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往事：奔波百余年，只为死有葬身之地

为了“死有葬身之地”

香港人奔波了一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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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像一座“生长在岩石上”的城市。就如《攻壳机动队》里描绘的那样，垂直，密集的建筑，有着挂毯一样的美丽质感。

潜抑在逼仄之中的租客喜欢说：“我还没死，就住进了棺材里。” 而事实上，在这个全球最密集的城市，“死后能住进棺材”纯属是妄念。

今日的港人当然清楚，为了“死有葬身之地”，自己作出过多少努力与妥协。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种“觅地而死”的彷徨，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

丨跻身闹市的香港坟场早已成为高密度城市景观中的一环。

在那些日子里，从不缺死人

鸦片战争以前，港岛的人口只有寥寥数百。原住民聚居在为数只有二十的村落里。跑马地的前身，黄泥涌就是其中之一。

丨1841年，英殖民者登陆初时，对这座杳无人烟的小岛并不热衷，英国外交大臣 Lord Palmerston 勋爵甚至把它描述为“一块没有房子的贫瘠之地”。他预测，“香港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贸易港。”图 / 香港大学出版社

1841年1月25日，在登岛的翌日，英军便宣布正式接管香港。

一行人打算觅地落脚。而三面环山的黄泥涌，被认为是“整个岛上唯一一个有树的地点、一个美丽的地方”，因此被“幸运地”选作军事和商业的部署地。

丨跑马地的前身“黄泥涌”，原是一片满布水泽的客家村落。

然而，在英军接管农田、修筑军营的过程中，黄泥涌的农田排水系统遭到破坏，低洼地区成了蚊虫滋生的理想温床。

大量外籍军民很快被疟疾、霍乱和伤寒感染。再加上，远道而来参与鸦片战争的英军无法适应炎热潮湿的天气，故当时的死亡率极高，大多活英国士兵活不到31岁。

于是，英国当地开始用“why don't you go to Hong Kong”，来诅咒人“你怎么不去死”。

丨疟疾肆虐后，黄泥涌人烟日渐稀少，只剩苔藓和杂草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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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伊始，觅地安葬染病死去的英军成了当务之急。

英国人决定另觅营地，同时将这片不详的“发烧沼泽”辟为坟场，并取名“快活谷”。

丨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是全港乃至全国第一座现代公墓，里面一派庭院式设计的景致。

军医爱德华 ·克里在1841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可怜的老布罗迪，今天下午葬在香港的新墓地‘快活谷’里。”

两天后，克里医生又记录了第二场葬礼：“我的另一位朋友，第18团副官威尔逊，刚刚从广州赶来，毙于莫名高热，葬于布罗迪之旁。”

丨战舰 Freya 号的舰长 Paul Kupfer 于1881年死于心脏病，享年39岁，入葬香港坟场。

与此同时，殖民地政府为了慰藉在港英人的思乡愁绪，决定在香港兴建跑马场。

1844年，殖民地政府强制购买了坟场对面的一片农田。很快，稻田被清理干净，溪流被抽干，“水深廿呎的地方变成了道路”，赛马开始了。

当地人失去了世代以来赖以为生的土地，只好流落到市区做苦力。Richard Collinson中尉在2月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政府显然不关心中国人。”

丨一张香港坟场与跑马场的全景式明信片，远方可见礼顿山及铜锣湾东角。

就这样，坟场和马场比邻而建。墓碑前的泥地上，有时布满了马的脚印。

而“跑马地”的英文译名“Happy Valley”，“快活”之名实际上与跑马无涉，而是源自旁边的“快活谷”坟场。

丨当时的一场赛马记录。

据一名驻港英军的记录，1850年代初，“在七、八月，每天有三具尸体运往这里。很多同胞被葬在看台对面，赛道旁边的墓地里。”

山坡的低位很快被填满。“尸体不断往更高的山坡上播种”，坟场在1850年代中叶便告爆满。

华人与乱葬岗

与此相比，早期来港模造和建设的华人劳工，虽然同样染病死亡，而境况却大不相同。

除了驻港英军外，早年葬于香港坟场的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传教士。而香港的“一般华人”，是不能下葬在香港坟场的。

据当时的立法局华人代表刘铸伯所说，能安葬于此的，“大都是华人社会的上层人士，在香港出生、拥有英籍、与英人社会存在密切关联”。

丨早年能下葬香港坟场的多是英国军官，华人屈指可数。

1850年代后期，殖民地政府陆续为外籍人士和少数族裔设立墓园，大都布置得如花园般漂亮，看起来像是“大英帝国最美丽而忧郁的一亩土地”。

而惟独华人坟场的设置计划始终未见踪影。

丨殖民地政府设立的袄教坟场，比邻香港坟场而建。

彼时，殖民地政府实行华洋分治，对华人社会的管理大多不闻不问。社会界限森严，外国人主要聚居在太平山山顶。

而华人不允许住在山上，只能住在山腳。

丨约1920年太平山山顶的洋人聚居区，附近的洋房美轮美奂。

集体墓葬的“坟场”和“墓园”，是西方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舶来货”，对于港岛乃至全国来说，都是闻所未闻。

