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作为中国现代经验的辐辏点，具有多重意义。狭义的东北指代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以及内蒙古东部。这块土地面积一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一亿。广义的东北则指涉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时的规划，包括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库页岛在内的大片土地。东北一词最早出现《周礼·职方氏》《尚书·禹贡》《山海经》也均有记载。1907年清廷于东北设置三省，正式使用“东三省”一名。“东北”“关东”或“关外”为中国一般习称，而“满洲”一词则为近现代日本及西方所沿用。东北历史虽然源远流长，却从来被视为中原文化与政治的外围。“关外”意味政治地理和文化传统的边缘。但在中国近现代史脉络中，东北的地位无可比拟。1644年，雄据山海关外的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开启所谓“华夷变态”——华与夷地位颠倒——的契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不仅关乎东北的归属，更牵动欧亚霸权博弈。1931年九一八事变，导致日后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第二次中日战争。1946年后的国共内战，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最早易帜。1949年后，东北以其战略位置，自然资源以及重工业基础，成为“共和国的长子”。然而曾几何时，东北遭遇种种挑战，不仅产业下滑，民气积弱，甚至人口不断外流，成为亟待“振兴”的区域。事实上，从毛泽东时代以“三线建设”为名开发西北、西南，到江泽民时代倡导“西部大开发”，东北总是瞠乎其后。近年“一带一路”计划再次强调西北与西南，相形之下，东北又错过了大势之所趋。从偏见的眼光看来，东北是落后与落寞的。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方法之一，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所谓故事，当然不只是虛构的起承转合，而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目前东北文学与文化研究往往囿于边缘意识，成为主流论述的对应或从属，因此难以凸现特色。而在海外，满洲或伪满洲国研究独树一帜，又遮蔽了东北文化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借助叙事的力量为这一地区的过去与当下重新定位，也为未来打造愿景。本文定义的“文学”不仅限于文类文体，而及于文字、符号、影音媒介所形塑的表意过程，以及相互联动的生态。广义的“文”始自印记、装饰、文章、气质、文艺、文化，终于文明。“文”是审美的创造，知识的生成，甚至是治道天道的显现。但“文”也是错综、伪饰、遮蔽的技艺。换句话说，谈论文学，我们不仅依循西方模拟与“再现”（representation） 观念而已，也将文心、文字、文化与家国、世界做出有机连锁，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持续铭刻生命的过程，一个发源于内、并在世界上寻求多样“彰显”（manifestation）与“遮蔽” （concealment） 形式的过程。这一彰显或遮蔽的过程体现在身体、艺术形式、社会政治乃至自然的律动上，具有强烈动态意义。东北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在东北，清代流人写下困蹇蹉跎的诗词，闯关东的移民口耳相传垦荒冒险的传奇。《呼兰河传》（1940）、《松花江上》（1944）、《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巨流河》（2009）等当代文人创作见证这块土地的魅力与情怀，电视剧《闯关东》（2008）、纪录片《铁西区》（2004）演绎一个世纪东北创业史的希望与怅惘。《八月的乡村》（1935）、《林海雪原》（1957）传诵革命历史的豪情壮志，《杜晚香》（1978）、《北荒草》则铭记一代革命人的激情与创伤。在东北，白俄、犹太难民引进欧洲摩登，日本、台湾、朝鲜移民勉力落地生根。满铁、中东铁路快车奔驰着，红胡子神出鬼没，萨满大神游荡四方。张作霖、张学良、爱新觉罗·溥仪、马占山、杨靖宇、赵一曼、安重根、川岛芳子、李香兰出入历史舞台。另一时空里，王进喜、雷锋以生命证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样板。东北苍莽沉郁，却绝不乏世俗的生命力甚至自嘲嘲人的韧性和痞性。上个世纪末“二人转”突然发扬光大，《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欢唱一时。这林林总总的线索如何能汇集成有关东北的叙事？相对于海外方兴未艾的满洲和伪满洲国研究，以“东北学”为名的论述是否有其可能？本文所论的范围里，“东北”的定义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一个地理所在，包容独特的社会人文与自然生态；第二，一个流动的文化、族群、政经脉络，启动关内与关外各种关系运作；第三，一个“时空座标”（chronotope），投射、建构有关“东北”的想像、言说，论述、演绎。如上所述，文学所指不仅限于书面文章，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活动。