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我们是靠中医成为人口最多的民族的！得罪西医我也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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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1950年4月2日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国电影导演，“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波士顿大学、耶鲁大学荣誉博士。

张艺谋如何理解中医和西医?

来，先读读辛弃疾的大作《定风波·用药名招婺源马荀仲游雨岩马善医》。别嫌烦,这里面有十几种中药,看你能挑出几个:

“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月费遍章。孤负寻常山简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

来，再看看张艺谋、陈宝国、冯远征……这些文艺“大咖”和中医药的那些事儿，你究竟知道多少?

中医药和文艺,是一对名副其实的“玩伴”。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你知道“他俩”都擦出过哪些火花?在文艺“大咖”光鲜亮丽的背后,又和中医药“激情燃烧”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情愫”?

“化学反应”:文学经典里的中医药

就拿前文里辛弃疾的《定风波》来说,作者用药名本字、谐音字嵌入中药名,浑然一体。比如,商陆(山路)、木香、禹余粮(雨余凉)、石膏、无荑(吾已)、防风、常山、栀子(知子)、紫草(子草)、海藻(海早)、甘松、竹等。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苏婧等专家认为,在科学主义兴起之前,中医药不仅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它还融汇医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于一身,“化学反应”形成的中医文艺经典,成为传统文化的血脉。

比如,《红楼梦》提及“冷香丸”“蔷薇硝”“虎狼药”……不胜枚举。有统计显示,这部名著涉及中医病案十余个、病症百余种、中药120余种,涉及内、外、妇、儿等诸多科室。

“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正史未详载这位医生名姓,但在小说家笔下,华佗高超的医术和关羽的豪气跃然纸上,“刮骨疗毒”的故事流芳百世。

“儒而知医”。自古以来,众多文人墨客与中医药结下不解之缘。比如,苏东坡不但是文学家、政治家,还是一名精通医理的中医药学家;不但写诗赞咏黄芪、薏仁、石菖蒲、橘皮等多种中药材,还把收集的方剂著成《苏学士方》《圣散子方》,流传后世。

现代文艺作品对中医药文化的展现和传播更为丰富。从电影《李时珍》到《大明劫》,从电视剧《大宅门》到即将开机的《老中医》,作品中都有不少有关中医药的桥段。

张艺谋蜂毒驱寒，陈宝国汤剂保命

平日里光鲜亮丽的文艺“大咖”,也吃五谷杂粮,疾患在所难免。

“我母亲就是医生,很多人找她看病,喝了她开的中草药,身上的斑、疮就好了。”著名导演张艺谋回忆,他甚至还接受过中医蜂疗驱寒,“蜜蜂的毒刺不停地扎患处,效果不错”。

同样出生于中医家庭的还有著名演员冯远征。“我爷爷是陕西韩城老家很有名的中医,专长治伤寒。”冯远征说。谈到即将出演的《老中医》,冯远征说:“能扮演中医,也是冥冥之中跟爷爷的一次对话。”

“在当年我幼小的心灵里,中医是‘神奇’的。”著名演员陈宝国说,“我小时候这条命差点留不下来,多亏老中医赵炳南(音)救我一命。”陈宝国告诉记者,他那时吃了300多剂汤药,“都说我从小在药汤子里泡大的。现在呢,有个头疼脑热,吃点儿丸散膏丹,心里就踏实很多”。

在今年播出的冰上真人秀《跨界冰雪王》节目现场,一众演员们亲眼见到中医骨科的神奇:演员左小青骨盆倾斜,在北京中医医院专业医师的手下,一声轻响便复位如初,引发旁观者一片惊叹。

张艺谋：对中医应长存敬畏之心

“当今,全世界都在讨论人与自然,实际上,几千年前的中医,早就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张艺谋说,我们应长存敬畏之心,去深入中医、了解中医。

为写好《老中医》剧本,编剧高满堂已在剧中“孟河医派”的发源地——江苏常州住了几个月,读了30多本医书,还专程请陈宝国、冯远征等演员到“孟河医派”诊所随医出诊、学习脉诊。

“如果让我明天就站在摄影机前表演老中医,那是亵渎,我没自信,也没这权利。”参演该剧的陈宝国说,“突击式”作品,就是“自杀”。未来几个月,他将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对角色的熟悉和把握中去,“有观众说‘只要有你大名,这部戏错不了’,我得担得起这句话”。

“我国自古对医生有更高的伦理要求,医家须有割股之心,悬壶济世、大医精诚。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生命、尊重医生的观念和伦理要求。”苏婧认为,在现实背景下,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借助文艺作品更多地呈现、传播。

“中医是一本人生的大书,无所不包、无所不融。”高满堂深有感触地说:“你读懂了中医,你就读懂了人生。”中医才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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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医，感恩中医。

导读

现代社会，西医试图用当前科学思维的模式诠释中医，并在无视中医学科学术规律的前提下，给中医扣上“不科学”的帽子。这个问题在推行“中医现代化”和弘扬“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大体现。

上述两者的最大“贡献”在于将西药成分论引入到中药的临床应用和中毒机理的诠释中。然而，错位研究得出的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

首先，偏离中医基本学术规律后，用成分论指导临床不仅极大限度的限制了中药的应用范围，又容易得出成分相同的不同中药功效相同的错误结论。

其次，毒性成分论亦不能有效诠释中药的中毒规律。因为中药的运用必须遵从 “有是证，用是方”的用药规则，否则可能由于“药证相反”而出现中毒事故。目前中药中毒事故大多由于医师背离中药使用规范用药造成的。且事实上，有毒西药的种类远甚中医。

笔者认为，中西医结合实质是在“废中医”，中医不仅不存在“不科学”的问题，甚至更具超前科学思维，所以也就无须屈嫁西医。

中药无须屈嫁西医

吴侃阳，杨观虎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几乎所有的学术问题，常常都习惯于借助现代科技思维的模式进行诠释，试图得出“科学”的答案；如若得不到现代化诠释，他们就会认为这种学说“不科学”。所以他们不会去想是否应该懂得尊重某些学科学术规律的问题，其学术态度当然也就只能够停留在否定与强行“改造”其他学说的较低段位。

