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 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

［引用格式］周天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J].财经问题研究，2020,（7）.

《财经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栏目优先出版文章

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 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
辽宁  大连  116025）

作者简介：周天勇（1958-）,男,青海民和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E-mail:[e-mail]

摘   要：

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有许多限定和暗含的条件，体现的是严格的市场经济标准，中国在政府支出与企业资本投入分配、资金供给竞争中性、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土地要素配置、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和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等方面与假设条件存在较大偏差，实际是这些方面体制的扭曲。因此，可用这些市场经济假设条件“应有但没有，应有多少但没有那么多、或者比应有的多” 的还原逻辑，分析体制扭曲导致的产出损失，以及收入、消费与生产过剩的关系，将改革红利模糊的定性“猜测”变为量化测度。本文估算了理顺各项体制扭曲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以及2020—2035年形成国民产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环境需要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应有的增速。研究发现，应当继续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快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满足八亿多农村居民和目前城镇非户籍居民对工业品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延长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工业化时间。以前20年人口增长影响后20年经济增长的定律看，如果不进行有关方面的改革，中国难以在2035年前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分低高力度不同方案进行配套改革，则可以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获得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的改革，是还原土地要素市场交易配置和土地资本化。

关键词：

要素配置市场化；假设条件还原；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潜能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研究”（17BJL002）

一、 引   言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经济学界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时，由于出口需求回落和投资需求刺激乏力，摆脱了过去凯恩斯需求决定增长和需求侧国民经济管理的分析思路，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索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分析方法，意味着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的转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相继写进了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告中^[1-2]。从近年来采用这一方法包括一些改进和扩展的索洛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看，经济学界主要集中在中国TFP低下和经济增速下降原因的讨论以及未来经济增速的预判、改革的思路及其政策建议等两个方面。

白重恩和张琼^[3-4]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和TFP增速的双重下降。因此，财政政策方面，从投资扩张转向减税降费，并加大教育和扶贫的投入；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改革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本等重要资源配置模式，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应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实现优胜劣汰；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新进人口子女教育和农村土地退出等体制。刘世锦等^[5]强调中国投入产出关系变化决定发展的不同阶段，认为2007年以来TFP增速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客观下降的阶段。对于未来经济增速，刘世锦^[6]认为，2018—2020年GDP增速达到6.3%就可以实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经济增速在5%—6%，可能是5%，也可能在4.5%—5%。在改革中，效率提高的重点应放在生产部门内部要素配置的改善方面；在技术进步方面，应当继续引进和吸收新技术，并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就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景气方面，李平等^[7]对一些文献就中国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测进行了综述，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两类：林毅夫^[8]、姚洋^[9]、李善同和刘云忠^[10]与Zhang 和 Wang^[11]等保持程度不同的乐观态度；白重恩和张琼^[3]、周天勇等^[12]与Kuijs^[13]等更多地考虑了人口等因素，认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速会下降为中速，有的甚至认为会下降到低速。

需要注意的是，体制和政府干预会扭曲完全市场竞争这一TFP分析的基本条件。一些学者也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制度变迁或政策调整等对资源错配问题的纠正可能是中国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重要源泉^[14-15-16]。但大多数文献都在没有充分讨论模型既定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主要从价格和市场扭曲层面讨论产出损失。基于这样的研究方法，还是不能认识体制扭曲到底造成了多大损失，也不能测算如果进行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到底会带来多少应有的新产出。具体而言，在研读一些用TFP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时，周天勇^[17-18]认为，仍有一些困境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对于现实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潜能的分析，主要来自于教育、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而体制转轨国家，其经济增长潜能应当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其次才是教育等因素的进步，否则会在方法上导致本末倒置。索洛在研究投入产出模型时，将要素投入解释不了经济增长部分视为产出的残差加以猜测，并且后来进一步的研究中将其内生化。体制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改革，在要素投入不变情况下形成“多余”的经济增长部分，就是改革带来的红利。因此，体制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一定时期内改革红利大于教育等进步，是方向性的原则；而将改革增长红利的“猜测”设定为一种分析的逻辑和方法，使其在数量上能够计算，是体制转轨国家改革如何布局实践所要求的，也是经济学者应当承担的重要任务。