“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累积，也是一种“感觉结构”——因器物、事件、风景、情怀、行动所体现的“人同此心”的想像、信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结晶。作为初步的尝试，本文将从四个角度切入，说明文学对东北研究的意义。第一，东北的（文学）现代性与空间政治的关联；第二，“东北”与“满洲”叙事线索的辩证；第三，东北的跨区域及跨文化属性；第四，讲好东北故事的方法。尽管东北文明可以上溯四千年前，东北的文学与文化却必须与近现代挂钩。和关内传统相比——不论是江南还是巴蜀，关中还是荆楚——东北都显得瞠乎其后。清代以前东北渔猎、游牧、农耕文化夹杂，不利文风滋长；清代以来东北被视为龙兴之地，严禁移民，更难以形成气候。反倒是贬官囚徒如杨宾、吴兆骞、方式济等以血泪书写谪民背井离乡之痛，形成独特“流人文学”传统。19世纪以后，东北解禁，大批垦殖者涌进，继之以殖民势力入侵，每每因时因地激发出歌谣传奇，形式则未必能登大雅之堂。如果东北缺乏传统文学史的谱系，这一地区文学文化就必须从不同方面着眼。我以为与其刻意追踪历史脉络，东北文学在19、20世纪之交兴起，从无到有，本身恰恰就是现代经验的表征。“现代”的意义源出多端，归根结底，在于主体置于前无来者的情境下，对时空绝续的深刻体会，对文明板块位移的巨大警醒，对种种生命可能与不可能的决绝演练。“东三省”的设立在二十世纪之初（1907），恰恰是甲午与日俄战争后，中国与东洋与西洋，封建王朝与革命势力冲突的“核心现场”。“东北”此时浮出历史地表，宛如一场关键词的命名式，是帝国命运急转直下的标记，也是新世界发生的起源。因为东北，“现代”有了地理意义，进入文学视野。相对于中原各个文学区域所根植的历史谱系学（genealogy）传承，我强调文学东北最重要的依归是对地理拓扑学（topography）——空间的符号学——的指认和铭刻。现代文学滥觞时刻，东北已经是重要座标。“新小说”发起人梁启超（1873-1927）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即是以两位留欧青年革命者搭乘西伯利亚铁路，经过山海关回到中国。黃克强主张立宪，李去病号召革命。他们激烈辩论新中国的未来时，放眼望去是殖民者蚕食鲸吞的东北大地。新文学之父鲁迅（1881-1936）在《呐喊》自序中提到，他之所以从事文学，肇因于1906年在仙台医事专校所见日俄战争的砍头幻灯。一般所论多集中在幻灯中等待行刑的中国罪犯以及环绕四周的中国看客，但少有论及砍头发生的地点。日俄战争的主战场不在日本或俄国，而在辽东半岛：“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批无辜的中国人被卷入战争。”我们有理由揣测，鲁迅所述的无名中国罪犯和看客是一群东北人。《呐喊》自序一向被视为鲁迅为中国现代性创伤所作的追述，而那创伤的发生地是东北。作为无感也无知的中国人代表，东北人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原初场景。诚如作家素素在报道文学《旅顺口往事》（2012）所描写，我们今天凭吊旅顺日俄战争的战场，能不听到他们的鬼声啾啾？晚清女作家、翻译家汤红绂（1886？-？）所翻译改写《旅顺双杰传》（1909）也以日俄战争为背景。《旅顺土牢之勇士》描述日本军官被俄军俘虏、历经百死不屈的英勇事迹；《女露兵》则描述一位俄国军中女护士在炮火中看护伤患，壮烈成仁的故事。汤红绂传述日、俄军人的故事，当然意在鼓舞中国士气。同梁启超、鲁迅一样，她与东北没有太多渊源，但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却成为她借以投射中国现代性的条件。橫贯20世纪，东北一再成为现代经验——与叙事——首开其端的节点。皇姑屯铁路爆炸（1928），炸死奉天军阀张作霖，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早早拉开序幕。“九一八事变”次年伪满洲国成立（1932），史无前例的形成国中之国的傀儡政权。与此同时，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以他们肉身与笔锋形塑民族叙事。四十年代末国共内战，东北首先易手，红潮由此席卷中国。《雪白血红》（张正隆，1989）的长春战场白描令人触目惊心。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百万“志愿军”从这里开赴杨朔笔下的《三千里江山》（1953）。1960年以鞍山钢铁公司为模本的《鞍钢宪法》完成，树立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样板。曾任鞍钢党委副书记的草明（1913-2002）已经先以《乘风破浪》（1959）为题，写出工业版本的《创业史》（柳青，1960）。三十多年后，中国社会结构改变，千百万下岗工人艰难转业。小说《逍遥游》（班宇，2018）、电影《钢的琴》（张猛，2010）的废墟日常纪实成为国家工业体制落幕的见证，从而让我们理解“现代”是有关时间开始，也是结束的神话意义。东北的白山黑水一再成为现代中国想像共同体的场景。抗战爆发之际，《松花江上》（张寒晖，1936）歌声传遍中国：“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东北存亡与否，成为战时中国人的国仇与家恨所系。《林海雪原》（曲波，1957）中的少剑波、座山雕，文革第一部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1968）中的杨子荣又是另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结晶。江湖侠情加革命聚义，铺陈出冰天雪地里的“红色《水浒》”。