局的直接责任者。且看201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先生所写的一首词吧：

     《水调歌头•医改》：九州风雷动，医改传佳音。最爱鹏城胜景，雨后天尤晴。胸存社稷疾苦，魂牵民生国运，良策暖人心。深渊何所惧，英雄敢渡津。积弊除，制度新，政先行。厚德重塑杏林，仁术赖真情。喜望神舟揽月，笑谈蛟龙缚鲸，人间舞清影。华夏卫生路，气派独古今。

        作为我们国家最高医疗机构掌门人的陈竺先生，对当代恶质化的医疗现状，竟然是由衷的赞美！“哀莫大于心死”——我对当时的卫生部，对如今的对卫计委，从那时起就不敢抱什么希望了。所以，这样一封信，我不愿寄给卫生计生委。

        由于有了这层顾虑，所以我选择将这封信上书中央，直达天听！

但愿，将来的事实能证明我对国家卫计委的猜测是偏见和错误，非常希望卫计委能突破医疗行业利益的束缚，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全力协助中央完成我国医疗体制的调查评估和正确转型。

        那么，为什么要既写给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又写给全国其他各界，而不是私下里直接呈报给党中央呢？

        只因为我非常痛心地感受到，西医西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控制，早已经深入骨髓，积重难返了。这封信，如果单纯寄给最高领导层，很大可能会被卡在中途某个环节，而无法直达天听；如果单纯在网络向大众发表，可能很多人看不到，或看不懂，或即使看懂也因无权采取行动而失去意义。唯有从最高层领导和最基层民众双向努力，同时推动，才有可能解除思想禁锢，产生实际效果。

       若写给国家最高层，就应该短小精干，点到为止；若写给全国人民，就需要清楚说明许多事理，还需要普及有些知识。难以兼顾，就写成了一封长信，谨表歉意！

        一、西医收费昂贵却不会治病，中国医灾空前严重

        西医的昂贵收费，许多人感受深切，不需再议。但要说西医不会治病，不仅西医不会服气，也许病人、家属和社会大众也有非议，而且大家也不难举出很多治愈的例子。

        既如此，又为什么要说他们不会治病呢？这涉及如何才叫治愈的问题，后面会有专门讨论。还有，即使真的有人被治愈，概率有多大？西医所掌握的资源，所攫取的财富，与他们对医疗的贡献比起来，能成正比吗？下面，就让数据来说话吧。

        1、怵目惊心的患病规模和荒唐愚昧的治疗方式

      （1）、癌症：在姚贝娜倒下之前，全国为之捐款上百万的、由北京协和医院化疗加移植的“最美抗癌女孩”、山东青岛白血病姑娘鲁超（网名鲁若晴）倒下了；在鲁若晴倒下之前，淋巴癌患者、著名央视播音员罗京，在北京307医院放化疗和移植后倒下了......

         据2012年统计报告，我国每分钟新发现癌症患者6人，而每分钟竟然就有5位患者死亡；我国每年新发现癌症患者约310万人，而每年却有约250万病人死亡。

        西医对癌症治疗的标准方式，就是手术、放疗、化疗。事实已经一再证明这样的方法无效，美国都在逐步放弃，而寻找各种替代疗法，中国西医界仍乐此不疲。

       （2）、肾病（尿毒症）：我国目前肾病患者约1.3亿人，西医治肾病与治其它各种疾病一样乏术，绝大多数病人都不幸成为了病情或急或缓的终身病人。其中数十万上百万患者更是发展为尿毒症，需要血液透析——仅仅就是排个尿，他们必须每周两三次到医院去洗血几个小时，每次数百元或上千元，每月数千元或上万元，每年上交医院数万元至十万元，而且必须终身如此。腹膜透析虽价格低一些，可以在家自己进行操作，但每天至少得做两次，每次约一小时。且腹部插管，诸多禁忌和不便，身体一有情况，就得赶紧跑医院。