第二，由于TFP模型假定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人口和要素较为充分和自由的流动，并通过市场交易和调节进行配置，要素能够实现价值表达。而目前中国土地要素配置明显存在着二元体制特征：一是行政垄断的土地市场和与之相关的房屋开发、建造和销售单一渠道供给，不断地抬高不动产的价格。二是大量农村和城镇各类集体土地和城镇中的划拨和低价土地限制其市场交易，大规模的土地没有价值化、资产化和货币化。后者在判断其符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方面，不是数量上进展如何，而是根本就没有市场配置这一机制。

 第三，虽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程度相对高一些，但是，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教育、医疗、住宅和土地退出等方面体制的干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存在着获得性和价格方面的歧视，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

 第四，TFP模型是一个供给侧的分析工具，基本理念是竞争出清市场和平衡供需。它还暗含的一个假定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但是，如果政府过度干预要素流动和收入分配，如长期经济主力人口过度收缩导致20年后居民收入和消费相对于已有产能的萎缩，税负过高可能使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户籍管制阻碍了低就业和低收入领域劳动力向高就业和较高收入领域转移，高地价和高房价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转移及挤出，无疑会形成居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与产出之间的不平衡。此时，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定条件可能是不成立的。如何看待在市场需求不足情况下产能过剩造成的产出损失？笔者认为，这就涉及到自2012年以来，TFP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原因的认识：是技术进步放缓、资源消耗上升、经营管理效率下降所致，还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条件不满足情况下，劳动和资本要素利用不足的产出损失，侵蚀了广义技术进步应有的余值？

 在不考虑模型假设和暗含条件差异下，在利用TFP模型的“正向”计算中，对由于给定或者暗含假设条件不成立造成的各要素产出和TFP损失，大多并不能进行直接的测算和说明。由于模型对经济运行的模拟，是市场决定要素配置下投入和产出增长的因果和轨迹，在这样的分析范式下，模型计算的内容，无法就体制扭曲性因素直接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要做些什么，分析论证与政策含义间的对应性可能较为模糊。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以及潜在增长动能等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可能需要拓展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分析途径。

二、假设条件还原法的分析思路和逻辑框架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由市场决定资源和要素配置，推动较理想的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是各方面的共识。然而，各项和各领域不同的改革，究竟能够获得多少经济增长潜能即“改革红利”，就大量的文献来看，定性分析较多但定量分析较少，许多处于“猜测”层面。虽然郭春丽等^[19]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各项体制改革获得经济增长潜能进行了研究，但仍然没有摆脱专家权重打分这样高一级的主观“猜测”方法。实际上，常规TFP模型正向分析可能有所偏差，在理论上主要来自于模型基本假设条件的不满足，实践中则体现为市场配置资源体制的扭曲。

（一）分析思路：假设条件还原就是扭曲体制得到改革

      从要素流动、配置和投入方面分析，中国经济现实不符合索洛模型资源要素配置和利用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资本的投入产出：一是政府可能过度干预了国民收入在政府支出与企业资本投入之间的分配，使索洛模型中的资本投入和存量比假定政府适度干预国民经济少了一部分。二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在土地和资金要素获得性和价格等方面，存在着所有制、资质和授信等歧视。其次，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户籍管制、新进城人口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均等、居住成本较高、农村居住和生产土地退出较难等体制，不同程度地阻碍了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在农村和农业中发生了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淤积。再次，土地的投入产出：土地要素不能由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导致一系列问题：农村土地、城镇和工交水利等划拨土地没有价值表达，是价值隐匿资产；农村居民不能以土地折资为本进行入股和抵押方式等投资和创业；农村土地和城镇企业中的划拨土地，由于不能市场化交易，成为休眠或者“僵尸”资产，社会资金无法投入，银行也无法发放抵押贷款。因此，土地及关联的资金要素不能由市场机制调节在不同产品、行业、城乡间优化分配和自由流动。最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由于生育、迁徙、公共服务、土地等体制和政策，对经济主力人口增长、创业就业机会、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性收入等进行了影响和干扰，形成了收入差距，并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使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条件失效并出现产能过剩。