他们甚至还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科技虽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先进阶段，但远远还不能够有效地诠释世界上所有发生的现象与问题。譬如看待中医学说。前者人们在找寻所期待的经络实体的过程中，尽管人们运用了几乎所有的现代科技设施，尽管人们甚至借用各种高倍显微装置仔细找寻尸体的各个部位，除了朝鲜有位名叫金凤汉的人谎称自己发现“凤汉小管”而闹出自杀的悲剧之外，人们对于想象中的经络实质管道几乎毫无所获。

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可以证实人们在学术认知上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事实上，对于中医学说这种以非实质思维作为指导思想的学科、人为地强行采用现代科技思维来认知是错误的，其问题的核心在于没有能够尊重中医的学术思维。显然，这种学术认知上的偏差使得人们不懂得中医学说中关于经络作为“运行气血的通道”的中医学识，而只是一厢情愿地将“气血”看作成血液，把“通道”理解为实质管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幼稚的学术思维错乱。

这个问题在[中药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常常出现。譬如，人们主观地认为鱼腥草煎剂可以等同于西医的注射针剂，因而将鱼腥草“现代化”成临床注射针剂，结果在临床施用的过程中屡屡令患者出现不适现象。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不去追究其随意改变中药给药方式的不合理性，不去追究鱼腥草注射液的制作并不符合西医关于提取西药针剂的学术规范，反而毫无根据地去质疑中药的毒性，有人甚至提出“为什么不含毒性成分的鱼腥草会造成临床中毒事故？如若似此，还有哪一味中药能够让人放心地使用”等等一类荒诞的问题。

对于上述现象，笔者只能将其归咎为“愚昧”二字，笔者以为，无论是该药物注射针剂的制造者、用户、以及提出疑问者都适合于这个评价。正因为这些人都是以追求中医药现代化为唯一目的，所以他们不愿意尊重科学的学术分类，不愿意尊重中医药使用的学术规律，以至于愚蠢到套用西医的临床用药规律来看待、并使用中药，直至出现临床医疗事故还不自知。

众所周知，鱼腥草属于中医药范畴，所以其临床使用只能依据中药的“四气五味”规律，其给药方式也只能够遵循中医“内服外用”的用药法则，岂可被当成西药针剂而直接注入人体呢？事实上，几千年来的临床医案记录早就显示，只要遵循中医的用药规律，鱼腥草的临床运用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上述临床不适的问题。

尤为可笑的是，这样一类的不当用药方式一旦导致出现临床中药中毒问题时，人们一般不会去追究那些不当的“科学”用药方式，反倒去怀疑无辜中药的毒性问题，这种思维与做法当然也就只能用愚不可及来形容。

此外，人们为了弘扬[中西医结合]，常常期待着采用中医药疗法来改变西医的某些临床诊断数据，只可惜由于中西医的学术规律不同，这种做法一般都会以无效告终。可惜的是，人们不愿意去反省自己违背学术规律的错误做法，不愿意去反省自己沽名钓誉给社会大众造成身体伤害等问题，反而进而采用在中药方剂中加用西药成分的错误做法，并以这种[中西医（药物）结合]的方式来欺世盗名。

事实上这种中西药混同使用的做法毫无学术价值与临床意义；如其这么混同用药，远不如直接使用相关西药来改变那些相关检验数据更为直接；而且将中西药物分开使用，还可以避免重蹈许许多多的类似[维C银翘片]中毒事故之覆辙。

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医现代化]研究中，[中西医结合]最大的“成果”就是人们将西药的[成分论]引入到对于中药的临床效用、以及中毒机理的诠释中去。事实上，他们将几乎所有的中药都按照现代科技思维规律作了所谓的成分分析，既找出相应的“有效成分”，同时也找出相应的“毒性成分”，他们以为只要找出中药中的相关化学成分，就可以借鉴西药的药理来驾驭中药。

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所谓的[中药成分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应，[有效成分论]根本就无法指导中药的临床运用，而所谓的[毒性成分论]则更是无法诠释无毒中药的临床中毒现象。换句话来说，这种错位研究所得出来的诠释基本上只是一堆毫无实用价值的废物而已。

●临床上几乎没有人会依据中药[有效成分论]来指导中药的临床使用。

首先我们来探讨所谓“有效成分”问题。譬如经中药[有效成分论]研究认为：黄连的有效成分为小檗碱、甲基黄连碱，人参的有效成分为人参皂甙、人参炔醇，陈皮的有效成分为挥发油、橙皮甙，桂枝与肉桂的有效成分为桂皮醛、桂皮油等等。

笔者以为，虽然人们能够从许多物质中解析出各种不同的化学成分，但是，这样的一些“有效成分”分析对于中药的临床应用并不具备丝毫意义，近几十年来的中药临床应用经验早就已经证实这点。事实是尽管几乎所有的中药都已经找出相应的“有效成分”，但临床中医师使用中药一般都还是必须遵循“四气五味”的中医学术规律，而临床西医业者基本上也不会按照所谓的“有效成分”来使用中药。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中药的[有效成分论]研究成果明摆在那里，为什么人们却不去使用这些“科学”的结论呢？笔者以为，这种奇怪的现象只能够用“牛头不对马嘴”这句俗语来形容。事实上[有效成分论]是对西药而言的，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有效成分不是上述的那些化学结构与名称，而只能是中药饮片。

我们以上述桂枝与肉桂为例。按照[中药成分论]的药理分析，桂枝与肉桂所含的成分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桂皮醛和桂皮油；如若依据[有效成分论]的学术理念来指导，由于所含化学成分相同，二者在临床使用中应该毫无区别才对；但是中医药理论根本就不可能认同这一学术理念，反而只会认为二者的临床功效并不相同。

