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重读《萧萧》：“女学生过身”与乡下人逻辑
童养媳故事的两种讲法
读《萧萧》的感受很奇妙。一方面，它技法成熟，别有调性，作为读者很容易陷入迷人的“湘西世界”：“夏夜光景说来如做梦。大家饭后坐到院中心歇凉，挥摇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远近声音繁密如落雨，禾花风翛翛吹到脸上……”另一方面，这部作品也让人有分裂感——小说里关于女学生的讲述让人不适，萧萧的生命状态让人心生同情，你恨不得插上翅膀，带领她从那样的生存中逃离。这或许便是一部经典小说的魅力。读者可能并不完全认同小说人物的生存逻辑，但却被它深深吸引。
《萧萧》是关于童养媳萧萧的故事，她从小没有母亲，在伯父家成长，做童养媳后生活反而比以前好。她照料年幼的丈夫，做农活、做家务，“天上落雨混日子”，后来受到家里长工花狗的诱惑，怀孕后花狗逃走，原本她也想离开去做传说中的“女学生”，但最终没有走成。萧萧的行为本该受到惩罚，“沉潭或发卖”，但因迟迟没有买主而又因为她生了个大胖儿子，最终婆家接纳了她。相比于以往童养媳故事的悲惨凄苦，《萧萧》写得生趣盎然，韵味独特。
《萧萧》写于1929年，迄今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发表于《小说月报》1930年1期；第二个版本发表在1936年《文学季刊》第2期；第三个版本则收入在《沈从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三个版本各不相同，主要改动是结尾部分。
最初的版本，结尾相对简单：
在等候主顾来看人，等到十二月，还没有人来，萧萧只好在这人家过年。
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
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儿子有十岁已经能看牛，他喊萧萧丈夫做大哥，大哥也答应，不生气。
1936年发表时，结尾添加了儿子的名字、模样以及生活状态，对人物命运做了进一步交待，也更为鲜活合理。
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宏壮。
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
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有了半劳动力，能看牛割草，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平时喊萧萧丈夫做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方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的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1957年，在修订《沈从文小说选》时，在《文学季刊》版本的结尾基础上，沈从文添加了女学生的内容。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通常研究者们参考的是后面两个版本。结尾添加了女学生的内容对整部作品思想深度有无助益，是研究者经常讨论的，基本都认为两个结尾各有千秋。
读《萧萧》会想到《祝福》。祥林嫂也是童养媳，《祝福》里提到过祥林嫂的身世，但鲁迅用的是简笔，写的简要。祥林嫂的丈夫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祥林嫂从山里来到鲁镇时是二十六七岁，丈夫已经去世，后来，婆婆把她捆了嫁到更远的山里，为的是换取财物来办她小叔子的婚事。这是作为童养媳的祥林嫂的简史，一次次作为物被卖掉。《祝福》写于1924年2月。五年之后，青年作家沈从文写下了萧萧的故事——他从《祝福》里略去的那部分着手讲述。
祥林嫂和萧萧有些共同点，比如她们都很勤劳。祥林嫂是少有的好雇工，“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萧萧呢，“人大了一点，家中做的事也多了一点。绩麻、纺线、洗衣、照料丈夫以外，打猪草推磨一些事情也要作，还有浆纱织布。凡事都学，学学就会了。乡下习惯凡是行有余力的都可从劳作中攒点本分私房，两三年来仅仅萧萧个人份上所聚集的粗细麻和纺就的棉纱，也够萧萧坐到土机上抛三个月的梭子了。”