“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俱往矣，那些激情狂飙的岁月。是在这样的意义下，萧红（1911-1942）的《生死场》（1935）、《呼兰河传》（1940），端木蕻良（1912-1996）的《科尔沁旗草原》（1933）、萧军（1907-1988）的《八月的乡村》（1935）、梁山丁（1914-1997）的《绿色的谷》（1940）无不以地缘景观召唤东北最生动的感觉。哈尔滨街道一隅，呼兰河小城内外，群山草原深处，高粱大豆田陌之间，东北的庶民生活于焉呈现。那是他们生生世世的所在，也是乡土情怀最密实的根源。乡土中国与乡土文学如果缺少了东北元素，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同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已然得见东北不安的悸动，保守习俗的压力、外力的侵扰、知识资源的匮乏，滋长出怪力乱神的迷信，也滋长出突破现状的渴望——《呼兰河传》县城里那泥泞不堪的大坑成为文学东北挥之不去的地标。时至当代，刘庆的《唇典》（2017）依然回溯早年东北草莽与神秘的民间文化。东北的青年男女由家乡出走，天涯海角，革命启蒙加恋爱。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浪迹香港，萧军、罗烽、白朗等的奔赴延安，都必须看作是东北人文地理的辩证延伸。但还有什么比“北大荒”更令人惊心动魄？1947年辽沈战役后，第一批转业军人即赴北大荒垦荒。之后志愿学生、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前仆后继，而以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转赴北大荒、“向地球开战！”（郭沫若语）为最。文革期间来自关内的知青来到北大荒，人数高达四十五万。国营农场，建设兵团，抗联斗争曾是多少人刻骨铭心的经验。虽然多数屯垦者日后离开北大荒，粗粝艰难的生活已经让他们脱胎换骨。资深作家如丁玲、艾青、聂绀弩、吴祖光，知青作家如张抗抗、梁晓声、肖复兴、陆星儿等都在此留下了他们的生命轨迹。尤其像丁玲（1902-1984）的《杜晚香》《牛棚小品》，聂绀弩（1903-1986）的《北荒草》等作上承清代“流人文学”的感怀抑郁，兼有革命作家的动心忍性，发愤为文，立场不论，自然恺切动人。而知青作家由此展开伤痕与反思的道路，或壮阔，或悲怆，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用张抗抗的话说，“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东北的地理现代性也表现在城市与殖民文化上。东北铁路建设始于1897年，迅速扩及全境，带来殖民势力、商机和现代化文明。1921年，瞿秋白经过哈尔滨、满洲里乘西伯利亚铁路到赤都莫斯科取经，1925年，徐志摩经由同一路线赴欧暂避感情风头。1928年，哈尔滨火车可以订购直通欧洲各大城市的车票。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各有各的故事。19世纪末的哈尔滨仍是村落，到了1920年代已经是远东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西方音乐舞蹈、“中华巴洛克”建筑同时并存。哈尔滨的从无到有就是“现代”神话的最佳例证。沈阳是满族旧京，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发祥地，更是工业重镇。20年代末的沈阳是东亚最大的工业城市，被誉为东方鲁尔。长春因缘际会，成为伪满新京，市政规划如地铁早于中国任何城市，煤气管线铺设领先亚洲；“满洲映画协会”——亚洲最大电影片厂——带来前所仅见的新奇色彩。大连开埠极早，兼具日俄风情，三十年代从大连开往长春的亚细亚号是全球最快速的“高铁”，日本作家在此成立现代风格诗社。然而东北“摩登”之下或之后总是暗潮汹涌。早在1929年的哈尔滨，青年诗人冯至 （1905-1993）写下《北游》（1929） 组诗，发出艾略特《荒原》般的叹息。伪满时代，作家爵青看出了这座城市的颓靡与虛无。而在当代导演刁亦男的电影《白日焰火》（2014）里，哈尔滨是黑色渊薮。长春的金仁顺以冷眼扫描城市情爱光影，沈阳的双雪涛徘徊沈阳工业区旧址，写下一篇又一篇后社会主义浮世绘（《平原上的摩西》，2016）。2018年，小说家兼导演胡波（1988-2017）的电影遗作《大象席地而坐》一鸣惊人。四个生活中的败北者百无寄托，乘坐长途巴士沈阳中转到满洲里动物园观看奇景：一只坐在地上不动的大象。为什么满洲里成为见证荒谬与创伤的所在？东北就是席地而坐的大象么？“东北学”不能规避“满洲”问题。作为地名的“满洲”二字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高桥景保（1785-1829）的著作《日本边海略图》（1809）中。19世纪末期，西方列强，尤其是俄罗斯帝国，势力延伸至此，此后更因为俄国和日本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而为世界所熟知。“满洲”一词当然具有满族聚居地的历史意义，但对日本及西方学者而言，也不乏异国情调的暗示，提醒曾经的殖民记忆。也因为近代满洲历史，以及伪满洲国的特殊政治生态，“满洲国”研究近年成为东亚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对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而言，就难免情何以堪了。如前所述，“东三省”“东北”等说起于20世纪之后，不无与“满洲”区隔之意。“五四”之后，有识之士鉴于日本侵华野心日盛，已经开始提倡东北研究。