我们知道依据中医药学说，桂枝味甘辛，性温，入肺、心、膀胱经，其功效为发汗解肌，温经通阳，主治风寒感冒，风湿痹痛，痛经，闭经，痰饮咳喘，小便不利等症。肉桂味甘辛，性大热，入肾、脾、肝经，其功效为补肾阳，暖脾胃，除积冷，通血脉，主治肾阳不足所至的阳萎，尿频，腰膝冷痛；也治胃腹冷痛，食少溏泻；还治妇人冲任虚寒，痛经，闭经，以及阴疽漫肿不溃或溃久不敛等症。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医药的学术理念中，桂枝与肉桂的有效成分、及其临床效用是完全不同的。[中药成分论]认为二者所含“有效成分”相同，因而其临床运用应该等同看待；而中医理论则认为，桂枝与肉桂的临床应用存在着“性”与“归经”的差异。桂枝性温，肉桂性大热；桂枝入肺、心、膀胱经，肉桂入肾、脾、肝经，故而二者所用不同。由此可见，中医药学说中的临床有效成分只能是中药饮片。

麻黄的有效成分则更有趣。中药麻黄具备发汗、平喘、利尿的功效，常常被用来治疗风寒感冒、水肿等疾病，而麻黄根却反倒具备止汗的效用；二者虽为同株，其临床使用却截然相反，使用不当必然伤及患者。如若依据[有效成分论]，麻黄饮片中含有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等有效成分，而麻黄根也是含有伪麻黄碱，二者所含有效成分并无不同，事实上在中药饮片中，这种同株（也就是同一有效成分）而效用不同的品种很多，人们该如何对待这种学术认知上的差异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黄连的有效成分进行剖析来加以证实。我们知道，由于黄连中所含的小檗碱对于肠道致病菌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在中国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中开发出了黄连的“有效成分”提取物----黄连素，其对于临床泻泄（泄泻）有着较好的疗效。不过我们应该懂得，此时的黄连素与其它用西药提取方式所提取的各种动植物类药应该完全一样，其药性、药理、及其使用规律都已经完全西药化了，根本就不具备“四气五味”的中医药学术规律，故而说黄连素并不属于中药范畴。

依据中医药学术规律来看，这种“有效成份”的学术认定，纯属于西医杀灭致病菌群的局部对抗思维理论所指导；也就是说，黄连素的提取，只是为西医药库又开发出了一种新药而已。我们知道，中医临床使用黄连治疗泻泄，其药理并不只是为着杀灭致病菌群，而主要在于帮助机体清热燥湿解毒；因此，中医使用黄连治疗泻泄，只适用于胃肠湿热型泻泄；而对于寒湿所致的水泻，单独使用黄连只会加重病情。

而且从黄连饮片的临床运用来看，即使从黄连中提纯出来黄连素，也并不能说明黄连中只有黄连素这样一种成分有效。我们知道，依据黄连的性味功效特征，中医临床将其用于许多其他疾病的治疗之中：譬如配伍吴茱萸治疗肝火与胃热呕吐（左金丸）；配伍栀子、黄芩以泻火解毒，治以泻心经实火（黄连解毒汤）；配伍黄芩、阿胶、白芍泻心火，解热毒，治疗心火亢盛所致的吐血、衄血等症（黄连阿胶汤）；配伍天花粉、地黄治以胃火炽盛，消谷善饥、烦渴多饮的中消证；此外还可以用来治疗各种痈肿疮毒、疔毒内攻、耳目肿痛等外科疾病。

很显然，黄连的上述功效是黄连素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黄连素的临床功效只是黄连的一小部分而已。由此可见，黄连素并非中药饮片黄连的唯一有效成分；在中医药学说中，黄连的功效除了用于湿热型胃肠泄泻之外，还包括着清泻肝火、心火、胃热等，其清热解毒的功效还可以用来治疗各种疔疮肿毒。所以说，黄连的有效成分也只能是黄连饮片。由此可见，采用西医的有效成分理论来套用中药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医药的临床学术规律。

上述显示，所谓的[有效成分论]并不能诠释桂枝与肉桂这两味中药同株而具备不同功效的药理，也无法有效地诠释黄连只能够止湿热泄泻、以及具备其他多种功效的药理；由此可见，[有效成分论]只是人们机械地借用西医学术思维理论来诠释中药的浪费之举。事实上，由于这种“现代化”结论对于中药的临床使用毫无指导意义，这种花费大量人力与财力所探究出来的[有效成分论]也只能束之高阁而已。

●[毒性成分论]并不能有效地诠释中药中毒的学术规律

如前所述，除了进行“有效成分”的分析之外，[中药成分论]还解析出不少中药的“毒性成分”.例如杏仁，他们认为杏仁的毒性在于苦杏仁甙，其分解物氢氰酸有剧毒，不可多用。又如木通，其所含的马兜铃酸长期大剂量服用会导致肾衰竭等等。

其实上述毒性问题早就在中药学中提出，中医药理论认为杏仁、木通都有小毒，其用量只能在9克左右，而且不可长期服用。事实上尽管上述中药含有相关毒性，如若依据中医药学的学术规律使用，根本就不会出现中药中毒临床事故；关于这点，几千年来难以数计的临床案例都已经得到严格的验证，无须再质疑。

只是在推行[中西医结合]之后，人们逐渐开始变得胆大妄为，根本就不按照中医的药理来使用中药。譬如人们将木通、防己当作减肥药物乱用，将龙胆泻肝丸当作保健药品长期服用，严重地违背着中医关于“有是证，服是方”的临床用药原则，从而酿成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临床医疗事故。

笔者以为，虽然持[毒性成分论]者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部分中药的毒性，是为了保障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就是中药不是西药。因为中药的运用必须遵从中医关于“有是证，服是方”的临床用药规则，否则，即使使用那些根本就不含毒性的中药，也有可能由于“药证相反”的缘故而出现中药中毒事故。

我们知道，由于西医治病的临床学术规律基本上属于局部对抗治疗思维，因而可以说其所有的临床治疗对于人体的伤害都是绝对的；而中医药疗法是在[整体调节]的思维指导之下进行的，其临床所采用的治病思维是整体对抗治疗，所以只要能够做好[辨证论治]，真正做到“药证相符”，其对于人体的伤害基本上属于零。至于某中医师[辨证论治]的专业水平较差，以致于出现“药证相反”的误治问题，那当然只能另作他论。