祥林嫂和萧萧都是无知的。——《祝福》里，祥林嫂不知道自己要被卖到哪里，不知道出嫁两次下了地狱有可能分成两半，不知道人死后是不是有魂灵，她渴望被救赎，但是，最终没有得到救赎。萧萧也是无知的，与其说无知，不如说是懵懂，她像植物般被动地生长，被动地长大，有了情欲和冲动，和别人生下了孩子，整部小说中，萧萧只有一次反抗，她想做女学生、想逃跑，但是被发现了。无论是在祥林嫂还是萧萧，她们面对命运都是被动的，逆来顺受。
这是两个人物的共性。但整体而言，祥林嫂和萧萧的性格及命运迥异。如果把“童养媳”视为一个故事核，《祝福》与《萧萧》便是同一故事的两种讲法，祥林嫂和萧萧遥遥相对，在文学史上形成卓有意味的关系。
沈从文为我们带来了理解童养媳的新鲜视角，尤其是他引入的“女学生”的讲述，这样的处理显示了他鲜明的乡下人身份，这也意味着，在书写《萧萧》时，他在有意凸显他的乡下人逻辑，这显现了他与鲁迅《祝福》的不同。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重写。沈从文是否读过、是否有意识地改写祥林嫂的故事并不重要。——《萧萧》实际上已经改写了“五四”文学叙述中的以祥林嫂为代表的童养媳悲惨命运的走向。将两个故事并置，会看到两位作家讲故事时的不同风格、不同立场和不同美学追求。
当然，要提到关于《萧萧》的阅读。——是否和沈从文站在一起看萧萧，文本意义会有鲜明差异。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强调了来自女性视角的阅读。读《萧萧》的不适感提醒我们，作为读者，如何读、选择哪个角度阅读之于《萧萧》是必要的。
“剪子”与“蓖麻”，环境与人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这是《萧萧》的第一句话，自成段落，也奠定了小说的调性，它要讲乡村日常生活。小说第二段是这样的：“唢呐后面一顶花轿，两个伕子平平稳稳的抬着，轿中人被铜锁锁在里面，虽穿了平时不上过身的体面红绿衣裳，也仍然得荷荷大哭。在这些小女人心中，做新娘子，从母亲身边离开，且准备作他人的母亲，从此必然将有许多新事情等待发生。像做梦一样，将同一个陌生男子汉在一个床上睡觉，做着承宗接祖的事情。这些事想起来，当然有些害怕，所以照例觉得要哭哭，就哭了。”在讲述完“小女人们”通常的“哭”之后，小说写到萧萧的“不哭”。之所以不哭，因为“这女人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终日提个小竹兜箩，在路旁田坎捡狗屎。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不害羞，不怕，也不哭，是萧萧的“与众不同”。
《萧萧》全篇8000多字，顺着萧萧的成长写，是时间结构，但小说没有哪一年哪一月发生了什么的表述，而只写萧萧哪一岁时发生的事情。
十二岁，萧萧来到丈夫家。“天晴落雨日子混下去，每日抱抱丈夫，也帮同家中作点杂事，能动手的就动手。”
十三岁，“到秋八月工人摘瓜，在瓜间玩，看硕大如盆、上面满是灰粉的大南瓜，成排成堆摆到地上，很有趣味。时间到摘瓜，秋天真的已来了，院子中各处有从屋后林子里树上吹来的大红大黄木叶。”
十四岁，萧萧高如成人，却是糊糊涂涂的心。
十五岁的春天，萧萧被花狗诱惑变成了妇人。花狗逃跑后，萧萧独自面对恐惧、非难，因迟迟没有买主而生下儿子，侥幸躲过劫难。
十年（二十五岁时）后，她和丈夫圆房，生了第二个儿子，看着大儿子娶童养媳。
尽管小说用萧萧的年纪作标记，但小说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萧萧的年纪节点而是四季的轮回、乡下人的日常，说到时间流逝，则用“天上落雨日子混下去”“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表达，人们的生活是顺应自然的，白天劳动，夜晚听人讲古。瓜果成熟了，萧萧也长大了，她开始做情欲的梦。在自然的环境中成长，小说家使用“蓖麻”这一植物来形容萧萧：“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这小女人简直是全不为丈夫设想那么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了。”小说里，大自然是萧萧生命的底色，在这样的底色里，萧萧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自然化”了。