 假设条件不成立，实际是体制扭曲导致了要素价值表达不充分，或者体制干扰居民收入造成了产出规模与消费需求能力间的缺口，使得要素利用效率下降低。因此，要提高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就应通过体制改革还原和满足市场经济运行应有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认识各种强弱不同的改革方案在获得经济增长潜能上的区别，以及科学评价改革方案选择、力度大小、落实与否、是否达到目标等成效。本文的TFP模型假设条件还原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为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讨论数量化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分析思路，这对体制转型没有完成的国家较为科学地部署和安排其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逻辑框架：条件还原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土地市场化改革所能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笔者一以贯之的思路如下：首先，逻辑起点。发达国家与体制转轨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计算经济增长潜能时，其投入产出模型应有本质的区别，即有些土地要素不允许市场化交易，但会逐步推进其进行市场化改革；提高国土利用率，增加土地要素投入量；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和技术应用等因素不同的是，体制转轨国家主要来自体制改革。因改革是主观推动的，因此，体制转轨国家有不进行改革的自然经济增长和进行改革的潜在经济增长之分。其次，市场经济条件标准化，差距数量化逻辑。一是有无市场经济要求性质的标准。农村土地不允许交易，就是没有。二是数量性质的标准。体制转轨国家的城市化率、农业就业率和宏观税负等数据与同样发展阶段市场经济国家这些数据对比，将其差距化和可计算化；用反实事法计算达不到标准的产出损失，用标准条件还原法计算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再次，改造模型，用反实事法和条件还原法可量化经济增长潜能逻辑。以往的文献大都研究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潜能的影响，而从数量上估计改革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潜能方法没有找到。笔者以市场经济条件标准化、差距化和数量化的思路，用反事实法和条件还原法的逻辑，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初步形成了本文的分析体系。最后，关于推进改革所能获得经济增长潜能实用性的分析逻辑。我们可以讨论各种无懈可击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建立完美的数理模型。但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潜能，推进改革，是一项关乎中国未来经济命运较为紧迫的研究。如果很长时期才能讨论出完美的模型，改革可能等不了这样长的时间。这样，本文就中国未来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改革情景，在下述的逻辑框架中展开问题的讨论：

第一，总体来看，在条件还原和体制改革能够获得多少经济增长潜能方面，需要对“不进行体制改革，或者体制改革不能被顺利落实和完成”情况下未来动态经济增长的预测。还原不对生育干预下的自然经济增速，描述前20年生育干预下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对未来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以此为基准和参照，观察总体和每项假设条件还原性体制改革，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潜能，以及加上新改革潜能后的国民经济增速。

第二，在方法论上，探讨各项改革能够获得经济增长潜能的分布结构需要考虑各假设条件不成立的偏差有多大，也就意味着各假设条件还原应有的参照系，并且将其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条件要求标准化。具体而言：首先，资本投入产出方面，就国民收入在政府支出分配与在企业资本配置方面，以人均GDP同样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为参照系，如果过高就意味着政府干预过度，多分配了应该为企业资本的部分；以不同发展水平上的适度宏观税负作为标准，进行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减税降费改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要素供给的竞争中性是市场经济的另一准则，测算土地和资本要素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配置方面缺乏竞争中性产生的损失。其次，在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以同样人均GDP发展阶段，且文化传统、政治与经济组合、经济发展战略、土地制度改革历史、人均土地资源等相近国家和地区为参照系，以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率为标准，判断有关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体制方面的偏差，并设置为改革要达到的应有条件。最后，在土地要素价值表达和配置方面，以其是不是可以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能不能有价值表达作为参照系，讨论目前由于限制土地要素市场交易，在农村和城镇中隐匿的土地价值，并计算由于不能交易体现价值、不能以地为本投资创业和土地资源闲置等财富和资本的损失。

