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创作，已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发展趋势，即越来越走向人物的内心化叙事。中外皆然。尽管欧·亨利式的奇巧叙事并不少见，但执着于故事外在冲突的这类叙事思维，已渐渐滑出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地带。大量的短篇都不再追求故事本身的热闹，而是将叙事的张力隐藏在各种看似松散的情节之中，通过极为日常、随意甚至无序的生活，慢慢地打开人物内心的世界，质询人性的内部真相。譬如伊恩·麦克尤恩、爱丽丝·门罗、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等一些世界短篇高手的作品，都是如此。我们的短篇创作也不例外。特别是一些中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很多都不太注重故事本身的奇谲与生动，而是直接以日常生活的各种碎片化场景作为叙事载体，以人物内心的纠葛或冲突作为叙事主线，着力探讨人们在日常生存境遇中所遭受的各种难以言说的精神体验和人生困境。从审美接受上说，这类小说因为缺少启承转合的情节变化，也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传奇，会削弱读者的好奇心理；但从艺术肌理上看，它们常常驻足于某些微小的事物，借助一些独特的生活想象、各种微妙而丰盈的细节，让叙事往返盘旋，由此凸现人物内心复杂而隐秘的精神镜像，让人寻味再三。在这种审美追求中，张惠雯和薛忆沩的短篇创作尤为突出。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位海外作家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和把控，有着异乎常人的能力——尽管有时也不免给人以重复之感。本土作家中，东君和孔亚雷的短篇也是如此。他们对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欲罢不能的打探之欲，对日常叙事有着强劲而坚实的推衍手段，对各种微观的生活细节有着敏锐的捕捉和还原能力。遗憾的是，薛忆沩、东君和孔亚雷在近年来都很少涉足短篇写作了，只有张惠雯每年都会推出若干短篇。2020年，张惠雯相继发表了《玫瑰，玫瑰》《良夜》《飞鸟与池鱼》等小说。这些短篇依然运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从人物自身出发，或从旁观者角度，小心翼翼地探入人物的隐秘内心，撕开世俗表象之下各种无法言说的人生困顿。其中的《玫瑰，玫瑰》，就是以“我”的眼光，展现了一对夫妻压抑而无奈的异域生活。表面上看，秀珏与丈夫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别墅、花园、树林，以及不菲的收入。但是，当“我”在她家小住几日之后，总是感受到一种难言的压抑，并进而发现这种压抑源自秀珏的郁郁寡欢。随着双方交流的步步推进，秀珏内心的苦涩终于打开：身体颓败的丈夫，无儿无女的空寂，使她宛如满园萎靡不振的玫瑰，始终无法绽放女性的魅力。只有深夜偶尔的独坐和哭泣，才让人们看到秀珏的内心之苦，但它像隐疾一样，被日常的光鲜生活遮掩得异常严密。弋舟也是一位善于推衍人物内心的作家。他的《人类的算法》和《掩面时分》，都属于非常纯正的内心叙事。作者喜欢将故事的核心置于一种潜在的紧张状态，不断驱动人物在这种紧张状态中游走，撕开被日常伦理严密封裹的精神真相。在《人类的算法》中，当女儿马琳穿上刘宁的鞋子和衣服后，刘宁的内心便开始涌动着某种不安。按理，一个正处在发育阶段的少女，喜欢找些母亲的衣服，装扮一下小大人的模样，这实属自然。但是，这些衣服和鞋子，曾经承载了刘宁的情感秘密，并被她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储物间，现在被女儿翻捡出来，一种紧张感便悄然逼近。是隐私被暴露，还是伤口被揭开？尽管作者将人类交往的可能性上升到某种精确的技术层面，试图诠释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体，真正的群体心灵交流非常有限，但就这篇小说的审美质感而言，其精妙之处，还是作者对人物内心紧张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回忆性经历的还原。