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仁珪：从启功现象说起（一）｜【京师学案】

从启功现象说起（一）

文化名人受到一些人的追捧并不少见，但能像启功先生那样受到各阶层、各领域的广泛热爱实属罕见。上到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常与他交往；中到很多文化界的同仁都心悦诚服地把他视为文学艺术界的达人，与之倾盖相交；辈分稍晚一些的也“但愿一识韩荆州”，希冀能得到他的提携与指点；下到很多普通市民以至引车卖浆者流，也都闻风而动，愿一睹其风采；至于他的学生更无不以受教于门下而终生为荣。启功先生也确能以他的多才多艺、博学广识、平易近人、谦逊风趣博得他们由衷的赞许。这正应了了苏东坡颇为自诩的那句话：“（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的乞儿。”我们不妨把这种情况称为“启功现象”。

这种现象大约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启先生的好友黄苗子先生有这样精彩地记叙：“那时我搬到芳嘉园，和王世襄兄住在一起，启老和世襄兄深交，就得以时相过从。只要听到隔墙一片‘京油子’腔，一阵爽朗的笑，就知道启先生驾到。……世襄兄善治螃蟹，秋镫持螯，听启先生从三坟五典吹到蚊子苍蝇，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平生至乐。”（《杂说启先生》）1958年启先生被补划为“右派”后，生计也变得十分拮据，被迫投靠小乘巷内弟家，蜗居在仅十几米的破厢房中，但他仍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颜回）也不改其乐”。（《论语·庸也》）而了解他的亲朋好友，仍过从如故，或围炉夜谈，或杯酒论文，破烂不堪的小乘巷一时竟变成“何陋之有”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艺沙龙。而启先生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自己几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化大革命”的初中期，启先生经常奉命替别人抄写大字报，但一些喜爱书法的学生，居然不顾危险偷偷把这些大字报撕下珍藏起来，甚至明确请求启先生教他们书法，于是“启体”书风开始慢慢流行。中后期，启先生是在借调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度过的，相比外边的浩劫，这里相对平静一些，启先生的临时宿舍又成为史学界专家和书画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听启先生说古，看启先生挥毫，随手而为的书画一时成为人们争先恐后的收藏品。

启功先生书法作品

如果说“文革”前的“启功热”还是局部的、口耳相传的，那么到“文革后”，当一切压制启先生聪明才气的不实之词、莫名之罪，诸如“封建余孽”、“右派分子”被彻底清除后，启先生的才华才得以充分的释放， 45 33106 45 15089 0 0 3755 0 0:00:08 0:00:04 0:00:04 3755气也随之陡然飘红，于是“启功热”的热度和传播的广度也随着这迟到的春天，像春潮般涌动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广，追随者也越来越多，不但于学界如此，就是稍关切学术的普通人也都耳详能熟，一时间成为圈内外津津乐道的人物。启先生早就声称自己“少无宦情”，从不想成名成家，并以“无‘家’可成”自称，但架不住他确有真才实学，人望极高，所以各种名家头衔纷至沓来，挡也挡不住，推也推不脱：多届的政协常委，书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佛协、故宫、民委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各种桂冠都从天而降，大有招架不住之势。连启先生自己都意想不到，只好戏称自己是“贼星发亮”。在这期间，启先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文化教育事业中，带学生，出专著，办展览，搞学术研究，搞书法创作，搞书画鉴定，行踪遍及全国及港澳，甚至海外，如多次到新加坡、韩国、日本办书画展，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各大博物馆进行文物鉴定和学术交流，俨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的形象大使，“启功热”也随之从国内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启功之热”也悄然发展为“启功之学”，各界纷纷举办启先生有关语言、文学、文字、书法等众多学科的学术研讨会，想要一探启先生的学术成就到底有多么博大精深。

“启功热”的高潮出现在他逝世前后。2005年6月30日启先生于北京逝世。为接待全国各地、各界的吊唁者，北师大特把三层大楼的“英东学术会堂”设为灵堂。据不完全统计，不到一周内，除师大广大师生外，就有7000余人专程从全国各地、以至海外前来吊唁。接着，在八宝山举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又有大致相同数目的人由各地赶来为启先生送行。那时，英东会堂的大厅、报告厅、走廊，八宝山遗体告别厅及外边的树林、围墙都成为鲜花和挽联的海洋。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哀荣之盛，对于一个普通文人来说实属罕见。不但挽联、唁电接踵而至，纪念和研究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刊物，仅几个月的时间，总文字量估计就达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启功热”之热度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一热度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启先生逝世后，每当冥诞或忌日总会有纪念活动，厚厚的纪念文集出了好几部，文章数量当以数百计。启先生书画的市场价格始终坚挺，牢牢占据同业的前列。启功书院、启功研究会陆续在北京成立，即使远处边陲的内蒙和新疆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或组织。电影《启功》、话剧《启功》陆续上演，有关启功的段子也成为网上的热络。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启先生的墓地，不但每逢清明节就堆满了鲜花，即使在平日也常有人前来祭奠，特别是一些外地来京者。笔者曾多次陪同他们，并有诗为证：“每来祭奠每难忘，总见鲜花簇路旁。白雪皑皑尤耀目，秋风瑟瑟尚飘香。仪容不远人争仰，桃李无言蹊自长。又是清明凭吊日，小诗一首寄仙乡。”

电影《启功》海报

笔者回顾这种以“启功热”为表象的“启功现象”，绝非只想沉醉于对启功个人的膜拜之中，因为这不仅仅是如何评价个人的问题。众所周知，“文革”及“文革”前，是一个英雄模范倍出的时代，但那时的英雄模范几乎只限于工农兵。“文革”之后，知识分子才走上社会舞台的中心，其杰出人物才加入到被景仰的行列之中，诸如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人、人文界的启功等人，这就是一种进步。而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代文化的进步也需要不断有这样旗帜性的人物去引领，我们应该顺应并推动这种进步。在强调建设传统文化工程的当前，我们尤应如此。对“启功现象”的回顾正是为了对这种现象进行更理性的思考，从而顺应并推动人文科学的进步。

那么，从这种思考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发呢？

 - 未完待续 - 

原刊于《中国文化》2017年春季号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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