所以在中医业界流行“庸医杀人”这样的一句俗语，其意为不是真正懂得中医之道的“庸医”很容易蹈入过失杀人的境界；而导致其“杀人”所用的中药，既有含有“毒性成分”的中药，也有不含“毒性成分”的中药，甚至还有被人们视为“大补”的一类贵重中药材（诸如人参、燕窝、冬虫夏草等）。

自从中国[中西医结合]运动开展以来，中药中毒的临床事故频频发生，其中有人们所常常提及的比利时某西医乱用中药制作“苗条丸”减肥所导致的所谓“中草药肾病（Chinese herbs nephropathy）”，也有经常发生的龙胆泻肝丸导致肾衰竭的临床案例，还有将鱼腥草、刺五加等制作成中草药针剂、从而导致多人中毒、多人死亡的中毒事件。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事实上，上述所有中毒案例均属于“庸医杀人”之列。我们都知道，木通、防己等中药根本就不具备减肥的功能，龙胆泻肝丸只能适用于肝胆实热证型，鱼腥草无毒，刺五加也不具备毒死人的特性。事故的发生虽然的确与上述药物的使用有关，但事故的本质就已经很清晰地摆明此乃“用非所用”的问题。

不言而喻，上述所有的中药中毒事故，基本上都是由于不当使用中药所致；也就是说，其中药中毒事故的发生，基本上都是使用中药者没有遵循中医药相关学术理论所造成的。如前所述，中医临床治病讲究[辨证论治]，而非辨病论治。中药的使用原则必须是“有是证，服是方”，只有在真正做到“药证相符”的状况之下方才有效，如若不慎在临床上出现“药证相反”的错误诊治问题，则必然会令患者显现出相关的毒性反应。

由于目前许多[中西医结合]类的医生都打着中医师的名号，但他们临床使用中医药疗法都没有遵循[辨证论治]等传统的中医学术理念，所以只能称其为传统中医业界内的“庸医”，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在中国很普遍，在国外也存在，严重地干扰着中医的临床秩序。

很显然，这样一类的“中医师”根本就不懂得遵循“有是证，服是方”中药使用原则，因而在他们临床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药证相反”的中药中毒事故；其实这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药之害在医不在药”的缘故。事实上在这样一些庸医的笔头下，几乎所有的中药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杀人”的毒药。

此外，[中西医结合]这种不具备医学学术规律的想法与做法，导致大量的中药煎剂采用西药注射的给药方式；同时鉴于中药疗法对于改善西医临床检验数据的的疗效不如他们的预期，他们又常常将西药混入中药方剂中组合成许多[中西医结合]类药物大量使用于临床，从而导致中药中毒临床事故频频发生。所以说，这笔帐根本就不应该算到中药的头上，因为这种中药中毒机率大增现象的出现是在推行[中西医结合]之后。

笔者曾经看过一篇“文章”，称其为文章的确是抬举了它。这篇“文章”名为“中药有些很可怕”，既无作者，也不见出处，是一位同道传给笔者看的。本来这是一篇意在哗众取宠的乱文，根本就不值得一驳，只是由于笔者在此章节中所叙述的主题为中药的毒性成分问题，所以才会对于这种偏颇稍作批驳。

“中药有些很可怕”的作者故意夸大其词，文中所要阐明的宗旨无非就是指所有的中药都因为具备毒性而不能使用。譬如他说“附子含毒性强烈的乌头碱，能对心脏造成损伤，能被用来杀人”。其哗众取宠，可见一斑。山西名医李可先生使用大剂量的附子成功抢救了许多频临死亡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疗效显著；这些临床案例的本身就是对这些不负责任者的鞭笞。再说要想杀人，仅仅使用白米饭都可以做得到，何须用到附子的毒性？

至于“含汞、铅、朱砂、马兜铃酸等成分的中药安宫牛黄丸、牛黄解毒丸、复方丹参片、猴枣散、保婴丹、黄连素片、人参再造丸、六神丸、大活络丸、小活络丹、利肝片、龙胆泄肝汤、安神补脑丸、附子理中丸、牛黄清心丸、定心丸、龟龄集、救心丹有毒”等问题更是好笑，事实上这种重金属中毒、毒性成分等学术理念并不属于中医学说范畴，而上述许多中药方剂都曾历经过几百、上千年难以数计的临床案例验证，直至目前还尚未见到依据中医学术规律使用的具体临床中毒案例发生。

此外，作者还列出一系列所谓肝毒性、肾毒性的中药，似乎每一味中药都会令他寝食难安，真的很夸张，笔者的确很同情这种在牛角尖中生活的人。其实作者的上述论调纯属于庸人自扰，既然自己不懂得中医药知识，却又何苦偏要将自己装扮成中医药学究乱扯一通，以至于让自己显得如此滑稽可笑。

正如前述，几千年来的中医药临床史早就证实，中药临床使用的安全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每味中药的临床功效与使用禁忌都有明文规范，只要严格地遵循中药的使用规律（包括十八反，十九畏等规律），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问题的。

很显然，中药中毒问题的大量发生主要是在中国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中。人们人为地改变中药的传统用药规律，他们或者荒唐地套用西医注射的给药方式，或者在不具备中医药学识的基础上胡乱地使用中药，或者在中药方剂中加入西药成分，从而导致中药中毒的临床事故不断发生。事实上，上述[毒性成分论]并没有解决中药中毒的问题，而只能算是不尊重中医学术规律的代表作，因为它错误地将中药完全西医西药化，从根本上抛弃了中医药学的学术规律。

笔者以为，该论述的上述警示虽然颇有点醒目，但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中医白痴之谈，除了能够起一点哗众取宠的效用之外，基本上毫无医学学术价值可言。事实上如若作者愿意将这种精力花在西药上的话，那么他所能得出的结论将更为可怕，因为局部对抗疗法思维指导下所生产出来的西药毒性只会更大，如若依照该作者排斥药物毒性的“忧国忧民”意识，恐怕世界上也就没有西药可使用了。