第三，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条件还原方面，以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为参照系，计算政府对人口生育、迁徙流动、土地财产性和以地为本创业等方面干预造成的收入损失，以及对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影响，计算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与产能供给的不平衡，并考虑进行有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体制改革。

三、体制扭曲损失与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

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主要分析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扭曲带来的产出损失，以及按照要素市场化配置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等内容。

（一）未来中国经济的基准增长状态测算

为把握未来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本文参照周天勇^[20]的研究，先考察中国1973—199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对1993—2016年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其回归关系式为：

（1）¹

为验证这一经济关系式（1），我们回归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1961—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对1981—2018年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其回归关系式为：

（2）²

     根据上述关系式（1）和式（2），不同的人口增长率从高到低国家，一般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而且，20年前人口增长上行或者下行，显著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的上行或者下行^[12]。我们又以未来投入劳动力、资本以及人口消费收缩发生的动态资本出清率，构建了劳动力可就业人数减少状态下内生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3）：

（3）

除了其他变量和参数见脚注说明外，特别需要解释的是资本出清率a。从可就业劳动力持续减少影响国民经济的传导机制和过程看，首先使其可就业的劳动力规模收缩，应有的创业就业减少，使应有的居民消费需求相对削减，造成生产能力不断过剩和动态GDP产出损失^[21]。人口规模和结构是消费规模和结构的基础，消费需求通过劳动力创业就业收入形成的有支付能力去购买而实现。当人口和可就业劳动力规模相对收缩和结构相对老化时，生产能力也要在规模上收缩，结构上调整^[21]。因此，我们将可就业劳动力最多时定为100%，而动态变化的可就业劳动力缩减率用资本出清率表示。表1给出了三种方法估算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除了其他变量和参数见脚注说明外，特别需要解释的是资本出清率a。从可就业劳动力持续减少影响国民经济的传导机制和过程看，首先使其可就业的劳动力规模收缩，应有的创业就业减少，使应有的居民消费需求相对削减，造成生产能力不断过剩和动态GDP产出损失^[21]。人口规模和结构是消费规模和结构的基础，消费需求通过劳动力创业就业收入形成的有支付能力去购买而实现。当人口和可就业劳动力规模相对收缩和结构相对老化时，生产能力也要在规模上收缩，结构上调整^[21]。因此，我们将可就业劳动力最多时定为100%，而动态变化的可就业劳动力缩减率用资本出清率表示。表1给出了三种方法估算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表1 三种算法估算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³

由表1可知，首先，2020—2035年，如果前20年再多有一些人口，还原能够达到先富后老应有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即使有其他体制扭曲的存在，中国经济未来还是会以平均6.77%的速度增长16年。无疑会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2025年以前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次，无论是用20年前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定律看，还是用索洛模型推算，由于未来人口增长放缓和可用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长率从3.50%下降到2.42%，年平均速度在2.84%水平上。

根据世界银行1988—2018年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门槛值均值为2.47%，如果无大的其他方面的重大措施，2035年前将会一直在高收入国家门槛外徘徊。如果考虑严重老龄化趋势、养老成本上升、通货膨胀、汇率不确定等因素，特别是过去人口统计数据是不是准确，可能会使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更大，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难度较大。但是，如果通过改革一些重大经济投入产出和增长的制约性体制，也即还原一些重要的市场经济体系假设条件，会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潜能，尽最大可能推动未来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也可以使中国在未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资本配置体制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