童养媳的成长过程中，必然遭遇婆婆。小说中关于婆婆的段落并不多，重点只有两处，一处是晚上婆婆为哭闹的丈夫所扰，“丈夫哭到婆婆无可奈何，于是萧萧轻脚轻手爬起床来，睡眼迷蒙，走到床边，把人抱起，给他看月光，看星光；或者仍然啵啵的亲嘴，互相觑着，孩子气的‘嗨嗨，看猫呵！’那样喊着哄着，于是丈夫笑了。”
还有一处说起萧萧的成长，“天保佑，喝冷水，吃粗橱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剪子”是精妙的比喻，它形象地解释了婆婆、乡间空气和萧萧的关系——婆婆生来像剪子，一直在剪去萧萧暴长的机会，但乡下的空气却不是能阻拦得住的。萧萧到底还是长大了。
《萧萧》里，沈从文看到的是“暴长”，看到的是乡下空气和萧萧的生命力，看到的是人被拦不住的部分。《祝福》里，鲁迅则强调“剪刀”，他写下剪刀对生命力的扼杀，祥林嫂的婆婆是“严厉”的，“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婆婆差使人抢走祥林嫂，取走她的工钱，并把她转卖到山里许给贺老六。在四婶眼中婆婆太残忍，而在卫婆子眼中，“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山里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唯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在婆婆眼里，祥林嫂只是有利可图的“物”。
《祝福》里，我们看到祥林嫂如何被那些“看不到的手”慢慢摧残，她一次次委顿最终死亡。祥林嫂遇到的人，婆婆、鲁四老爷、卫婆子、柳妈，组成了她的复杂社会关系，他们最终使祥林嫂成为了悲剧。《萧萧》里的婆婆、祖父、花狗、大伯，虽然也是萧萧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们没有构成压迫她的势力。《萧萧》里，沈从文写下的是民风的淳朴，乡间伦理的通融，他躲避了启蒙主义立场而遵从的是乡下人的逻辑。
“女学生过身”
读《萧萧》，难以忘记“女学生”的段落，那简直是小说的华彩部分，是整部小说里最重要的“风景”，与乡间人事形成一种极具张力的对峙。“女学生”参与了萧萧的成长，也是小说故事情节的重要推动力。她们第一次出现，是村里人夜晚摆龙门阵时，这是生动、鲜活、卓有意味的场景：
想起白天场上的事情，祖父开口说话：“我听三金说，前天又有女学生过身。”
大家就哄然笑了起来。
这笑的意义何在？只因为在大家印象中，都知道女学生没有辫子，留下个鹌鹑尾巴，像个尼姑，又不完全像。穿的衣服像洋人，又不是洋人。吃的，用的，……总而言之，事事不同，一想起来就觉得怪可笑！
萧萧不大明白，她不笑。所以老祖父又说话了。他说：“萧萧，你长大了，将来也会做女学生！”
大家于是更哄然大笑起来。
萧萧为人并不愚蠢，觉得这一定是不利于己的一件事情，所以接口便说：“爷爷，我不做女学生。”
“你像个女学生，不做可不行。”
“我一定不做。”
众人有意取笑，异口同声的说：“萧萧，爷爷说得对，你非做女学生不行！”
萧萧急得无可如何，“做就做，我不怕。”其实做女学生有什么不好，萧萧全不知道。
萧萧本对女学生一无所知，但祖父们的讲古引起了她的好奇，她脑海里逐渐形成关于女学生的想象：
女学生由祖父方面所知道的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暖，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作，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都会花钱，一年用的钱可以买十六只水牛。她们在省里京里想往什么地方去时，不必走路，只要钻进一个大匣子中，那匣子就可以带她到地。城市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小不同匣子，都用机器开动。她们在学校，男女在一处上课读书，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她们不洗衣煮饭，也不养猪喂鸡；有了小孩子，也只花五块钱或十块钱一月，雇个人专管小孩，自己仍然整天看戏打牌，或者读那些没有用处的闲书。……”