在此我们仅以有可能导致肾衰竭的部分西药为例。事实上有可能导致肾衰竭的西药的种类比中药多很多；其中导致药物阻塞性肾病的药物：可析出结晶阻塞肾小管的有磺胺类药物与甲氨蝶呤，可诱发肾结石生成的有乙酰唑胺、维生素D与噻嗪类药物，可形成血凝块阻塞输尿管的有氨基乙酸与氨甲苯酸等。而能够直接损害肾脏的药物中：可降低肾小球滤过率而导致氨质血症的有噻嗪类利尿药，可导致近曲小管坏死的有氨基糖甙类药物、头孢菌素类药物、多粘菌素类药物、金制剂等，可导致远曲小管坏死的有两性霉素B、二甲氧氟烷等，可导致集合功能障碍的有多西环素、地美环素、甲氧氟烷与锂剂等，可导致间质性肾炎的有非那西丁、阿斯匹林与对乙酰氨基酚等。

此外，还有导致免疫性肾伤害的，导致充血性膀胱炎的；还有那些抗生素类药物、解热镇痛类药物、抗肿瘤类药物、利尿类药物等等。由于肾脏是人体最大、最主要的排泄器官，代谢产物都需要从肾脏排泄，因此不当使用上述药物都能给肾脏造成一定的伤害。

显然，上述可能导致肾衰竭的药物仅仅只是有毒西药的极小一部分，我们都知道，阿托品、吗啡属于毒品类药物，各种激素类药物对于人体都存在着较大的伤害，而那些化疗类药物对于人体的伤害则更大。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西药每天都在制造出大量的各种药源性疾病；依据相关报道，仅2008年全美国就有一万伍千人死于药物（西药）乱用，人数已经达到流行病学的程度，超过海洛因和古柯碱毒品的死亡总数。

试想，为什么上述这样一些西药都能够在临床上使用、而对于小小的甘草这样一类中药这些人都不放过呢？就算如作者所言“甘草的主要成分甘草酸含有和激素醛固酮相似的作用与类似雌激素的作用”又有何妨？西医从动植物中提取的激素类药物还少了吗？为什么唯独中药就必须受到如此歧视？而且当你闲得没有事干的时候，也大可不必要去“长期或大剂量服用”甘草，因为中药的用药规律根本就不允许这样做。

人们都知道山西的李可中医师利用大剂量的附子等中药抢救成活许多频临死亡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这件事情，就连当地许多医院的西医急诊室都会把这类重症患者送往李可中医师处抢救治疗。这个临床事实早就证实，只要遵循中医药学术规律运用附子治病，不但不会“对心脏造成损伤”，不会“被用来杀人”，反而出现人们所认可的中医药疗法紧急救援奇迹。

此外，以安宫牛黄丸为主药而获痊愈的香港某卫视主播的案例也显示，她在较长时间服用安宫牛黄丸治病的过程中，也并没有因为其中所含的重金属硫化汞而出现中毒现象。可以说这等等案例都能够有力地驳斥该作者对于中药的攻讦，同时也揭示这些人对于中医药学都是采取轻浮的学术态度、以及对于传统中医的敌视。

很显然，目前所发生的所有中药中毒事故只能证实一个问题，那就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都是由于用户在违背中药使用规则的情况之下、随意乱用中药所造成的，都是由于使用者不当地超越了中药的使用规范、用非所属所导致的。

事实上，那位比利时医生使用木通减肥、中国的多位患者长期服用龙胆泻肝丸养生、英国某华裔患者连续5年服用龙胆泻肝丸以“加强肝脏机能”、各类中草药注射制剂所造成的临床伤害等等，几乎所有中毒事故的发生，没有一例属于中医学术理论结构的指导错误所导致，也没有一例属于临床中医师运用传统中医学术思维治病所导致。

由此可见，在中药中毒的问题方面，中医药的学术结构根本就不存在不适应临床的问题，中药的临床使用根本就不存在不安全的问题，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人们（包括那些鼓吹中医现代化的医者）不严格地遵守中医药使用规范而随意滥用中医药。

上述表明，由于中西药导致肾衰竭的机率都实际存在，其致病的主要原因也都来自于药物的不当使用，因而药物的严格管理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乱服西药而导致中毒的事故，人们常常愿意将责任归咎于使用者的本身；而对于滥用中药所导致中毒的事故，人们却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中药的毒性。二者相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人们在对待药物中毒问题的态度是多么地不公平，所显示出来的这种不公平也只能说明人们对于中医药学说的无知。

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人们习惯于中药无毒的理念、比较难以接受中药中毒的事实，再加上某些[废中医]论者的大肆渲染、以及[中西医结合]论者的学术概念上的混淆，从而使得中药中毒问题长期都得不到有效地解决。不过笔者以为这也是好事，因为这样既能提醒中医业者小心用药，也能促使药物管理部门正视非中医业者滥用中药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加强中医药的专业管理措施。

显而易见，[毒性成分论]对于中药中毒的临床现象毫无帮助，既无法诠释无毒中药中毒的机理，也无法杜绝大量发生的滥用中药所导致的临床医疗乱象。事实上在西学东渐之前的所有时段内，在难以数计的海量临床医学案例记载里，都没有发现由于中医业者不了解中药的“毒性成分”、而导致像今日如此之多的中药中毒临床事故的发生。

难以忽视的问题是，这种[毒性成分论]对于那些暂时还没有承认中医药学说独立学术地位的国家与地区，在中药的管理问题上都会起到负面的效用。在美国，由于中药属于食品类管理，所以，大凡稍含毒性的中药都会遭到禁用，许多虫类中药也会被限制使用，凡此等等，使得这些地区的中医临床所能够使用的中药更加趋少，严重地限制着中药疗法在该地区的发展。

上述显示，采用[中药成分论]来观察中药完全是学术思维错位所导致的错误认知，而且纯属于多此一举，其结果只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医学学术概念上的混淆；也就是说，[中药成分论]思维并不能显示中医药疗法的学术机理，这类“科学研究”对于中医临床不但毫无学术价值，反而有害。