        过于高昂的透析费用，使许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为了让他们透得起，近两年，国家把透析费报销比例提高到了90%多。国家当了冤大头，医院和医生赚尽黑心钱。只是我担心他们在尝尽甜头后，会有更多人被肾病，再被尿毒症。

        尽管透析如此高价，但这种人工的机械排尿远远无法与人体的自然排尿相比——该去除的毒素去不尽，该保留的营养留不住，所以总会有些病人越透析越虚弱，直至被透死。

        西医提供给尿毒症患者的另一条出路，就是弃用自己的双肾，换上一只别人的肾。换肾，不仅费用高昂，当时的手术费数十万元，术后每年的控制排异费用数万元，而且疗效完全无法保障，能够活过十年者很少。尽管如此，太多尿毒症患者仍然把换肾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由于需要换肾者众多，自愿捐肾者又很少，造成肾源极为紧缺，各种肮脏罪恶的地下买卖肾脏市场很是红火。

       （3）、心脑血管病：西医对高血压完全无法治愈，患者一旦被他们宣布为高血压，就只能终身服用降压药。而降压药普遍伤肝伤肾，导致病情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发生脑溢血、脑梗塞、心脏病甚至心梗死的概率居高不下。治疗心脏病时的人工架桥或安装心脏起搏器，治疗血管堵塞时的搭支架，无不是把具有自愈能力的活人，当做不具有自愈能力的机器一样修理，从而一再损害人体自愈能力。被他们治疗过的患者，即使还能活下去，也活得很痛苦，永远都病着，再也无法回归健康人行列。脑梗塞、脑溢血患者即便活下来，也极易偏瘫或全瘫，这无疑是人为制造残疾。

        当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高达2亿多人，失能老人高达3000万。他们的灾祸，多半来自西医治疗方式。

      （4）、糖尿病：西医完全无法治愈糖尿病，他们要求患者终身服用降糖药，降糖药无效就打胰岛素。但降糖药和胰岛素同降压药一样伤肝伤肾，毒副作用极大，患者到后期往往多病齐发，活得惨，死得惨。我国目前已有糖尿病患者约1亿人，尽管他们每日用药不止，平时衣食住行诸多禁忌，但仍然无法阻止病情的持续加重和恶化。

      （5）、肝胆脾胃疾病：我国肝胆疾病患者近三亿人，脾胃疾病患者约三亿人。西医大多只能缓解，基本没办法治愈。

      （6）、失眠症：我国严重失眠症患者约3亿人，其中数千万人伴有抑郁症。西医让严重失眠患者长期服用安眠药，让抑郁症患者长期服用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但这些药也像降压药、降糖药一样，只是控制症状，不是真正的治疗和治愈。而且毒副作用同样很大，长期服用的后果非常严重，让他们每天都在遭受病痛和药物双重折磨。

     （7）、不孕不育症：我国女性不孕不育患者越来越多，已达到育龄妇女总数10%，西医不管手术还是药物治疗，都容易对女性生殖器官和功能造成较大损害，人为剥夺了许多女性当母亲的权力和机会。当自然受孕发生困难时，西医就人工受孕，即所谓的试管婴儿。每一例试管婴儿花费数万元却不保证成功，不成功者钱不退，很多人白花大钱后无处撒气，只能夫妻反目甚至离婚。自己无法生育儿女又导致了代孕等违法行为不断发生。即使代孕成功，生母、养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又复杂化，天然的亲情关系被人为割断。

      （8）、残疾人：我国残疾人总数已接近一亿，其中许多人的残疾，是因为医疗的截肢手术主动造成，或因打针输液口服药和手术的失误造成。如果把切除阑尾、胆囊、脾脏等内脏器官也算作残疾，更不知我国残疾人口会增加多少千万。

       更不幸的是，虽然各种各样庞杂的孕妇、胎儿检查手段数不胜数，但我国新生儿残疾率仍然持续上升，每年新生残疾婴儿近百万。可怜这些孩子，他们将从小到大到老都终身残疾，比成年后才残疾者更不幸；可怜这些家庭，千呼万唤盼来的，不仅是当时的心痛莫名，而且得长期去养活、去照顾先天残疾的儿女，他们的未来将会多么艰难。