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傅斯年（1896-1950）等史学学者面对关外危机，写下《东北史纲》（1933），开宗明义即指出“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并“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他们慨叹“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十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东北史纲》上溯东北文化发源时刻，以迄今现代，是标准奉民族国家大义的宏大叙事。从强调多元的学术观点看来，如此论述不无可议之处，但傅斯年等却提醒了我们问题的另一面：东北危机重重，但有多少国人，甚至包括东北人自己，知其来龙去脉？在21世纪的今天谈文学的东北学，我们或不必如傅斯年等般焦虑，但“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恐怕仍未必是虛言。面对全球方兴未艾的“满洲”和“满洲国”研究，如何提出不同说法，值得深切思考。放大历史语境，满洲叙事和东北叙事此消彼长，两者的关系其实反映从殖民到后殖民时期的全球论述，和从晚清到共和国的国家论述，对东北话语权的纠缠，与现代政治的关系不言可喻。伪满洲国文学紧扣政治兴亡，由始而终不过是十几年的事，但潜藏其下的主权、文化的暧昧想像至今不息。相对于此，东北文学虽然持续发展，其中的重层或断裂性也往往被忽略。“东北学”能够超越这样简单的二分法么？历史的后见之明往往让我们自居道德甚至意识形态制高点，对研究对象失去同情的理解。在批判海外满洲研究独沽一味或别有所图之际，我们对伪满文学、历史研究可以更为自信与包容，毕竟那是东北曲折现代经验里不能忽略的环节。另一方面，以往一以贯之的东北大叙事不再能回应这个时代的众声喧哗，有赖我们重新打造。在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我们仍难以一窥东北/满洲百年史料全豹。有鉴于此，我认为广义的文学研究以其对文字及传媒符号的敏锐观察，对时空想像和实践的灵活调度，可以成为现代东北“考掘学”的门径。近年伪满洲国文学文化研究有较多发展。不少学者致力当时文坛的流动性，以及作家与统治者之间或抵抗、或屈从、或合纵连橫的关系。学者如刘晓丽等指出，奉殖民或反殖民之名的研究固然点出敌我政治的紧张性，但“解殖”文学现象一样不容忽略。在高压情況下，文人的“隐匿书写”（esotericwriting）——从微言大义到口是心非，从地下书写到境外发表——总是复杂现象。伪满表面看来牢不可破的殖民话语因此解构。也因为这类书写动机未必单纯，一般文学史畏于文网，或自我审查，或从严发落。如以《绿色的谷》知名的梁山丁尽管反日立场明确，也难逃疵议，更何况号称“南玲（张爱玲）北梅”的梅娘（1920-2013）、以女性写作见长的但娣（田琳，1916-1989）、自我耽溺的爵青（1917-1962）、以及亲满亲日的古丁（1914-1964）等。他们的后半生注定背负历史包袱，直到终点。不仅如此，伪满文学里的遗老型文人与学者如郑孝胥（1860-1938）、罗振玉（1866-1940）等个案也缺乏连贯性研究。郑出身福建，晚清时期以维新知名，民国之际却摇身一变成为保皇党。即使作为反面教材，他曲折的政治经历和民族视野也是一桩公案。而郑的古典诗歌以及日记，甚至闻名的书法，都可以成为线索。罗振玉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也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在后者的光芒下，我们往往忽视罗在教育、金石、校勘及考古的贡献。而他的亲日亲满情结除了政治因素，又有对中国文明存废的另类考量。不论如何，战后俄军重新占领旅顺，罗晚年大云书屋所珍藏的无数典籍星散殆尽，成为他毕生志业最残酷的讽刺。“文革”以后伪满作为文学话题逐渐解禁。不少老作家纷纷著书回忆往事，表态自清。李克异（袁犀）《历史的回声》（1979）、刘迟（疑迟，1913-？）《新民胡同》（2001）、田琳（但娣）《三入炼狱》等的小说或传记都属于是类作品。他们的文字是历史时差的产物，却值得作为与伪满文学史料“参差对照”的文本。以研究伪满文学知名的冈田英树教授以老作家马寻（金音，1916-2012） 的《风雨关东》（2005）为例所作的研究，即是如此。另一世代的作家如何面对这段历史是另一种考验。王阿成的《赵一曼女士》（1995）遥想一位革命者的传奇往事；全勇先的电视剧本《悬崖》（2012）则将四十年代哈尔滨化为谍影幢幢的是非之地。迟子建的《伪满洲国》（2000）回顾东北那段动荡岁月和庶民生活，思考命运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意义，平心静气，为前所鲜见。在历史光谱的另一端，东北作家群研究也仍有扩充余地。伪满成立后，这些作家有的如金剑啸（1910-1936）、王光逖（1918-1981）等留驻东北，或牺牲或入狱，有的如二萧、舒群等流亡关内，历经考验。他们的生命故事已足以动人心魄。萧红以其才情和不凡的遭遇，当然是指标人物。以往的研究焦点多半集中《生死场》《呼兰河传》等经典，其实像《马伯乐》（1941）这类作品尽管没有明确东北指涉，却另有可观之处。小说白描战时流亡生活的卑微仓皇，充满现代主义式的荒谬感，哪里是一两句乡土写实或爱国主义的口号所能道尽？又如萧军远赴延安，将所见所思写入日记，长达百万字；其人桀骜不群的个性以及感时忧国的块垒跃然纸上。跨过壁垒分明的界限，至少有三位三四十年代作家值得注意。爵青白描伪满生活的苦闷与浮动；阴郁的题材，跳跃的叙述，颓废犹如神经衰弱的风格，在提醒我们，他是上海新感觉派最不可思议的对话者，谓之“哈尔滨摩登”亦不为过。爵青是伪满作家，但他写出了“康德维新”的病态精神面貌。袁犀（1919-1979） 发迹于东北，1939年以后被迫移居北平。他早期的作品如《泥沼》敏锐暴露社会百态，尤其凸现作家本人的道德自剖。