1.降低宏观税负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和税收向中央政府集中的力度，中后期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征收保险金，同时土地使用从政府无偿划拨逐步改革为协议和“招拍挂”出让，政府部门收取的各种费项通过收支两条线合法化，致使宏观税负率从1995年最低时的16.45%，上升到2013年最高时的38.27%，2018年下降为36.00%。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率降低到了33.40%，体制转轨国家的宏观税负率为29.10%。2018年中国宏观税负率分别比2017年发展中国家、新兴和中等收入国家、体制转轨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00、8.54和6.9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⁴那么，中国宏观税负率到底多少合适呢？2018年中国GDP为900 309亿元，虽然经济总规模较大，人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最低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从“人均GDP水平越高，税负承受能力越强；反之则会越低越弱”的角度，比照世界体制转型国家和新兴及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将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养老等考虑进去，并精简国家治理机构、事业单位及冗员支出，在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宏观税负率也以最多不超过GDP的30%为宜。以此参照，2018年政府从GDP中多分配54 019亿元。

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将假设条件还原分析政府减税降费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将错配的税费还原给企业用于投资和资本积累，得到：

  （4）

      其中，还原给企业的资本ΔK₁=GDP×(TR-TR₀)×BR,TR为当年实际宏观税负率，TR₀为应有宏观税负,BR为政府收入中来自企业交纳的税收、费项和基金等的比重。

在式（3）的基础上，计算得到政府减税降费的经济增长效应为：

（5）

     由于政府收入的85%来自于企业交纳的税收、费项和基金等，即BR=85%，则企业应该投入而未能投入的资本ΔK₁=45 916亿元。一般而言，采用TFP模型计算得到的中国近年的资本回报率为15%，主要是产能过剩导致要素利用率不足所致。本文将此设为最低值，考虑资本生产率低、中、高为15%、25%和35%三种情形，取中位数得到b=25%^[27]，代入式（5）可得2018年企业应投入而因政府过多分配未投入资本ΔK₁的产出ΔY₁为11 479亿元，产出损失占当年GDP的1.28%。

从中国未来减税、降低社保费率和清理收费的改革角度分析，考虑到承受能力，一年内将宏观税负率降到30%的可能性不大，需要分三年进行。减税目标为一年降低两个百分点，假定减税费的85%进入企业的资本积累，并且改革后市场需求环境得到改善，资本产出率确定为25%。

假设从2019年开始减税降费，三年时间宏观税负降低到合理水平，需要减税共计61 048亿元，推动2019—2021年三年中国GDP年均增速平均加快0.43个百分点。

虽然减税降费获得的年均经济增长潜能并不大，但是，由于企业在市场需求萎缩时，高成本无法通过价格上涨、生产规模扩大和薄利多销等转移，会形成倒闭潮。因此，降低宏观税负，是不得不实施和推进的体制改革。而且，三年持续减税，可以避免一年减税造成的第二年、第三年增速递减过大问题，可以与其他要素配置体制改革深化加以接续，促使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2.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资本错配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

在资金要素供给和价格方面，民营企业为市场竞争性获得；而银行和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的供给，则授信容易、优惠多、价格低和额度大。本文将前者的资金投入产出效率视为市场经济标准，假定还原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享受同样的利率水平状态，则存在着利率乘以信贷规模的损失，而且国有企业对其他（除债券以外）应付债务也存在着赖利（低利和无利）性质的占用。将其还原可得：

 （6）

      其中，ΔY₂为资本要素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配置改善带来GDP变动，ΔA₁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配置改善获得的TFP，且有ΔY₂=ΔA₁/A×Y。从权益资本的产出效率看，也存在着民营企业高而国有企业低的情况。如果还原资本要素由市场竞争中性配置，国有企业比重合理，则债务资金和股权资本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错配形成的损失为：