     （9）、感冒病：作为世界西医最发达的国度，美国早已公开承认，感冒病治不好。美国医生说，不管治不治，感冒病大多7天以后自然痊愈。他们一般不给病人开药，只建议病人多喝水，多休息。但中国西医界却从不公开承认自己治不好感冒，他们广泛地、大量地给感冒病人打针输液服药，这完全是瞎折腾，是伪治疗，是各级医院各科医生不肯放弃一切赚钱机会。

        我认为感冒是该治疗且能治愈的，很瞧不起美国西医对感冒的无能，但我却很赞赏他们承认自己无能的老实与坦诚，并因此更加鄙视中国西医界对感冒的瞎折腾和伪治疗，可以说，他们完全是在公开的欺诈和犯罪。

        除上述疾病之外，西医无法治愈的疾病还多，罗列不完。他们改病名的的本领一天天见长，据说现已改出了20万至60万种病名，但他们治病的能力却越来越不长进，被他们称为所谓“世界医学难题”的病种，正越来越多。其中很多疾病就是医源性、药源性疾病，是直接由西医药造成的。在西医的垄断下，整个人类距离健康，正越来越遥远。

        以上数据，虽可能有小的修正，但大的格局无法改变。由此看来，说西医不会治病，应该能服人吧？

        2、西医为什么不会治病？

        面对如此铁的事实，可能所有人都会很奇怪：以科学自居，汇聚了庞大资金和研发人才，几乎独霸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医学市场的西医药，为什么会低能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程度呢？

      （1） 、西方医学自古以来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撑，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随风飘摇。

        公元前四百年前后，在我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诞生的同时期，古希腊也产生了一位号被称为西医奠基人甚至西医之父的大人物——希波克拉底，他提出了“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黑胆四种体液组成，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体具有不同的体质。同时，他提出了“自然治疗能力”的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培养与自然治疗能力相互协调发挥作用，以促进机体恢复平衡的技术。

        应该说，他的理论虽然远远无法与《黄帝内经》相比，但基本精神还不错，还比较接近人体生命真理。西医如果能遵循他的路子走下去，将其不断完善，还可能不会谬以千里。

        他的学说虽然接近人体生命真理，但先天的局限性不但他本人没能突破，后来者中也没有产生如他一样甚至比他更出色的医师，所以也没能突破——不管是他的体液学说，还是人体“自然治疗能力”，都只是假说，只是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办法。所以，在实际治病的过程中，医生往往不知所措。

        大约六百年后的公元一百多年，本来很尊重希波克拉底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不愿自己在面对疾病时处于被动地位，不愿束手无策地等待病人自然痊愈，所以他抛弃了希波克拉底的理论，提出了他自己的假说，著了《治愈的方法》一书。书中特别推崇放血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能通过放血疗法治愈（注：他的放血疗法，是大量放静脉血，与中医用拔罐方法少量放毛细血管血液的方法完全不同）。

        放血疗法虽然治好了一些病种和病人，但无限扩大放血疗法的结果，是更多人病情加重甚至被治死了，其误导西方医学接近两千年。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身强体健之时突发感冒，被用放血疗法很快就治死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之时，一场发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因为战争而迅速蔓延世界，全球死亡人数最低估计两千万，最高估计一亿。导致死亡人数如此众多的原因，不是流感本身完全无法战胜，而是盖伦的放血疗法雪上加霜。流感病人往往严重发烧，盖伦放血疗法大量放掉静脉血的方法，虽然能让病人很快退烧，但也让病人很快失去了与疾病抗争的能力，所以让病人死得很快。也许正是经历这样一场大灾难、大死亡之后，盖伦的放血疗法才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虽然盖伦放血疗法假说误导西方近两千年，但由于其远不能包治百病，所以西方医界也一直在求解。但他们的所有解决方法，都始终建立在假说的基础上，在不断否定前辈假说的同时，自己的理论也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也在不断被新的假说所否定。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本来是外科医生的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摩尔干尼，看到西医内科医生面对内科疾病，除了一味祈求上帝治疗外，毫无他法，于是把外科手术用于内科研究。他不断解剖病人尸体，并把病人生前症状与死后尸体解剖所找到的病灶相联系。1761年，他发表了《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提出了“病灶病因论”，以为找到病灶就是找到病因。