他的作品可以作政治正确的解读，却更指向进步青年也难以摆脱的生命困境，因而有了寓言向度。如《贝壳》所隐喻，历史潮来潮往，浪涛尽处，只有贝壳遗骸曝晒沙滩之上。爵青与袁犀政治立场也许相对，但在文学立场上都绽露东北版现代主义倾向。骆宾基（1917-1994） 曾是东北流亡作家，每以萧红传奇里的配角出现。他在四十年代开始写作的《姜步畏家史》，以故乡珲春为背景，写童年往事，写中俄日韩族群经验，充满抒情笔触，决不亚于萧红或端木蕻良。此作分为《幼年》《少年》两部，前者曾在五十年代出版，直至九十年代以《混沌》为名完整面世。更应强调的是，当伪满文学随“满洲国”结束之际，东北文学继续展开。逄增玉教授曾提出东北文化与文学三次“亮丽登场”：沦陷时期，五十年代前后，以及八十年代。的确，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坛风起云涌，光复以后依然波折重重。1946年，萧军在哈尔滨主编《文化报》，因为路线不同引起争议，他日后将付出重大代价。诗人穆旦（1918-1977）也在此时来到沈阳，主编《新报》（1946-1947）。他目睹战后东北政局混乱与民生凋敝，写下《时感》《荒村》《他们死去了》等见证内战的诗歌，总名为《苦果》，个中块垒跃然纸上。1952年，杨振声（1890-1956）、废名（1901-1967）等五四作家学人因为大学院系整合原因，分配来到东北。他们远走关外固不无被边缘化的意味，却是新文学迟来的源头活水。与此同时，农村改造运动已经开始进行，反映在文学上的有马加（1910-2004）的《江山村十日》（1949）和周立波（1908-1979）的《暴风骤雨》（1953）。后者与丁玲（1904-1986）《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获斯大林文学奖。而草明以镜泊湖水力发电厂为背景写下《原动力》（1948），是为新中国第一部工业小说。这些作品今天不会再有读者，但作为左翼乌托邦史料依然弥足珍贵。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英雄儿女》（1964）、《冰山上的来客》（1963）、《五朵金花》（1959）演出共和国的历史和憧憬，绝对是风靡全国的佳作。如此，工农题材、革命背景、边塞情怀将“东北”推向社会主义文艺的前沿。逄教授认为东北文学文化第三次登场是八十年代具有民间风情的表演艺术，如二人转以及戏剧小品，并名之为“东北风”。赵本山到宋小宝的风靡现象历久不衰，他们插科打诨，既纯真又狡黠，既喧闹又无奈。他们以俚俗的暴笑、讪笑、苦笑瓦解任何的高大上叙事，释放（或转移、或扭曲）社会的嘉年华冲动，暗含另类身体即政治的意义。但八十年代以来东北文艺的丰富性远过于此。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曾经轰动全国，马原、洪峰崛起，以极具实验风格的文字引领先锋文学风骚，与苏童、余华、格非并称先锋文学“五虎将”。他们是自觉的现代主义实验者，也是三四十年代爵青、袁犀隔代的接班人。到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双雪涛、班宇等异军突起，以《平原上的摩西》《冬泳》（2018）接力写出魅惑而凄迷的东北浮世光影。从中原角度来看，东北地处边陲。但从东亚角度来看，东北成为日本、朝鲜半岛，俄国，以及中国大陆之间枢纽地带。这也是为何东北成为近现代国际军事、垦殖及经济发展的必争之地。汉族、回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以及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溫克族等各种民族聚居于此，韩国白永瑞教授研究东亚政治生态，曾以朝鲜半岛、琉球、台湾为“核心现场”。“核心现场”不仅是地理名词，而更指向空间的辐辏“关系”，在其中种种矛盾一触即发。准此，东北见证中、日、俄、朝鲜和其他文明相互冲击，成为现代东亚巨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现场”，影响至今不息。“核心现场”里，不同文化、动机、势力、野心你来我往，充满动态能量。青年学者王欣睿研究近现代东北人文现象，以辗转漂泊的“流”、冲刺橫逆的“闯”为关键词，恰恰可以为附注。两者之间甚至互为表里。清代的流人文化原来呈现封建王朝的酷虐，以及文人士子的无奈；曾几何时，新中国建立后竟然延续这一流放传统。另一方面，千百万人曾经闯出关外建立家园，也在历史机缘下闯回关内另起炉灶。“闯”意味铤而走险的决绝，也有敢做敢当的豪情。张学良暴起暴落，伪满东北作家群分进合流，鞍钢、大庆的传奇，北大荒垦殖的始末无不带有这类色彩。“流”与“闯”的观念可以及于东北的其他族裔。1898年沙俄在东北造中东铁路，铁路职工及从者来到东北寻求发展。1917年俄国革命、1922年苏联红军白军斗争，促使更多俄国人流亡东北。旧俄贵族、犹太人、哥萨克人、鞑靼人、基督徒鞑靼人将哈尔滨装点成远东的小圣彼得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正式从其本土向满洲国移民。所谓“满洲移民开拓推进计划”号称将发动五百万日本人至满洲。除农民外，也有大批军政技术人员移民。全盛时期东北日本人约一百六十六万人，战后撤退的残暴和混乱是日本殖民史的一大创伤。朝鲜民族自古即是东北民族一支。19世纪末朝鲜半岛动乱，大批人民越过鸭绿江来到东北屯垦；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以后又导致政治移民潮。20世纪四十年代在东北朝鲜移民超过一百万。俄国、日本、朝鲜移民二战之后大批撤离，但留下丰富异国元素，包括文学。我认为“流”与“闯”之外，东北作为“核心现场”更有意义的关键词是“跨”：不仅是边界与时代的跨越，也是文化、民族、政治、礼法力量的跨越。二十年代末，诗人冯至来到哈尔滨，如是写道：冯至所描写的哈尔滨只是青年诗人所见的表象。即使如此，他笔下“不东不西”的现象已经折射东北另类现代性的一斑。