事实上，所谓[有效成分论]与[毒性成分论]都是针对西药而言的，中药的临床运用无须遵循西医药的这一学术规律；出于学术规律的结构与规范，中药的毒性问题基本上出自于中医师临床治病是否会出现“药证相反”，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药之害在医不在药”。

由此可见，简单地追究某某中药有毒的做法确实有失公允，而[中药成分论]研究也属于[中西医结合]运动的一大败笔；虽然这是掩盖不当中医药治疗所造成的中药中毒事故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也是[废中医]论者攻击中医最喜欢使用的借口之一，但从医学学术的角度来说，这种攻讦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从上述中药中毒事故所显示出来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中药中毒，罪不在中药。任何中医药疗法的不当使用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很容易出现完全可以回避的中药中毒事件。所以说，中药的临床应用必须置根于中医的学术体系之内，任何脱离中医学术思维指导而轻率地使用中医药疗法的行为（包括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用药）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必须立即予以取缔。

●通过微小RNA调控动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能够证实中药对于人体的作用。

人们不会忘记，在追寻经络实质管道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果令许多热心人士大失所望，但是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人体体表确实存在着一些红线、白缐、皮丘带、湿疹样缐，有的还呈跳动感、虫爬感、热缐或冷缐等等。而且，其感传所经过的范围有时不是一条线，而是具有一定宽度的一条带，在带状范围内有中心线与边缘区，中心线较细，酸麻胀重感觉强烈而清晰；边缘部分较宽，常常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感觉，而且，躯干部比四肢部较宽。

重要的是，这些发现不但观察到经络感传现象的客观存在，而且求证到经络传导的路径与中医古籍中所记载的十四经络路线基本一致，与解剖学中的神经、血管的分布不完全相同，具有它独自的特点（摘自《针灸学》）。上述显示，虽然中医学说关于经络的学术理论不存在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实质管道，但经络感传现象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从人们对于经络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学说中关于经络的概念并非人们所主观想象的那种类似于血管、淋巴管之类的实质管道，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气血通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络感传现象。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某个学术问题时，正确的态度首先应该是尊重其学术规律，而绝不是轻易予以否定。

原因很简单，因为目前现代科技水平依然还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其对于世界的认知大部分都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之中。如同观察经络通道一样，人们也曾试图借鉴西药的药理来研究中药治病的机理，但这一过程与找寻经络实质管道一样地不顺利，他们借用西药原理所研究出来的所谓[中药成分论]并不能合理地诠释中药治病、以及中药中毒的原理；也就是说，[中药成分论]只是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没能达到能够认识中医学识这一学术高度的不当认知产物。

近期笔者获悉一个科研信息，就是人们对于植物中所含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的研究有着较好的进展，笔者感觉到，虽然这一研究成果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其对于诠释中药治病的机理应该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这件事情的确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由于[中药成分论]对于中药的诠释基本上无法解决中药的药理问题，既提供不了中药疗法现代化的有效理论依据，更诠释不了不含毒性成分中药的中毒问题。关于植物中所含微小核糖核酸的研究虽然不是为了提供中药现代化诠释而进行的，但其发现应该可以让我们借用分子生物学的原理来诠释中药治病的学术原理，以期让人们能够初步了解中医药疗法超前的科学价值。

中国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等人发表在《细胞研究》上的一篇研究报告说，植物中所含的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能够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血液和器官组织，然后通过调控靶基因表达的方式，影响人的生理功能。这个现象意味着日常饮食可以直接影响人体内的基因表达[1]。

微小RNA与人体疾病科学家发现微小RNA并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罗莎琳德·李（Rosalind Lee）等人曾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过相关论文，称在线虫体内发现控制幼虫发育的“lin-4基因”所编码产生的短小RNA，其具备控制“lin-4”蛋白质产生的功能。这是人们首次发现微小RNA对于生物体基因表达的调节作用。此外，一个以色列的研究组也独立发表了相同结论的文章[2]。

张辰宇教授等人发现，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可通过食物摄取的方式进入人体组织器官，或在血液中漫游，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功能。这些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RNA）即使经过烹饪，也不会被灭活，而且也不会受到胃液破坏，依然能够维持其较强的调节作用。

张教授以米饭为例来说明其调控人类基因这一问题。他认为，当人体过多地摄取米饭之后，米饭中所富含的、编号为168a的植物微小RNA能够结合人体内某种连接蛋白的mRNA，抑制其在肝脏的表达，进而减缓低密度脂蛋白从血浆中的清除，最终引起代谢性疾病。

在2000年至2003年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研究人员就陆续发现微小RNA的许多功能：诸如控制细胞的增殖、凋亡，调节苍蝇的脂肪代谢，调节哺乳动物造血系统功能，控制植物叶与花的发育等。而且人们也逐步认识到，微小RNA可以调控肿瘤的形成，可以与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有关，还可能与人类老年痴呆症和某些中枢神经功能紊乱有关。据计算器模拟推测的结果，以上这些只是微小RNA所具备功能的冰山之一角。研究人员估计，在哺乳动物的基因中，约有30%左右的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受到微小RNA的调控。

张教授他们还发现，中药在经过煎煮之后，药汤里的微小RNA的浓度很高，给小白鼠喂药之后24小时，就发现小白鼠肺部相应的微小RNA浓度增高。他们认为，这一发现为在传统的中草药中发现一类全新的活性分子提供了依据。事实上，这一研究进一步证实通过中药疗法，中药中的微小RNA可以进入机体的相关部位而起到对于人体功能状态的相应调节作用[1]。

很显然，当中药材中所含的微小核糖核酸进入人体之后，就会像大米进入人体一样（事实上大米也是一味中药），将这种带有序列特征特定“信息”的mRNA作用于靶细胞内微小RNA的靶基因，从而调控靶细胞的生理学或生物学功能及状态。

