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怎样才能平安传给下一代，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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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贵”。上市公司和其他未上市就获得丰厚投资的独角兽们，书写了很多个人的造富传奇。但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让人深思，不作恶是这个时代的底线。

保富法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保护财富的方法。

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有人写了《保富法》。而且写得很轰动，很让人信服。

谁呢？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1880-1953年）。

聂云台的爸爸在这里也要提一下，他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聂缉椝。

聂云台是近代企业家，旧上海首任商会会长。他生长的环境，从小见的人，非富即贵。《保富法》这本书，是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写的，写于1942-1943年间，也就是说，他至少旁观了从他记事开始就接触到家族及个人的至少五十多年的转变过程。

然后，他说了一个可怕的经验和历史规律：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曾家、聂家保富法

上文提到了聂云台有个著名的外公，就是曾文正公。他在书中自然也提到了他，讲到曾文正公，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却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而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占用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曾家却认为——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

聂云台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曾国藩曾经定下家规：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但曾纪芬出嫁的时候，嫁妆被挪用做家庭开支和赔付一笔应付账款，所以只给了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曾纪芬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时，常常是泪随声下，感慨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

| 聂云台（后排中）的母亲曾纪芬90寿辰时其一家合影

上　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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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同事下级）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过得幸福，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儿子们曾经请求他在京里购买一所花园宅第，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文正公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思想，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积福给子孙，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百姓。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致于引发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才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林则徐），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大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祖安先生（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所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着这些古董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在我见了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花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富豪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这一毛，他们却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就能救几万个穷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上千万利息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带了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一片“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着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地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放着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小孩，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的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地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还情有可恕，至于信佛的人，应当勉力改之。总要大家发起真慈悲心，救济一切苦难同胞，以念佛修慧为正行，以力行种种善事、救人修福为助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将上文结束，条例如下：

　　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写于1942-1943年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

　　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

　　五、上文举几个实例，有的三千万，四千万，及几万万的几家，忽然一旦全空，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

　　六、大富者，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后代，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业报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烧香念经，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财济众，仍是不会与佛法相应。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只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只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拨，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品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幡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都是在说明这个道理的。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煊赫的气焰，极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地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

聂云台：后中排

中　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牵发而来的。我们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地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做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地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做事也格外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着跟着来。佛法明确说明了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和哲学。我把下棋拿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做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它，它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凌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做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做“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对人肯让一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做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做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和有损分毫。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地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党与党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世界就会大乱，灾祸就会降临。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复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所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做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地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凌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凌。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凌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中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下　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作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地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作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默默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励，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保富法》分上中下三篇，下篇中谈到了聂家的七世祖乐山公，说了他经常治病救人，特别是救了好几次瘟疫中受苦的人民，从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危，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而且，他从来不求回报，官府给了很多机会也不接受，最后只答应了一条，就是让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家书院读书。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有官运。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

到了聂缉椝这一代，他历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会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苏松太道台（上海道台）、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北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他在上海根基深厚，被认为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

聂家父子在1908年以银子31.75万两买下华新纺织新局，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聂云台任总经理。由于聂云台有中西教育背景，经营得不错，又以所得在湖南老家买了大片土地——大通湖滨的南洲一带4万余亩的湖田刘公垸，开垦、扩建为种福垸。后来在上海的产业也进一步增长，纺织、钢铁、贸易都做得不错。

上海曾经有个聂家花园，位于杨浦区，西至荆州路、东至辽阳路、南至惠民路、北达霍山路，这里的几十亩地是聂家花园及其企业所在地，是中西合璧的、相当现代的海派园林。多年前曾纪芬的外孙女张心漪曾撰文回忆这个花园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个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的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

总的来说，聂家世代繁荣，主要是靠祖上的悬壶济世、无私奉献。曾家世代繁荣，因为从不贪财，而是散财、不留财。聂云台总结为：平常人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聂云台写道：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多比较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

聂云台曾经是基督教徒，在他妻子（1917年）死后，自己又大病一场，他感到生死无常，就研习佛经三年，1924年在如幻大师处受三皈依。不久朝礼普陀，于印光大师座下进受五戒，法名慧杰。他的思想受了佛教因果论的影响很深。

《保富法》曾在《申报》刊载，一度轰动上海，一时引起各界纷纷捐赠，总数竟然达到四十七万余元。按那时附近几年的物价，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就能吃饱了。

更多保富法的践行者

柳亚子在给《保富法》做序的时候提到了明朝的一位保富法实行者。

在张大复的《梅花草堂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四川有个当按察的官员，有五个儿子，给儿子们都立了刚够温饱的产业，自己的吃穿也不浪费。他年迈之后，将生平所积的俸禄拿出来，有万金之多，愿意补充公家费用不足的部分。当地官员说，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他就让人把万金埋在一个旧院子里，盖了石板，题字：‘还诸造物’，他去世后，这个宝库也没有人去动。万历辛酉年，土匪暴乱，将公私财物抢掠一空。当地官民面临挨饿的困境。有知道宝库事情的人，报告了官府，用这笔财富救济了当地的人们。这位老人的高尚道德，真是千古少有。就是那时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都是非常廉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大家都知道，具体的事迹是什么呢？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延续繁荣了八百年，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

元朝的耶律文正公（即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

林则徐曾有著名的教子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林则徐自己官场不得志，但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后人仍然存在显达者。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笔者去年也曾写过《子孙如我不如我，都不用留钱，您同意林则徐的观点吗？》。

更多的保不住富的例子

广东的伍氏、潘氏及孔氏，都是鸦片生意场甚至战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代表。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装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

这个伍氏，就是19世纪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伍家居中调停奔走。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统计了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名单中有6个中国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伍秉鉴是个生意奇才。1801年，伍家在行商中只排第三位，他接手后伍家财富一路攀升，1813年达到全行商首位，1826年的资产更是达到2600万银元，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上海滩有个江西的周翁，盐商领袖，钱财积而不用，捐钱也很吝啬。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快。

还有上海滩犹太人哈同的故事，他也曾是远东第一首富，甚至是影响近代上海城市规划的人，但最后无儿无女，就像烟尘一样消失了。笔者也写过《哈同》，写的是他的奋斗创富发家的过程，也写到他的结局，“妻子不能生育，他也没有另娶，也没有绯闻，死后把财产按照犹太教习惯全数给夫人。后来他的一众养子女们，为了争夺财产不可开交，让这个传奇终究变成了孤品。”聂云台批判他，他遗产有八亿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他们也做救济，但只是表面文章，只想出一点点的钱去换得美名。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悭贪不舍也是充满罪过的。

这一代为下一代赋能，才能保住财富

儒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贪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
《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样的人更为社会所敬重。
《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
《孟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佛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

《药师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地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
《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

道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