从移民到殖民、难民文化，从大连、哈尔滨摩登到萨满教信仰，从欧亚大陆到远东海域，东北的文化意义由此生成。比起关内诸多文化的根深蒂固，东北的特征反而在板块碰撞、潮汐起落所形成的不安和悸动。东北学研究也必须涉及族群的、语言的、文化的、政治的接壤和跨界，融合和交杂的运动之间。“流”“闯”“跨”的经验激起一代又一代的离散书写。1938年，客家青年钟理和（1915-1960）与妻子钟台妹因为同姓结婚受阻，只身从台湾来到奉天（沈阳），进入满洲自动车学校寻求一技之长。1940年，他返回台湾携带妻子再度前往满洲。《泰东旅馆》《门》《地球之霉》等作记述初抵东北的见闻以及与其他族裔互动的心情，抑郁而感伤。1946年，钟理和举家自北平迁回台湾，日后成为台湾战后一代最重要的乡土作家。1947年，年轻的齐邦媛离开大陆到台湾。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六岁随家人流亡关内，抗战期间跋涉到四川就学。她的自传《巨流河》（2009）堪称是近年最受注目的传记文学之一，记述一生漂流、最后落脚台湾的生命历程。尽管少小离家，她不能或忘故乡种种。巨流河就是辽河，东北南部最大的河川。1925年，张学良的部属郭松龄倒戈，激战落败出逃，却受阻于巨流河，终遭张逮捕杀害。齐邦媛在书中叩问，如果郭松龄跨过巨流河，或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现代历史或因此改写？当时厕身郭兵变的青年齐世英（1899-1987） 仅以身免，日后进入政界，参加抗日，成为国民党内代表东北的意见领袖。齐世英后来到了台湾，因为不能见容于蒋介石，郁郁以终。这段巨流河的公案为齐邦媛——齐世英女儿——写入《巨流河》。功亏一篑的豪情壮志，时不我予的风云变幻，无所排遣的离散创痛，一句“跨不过的巨流河”，道尽一个世纪多少东北人的感喟。在《巨流河》之前也有其他东北流亡海外的文人写下他们的心路历程。纪刚 （1920-2017） 曾在伪满时期参与地下抗日组织觉觉团，出生入死。早在1947年纪刚即有中篇《葬故人》记述自己亲历出生入死的经验，二十二年以后长篇版《滚滚辽河》（1969）问世，轰动一时。1995年，此书以《葬故人——鲜血上漂来一群人》在吉林出版。顾名思义，已经可以体会作者抚今追昔的心情。1957年日本东京，旅日的司马桑敦 （1918-1981） 埋头完成他的小说《野马传》。这部小说叙述中国东北从1930年代到40年代的沧桑：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战后苏联与国民党的劫收、四平街保卫战、以及东北解放。故事以一个桀骜不驯的女子为主线，折射一个波折重重的时代。司马桑敦就是前述的王光逖。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岁的王光逖即投入抗日义勇军的行列，但他又深受日本在东北的文化、教育栽培，并曾在1940年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操觚者恳谈会”。与此同时，司马桑敦参与左翼读书会、抗日宣传及游击活动。1941年年底，他因为“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被捕入狱，监禁长达三年七个月。这些经历深深影响他的人生观，也并非个案；诚如他所说：“我没有过青春时代。从二十四岁起，应该属于欣欣向荣的那个青春年华，却都在那四面又黑又暗的牢狱围墙中。”20世纪中期还有其他具有东北背景、跨越大陆和海外的作家写出他们的抗战和内战故事。女作家潘人木（1919-2005）出版《莲漪表妹》（1952）记述女性的延安经验；最近重被发现的于纫兰（1914-1987）则在《圣地花》中（约1950年代）描写西北藏区宗教冒险。孙陵（1914-1983）曾主编伪满《大同报》副刊，并与流亡东北作家群颇有来往，赴台后重出《大风雪》（1947）；陈纪滢（1908-1997）也曾经厕身新闻工作，以《荻村传》（1951）享誉一时。在香港则有李辉英（1911-1991）和司马长风（1920-1980）。李辉英是丁玲发掘的左翼作家，受丁玲之邀创作以东北抗日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万宝山》（1933），是为抗战小说先声，1944年完成的《松花江上》则为其代表作。1950年李移居香港，创作不辍；他的《抗战三部曲》（《雾都》《人间》《前方》，1945-1969）从重庆写到长春再到香港，其实是被忽略的抗战文学。司马长风兼擅小说和散文，但以《中国新文学史》最为人所知。他以唯情论者自许，在冷战时期的香港写出一本与主流论述对话的文学史，堪称独树一帜。三位当代海外女性作家对东北经验的描述值得关注。1981年，十九岁的香港女作家钟晓阳发表《停车暂借问》，描述伪满末期沈阳女子与日本青年、以及表兄的恋爱。这段情缘从东北雪乡发展到南国香港，绵延数十年。乱世与爱情此消彼长，最后一场惘然。此书写得荡气回肠，是八十年代以来的经典。1987年，台湾作家萧飒写出《返乡札记》，记录一位随夫从台湾移居东北的女子在战后单独携子回台的艰难旅程。台湾与日本和伪满的微妙关系在此作有细腻描写，而女性在乱离中辛苦自持的毅力尤其令人动容。2008年，旅美的严歌苓以《小姨多鹤》写出伪满战后大批移民东北的日本人或返乡、或羁留的过程。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家破人亡，因缘际会进入一个东北人家，成为身份不明的“母亲”“妻子”与“亲戚”。严歌苓从一个日本女性传奇探勘东北由伪满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伦理、情感、国族意识的延续与断裂，用心显然超过前两位作家，令人深思。当代中国作家对东北跨族群文化的描摹也不乏有心人。迟子建第一本作品《北极村的童话》（1986）描写一位白俄老妇与当地汉人居民的互动；于是在萧红式“家族以外的人”有了“民族以外的人”。