在祖父的讲述中，女学生“事事都希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有的简直还可说岂有此理。”但萧萧不这么认为，听到祖父笑谈，她“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萧萧不惧怕作为怪谈的女学生，她甚至对女学生有了向往。
因为听祖父说起女学生是怎样的人物，到后来萧萧独自笑得特别久。笑够了时，她说：“爷爷，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看。”
“你看，她们捉你去作丫头。”
“我不怕她们。”
“她们读洋书念经你也不怕？”
“念观音菩萨消灾经，念紧箍咒，我都不怕。”
“她们咬人，和做官的一样，专吃乡下人，吃人骨头渣渣也不吐，你不怕？”
萧萧肯定的回答说：“也不怕。”
可是这时节萧萧手上所抱的丈夫，不知为甚么，在睡梦中哭了，媳妇于是用作母亲的声势，半哄半吓的说：“弟弟，弟弟，不许哭，不许哭，女学生咬人来了。”
捉你做丫头、读洋书、专吃乡下人、吃人骨头渣渣也不吐……祖父讲述的女学生实在匪夷所思，萧萧却不在乎。甚至当祖父唤她作“女学生”时，她也答应得很好。而“女学生”再次出现，是在萧萧与花狗的交往中。花狗了解萧萧对女学生的向往，会把话头扯到“女学生”上头去。“他问萧萧，看不看过女学生习体操唱洋歌的事情。若不是花狗提起，萧萧几乎已忘却了这事情。这时又提到女学生，她问花狗近来有没有女学生过路，她想看看。”
花狗一面把南瓜从棚架边抱到墙角去，告她女学生唱歌的事情，这些事的来源还是萧萧的那个祖父。他在萧萧面前说了点大话，说他曾经到官路上见过四个女学生，她们都拿得有旗帜，走长路流汗喘气之中仍然唱歌，同军人所唱的一模一样。不消说，这自然完全是胡诌的笑话。可是那故事把萧萧可乐坏了。因为花狗说这个就叫做“自由”。
“自由”与女学生，成为这部小说隐秘的关键词，而这个“自由”中，就包含了自由地与男人的“睡觉”。小说越到后来，萧萧对女学生的想象越来越具体，祖父的笑话转到“萧萧你也把辫子剪去好自由”时，萧萧已经看了一次女学生。至于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小说略去没有讲，但是，“她到水边去，必不自觉的用手捏着辫子末梢，设想没有辫子的人那种神气，那点趣味。”成为女学生很可能是萧萧心底里潜藏着的种子。“有一天，又听人说有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萧萧发现自己怀孕了想逃走时，想到的也是女学生，“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自由。但没有动身，就被家里人发觉了。”
——因为有了女学生过身，萧萧和她的村子变得不再封闭，有了另外的维度，小说也有了另一种况味。女学生之于《萧萧》是重要的存在，没有女学生，萧萧的故事也能讲下去，也能讲通，但女学生的到来，让小说话语充满了暧昧和纠缠。某种意义上，萧萧和她的村庄一起与女学生之间构成了某种常与变的关系，一如王安忆的感慨：“我觉得女学生就像是水一样流过水道河床，流向四面八方。而萧萧就像是水边的石头，永远不动，当水流过的时候，听着水响。湘西的村寨常常是扎在水边，竹子的房柱浸在水里，变了颜色，千年万代的样子。”《萧萧》结集出版时被收入小说集《新与旧》。女学生和萧萧之间是新与旧的关系，还是变与常的关系？九十年来，《萧萧》之所以令人难忘，便在于作品内部空间的打开，它为开放式的阐释和解读提供了一种宽广。
知识人视野与乡下人逻辑
《萧萧》中多次写到做梦。在最初，萧萧的梦是通常孩子们所做的梦。“梦到后门角落或别的什么地方捡得大把大把铜钱，吃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各处溜，或一时仿佛身子很小很轻，飞到天上众星中，没有一个人，只是一片白，一片金光，于是大喊‘妈！’人就吓醒了。”但是，当“女学生”进入她的生活后，自然的梦便被外面的女学生取代，“萧萧从此以后心中有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仿佛也坐过那种自己会走路的匣子，她又觉得这匣子并不比自己跑路更快。”