         摩尔干尼的新假说，继续完全抛弃了希波克拉底假说，也完全抛弃了盖伦放血疗法假说。虽然他的假说仍然是极为错误的，但却迎合了资本赚钱的胃口，所以得到了资本的大肆追捧。

        时至今日，其错误理论仍然阴魂不散，西医的X光透视仪、B超、彩超、CT、核磁共振、PET-CT等等检查，都是在人体上找“病灶”，而且不管是否“找到”，都经常反复找，换了一家医院，或同一个医院换了科室，都必须重新找，因为每找一次就可以赚一次大钱。其中最赚钱的检查，要数PET-CT，查一次就接近一万元人民币，比铸币工厂造钱的速度还快。

        而且，虽然病灶不是病因，切除病灶也不能切除病因，很多病人手术后出现许多不适甚至死亡，但西医包装巧妙并宣传推广有术，对大众的洗脑十分彻底，所以各种手术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和扩散。因为每次手术动辄数百数千数万数十万元，病人术后往往状况不断，需要持续处理，所以术后的开支也很庞大，极为符合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自摩尔干尼彻底抛弃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假说之后，西医彻底告别了“医道”的层面，彻底堕入了“医术”的层面，也彻底掉入了罪恶的深渊。人类医学，从此开始了一个黑暗透顶的时代。

       在后来治病的过程中，由于病灶病因论并不能真正治愈许许多多的疾病，所以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医学界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假说和治法。

       如外科医生莱恩的“自身中毒论”，比棱和亨特尔共同提出的“病灶感染论”，赖特的免疫理论和菌苗疗法，佛里兰德的婴儿胸腺肥大用X射线治疗方法，瓦金斯夭的胃溃疡冰冻疗法，迪克•马斯针对心肌缺血患者的心脏打孔疗法，以及近来兴起的心脏、血管搭支架方法，等等。这些理论和治法，仍全都是新的假说，大多都很荒谬，往往问世不久就遭遇大量临床失败和激烈批判，所以大多都已销声匿迹。也有少数还在质疑与批判中继续使用，如疫苗接种和心脏、血管搭支架。

         对下面两种假说，有必要多说两句：

         关于发热的假说：西医最先是提出“血中有毒”导致发热的假说，治疗方式是放血；后来又提出“血中含铁太高”导致发热的假说，此治疗方法仍然一样，放血。再后来提出“细菌感染”导致发热的假说，治疗方式：输液，输抗生素，有时加激素；目前则提出“病毒感染”导致发热的假说，治疗方法仍一样：输液，输抗生素，有时加激素。

        关于癌症的假说：20世纪初，美国洛克菲勒研究中心率先提出癌病毒假说，并由此产生了手术放化疗等杀灭癌病毒方法；当癌病毒假说没能带来预期治疗效果后，又产生了癌细胞假说；当癌细胞假说面临破产之时，又产生了最新的癌基因假说。

        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关于癌症病因的假说在不断变化，但手术放化疗三板斧治癌的方法，却一直没有太多改进，仍然沿用至今。

       更恐怖的是，癌基因假说提出之后，癌切除手术就不再局限于患癌者，而开始向健康人群挥动刀子了——2012年，37岁的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自己虽没有患癌，但由于她母亲、姨妈、外祖母都死于癌症，所以医生认为她癌基因高，为预防患癌，切除了她双乳乳腺，之后又人工隆胸。今年3月，她刚刚公开宣布，她已经切除了双侧卵巢和输卵管。朱莉说她手术防癌是为了看着她的孩子长大，想当祖母抱孙子。但按西医逻辑，她的所有女儿癌基因都会高，那是否都赶紧去检查和切掉呢？

