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以来至二十一世纪，同性恋逐渐由罪名化、病理化走上去罪化、去病化的道路，拉拉运动由地下转向公共领域，女同志主体性逐渐被强调，与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1982年，吴阶平主持编译了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性科学话语逐渐兴盛

1995年，北京召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实现体制内外妇女的首次联结，点燃了中国拉拉运动的星星之火

1997年，《刑法》中流氓罪被取消，实现了同性恋非罪化；

东西方读书小组开展关于女同性恋及女权主义的沙龙

1998年，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拉拉活动家被邀请参加；

互联网兴起，大量女同网站（如拉拉俱乐部、深夜小屋、花开的声音等）先后建立，为拉拉交流提供网络平台；

第一个女同志小组“北京姐妹小组”成立，开通第一条女同性恋热线；

10月，全国第一届女同性恋大会在北京召开

1999年2月，第一期女同性恋者非公开出版物《天空》出版

同年，“面对21世纪的女性：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爱者的对话”研讨会召开

2004年，中国卫生部发表“中国同性恋白皮书”；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同性恋作为公共卫生主体在国家话语层面被承认

2005年，同语工作室成立，全国性的女同志网络逐渐建立

2007年，第一届“拉拉营”活动在珠海举办；广州同心、广西蕾丝联合社等拉拉小组相继成立

2008年，华人拉拉联盟（CLA）建立，拉拉营、拉拉小组遍地开花

2011年5-10月，同志权利组织“爱白”发表抨击酷儿理论、提倡先天论的观点；

12月，“美少女拉拉战士”在微博发声，以“我们是拉拉-我们很酷儿-我们要发声”为宣言与爱白进行论战，提出“拉拉将是中国的酷儿先锋，作为女性中的少数，同性恋中的少数，拉拉的边缘视角有潜力带来突破”，以酷儿理论为思想武器进行女权活动，强烈激荡了同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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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耗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