萧萧最终没有能成为女学生，这令人怅惘。让人想到革命与乡村、启蒙与被启蒙者的关系，想到沈从文的乡下人视角。某种意义上，《萧萧》有如乡下人来到城市后做的有关乡下生活的梦，而这个梦恐怕也只属于乡下人沈从文。作为叙述人，沈从文尽力使萧萧的人生有惊无险。与其说这是沈从文看到的乡间，不如说是他所愿意看到的乡间，在那里，他安放他对历史和乡下的理解。
小说家想要写下的是童养媳命运的一种可能。而为了这个“可能”，他动用了一个小说家可以使用的“纵容”。王德威用了天真态度来形容他的写作，“沈从文用平淡无奇的语调叙述整个故事，犹如事情的发生本当如此，他的叙事之所以令人入迷，不外于其中对人生显著的天真态度。”不过，这样的天真恐怕并不单纯，当小说家将女学生引进乡下人的谈资时，这充分显现了他对乡下世界和外面世界的双重了解。不仅如此，《巧秀和冬生》里，小说还写了把通奸女子沉潭淹死的古老惩罚。那显然是萧萧的另一个可能结局。
这些都意味着，作为作家，沈从文并非单纯的乡下人，《萧萧》中，他在有意将一种抒情话语、启蒙话语与乡间日常生活掺杂在一起，从而在小说里引发一种平淡又复杂的化学反应。作为“有所知”的识字者，他有意反写“女学生”与“乡下人”的关系，即，注目乡下逻辑里的女学生。这是“风景”的重写与反转，只有这样的反写和反转，我们才得以看到启蒙话语之于乡土所意味的。
萧萧为什么最终没有沉潭也没有被发卖？小说设置了有力的理由，一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萧萧之所以将被发卖而不是沉潭，一方面是因为伯父没读过‘子曰’，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卖可以在改嫁上收回一笔钱，赔偿婆家的损失。生下的男孩儿之所以能够挽救母亲，是因为他将成为家中劳动者一员。如果萧萧生下的是个女孩或者孩子出了意外，萧萧恐怕只能被发卖，让婆家收回一点成本。”另一个问题是，萧萧活下来，并能和婆家相处的前提是什么，还是因为她生下的是儿子。“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方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1936年《文学季刊》重新发表这篇小说时，作家添加了萧萧活下去的背后逻辑使之更为合理，在那通融的乡间伦理背后，分明是经济和实利的考量。——萧萧生活的世界并非“桃花源”，身边人也并非天真得要纵容萧萧，而是各种利益博弈之后的机缘巧合，是只能如此这般将就。
祖父们哄笑着讲述女学生时，叙述人本人却是清醒的，——看到乡村的伦常，也看到乡村的闭塞和残酷，因为这双重的了解，沈从文才在《萧萧》里构造出充满新意但又意味复杂的天地。
作为现代人或女性的阅读
夏志清读《萧萧》，感到“精神为之一爽”，他看到了“自然”：“萧萧所处的是一个原始社会所奉信的，也是一种残缺偏差的儒家伦理标准，可是事发后，她虽然害怕家庭的责难和惩罚，但这段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在他身心留下什么损害的痕迹，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王德威看到小说家的天真态度，也看到萧萧自身的生命力。“萧萧体现的生命力使她俨然犹如地母形象，此时，她怀抱新生的‘合法’儿子，看着自己的‘私生子’与年长六岁的童养媳举行婚礼。”这些都是对沈从文研究深有影响的看法，也是作为男性研究者的理解。
作为女性读《萧萧》，不免会看到另外的部分。萧萧之所以能逃离悲惨命运，多半要有赖于小说家对萧萧自身生命力的理解，而这是以将萧萧自然化为代价的。早在1986年，赵园就提到过沈从文的“妇女观”，正如她所引述过的，“……天生一个女人她的最大的义务，就只是把身体收拾得很美。”“女人就应作女人的事。女人的事是穿绣花的衣裙，是烫发，是打粉，是用胭脂擦嘴唇，是遍身应洒迷人的贵重香水，没有别的！在读书中间，也不忘记这类事，这女子算一个好女子。” “一个女人在自然派定那分义务上，如何完成她所担负的‘义务’。”这些观点令人吃惊，但也并不偶然，这与他自认的乡下人身份、遵从的乡下人逻辑有关，有着一贯性且深为影响他对小说情节及人物的处理。一如赵园指出的：