       匪夷所思的是，朱莉愚蠢的“防癌”举动出现后，美国医界、媒体一片赞扬之声，夸她的“积极防癌”很有意义。中国的西医专家们也立即说，这样的防癌手术我国医院也能做，每例20万元。

       如果说，西医建立在一系列“假说”基础上的治疗，无辜治残治死了多少病人还可以谅解，还可以用医学的进步需要一些人做试验品搪塞的话，那么他们面对因医疗方法错误而失去健康和生命的万万千千患者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和理直气壮，就很难饶恕了。在切除病人肿块已经很错误，已经造成太多病患无辜死亡的情况下，他们还继续拓展财源，蛊惑根本没有患癌的人，花费巨资切除正常器官以防癌，这就更加十恶不赦了！

       可以说，西医的心灵，已经完全被暴利扭曲了！他们中很多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悲悯之心，眼中的病人，已经幻化成了大把的钞票。钱到了手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死了谁，死了多少人，已经无所谓了。而西医的麻木不仁，又源于他们的顶头上司——西药巨头们的言传身教。

       西药巨头们既不能、又不愿生产出真正能治愈疾病的药，却还要让患者不断用药以赚钱，怎么办？只有编造谎言欺骗患者。为掩盖一个谎言，他们不惜编造出十个谎言；为了掩盖十个谎言，他们不惜编造出一百个谎言。而且这样的说谎，必须高度专业，必须尽可能不被大众识破。于是西药巨头们专门培训“专家”，专攻说谎术，并通过一定的程序，教会所有医院和医生。几乎每家医院，每个医护人员，都要事先学习出现医疗事故后，为自己、为同事、为医院推卸责任的方法和技巧。

       看了以上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假说”，及治死之后的心安理得，出现医疗事故后的狡辩敷衍，还敢说西医是科学吗？还敢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这些不懂装懂的西医医生想切哪里就切哪里吗？还敢把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交给如此严重缺乏系统理论支撑的西方医学去主宰吗？

       如果患者因不知道医疗真相而去痴迷西医，我只能叹其命苦；如果患者已经知道医疗真相而仍去痴迷西医，我只能奉送几句古语：“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2）、西方医学自古以来所关注和研究的，只是有形的躯体，而不是无形的生命。

       尸体解剖，所针对的是形体；各种仪器检查，所针对的也是形体；即使号称“生命科学”的、代表未来医学发展方向的“基因学说”，所针对的也仍然是有形的物质层面。形体的最大特征，就是摸得着也看得见，会占据一定的空间。

      但是，生命却是无形的，是只能感知却摸不着看不见的！怎么感知生命？微生物的自我裂变繁殖，植物种子的生根发芽，人和其它哺乳动物的精卵结合、胚胎发育、生老病死，都是由无形的生命在安排。每一种生命都各有独自的一套非常严格的、代代遗传的编码程序，从而构成了这个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世界。

      躯体，只是生命的载体，就像电脑的硬件；生命，才是躯体的统帅，就像电脑的软件。电脑如果没有硬件，软件功能就无从显现；电脑如果没有软件，硬件也只是一堆废料。同样，人如果没有躯体，生命就无从显现；人如果没有了生命，躯体也就成了尸体，只能自然腐烂或人工烧毁。

      正由于硬件是电脑的载体，身体是生命的载体，所以保护好硬件，才能保护好电脑的软件；保护好人的身体，也才能保护好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会经常说“请你保重身体！”或说“祝你身体健康！”但不能因此而混淆硬件与软件的区别，和身体与生命的区别。

       再来说生病的问题：电脑发生故障（生病），既可能是软件出问题，也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作为修理人员，如果只研究硬件，而根本没有软件的概念，他还能修好电脑吗？