朱辉的《求阴影面积》也是一篇有关内心叙事的精巧之作。它立足于生活的物质性，轻松地将人物引入无边无际的生活泥淖之中，呈现了现实生活中无法把控的生存境况。大学教师杜若因祸得福，成为有房有车的富裕人群。然而，车子和情人就像两条金光闪闪的项链，最终将他拖入各种难以挣脱的陷阱之中。因为车子，他不得不应付很难终结的交通事故赔偿问题，还要承受小舅子的无度索取；因为情人，他遭遇了一场车祸，接着又碰上情人怀孕，更大更漫长的索取接蹱而至。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切是因为杜若有钱。没有钱，杜若或许不会碰上这么多的困顿。因钱而蔓延出来的生活阴影，呈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跑的黑白》，也同样巧妙地叙述了少年小跑的心路成长。艾伟的《最后一天或另外的某一天》讲述了俞佩华即将出狱时以及出狱后的生活，故事的外壳非常简单，叙事也像俞佩华一样的平静。但是，作家利用一场话剧，将俞佩华的杀人过程以及内心状况巧妙地再现出来。这台话剧虽是一种艺术的加工，似乎又有着无比的精确，生动地演绎了余佩华犯案的心理动机以及犯案后的内心撕扯，以至余佩华在观剧过程中提前离席。在小说中，作者好像在进行一场人物内心的自我博弈，所以他让俞佩华将真实的自我封裹得异常严密，然后通过监狱的哑巴童童、陈和平的话剧，不断敲打俞佩华的坚硬外壳，顽强地撕开某些精神裂缝，让人们窥探到这位女性柔软的本质。王占黑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她的“街道江湖”系列，曾经饶有意味地书写了一群穿行于都市街道之中，四处寻找生活尊严和情感归宿的外乡人。这篇《去大润发》，也是一篇有关内心世界的叙事。只不过，“我”的内心是一团无法宣泻的积郁、愤懑和隐恐，它涉及工作、成长、情爱，以及无法把控的都市生存秩序，它们像绵延不绝的雨丝，弥漫在“我”的生活的每个角落。有意思的是，王占黑并没有直接呈现人物的这种内心感受，而是借助一次偶然搭乘的大润发超市免费班车和陌生的黑T恤男的交流，缓缓地呈现出来。所以，它的叙事表面仿佛是一种生活流式的记录，从学校教学受委屈，到盲目逛大润发超市，闲逛闲说，话题小到小区里的小卖店，大到美国的“911事件”，然而话里话外，都在着力传达“我”的内心意绪。文珍的《咪咪花生》叙述了一个京漂者的情感际遇，或者说是一个“废柴”的无序生活。因为喜欢爱猫的女孩井，单身的“他”便收养了一只流浪猫花生。在疫情严控的京城，他和花生之间，差不多有了相依为命的意味。通过花生，他渴望与井建立联系，无奈已有家室的井，只能偶尔和他交流一下养猫经验，直到一场暴雨让花生逃跑。井沿街寻找着花生，一声声亲切地叫着“咪咪”，听起来仿佛在说“秘密”，即一个属于都市孤独者的秘密，一个有关“废柴”的情感秘密，当然也是一个有关生命的秘密。葛亮的《猫生》也是一篇叙述猫咪生活的小说，不过，作者赋予了猫咪芒果以人格化的特征，并展现了“我”对芒果忠诚无畏、永不言败之品质的敬佩，以及生命由盛而衰的感伤。此外，像陈鹏的《麋鹿》、朱文颖的《分夜钟》、汤成难的《寻找张三》等，也都是专注于人物内心叙事的细腻之作。《麋鹿》试图探究并还原加缪之死，结果却在不断走访的过程中陷入各种迷津。“我”虽然无法求得真相，但在实地勘察式的分析中，仿佛看到了精灵般的麋鹿从车前飞奔而过的场景，它是死亡的神秘召唤？还是史料所言的一场意外车祸？《分夜钟》让暴雨、暗夜和人物心内的复杂情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并由此演绎了疯子与常人、情爱与自私、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纠缠。它是人心的内在冲突，最终却表现为故事的不断错位。《寻找张三》以一个少女的视角，讲述了女孩执着寻求父亲的真实身份。父亲是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缺席对人物成长所构成的漫长的心理折磨。与纯正的内心化叙事不同，在2020年的短篇小说中，还有一些小说看似在经营故事的外在情节，让人物始终处于东奔西突之中，但在叙事过程中，人物的内心表达仍然处于突出的位置。如张柠的《玛瑙手串》，就是借一次泸沽湖之行，在一个叫着“筑梦居”的客栈里，“我”竟然梦见了自己早已过世的父亲。