沈从文创造的审美价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他对“女性美”的理解与把握，则系于他对女性的“职能”（用他的说法，即“义务”吧）、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的认识。他对于翠翠、萧萧们“无知无识、顺帝之则”的生存形态的欣赏态度，他的以女性为“自然”的精灵，也决不只是偶然的选择。他是在一个女人完成“自然派定的那份义务”这种意义上，理解萧萧这形象的伦理内容与人性内容的。在这个意义上她“失身”于花狗只是更使“她像一个人，因为她有“人性”。
小说中，萧萧对花狗的抗拒和她的最终被诱惑，被轻描淡写为欲望的一部分，而萧萧怀孕后的心惊肉跳、吃香灰、喝冷水、渴望堕胎的努力，也都一笔带过。叙述人同情她却并非真正地体贴。这让人想到沈从文的另一部作品《丈夫》。《丈夫》中谈到船妓这一职业时说：“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但是，是不与谁的道德冲突、是不违反谁的健康——不与丈夫或男人的道德冲突、不与丈夫或男人的健康冲突；还是不与女人的道德冲突、不违反女人的健康？这实在需要辨析。
《丈夫》书写的是丈夫从乡下来看望做船妓的妻子，感受到了屈辱，最终和妻子一起回到了乡下。在小说里，读者能迅速和丈夫共情，能强烈感受到他的委屈、尴尬和屈辱，当他和妻子双双回家时，读者不免为他们松了口气，因为整部作品基调实在是太压抑了。小说里固然写了乡间性交易的暧昧和复杂，但无论怎样的暧昧和复杂，作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夫性”的觉醒，是作为丈夫的权利的觉醒，是丈夫的自尊心的觉醒。而那位妻子呢？小说也极同情地书写了她的感受，但这一感受全部基于她的“妻性”——一位妻子对丈夫自尊心的顾及。
从现代人角度出发去理解，会意识到，整个故事中，承受最大屈辱的是妻子，被“水保”、被兵士骚扰的是妻子，小说写了兵士们对她的“胡闹”而她只能委曲求全。即使小说中夫妻双双回乡下是大团圆结局，但回家也不一定出自她的个人意愿，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切要有赖于丈夫的感受和意愿，做船妓是丈夫的同意，而不做也顾及的是丈夫的颜面。《萧萧》和《丈夫》的结局看起来皆大欢喜，但是，这个欢喜很可能不一定是来自女人的欢喜。
对现代立场的规避、对乡下人身份的体认使沈从文的写作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但却也使他的某一类作品的价值有所折损，“沈从文提供了自己的作品系统——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从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这种‘独立性’，却同时给他带来了损害。‘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包括个性解放的要求），30年代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思想，都是使现代文学获得其‘现代特征’的东西，沈从文在创作中避免社会历史判断，却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包含着体现着某种社会历史判断（！）这在他的创作中，也许是一种更深刻，也更难以摆脱的矛盾吧。”赵园的看法写于三十年前，至今读来依旧发人深省，令人深以为然。
余论
《萧萧》中，是谁在讲女学生的故事？一位是老祖父，一位是花狗。老祖父把女学生作为笑谈，花狗则以此博得萧萧的好感，引诱她。在两位乡间男人的讲述里，女学生如此被扭曲、变形，但吊诡的是，作为听众的萧萧，却没有被迷惑，她没有汲取到他们希冀她汲取的，她看到了别的——她幻想到自己有一天像女学生一样坐在“匣子”里，像女学生一样剪头发，像女学生一样去“自由”……即使懵懂无知，萧萧也试图从那个怪谈中挣脱出来、从那个百孔千疮的故事里获得启悟和滋养。
萧萧对于女学生故事的汲取深具意味。它让人想到现代女性读者如何阅读这部作品，想到作为现代人的我们，面对祖父故事时，如何不被乱花迷眼。故事一直在风中传扬，而讲故事的人早已走远。那么，九十年后的我们如何读、怎样读；如何听、怎样听？钥匙在小说家笔尖里，也在我们读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