       同样，人生病，既可能是人的生命出问题，也可能是人的身体出问题，如果医生只会研究人有形的身体，而完全不懂人的生命，完全不重视、不研究人的生命，那么医生还能治愈疾病，让人恢复健康吗？

      更何况，人的生命系统，远远超过电脑的软件系统。因为电脑的软件系统没有自我修复功能，不管软件硬件坏了，电脑都不会自己有意识地去修复它。而人的生命系统却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比如皮肤肌肉出现伤口了，生命会立即想办法阻止血液溢出，并尽快让伤口愈合。如果生命消失了，这样的功能也就丧失了。没有生命的尸体，既不会生病，也不会让伤口自然愈合。

       因此，为人治病的医生，对人生命的了解与重视程度，应该远远高于电脑维修师对软件的了解与重视程度。所以，弄懂生命、尊重生命、顺应生命，帮助生命修复身体，就是医生必须完成的使命！

      可是，完全不懂生命的西医，在有意无意地漠视生命和摧残生命。比如：当尿毒症病人肾脏只能排尿不能排毒时，这本是肾脏的一种自我防护，是生命通过肾脏向外界发出警报和求救信号，但西医不懂该怎么修复肾脏，就干脆撇开原有肾脏，把机器作为人工肾脏，用机器人工排尿排毒。或者把别人的肾脏移植进入病人身体，代替原来的肾脏工作。这样故意冷落和抛弃病人原有肾脏，原有肾脏就只好彻底萎缩了。

       又比如：当病人身体出现肿块，本来是生命通过肿块发出警报，向外求援。但西医弄不清也不想弄清躯体出现肿块的原因，简单地以为肿块就是病因，直接切除肿块并用放化疗防止肿块继续产生。这就好比火灾警报响了，消防官兵不去查找警报响的原因，却立即敲坏或摘除警报器，并派人蹲守（放化疗），以防有人前来修复警报器而继续报警（不让包块继续长出来）。居然还洋洋得意地把这当做了消防官兵的神圣职责——西医以为手术放化疗治癌天经地义，公开宣传引导，乐此不疲。但当病人身体越来越虚弱，包块异常疯长，手术放化疗都完全派不上用场（相当于火灾全面扩散，漫天大火，呼救信号八方响起）的时候，西医就说医学已经无能为力，而放任病人死亡（相当于消防官兵放弃救火，任所有能烧光的东西完全烧光）。这是多么荒唐的治疗？号称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为什么居然不能识破这一场反复上演的骗局，而一再上当？

       再比如：当西医给病人做器官移植时，人的生命为了自保，会竭尽全力排斥异体器官植入身体。西医为了对付生命的这一招，就提前用剧毒药物一轮轮化疗，以彻底杀灭人体生命赖以自保的免疫细胞（相当于独立国家的警察和军队），把人体的免疫指数完全降低到零，再植入外来器官。植入异体器官后，为了防备生命系统复苏以后继续反抗（排异反应），又让病人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以解除生命反击能力。假如生命既不能与异体器官或排异药物妥协，又无力自卫时，生命也就只好逃离人体了。鲁若晴、罗京等人移植后，就是这样痛苦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就像不懂软件的修理师会把电脑彻底弄坏一样，不懂生命的西医生也会把人体彻底毁坏。当人的身体这个硬件彻底毁坏之后，人的生命这个软件无所寄居，就只能远远逃遁了。

      （3）、西医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器官不见完人。

       西方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普遍重个体轻集体，重局部轻整体，反映在西医上，情况相同，且越来越严重——分科分项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作为单纯的医学研究人员，如此细分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作为治病救人第一线的医生，也深陷在如此细分之中，又怎么能看见完整的人体和生命？

       比如，我在几家大型省级医院的眼科，看见过一张巨大的眼睛透视与分解图，密密麻麻标注了近百个分项名称，并根据这张图标设立了三四十个诊室。仅仅看眼科一项，就会让病人发晕：不知自己究竟该看哪个、哪几个或哪十几个诊室，或先看哪个诊室后看哪个诊室。为此，医院还专设了咨询台，以分配病人到各诊室。