曾经的父子对抗，逐渐变成了梦中的彼此倾诉，父亲再度回到了“我”的生活，并对“我”的命运构成一种潜在的遥望。在很多男人心中，父亲似乎是一种缺场的存在，可在生命的潜意识里，他又从来没有缺席，就像摩梭族的走婚，父亲的身份虽然明确，但永远无法在场。张柠在教学科研之余，近年来沉迷于小说创作，或长篇，或短篇，热力非凡，信心爆棚。本年度，他还发表了《巴金英来电》《艾小米和她的五匹马》等，都颇有些意味。班宇的《夜莺湖》依旧延续了作者熟悉且又别有痛楚的铁西叙事，书写了一群当代青年无序而又迷茫的生存际遇。他们生活在一个看似生机勃勃、实际日趋荒凉的都市之中。长辈们不是忙着自己的黄昏恋，就是跟随有能力的子女奔走异乡；城市里到处是奔突的人群，却找不到发展的机会和潜能。他们没有专业特长，没有长辈的依靠，也没有所谓的宏大理想，只能在这种缭乱而又匮乏的都市环境中，折腾着生活，折腾着命运。靠卖二手车维持生活的“我”，夹杂在前女友吴小艺和现任女友苏丽之间，不是碰上吴小艺的疾病，就是面对苏丽弟弟的死亡，只能凭着自己的良知和血性，左冲右突，全力以赴。小说的叙事虽然颇为热闹，在人物关系的纠结中冲突不断，意外频生，但它依然直指人物的内心——荒凉、焦虑、迷惘与无望。应该说，《夜莺湖》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意绪，在双雪涛、郑执的笔下也非常突出。他们之所以被文坛称为“铁西三剑客”，并颇受学界的关注，主要是他们带着亲历性的体验，深入到“厂二代”的内心深处，呈现了这代人内心特有的迷惘和困顿。父辈们下岗后的卑琐生活，青年们学无所长的无望和焦虑，与大集体时代曾经体验过的荣耀与辉煌，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落差，使“三剑客”的笔下常常出现各种特定的生存场域：家庭代际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彼此疏离，同代朋友之间的各取所需或相互取暖，疾病和死亡的猝不及防与束手无策，以及责任和良知的无力承担与秉持……它们共同构成了“厂二代”的集体经验，也成为他们笔下人物的心魂里挥之不去的梦魇。王手的《养匹马怎样》是一篇带有反讽意味的小说。退休的教育局长要搞点“有情怀”的事情做做，但又不想让别人生出其它难以掌控的想法，便租了马路边的一小块地，而且非常意外地买到了一匹白马。于是，在小学生等络绎不绝的游客中，“我”的情怀不断爆棚。但在一天夜里，白马居然不辞而别，又由此引发了众人的各种猜想。小说的精彩之处正在于此。无论是“原生马”还是“越马”，众人的各种推测，可谓有声有色，其实都直指世道人心。这篇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它看似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实际上围绕“我”退休后的所想所为，处处都在揭示如今的世态人情，且诸多世态耐人寻味。雷默的《密码》和畀愚的《春暖花开》也是如此。《密码》叙述了一对大学生情侣毕业时的生活选择。大学毕业前的聚会，情侣间的情感纠缠，父母和故乡的隐秘勾连，使“我”和苏梅陷入恋情与亲情的撕扯之中。当苏梅跟随着“我”来到厦门，在“我”那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身上，特别是她不断翻阅儿子照片的过程中，终于看到母子之间与生俱在的牵连。苏梅在顿悟之中，似乎也找到了某种生命的密码——那便是永远剪不断的血缘，所以她毅然返回了北国故乡。《春暖花开》中的边德丰作为城市里的打工一族，贫穷而卑微，却从未放弃人生的怀想。他有点文化，有点情怀，对边缘的生活有着特殊的韧性，同时还怀抱着某些浪漫的想象。在城市医院里做陪护的他，与打工女庞雪梅好上了，不料庞雪梅的前夫身患重病找上门来，而边德丰同样给了他们竭尽所能的帮助。庞雪梅当然不知道什么是诗意的生活，边德丰却以特有的方式，给她苦涩的人生带来一抹诗意。伍世云的《送伴》借助民间特有的“送伴”风俗，讲述了中国人对待死亡的伦理观念和情感态度。它看似超然，达观，却又隐含了“渡人”积德的伦理。正是在这种伦理的支撑下，属于火命的阿正和表弟，自幼就被康大端公安排给一些濒临死亡的人送伴，也由此留下了诸多难以弥合的内心阴影，包括对死亡气味的敏感，很难双人同床而眠等。带着这些内心的隐疾，阿正开始面对准岳父康大端公的濒死难题，进行了艰难而又无法言说的选择。小说的叙述非常从容，不过分冷漠，也没有太多的煽情，温婉地呈现了“生而艰难，死也不易”的生命境况。田耳的《瀑布守门人》讲述了一个男人隐秘的内心情结。