同样的关怀显现在《晚安玫瑰》（2013），处理犹太难民在当代哈尔滨凋零殆尽的话题。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里，迟子建真正展开她跨界叙事的眼光。小说描写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支鄂温克人的命运。他们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逐驯鹿迁徙而来，信奉萨满，乐天知命。但在酷寒、瘟疫、日寇、文革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他们倍遭考验，注定式微。迟子建从一位年届九旬的女酋长眼光，见证鄂温克人最后挣扎。额尔古纳河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一直是中俄边界，但迟子建所思考的不仅是大历史所划定的边界，也不仅是一个少数族裔或文化的终末，而更是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也因此，文学东北的“核心现场”具有比较文学特质。1902年，俄国拜阔夫（1872-1958；又译为尼古拉·巴依阔夫）上校来到东北护卫中东铁路，并参与日俄战争，日后数次进出东北，竟以东北生态与土地叙事享誉西方。学者如李萌等人指出，1920年代，俄国文学在哈尔滨有了自己的阵地。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1889—1945）的小说诗歌享有远东第一的美誉；瓦列里·别列列申（1913—1992）1920年七岁随母亲移居中国，居住了三十二年。他的诗歌和翻译饶富中国情怀。朝鲜族作家如姜敬爱 （1906-1944）、廉想涉（1897-964）以东北实际生活经验下笔，在朝鲜半岛的韩雪野（1900-1976）、李箕永（1895-1984）则从左翼立场描述农民生活。台湾学者柳书琴提出“东亚左翼文化走廊”的概念，强调三四十年代从哈尔滨到上海，从上海到东京，左翼论述自有互通有无的管道。日本左翼文人鹿地互、矢崎弹等所启动的跨文化交流对流亡作家影响深远。日本作家的活动则更为频密。战前夏目漱石和谢野晶子即有文字记叙满洲经验。全盛时期朝鲜裔的张赫宙（1905-1997）、林房雄（1903-1975）都有日本支持官方色彩的伪满论述。但如冈田英树指出，身在伪满的日本作家未必团结一致，而有大连、新京的派别甚至政治立场之分。前者趋向较为现代的风格与题材，后者则强调伪满的政治意图。无论如何，当时大批日文报道文学、民族采风、诗歌、小说作品提供了丰富研究材料。日本文学的满洲书写延续到战后，最著名者当属安部公房（1924-1993）。安部在沈阳长大，1946年回到母国，日后以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享誉世界。其中《终点的道标》（1948）、《野兽们向往故乡》（1959）都以东北为背景。尤其后者主人公九木久三因日本战败而失去了“生的故乡”，他苦寻“存在的故乡”，历尽劫难却始终无法到达。作者借助久木探讨没有故乡的人，显然是夫子自道了。最后必须一提满族写作。现代满族写作基本是汉语写作，作者族群身份或创作内容，甚至创作意识，往往成为识别的因素。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语境里，满族立场得以凸现，并传达什么样的讯息。三十年代以来，李辉英的《万宝山》、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马加的《滹沱河流域》、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舒群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等都因为作者的族群背景入列满族创作。但在叙事表现上这些作品基本已经融入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模式，并以（汉族中心）国族主义为底线。反而是像穆儒丐（1884-1961）这类通俗作家更能带出独特的民族风格。穆儒丐崛起于北京，以辛亥革命后的北京为舞台，暴露清末民初旗人生活的《北京》引起注意（1912）。1916年代他回到东北，并任《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主编，著作不断，全盛时期可以和鸳鸯蝴蝶派教主张恨水相提并论。他的《香粉夜叉》（1920）以沈阳为舞台，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惨恋情，是现代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福昭创业史》（1942）写于伪满时期，叙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创业史，无疑是为祖宗基业重作回顾。《北京》写清亡以后满人的困顿生涯，十多年后的《福昭创业史》仿彿是还愿之作。穆儒丐身历晚清、民国、伪满、共和国等时期，若即若离；而他的作品从来难入主流，以满人立场而言，更添一层感慨。本文强调东北对当代中国的关键意义，并以“东北学”作为研究号召。相对于已成气候的上海学、北京学、江南学、西北学等论述，东北研究的丰富性和现代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放眼中国，没有其他地区在过去一个世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震荡和张力。从甲午、日俄战争到抗日、解放战争，从边疆垦殖到重工业建立，从帝国殖民主义到后社会主义，从闯关东到解散下岗，这些经验有凶险也有壮丽，有抵抗更有屈辱。而千万东北人生死于斯，时以豪迈粗犷而自豪，时也以鄙陋因循而自卑。而东北文学以其多元，以其颠簸，投射斯土斯人的复杂经验。