       一个眼科医生，要把那一张眼睛示意图烂熟于心，也许不太难。但那对治愈眼病有用吗？中医认为肝主目，眼睛出现问题，不一定全是眼睛的问题，病因多在肝上，所以疏肝理气，往往能轻松治好眼病。西医的肤浅、短视和无效，由此可见一斑。

       除眼睛外，各个组织器官或病种病名都越分越细，检查的大项小项，也越来越多，常常检查单一大摞，每张检查单罗列一大串这样那样的指标，高出标准值的，箭头向上；低于标准值的，箭头向下。一张张检查单上，或向上或向下的箭头密密麻麻，乱箭齐发，射向医生，射向病人。医生看得过来、照顾得过来吗？开药时怎么兼顾？

       对病人来说，那些箭头除了增加心理负担，又还有什么意义？比如后文将要提到的鲁若晴，临死前还抽出17管血，等这17管血一查完，还不犹如“草船借箭”一般“箭如雨下”吗？可这些“箭”对病人有用吗？

       一个西医医生不管精力多么充沛，他（她）能把自己所在某系统（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的知识弄清楚就不错了，想弄清旁系统或所有系统，完全没有可能性。而病人往往不止一处有病，那么，一个有综合性疾病的病人进了医院，该找哪个科室呢？而一个只懂一个系统的医生，面对病人的多处疾病，他（她）就像瞎子摸象且只会固定摸某一处一样，能知道大象的全貌吗？又还能给予病人以正确的治疗吗？

       对于情况紧急而复杂的、尤其是其中身份地位或社会关注度很高的病人，医院也往往像后文将要提到的对待佘艳一样，进行同科或多科医生的会诊，但这种会诊，就像多个瞎子在摸象，可是摸头的只会摸头，摸耳的只会摸耳，摸腿的只会摸腿，摸尾的只会摸尾。最后来交流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只会各执一词，不可能真正让每个摸象者都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

       对佘艳的会诊倒是个特别的例子，因为是同科——全成都或全国范围一些大医院血液科的“专家”在会诊，治疗方案也是大家共同决定，这就相当于一大群只会摸大象某一部位的瞎子，在摸他们最熟悉的大象部位。可这么多瞎子一起摸象（这么多“专家”一起会诊）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佘艳为什么仍然会口腔、消化道、电解质和免疫功能全面恶化而最终惨死呢？这就涉及到西医的另一个大问题了：治疗手段不但错误而且单一，对佘艳不管怎么会诊，最后的方案都只有化疗一个途径。事实清楚地说明，这样的会诊只是做做样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这个瞎子摸象的比喻，可能太有点不给大医院及其大专家面子，但这却是最贴近真相的比喻。一想到那么多像鲁若晴、佘艳一样的病人被无辜治死，我的愤怒之情就无以言表。所以我虽再三犹豫，仍然坚持用这个比喻。

       大家都知道西药有很多毒副作用，比如降压药普遍伤肝肾，激素药普遍伤肝，伤肝就再用护肝药，但护肝药往往又伤胃，护胃药又往往伤肝，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因为西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器官不见完人的思维缺陷先天不足。这样的思维体现在制药上，就必然出现这种自相矛盾、左支右绌的难堪结果。

       单纯从这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用西医药治疗病人，完全犹如盲人瞎马沼泽地，险象环生撞运气。西医医院越建越大，越建越多，与病人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是绝对的正比例关系。

      （4）、医疗市场化使资本由控制西药进而控制西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既得利益集团。

       从前述几个方面，还只能看到西医药低能的一面，错误的一面。但是，从本小节开始，大家将看到西医药极为邪恶、必招天谴的一面。

       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后，尤其是美国工业发达后，资本加快了进入医疗领域的步伐。他们首先控制了西药企业（包括药械企业），然后培训西药、药械销售代表或公司，为医院、医生规定治病流程和用药，把医生变成制药、制械公司的末端销售员。医院治病，变成了有固定模式和流程的的流水作业生产线，医生变成了这条流水线上的简单操作手。