在叙事层面上，它是热闹的。一群男女同学，从无序青春的自我放纵，到成家立业后的偶然相聚，在佴城这个小天地里，平庸却也鲜活。但在叙事的内部，作者却通过“我”，缓缓打开了郁磊阳的内心死结——对洛婴的暗恋。郁磊阳明白自己配不上洛婴，却又永远放不下她，当他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之后，便将当年嬉戏的瀑布改造成浴场，甚至特设了女宾专用时间。他的所有努力，似乎都是为了等待心中女神洛婴的出现，以至于当有人试图用摄像头偷窥女宾祼浴时，他并没有撤掉摄像头。“我们从未失去任何我们配不上的事物”，因为我们都是常人，无法理解更无法走向郁磊阳的内心世界。钟求是的《瓦西里》是一个有关革命、青春和理想的故事，传达了一个时代将另一个时代彻底忘却甚至抛弃的现实。它立足于当下，对曾经的记忆进行了别有意味的一次遥望和凭吊。年轻的编剧小吴和退休的尤教授在遥远的彼得堡相遇，围绕瓦西里和冬宫，尤教授向小吴打开了有关十月革命的话题。它既关乎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涉及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记忆。小吴在倾听之中，似乎慢慢理解了尤教授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瓦西里情结。遗憾的是，当他在旅游胜地冬宫试图重演瓦西里时，无论导游还是游客，都是一片茫然。充满热血与豪情的历史，已被人们抛弃在遗忘的角落。王安忆曾说过，小说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交代、描述较为曲折和间接的状态，那就是感情和心理。情感的表现和心理的表达是小说的‘专利’，我们不得不扬长避短，去做小说的形式所能容许做的事情。”情感和心理之所以是小说表达的专利，是因为它们既是人类每时每刻都拥有的生命情状，又是我们无法用清晰的理性进行量化的存在形态。它只能借助于语言和修辞，寻找读者的经验进行延展式的分享。虽然从叙事形态上看，上述这些短篇都强调故事的完整性，颇有些现实的质感，但它们又不太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很多时候，故事只是一个叙事的外壳，是人物内心活动的平台，它的核心地带，依然是人的各种隐秘精神的表演。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类短篇体现了某种由表及里、声东击西式的审美策略。尽管内心化叙事已渐成短篇创作的主流，但传奇性故事的营构也同样存在，且不乏一些可圈可点之作。就个人的审美趣味而言，对这类短篇小说，我通常持以警惕的姿态，因为喧嚣的故事虽然好看，但是看完之后未必有丰厚的回味。当然也有例外。如金仁顺的《众生》，就是通过集束小说的方式，写了12个人物的传奇性人生。这些人物的内心深处都藏着各不相同的隐痛，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有命运的，有人性的，当然也有身体的，它们驻扎在不同人物的精神深处，最终定格成“我”眼中不同个性甚至不乏异秉的人。作者倾尽了白描之力，刀削斧凿，删繁就简，以近乎木刻式的手法，既点到为止，却又传其神韵，颇有些古典笔记体小说的审美情趣。晓苏的《泰斗》和房伟的《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都拥有异常热闹的外在故事。它们均以戏谑性的叙事，借助人性的疯狂扩张，展示了严谨安宁的高等学府正在离我们而去，扑面而来的则是各种名与利的竞相追逐。《泰斗》围绕一场新书发布会，演绎了商界名流吴修渴望挤入高等学府成为客座教授的愿望，为此他不惜一切而大铺排场，全力邀请学术泰斗章涵参加新书发布会。表面上，吴修是希望与当年的同学高香一比高下，实质上，吴修的内心却更相信金钱通吃的“铁律”。《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同样将叙事安置在高等学府内。在那座叫乌楼的博士楼里，到处游荡着各种焦虑的灵魂。这些时代的精英，似乎很少潜心学术，挑战成见，而是在功利性存在的驱动下，仰承鼻息，各怀焦虑。他们看似特立独行，实则围绕论文的发表，四处经营，各显神通。在这种唯论文成果的培养体系中，格陵兰博士凭借软硬兼施的手段，不断深入学术潜规则的内部，将各种关系发挥到极致，并凭借论文的发表数量在学校风生水起，直到最后鸡飞蛋打。