我认为，如何讲好东北故事是“东北学”研究的起点。重复上述，所谓故事，不是哗众取宠的虛构，更不应是一言堂里的官方说法。借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说故事——叙事——是构成社会群体意义的根本动力。故事作为一种行动总是在公共场合发生。借由对过去的回顾我们凝聚记忆，借由对未来的愿景我们分享共识。讲故事决不是由上而下，而应是相互言说，多音复调。在说故事的过程中，形成“言”与“思”的辩证：言说创生无限叙事可能，思考形塑、盘整行动方向。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学习“宽宥”过去，“承诺”未来。宽宥过去并不意味毫无底线的遗忘，承诺并不意味上纲上线的坚持。只有经过不断的思辨过程，我们才能赋予行动一种伦理责任的承担。在新时代里我们要如何把故事继续说下去？以下三点权充本文的结论：第一，“东北”作为地理名词和文学表征，同时迸发在上个世纪之初，因此任何叙事必须把握其所代表的时代意义。“东北学”的论述必须有文学的情怀。文学不是简单的“再现”“模拟”工具，以文字或其他传媒形式复印视为当然的历史，甚至揣摩人云亦云的真理。文学参与也遮蔽历史的辩证过程；文学这一形式本身已经是种创造意义的动能。因此，“东北学”里的东北从地缘座标的指认开始，却必须诉诸“感觉结构”的描绘与解析。召唤“东北”也同时召唤了希望与忧惧，赞叹与创伤。从松花江到北大荒，从杨子荣到赵本山，从溥仪到雷锋，从《生死场》到《铁西区》，东北不只是地理区域的代名词，而有了群体文化的象征性，也引道我们省思其中的政治和伦理、心理动机。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下，我们才能说“东北”命名的那一刻，就是文学。其次，“东北学”既以科际整合为研究方向，即无须局限于断代史或单一的主题学方法学，而应延长战线，抽出千丝万缕，才能作出全面反思。据此，如何叙说关内与关外，东北与东亚，移民与殖民，遗民与夷民，革命与后革命……种种交错的线索，都是极有潜力的话题。满洲或伪满洲国当然占据重要部分，但不必是唯一关注焦点。我们要问的是，作为东亚进入现代的“核心现场”之一，东北的人与事如何勾连成跨时间、文化、政治的网络，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也如何形成独特的历史地位。如果以往的东北研究的关键词是“流”、是“闯”，今天的关键词是“跨”。在这层意义上，我强调“东北”的动态存在，而不斤斤计较实证的在地性。西安事变不发生在东北，但牵涉的人与事无不与东北息息相关。雷锋和王进喜不是东北人，但他们的事迹成为东北社会主义神话的一部分。东北流亡作家群和伪满作家的故事不止于抗战结束。萧军、端木蕻良、梅娘、爵青后半生的历练更为动人心魄。司马桑敦在日本，纪刚在美国持续他们当年的抗日叙事。《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六岁离开家乡铁岭，九十年后从台北回关外，初心未尝或已。1949后，来到或回到东北的作家如公木（1910-1998）、王度庐（1909-1977）、丁玲、聂绀弩各有各的立场和心事。而海外华裔和非华裔作家在不同语境里对东北的纪实与虛构，从上个世纪初俄国的拜阔夫、世纪中日本的安部公房、韩国的安寿吉（1911-1977）的满洲叙事，到最近美国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在满洲》（InManchuria，2015），无不是跨越国境与文类的书写——当代英语世界最知名的华裔作家哈金来自辽宁，正是以东北素材的作品打开国际知名度。第三，“东北学”研究不仅着眼现代东北的英雄演义或史诗事件，而更诚实面对种种阴暗、因循与困厄。鲁迅自述他的现代文学启蒙时刻，来自观看日俄交战以东北为战场，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示众的幻灯。鲁迅是在东北蒙受的屈辱中，沉痛的体会到中国人的无知和无感。也正是这样尖锐的、毫不容情的反思，当年让鲁迅研究者竹内好（1910-1977） 惊觉，中国现代性的真谛不来自对西方有样学样的模仿，而来自陷入“无物之阵”后的呐喊与仿徨。也出于类似反思，四十年代萧红写下《生死场》，六十年代聂绀弩写下《北荒草》，新世纪迟子建写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文学暴露东北作为群体或个体所经历的挫折与困惑，而有了鲁迅所谓“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的警醒与自觉。东北故事不再追求表象的五光十色，而致力发现潜藏的现实暗流，错过的历史机遇，还有更重要的，“豹变虎跃”的关键时刻。今天的东北也许“自在暗中”，但我们所见不必仅是“无物之阵”——太多未可知的可能包含其中。以东北作为方法，危机也是契机。用迟子建的话来说，如今能看到真正的黑暗的地方，又有几处呢？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丟了魂魄……上帝给了我们黑暗，不就是送给了我们梦想的温床吗？在当代回顾东北所来之路，正是我们反省中国现代性的节点。鲁迅为萧军《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言到今天仍然铿锵有声：东北“显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将来，死路与活路。”这是“东北学”的开始。（本文草成有赖张学昕、刘秀美、宋伟杰、谢琼教授，李浴洋先生提供参考资料及修订意见，谨此致谢。）本文首刊于《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栏目，主持人苏州大学季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