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面DID的玩法:大饥荒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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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是近些年相当火的计量模型,广泛应用于政策评估领域,大部分人都认为只有面板数据才能使用DID模型,其实不然,截面数据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构造使用DID。程令国和张晔(2011)就使用跨地区和出生队列的变异来构造了截面数据的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1959-1961大饥荒对人们的储蓄行为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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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程令国,张晔.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J].经济研究,2011,46(08):119-132.
一、引言
为什么中国人偏爱储蓄?基于传统的储蓄动机理论、金融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视角均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与已有文献不同,作者提出了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作者认为,人们的消费—储蓄行为不仅受制于预算和商品价格本身,还受制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和行为模式,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
二、历史背景与理论假设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饥荒频仍的国家。而最近一次全国性的严重饥荒出现在1959-1961年,发生大饥荒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苏联索债和政策失误。饥荒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和地区,目前大约年龄在49岁以上的成年人都经历过这次大饥荒。大饥荒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导致死亡率急剧上升。
作者推测在这种情况下,大饥荒对幸存者的储蓄行为可能造成了两方面的长期影响:
(1)在饥荒中度过童年时期的幸存人群形成了节俭的消费习惯。
(2)大饥荒的惨烈记忆,给人们留下了永恒的心理创伤,造成了非理性的预防性心理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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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在1959—1961 年大饥荒发生之前,没有人预测到饥荒的发生。饥荒对个体而言完全是一个外生性冲击,因而是一个具有随机性的自然实验。因此对于户主早年的饥荒经历对家庭储蓄倾向的因果效应估计,我们可以使用跨地区和出生队列的变异来构造截面数据的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i表示家庭,c表示出生队列(c=1,2,3,4),s表示地区。被解释变量y表示储蓄率。α_c代表出生队列cohort的固定效应,〖cohort〗_ic代表家庭i 中户主出生队列c的哑变量,其中基准组为生于1958年之后的出生队列( cohort = 1) 。cohort = 2为出生于1954到1958年的出生队列,cohort = 3为出生于1941到1954年的出生队列,cohort = 4时为出生于1941年以前的出生队列。
drts为地区s在饥荒期间的人口缩减率,用来衡量各地区饥荒严重程度。δ_c是饥荒严重程度与出生队列c的交互项的系数,它测量了出生队列c的家庭的户主早年的饥荒经历对家庭储蓄率的长期影响。其中我们特别关注的是cohort = 3时与饥荒程度的交互项系数,它衡量了人们在最关键的童年—青少年时期遭遇不同程度的饥荒,对其成年后家庭储蓄倾向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作者认为,早年有着饥荒经历的家庭,尤其是户主在最重要的童年-青少年期(即出生队列cohort3) 经历较严重饥荒的家庭,其储蓄率更高。下表两个表的第5—7行分别估计了户主在幼儿期、童年-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等不同阶段经历不同程度的饥荒,对该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我们尤其关注饥荒严重程度与cohort3组别的交叉项系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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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先报告了使用城市家庭数据的基础回归估计。发现饥荒严重程度每上升1个点,各组别的储蓄率分别上升11. 6%、16. 8% 和5. 9% ,但除了cohort3组别的交叉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外,其余组别都不显著。控制住其他变量后,各组别的储蓄率有所提高,其中cohort3组别的储蓄率提高到23%—26% ,且都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他两个组别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基本为正值,表明户主经历过饥荒的家庭储蓄倾向较高。这一估计结果有力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如果户主在性格形成时期(即童年-青少年时期) 经历较严重饥荒,将大大提高其成年后家庭的储蓄倾向。
作者同样估计了户主饥荒经历对农民家庭储蓄倾向的影响,并控制了对农村家庭收支较重要的几个变量。发现农村户主的饥荒经历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三个组别中为正但均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农村货币化收支的比例较低而导致统计数据不佳,但更可能是因为饥荒经历对农村家庭的直接影响是增加粮食储藏。于是我们单独计算了户主早年的饥荒经历对家庭粮食储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童年-青少年组别中,户主所经历的饥荒严重程度每上升1 个点,其家庭粮食储蓄提高20%—26% ,估计结果与城市样本的结果类似,且在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他组别的交叉系数虽统计不显著但仍为正值。因此在农村样本中,户主早年经历的饥荒越严重,其成年后家庭储蓄(这里指粮食储蓄) 越多,这一假说仍然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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