       虽然医生只是流水线上的简单操作手，但为了既迷惑病患，又给医生以奔头，他们于是给医生设立了很多职级，各个职级的工资待遇、身份地位大大不同：实习医师、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但这些所谓职级的获得，并不是因为该医生治愈了多少病人，而是因为其参加了多少培训，挣下了多少学分，发表了多少论文，刊载论文的报刊级别，工龄等。简单说，是靠媳妇熬成婆的耐心与韧劲，熬出来的，与真正的治病本领，没有关系。

由此，像模像样、各司其责的医疗既得利益集团，就已经成立了。但这还不够，他们还会有更大、更多的追求。如：他们用大量金钱资助议员、州长和总统选举，让这些在权力圈中的人不得不为自己说话；攫取国家和地方医疗卫生管理机构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资助媒体，控制舆论导向；用金钱收买或自办医疗科研院所，渗透、影响和改变医科大学办学方向和学生学习内容，等等。

       利用手中这些庞大的权力，他们一面在西方医学内部罢黜不利于赚取垄断利润的顺势疗法、草药疗法、脊椎推拿按摩疗法等，独尊利于赚取垄断利润的对抗疗法。一面加紧向西方以外的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和推行现代西医对抗疗法和与之相应的医疗行政管理办法，并想尽一切办法消灭各地原有的成本很低但却很有效的本土疗法。

        在取得垄断地位后，他们便拼命攫取垄断利润。在美欧庞大的制药、制械企业群体中，资产超过千亿美元者，至少数十家，他们每年攫取的暴利，数以百亿美元、千亿美元计。不仅他们暴富了，而且整个利益集团上上下下都赚得盆满钵满。

        2014年排名世界前十位的医药巨头分布情况是：瑞士两家：诺华，排第1，罗氏第3；美国五家：辉瑞第2，默沙东第5，强生第7，礼来第9，艾伯维第10；法国一家：赛诺菲第4；英国两家：葛兰素史克第6，阿斯利康第8。

在排名世界前50强的医药巨头中，有17家美国企业，18家欧盟企业，9家日本企业，2家印度企业，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南非各1家企业。

       这些医药巨头，家家富得流油，甚至富可敌国。而在中国威风八面，广告震天响的哈药集团，在这些世界级医药企业面前，却完全是小字辈，名不见经传。

       这些医药企业内部的竞争，虽然非常激烈，但对外来说，它们又有着广泛的一致性，那就是各家都不能把内部矛盾向外透露，各家都必须想方设法维护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利益。

       但是，他们所赚暴利，总得有人买单，于是国家和病患的钱包就遭难了。以美国为例，美国近年来全国年度医疗支出一直维持在两万五千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庞大军费支出的数倍。其中，需要美国政府支付的，只是老年医保和穷人医保。但就这样，也弄得美国政府八方借债度日。可以说，昂贵的西医医疗，是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的一个重大原因！

        奥巴马的医改，要把美国收入偏低的约5千万民众全部纳入医保体系。果真如此，美国的年度医疗开支将直逼4万亿美元，而且新增的很大一部分是低收入者，是需要美国政府出钱的。但奥巴马热情有余冷静不足，不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美国政府早就寅吃卯粮难以为继了，每年还要新增这么大的一笔开支，又从哪里去去借？所以，奥巴马的医改从一开始就遭到美国社会的强力抵制，最终的失败无法避免。

       这里顺便强调一下：美国沉重的医疗开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警

讯——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中国医疗西医化继续下去，如果中国人均医疗开支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中国全国年度医疗开支将达到16万亿美元（近100万亿人民币），而我国去年国民生产总值才60多万亿人民币！

       马云先生说，他担心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国民总产值的很大一部分将会是医疗开支。这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和警示，而绝非空穴来风。问题是，医疗拖垮美国财政，还有世界各国借钱救援；如果医疗拖垮中国财政，世界各国谁愿意借钱救援？谁有能力真正救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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