虽然张辰宇教授所研究的只是西医学术范畴之内的生理学与生物学功能状态，并非中医的阴阳五行之类的学术理念，但是这种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足够证实中药疗法的科学价值与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每一味中药都能够通过这种带有序列特征特定“信息”的mRNA影响到身体的功能状态。譬如：人参补气，熟地养血，桃仁活血，柴胡行气，黄连清热，茯苓利湿，全蝎驱风，如此等等。人参、熟地、桃仁、柴胡、黄连、茯苓、全蝎这些中药都能通过带有各自序列特征特定“信息”的mRNA着用于人体、并影响到人体的功能状态；而上述功效的不同描述，也只是中西医对于临床生理、病理状况的不同诠释而已[1]。

笔者以为，上述发现对于现代人理解中医药疗法的确有着一定的帮助，至少人们可以从中理解到中药治病的基本原理；由于这种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学说属于分子生物学范畴，人们常常会习惯性地认为比较“科学”而选择接受。

不过尽管如此，人们如若寄希望于通过mRNA的研究来指导中药的临床使用，或许还是会失望的；就像当初人们对于经络的研究一样，这种研究只有可能证实中药的有效性、实用性与科学性，不太可能有效地指导中药的临床运用。

譬如在对于针刺穴位的研究中，人们可以通过相关测量来证实针刺的功效。人们发现，针刺内关可以有效地调整心率，在心率过快时，可以使心率减缓；在心率过缓时，可以使心率增快。这种良性的双向调整作用显示，针刺同一个穴位，对于不同状况的患者，会产生不同的临床效应[3]。

人们还采用西医临床的各种观测方式来检测针刺治疗前后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得出很多“科学”的结论，譬如，人们观测到针刺的止痛作用于植物神经有关，针刺能够增加机体的球蛋白，针刺能够使机体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趋于正常值。此外人们还发现，针刺对于胃的调节也是很明显的，通过针刺治疗，可使痉挛的胃弛缓，胃不蠕动者出现蠕动，蠕动过强者变缓，以及幽门开放等等[4]。

上述显示，现代科技对于经络实质的研究，能够证实经络感传现象的存在，能够证实针灸疗法对于人体具备明显的调节作用，能够证实中医学说关于经络穴位的理论并非某些质疑者所说的子乌虚有，而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上述这些研究始终都无法认知针灸、推拿相关穴位如何能够起到相应的治疗效用，因而对于针灸等中医疗法不具备临床指导意义，针灸、推拿等中医外治疗法必须还得遵循中医学术理论施行。

事实上，研究微小RNA调控动物功能状态过程的分子生物学理论也是这样，它能够帮助人们用分子生物学的学术理论来感知中药疗法对于人体调节的生理、病理作用，却也依然不具备指导中药临床使用的作用。笔者以为，张教授的研究只是微小RNA调节作用一个最简单的初级现象，应该可以推测，他们随即将会发现，由于机体各器官组织所处的功能状态不同，microRNA在人体内所发挥的作用也会不尽相同。

譬如张教授能够通过实验证实，大米编号为168a的植物微小RNA能够结合人体内某种连接蛋白的mRNA，减缓低密度脂蛋白从血浆中的清除，而引起代谢性疾病。但笔者以为，上述说法或许只是168a的植物微小RNA功效之一，不可能属于全部。因为对于过食状态者来说，168a的植物微小RNA能够减缓血液中[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LDL）的清除，不利于人体的健康；但是对于饥饿状态者来说，168a的植物微小RNA的功效或许就不一样，因为此时它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是补气养血，是促进人体的生命活力[1]。

这种理念符合中医学说中的[辨证论治]学术思维，中药对于人体的作用也是因人而异的。譬如人参虽然能够大补元气，但在不同的人体内所发挥的作用绝然不同，气虚者用之提神，兼气郁者用之腹胀，兼内热者用之上火。

显然，同样一味中药人参，前者能够起到调治的作用，对人体有益；后者的副作用较大，对身体有害。因而在临床治疗时，中医师必须辨证施治，在给患者补气的同时，兼气郁者配伍行气类中药以除胀，兼内热者配伍清热类中药以泻火，同样可以达到既使用人参补气，又不会出现“不受补”的毒副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中医关于[辨证论治]的学术思维早就已经揭示出中药运用的这一规律。

我们知道，西医局部对抗疗法作用的对象是“病”，由于西医关于病的诊断依据以临床检验数据为主，所以microRNA在人体内所发挥的作用能够得以追踪。而中医整体对抗疗法作用的对象为“证”，由于中医关于“证”的诊断依据为舌脉症状，其所诊断出来的结论也只能是机体的实时功能状态，因而中医药疗法的临床施用是随“证”而变化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医临床的诊断依据舌脉症状的变化是无法通过microRNA研究加以证实的，而且，由于中医药疗法的临床效用为改变患者的[病态证型]，而不是西医的临床检验数据，所以说，microRNA研究也无法指导中药的临床使用[1]。

人体具备正常的自我调节能力，中医药疗法的临床效用就在于帮助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恢复到正常的生理状况，这就是中医学说中[整体调节]的意义，也就是中医不同于西医的整体对抗疗法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病原体无法对于中药产生抗药性，人体也能够在中药疗法的帮助之下增加自己的抗病功能与修复功能，上述临床优势是西医局部对抗疗法所难以望脊的。

很显然，中药对于人体的调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否认的，而这种通过微小RNA调控动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恰好能够证实中药对于人体的这种调节作用，而这种证实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为中药的临床效用提供科学上的注脚。

事实上，上述mRNA研究属于系统生物医学的西医范畴，该研究的产生与发展应该是对于[有效成分论]的否定；而所谓的[有效成分论]也只是西医目前所流行的局部对抗思维的产物，其临床效用必须建立在严谨的数据化之上，否则，所谓的“有效成分”就有可能演变成为伤害机体的“毒性成分”[1]。

譬如人们常常希望能够借助补钙来舒缓机体的骨质疏松问题，但在临床上却始终没有见到有谁通过这一途径解决骨刺危害的问题；只是在[有效成分论]思维的误导之下，人们依然盲目地坚持着补钙，乐此而不疲。这是什么原因呢？

的确，骨刺的成因在于钙质的流失，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人体对于钙质的吸收与运用远远不如年轻状态，所以补钙的临床效用必然有限；而且如若不具备严格的量化管理，长时间的大量补钙定会导致机体器官组织的钙化，并有可能形成结石危害机体。此时“钙”的这种“有效成分”也就变成“毒性成分”而伤害着机体。