（7）

      其中，GDZ为国有企业负债资产，GL为负债资产中贷款所占比重，PIR和GIR分别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贷款成本，CPZ为国有企业权益资产，PCR和GCR分别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银行资金贷款分配比重大致为60%贷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得到了25%，国有企业负债中至少有60%为银行贷款。2018年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 787 482.90亿元，负债总额为1 156 474.80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631 008.10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降成本”调研综合组^[28]的抽样调研结果，国有企业银行贷款成本在4.4%—4.7%，而民营企业则在6.10%—6.80%。企业资本中净资产收益率国有企业为3.50%^[29]，民营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4.33%，⁵本文考虑大部分民营大中型企业，将其下调为10%。将上述数据代入式（7）得到ΔY₂，低59 248.00亿元，高63 538.00亿元，其损失占2018年GDP的比重低为6.58%，高为7.06%，资金供给错配造成的损失还是很大的。

3.资本配置体制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预测

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资本要素配置从歧视性供给还原向竞争中性体制改革，银行和资本市场对不同所有制的贷款和债券资金供给比重，从目前的国有企业占60%、民营企业占25%，⁶通过16年的时间，按照贷款和债券年均低增长5%方案或高增长9%方案，比重逐步向国有企业15%和民营企业75%改善，每年股权资本向民营企业调整2.6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贷款成本差仍假定为2.10%；1980—2017年，国有企业权益资产年均增长率低力度改革方案为8%，高力度改革方案为10%，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资产从占比60%降低到15%^[31-32]，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之差为6.50%。资本边际收益率假定从目前的100%下降为2035年的50%。

     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分摊到未来16年，每年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并不大。按照低力度改革方案和高力度改革方案，包括剩下两年减税降费的经济增长潜能，每年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如图1所示。

图1  资本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预测

（三）人口淤积与劳动力错配还原的经济增长潜能

本部分将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及农业、非农业中的错配还原，以估计城市化滞后和农业劳动力淤积造成的产出损失。本文再次基于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索洛残差法计算TFP的基础上，认为在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既定的情形下，TFP的提高可以由体制改革、市场化等引致，即索洛残差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增进、规模效应以及改革绩效等。因此，针对人口淤积与劳动力错配的体制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均可以放入索洛残差中，如式（8）所示。

（8）

     其中， ΔA₂为劳动力错配改善的TFP贡献，由此所产生的经济增长贡献为：

（9）

       对于ΔA₂的科学计算至关重要。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城镇居民劳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农村居民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淤积在农业中应该转移而没有转移的劳动力，就是劳动力错配造成的居民总收入减少，可以视为经济产出损失，即：

（10）

      其中，ΔA₂为劳动力配置改善获得的经济增长率，FLR_r为实际农业劳动力就业率，FLR_s为应有农业劳动力就业率，L_e为劳动力就业率；CPR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CP为城镇常住居民总人口，CL为城镇就业劳动力数，FPR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FP为农村常住居民总人口数，FL为农村就业劳动力数。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12 500美元，参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均GDP为12 500美元发展水平时，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率当在15%左右。再充分考虑到时代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手段和生产内容等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农村劳动力多而平均耕地少的基本国情，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最多也不应超过10%。本文较保守地估计正常市场化进程农业劳动力就业率为12%，而2018年农业劳动力实际就业率为26.11%，劳动力错配率为14.1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总人口为139 538万人，就业劳动力为77 586万人。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为83 137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 251元，居民总收入为326 321亿元，就业劳动力为43 419万人，劳均工资、创业和投资等可支配收入为75 156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4 617元，农村常住居民为56 401万人，可支配总收入为82 441亿元，就业劳动力为34 167万人，劳均农业（包括兼业）及农村其他行业工资和创业等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4 129元。

       将上述数据代入式（10）得到ΔY₃=55 861亿元，约为2018年GDP的6.20%。

如果在未来，将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和农业及非农业中进行市场经济条件的还原改革，废除户籍管理体制，对新进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医疗保障，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村劳动力能够退出农业和有进入城镇居住创业就业的经济能力。从改革目标来看，我们将城市化率从2018年的51%还原提高到2035年的83%，城镇就业率（ULR）从目前的54.69%还原提高到2035年的8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7年的2.7:1还原缩小到1:1。由于从2012年开始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开始缩减，2018年减少规模达到470万人，集中发生在城镇。因此，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因此，按照上述目标，在式（10）的基础上，可以计算得到2020—2035年城市化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带来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如式（11）所示。