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陵兰博士的逃跑并非悲剧，他是以当代的堂吉诃德形象，对高等学府现有的人才培养及评价体系，进行了一次无情的解构。范小青的《今天你错过了什么》对当今的文山会海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反讽。经常出差的江曾水，早已习惯了各种会议的流程，因此当他接到南州会议通知后，既没有注意是滨江大酒店还是江滨大酒店，也没有注意江澄水是不是另一个人，就想当然地参加了江澄水的会议，直到一周后的另一场会议，才慢慢发现了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很荒诞的问题。但这种荒诞，发生在江曾水这样的人身上，好像没有人会在意。余一鸣的《都市夜骑手》叙述了一群都市底层的骑手生活。作为深夜穿行大街小巷的骑手，除了送货之外，王胜利和张顺利等人同样也有自己的快乐，他们相互取暖，在都市的缝隙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同时也不经意地打开了夜幕下各种生存的怪相，从失恋少女的买醉失态，到“捡尸人”的诡异卑琐等等。这些生存怪相，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精神镜像。高君的《天空》虽然不是一篇精巧的短篇，却是一篇力道非凡的作品。它在情与理的极度撕扯中，呈现了血缘亲情的宿命性悲剧，也展示了中国女性至死无悔的牺牲品质。曾经美丽聪明、百里挑一的三姐，因为嫁给了一个无赖式的丈夫，又养了一个吸毒的儿子，逐渐沦为疾病缠身的干瘦老太。三姐不断找“我”求助，而“我”也被这种无底洞式的救助逼得发疯——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吵架式的对话，传达了这对姐弟的血缘深情。小说中的“我”，一直对三姐咆哮，其实是对命运咆哮，对不断颓败的人伦咆哮，咆哮的背后，奔涌着滔天般的亲情与关爱。徐则臣的《虞公山》和唐颖的《玻璃墙》也是看起来比较热闹、其实却着力于人物内心撕扯的短篇。《虞公山》写鬼魂、盗墓、警察问讯、考古专家实地勘察，故事环环相扣，甚至有些惊悚，但在故事内部，沿着少年吴极的心路意愿，一条“寻根”式的精神信念，却成为整个叙事的内在驱动。所以，这篇小说的外在故事与内在意蕴形成了奇特的错位。作者正是通过这种错位，传达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生命之根的普遍疏离。《玻璃墙》也是如此。作者将几位知识女性的优雅、成功、知性和表面的风光，演绎得可谓一派繁华。锦华穿梭于各种上流社会，对人们进行“幸福生活”的布道；美凤则天天撰写各种心灵鸡汤，鼓动人们“不要让生命冷场”。她们或是教授太太，或者医生的娇妻，生活耀眼而喧哗。然而，在各种不经意的表情和言语之中，她们又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困境，锦华其实早已离婚，正在被一个白人骗子弄得神魂颠倒；而美凤的婚姻也已名存实亡，正在暗地里寻找证据，计算家产。这让人想起张爱玲的那句名言：人生是一袭华丽的旗袍，里面爬满了虱子。《玻璃墙》似乎想传达这样一种理念：面对人生的琉璃墙，永远不要只看到所谓的成功和幸福，稍稍变换角度，从玻璃的不同折光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各自内心的苦涩、无奈和苍凉。2020年的短篇小说中，还有一些各具特点的作品，如莫言的《一斗阁笔记》，黄咏梅的《跑风》，南翔的《果蝠》，储福金的《洗尘》，刘庆邦的《泡澡》，董夏青青的《礼堂》等。这些短篇或直接叙述人物的内心际遇，或以故事的外在冲突凸现人物的内心波澜，同样别有一番韵味。记得欧茨曾由衷地赞叹，麦克劳德的短篇虽然只是书写了加拿大布雷顿角的平民生活，而且叙述者都是一些故事的见证人，但他展示了“那些深埋到连眼泪都触发不了的情感。”在我看来，能够通过眼泪触发的情感，能够借助倾诉展现的心理，或许都不是作家所要解决的真命题。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就是应该在眼泪无法触及的地方，在倾诉无法抵达的处所，呈现人类心魂的幽暗与繁复、逼仄与广袤、辗转彷徨与凭栏独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