恰恰相反，中医“肾主骨生髓”的理论认为，只要人体肾精充盈，其全身骨骼系统均能得养，其老化的现象就会随之变得缓慢，而且一般来说，培补肾精只须依照中药的临床使用规律就可以进行，无需西医的那种量化管理。显然，中医这一临床现象同样也完全可以借助上述mRNA学术思维来理解。

总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中医药疗法的现代化诠释逐渐趋于客观，对于中医药疗法的科学性与实用性逐渐有了新的认知，这些研究对于传统中医学说的发展应该具备一定的促进作用。笔者以为，既然现代科技逐渐能够诠释中医的部分传统学术理论，也就等于是向世界展示出了中医学说学术结构的本身就具备人们所认可的科学性，所以说我们中医业者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传统中医事业应该更具信心。

不过，尽管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医药疗法的现代化诠释越来越深入，但未来中医事业的发展形势未必会很顺利，因为相对来说现代人对于中医学术理论的认知还是很肤浅，而且[废中医]论者的亡我之心不但未死，反而正在变本加厉地采用更多的损招。事实上那种明目张胆的[废中医]恶行还比较好对付，而许多暗中施行的[废中医]罪行对于中医事业危害更深。

譬如目前所推行的[中西医结合]。我们知道，臭名昭著的[废中医]干将余云岫在明目张胆地使用法案[废中医]失败之后，转而提倡采用中医业者必须通过学习西医知识才能换取执业权的方式来改变中医业者的内部结构，从而最终达到废除中医的丑恶目的。

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实质就是遵循余云岫废弃传统中医学术理论的思维与做法、而以西医的学术理论取而代之，事实上这种做法只是为了麻痹人们对于[废中医]的警惕之心，他们只需要将其[废中医]的罪行冠以“中医科学化”与“中医现代化”之美名就可以轻易得逞。

事实也的确如此，[中西医结合]的取代就是将中医关于“理、法、方、药”的临床治病理念消除殆尽。他们首先裁掉的是“理”与“法”，而代之以西医临床检验为主的数据化诊断。其次他们在“方”的使用中，由于中医药疗法无法满足他们有效地改变临床检验数据，他们就在所用的中药方剂中加入相关的西药成分，因而出现了一批[中西医结合]类药物。此外，即使对于“药”的认知，他们也都舍弃“四气五味”等中药临床使用规则，而套用西药的“成分论”取而代之。

这种取代的结果，必然是将中医药疗法沦为西医临床的一种疗法，继而泯灭传统的中医学说。基于上述原因，也难怪余云岫之子余延年会在“余云岫观点的真伪辩”一文中极力为其父鸣冤叫屈，试图将余云岫正名为“中西医结合的首创者”（摘自吕嘉戈着《挽救中医》 2006）。(吕嘉戈, 2006)

笔者认为余延年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目前所奉行的[中西医结合]政策就是彻头彻尾的余云岫[废中医]理念的再版，二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既然事实就是如此，对于余延年的上述要求就应该予以满足，没有必要忸怩作态。由此可以看出，[中西医结合]的实质就是彻底颠覆传统的中医学术理念，也就是说，这种奉行[中西医结合]的做法，根本就不属于中医的学术范畴。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某些政策制定者，他们明明不喜欢传统的中医学说存在，却还在那里自欺欺人地叫嚷发展中医；明明不是传统的中医药疗法，他们却偏偏要用[中西医结合]的“仿中医药疗法”来垄断传统中医临床；明明不属于奉行传统中医学说的临床伪中医业者，他们却偏偏要让其顶着中医师、博士导、国医大师等桂冠，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抬出所谓的“中医免疫学专家”、“中医内分泌专家”之类的头衔在那里欺骗民众。何其可耻，又何其可恶。

由于奉行[中西医结合]政策，真正的传统中医药疗法已经很难寻觅，大部分都被所谓的[中西医结合]所取代，而许多临床中医师、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医大师”也都是一些奉行“仿中医药疗法”、并以西医临床检验数据来诊断疾病的一类冒牌“中医师”，许多地区为了迎合上方的旨意、甚至明目张胆地将传统中医院更名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笔者以为这种医学业界的流毒实在太深，即使从现在开始，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方能将其消除殆尽。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的实质就是[废中医]，而笔者所推崇的micro RNA研究则是为着证实传统中医学说的科学性，二者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上述micro RNA研究清楚地表明，中医药疗法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是不可否认的，人类正在利用自己的智慧逐渐观测和认识到传统中医疗法的某些知识（诸如经络感传现象、中药治病机理等），笔者也相信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这样一类的学术认知将会越来越多，从而能够让许多无法与中医思维产生共鸣的现代人了解与信任中医。

上述显示，中药就是中药，中药独特的治病规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不科学”的问题，甚至更具超前科学思维，所以也就无须屈嫁西医。西医如若希望扩大自己的药品库，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规律从中药中提取自己所需要“有效成分”；只不过这样一些有效成分由于不具备“四气五味”等中药规律，也就不能归属于中药范畴了。

作为中医业者，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专业充满信心，应该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中医专业完全能够造福于人类。人们对于中医学说的现代化诠释也越来越多地证实了这一点，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传统的中医药学术理念、而不为[中西医结合]这种不具备学术规律的邪说所动，我们的事业就会很快地发展壮大。

References

[1] lin zhang, c. y. (2012). Exogenous plant MIR168a specifically targets mammalian LDLRAP1: evidence of cross-kingdom regulation by microRNA. Cell Research, 107-126.

[2] Lee, R. C. (1993). The C. elegans heterochronic gene lin-4 encodes small RNAs with antisense complementarity to lin-14. Cell, 843-854.

[3] 焦玉祥. (1994). 针刺内关穴在心系病中的应用. 江西中医药, 71-72.

[4] 曹希亮. (2005). 中医健身术 . 陕西: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5] 吕嘉戈. (2006). 挽救中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吴侃阳，杨观虎

文源：中医针灸杂志，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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