大多数华人依旧沿袭开埠前的传统，死后在山坡找一处“风水地”落葬。

于是，当时大部分的乱葬岗，也都集中于华人聚居的上环山脚一带。

丨太平山脚华人聚居区鼠疫频发，街道空无一人。

然而，开埠数年间，翻天覆地的改变遽然而至。

1851年，港岛人口升至三万三千，绝大多数是从珠三角地区来港谋生的贫苦劳工。另一方面，从1840年代末起，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华人经香港前往外地谋生。

丨1874年甲戌风灾，香港2000多人死亡。图见码头损毁严重。

华人劳工的人口不断增长，殖民地政府又没有认真关心他们的殉葬事宜，一时间，“岛上举目尽是山坟”。而解决问题的曙光，最后由一封报章投函而起。

1856年，《德臣西报》有读者投诉：瘟疫流行，华人大量死亡，因草草下葬，深不及二呎，且大都没有盖上棺木。遇到大雨，尸体被冲到马路旁。使路人不安，更污染了水源。

各方压力之下，殖民地政府在该年6月，以“防止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为由，提出开埠以来第一项针对华人的殓葬法，并在当时人烟杳少的山头开辟了华人坟场，由英国人集中管理。

丨在华人殓葬法推出前，不少自发组织的义庄、义冢，为来港谋生的华人义务保存遗体。图为“遭风义冢”，这里埋葬了部分在甲戌风灾中丧生的灾民。

当局又规定，“政府可随时收回土地或用作他途，指令捡拾骸骨迁葬他处”。即是说，所有已设置的华人坟场，只属临时性质，政府可以随时收回。

对重视先人坟茔安宁的华人来说，这自然是“为难人”。

因此，直到十九世纪末，也没有一位“有体面”的华人选择死后在港下葬。葬于香港的华人，大都是无力又无奈的底层劳工。

丨约1905年，仵工把棺材入葬的情形。图右说明是：“死者为贫民，下葬时没有任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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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世纪后，华人社会人口由十三、四万，倍增至48万。越来越多华人富商，希望在香港落地生根。对香港缺乏一处合意的葬地，他们当然清楚不过。

抱着“返乡无望”的心态，中上阶层要求一块土地让自己在百年归老后永久安葬的呼声越来越高。

丨香港坟场内一座中西合璧的华人墓碑（图右），十字架的数轴上刻有逝者的姓名，下方亦按照中式墓葬传统，镶有逝者的照片。

华人领袖的请愿声此起彼伏。

在庞大的舆论压力下，1909年，香港坟场辟出一处较偏僻的角落，容许非信奉基督教的华人下葬。

1913年，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也争取到上述权利。自此，落地生根又没有改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华人，大多安葬于此。

丨有人说，在香港坟场，连死亡都是一种跨文化的体验。香港坟场内一座华人墓碑上，既有基督教的十字架元素，又置有一座香炉供中式传统祭拜。

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多由华人自己管理的坟场陆续设立。

“港九各处是坟场，总有一间系左近”，形容的是香港居民与全港100多个长眠之所，比邻而居的“亲密感”。

从南来避乱的华人，到模造香港的平民百姓，一个个墓碑，无言盛载着一段难以言说的故事。

丨鸟瞰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21世纪，无地彷徨

九七回归后，“驻港英军”成为历史名词。殖民地的岁月记忆渐渐淡去，坟场亦慢慢变得无碍。

而坐落着全港第一座坟场的跑马地，已不再是沼泽和农地，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豪宅云集的中产住宅区。

丨1920年3月，黄泥涌村被拆除。两年后，有轨电车开进了跑马场。逐渐地，这里成为住宅开发的热门选址。

然而，自2016年开始，由于住房用地紧缺，这里也开始出现“劏房”新盘。

同样拥堵的，还有墓地间隔。想寻得一方埋骨之所，香港市民只能见缝插针。

富人买炒贵了的骨灰龛位，市井细民则申请政府骨灰坛，但轮候时，免不了要在外“漂泊一番”。只是现在，随着一些私营龛场被查撤，一方窄窄的龛位也出现了“土地短缺”的难题。

丨在全球最密集的都市，连死亡也逃脱不了拥挤。

丨坟山与一排密集的公寓楼遥想对望。

丨像中药店抽屉一样排满了一整片墙的骨灰龛，目前的售价从10万到170万港元不等，让很多人深感“死不起”。

为了寻找足够的空间来容纳生与死，人们不断作出努力与妥协。从久居其中直不起腰的“棺材房”，到排队四年也未必能等来的A4纸大小的骨灰龛。

只是，一想到要将至亲扬于风中，撒于土里，又实在情怯。

丨 继海葬和花园葬之后，香港设计师又于2012年提出的“海上龛场”计划，构想出一个能容纳37万个骨灰龛的浮动平台，但至今仍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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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时，曾有一位术士诗人预测香港的未来：“深夜繁星一片灿烂，万千船只往来其港。”

在今天看来，港岛确如寓言一样，从荒凉的村落蜕变成了繁华的商港。而令预言家始料未及的，是720万人口的“无地彷徨”。

丨囿于地皮金贵，如今香港坟场已停止接纳，主要的用途主要是供剧集取景和游客导赏。

就像一百多年前的香港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在夹缝里生存的人们也无法选择生在何地，更不知道，自己要“死在何处”。

“死有葬身之地”的请愿还在继续，唯有地下的居民早已长眠于此，任城市的风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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