（11）

根据式（11）计算可得，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等有关市场经济条件还原的体制改革，未来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2020—2025年平均为0.50%，2026—2030年平均为0.20%，2031—2035年平均为0.002%，并且从2035年开始转为负值。

（四）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

在一般的索洛模型中，土地不作为要素计入变量。主要是因为一国已经利用的土地是一个固定而不再扩大的量，一般因交易并定价计入了资本项K里，长期来看土地的边际投入递减。

1. 土地要素配置改革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的讨论

对于体制转轨国家，不含土地变量的索洛模型可能存在投入产出测算的缺陷。理由是：首先，前述由于农村、城镇和工矿用地不允许市场交易的二元体制，规模巨大的土地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其价值为零；如果将其改革进行市场化配置，其价值是从零到市场交易价格的释放，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配置改善的巨大潜能。其次，土地与装备资本有着很大的区别。后者由于技术进步而贬值，前者因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而不会贬值；后者到使用的物理年限后报废，前者折旧到年限收回投资后永不灭失而可以零成本永久利用；土地因外部性，如交通条件改善、人口和市场集中而不断升值，而装备资本一般没有这种外部经济性质的溢值。再次，一国可以利用的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是可以变化的，如果比重较低，至少在改造增加可利用土地的阶段，土地是不断增加的，需要在索洛模型的内生要素中加以表达。最后，从家庭财富的结构看，一般来说，住宅等不动产是其最大的部分；从劳动者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购买住宅按揭支出和租房支出通常占一般劳动者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技术进步迭代贬值快，不动产则轻易不会贬值甚至会升值；在许多国家中，房地产业产值的增速往往快于GDP的增速。因此，偏重于广义技术进步TFP大部分来自于教育普及和深化、知识进展和外溢、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技术向产业的转化，与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高，居民支出房租和按揭以及财富中不动产等比重大的实际可能相悖。

有的学者认为，不论现有土地制度缺陷有多大，所有微观个体/企业都会在给定的制度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存在一些体制扭曲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状态的微观基础，即“扭曲均衡”。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状态，即在一个宏观经济系统内部，由土地制度导致的扭曲成分（部门、要素、产品）已经被非扭曲的部分吸收了。这种看法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需要讨论的部分。农村土地在严格禁止交易情况下的大部分利益和产出扭曲，并不能被非扭曲的体制所吸收。在禁止农村土地交易、限制土地使用用途、不供应建设用地指标时，农村居民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农村中建造小产权房、农业观光大棚、小加工厂、乡村客栈和农家乐饭店等。这实际上就是以个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来“纠正”体制扭曲造成的不均衡。这种“不合法”的个体利益冲动的非体制扭曲（夹缝生存的）吸收，是一种无使用财产权、无土地建设使用规划、无建设用地指标、严禁变相交易下的非体制扭曲对体制扭曲的吸收。但是，这两年却遭到了体制扭曲的强力反向“纠正”，在农村范围内，土地体制扭曲上的利益和产出损失，实际上无法由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非体制扭曲加以吸收。

  为什么中国农村的GDP产出被抑制和隐匿？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体制转轨国家的许多土地，因为限制交易而不能定价且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其没有登记在各经济主体价值核算的资产台账中。禁止土地交易，没有交易收入；不能通过定价而作为资本作价投入，或者吸收资本进入，也防碍了土地本身和其组合资本投入的产出。因此，农村土地和城镇工矿闲置土地本应有的GDP产出被大规模地抑制和隐匿了。若政府对土地进行交易管制，不让某类土地交易时，土地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实际占有者，也不能通过交易实现其财产性收入。市场既不能传递价格信号也不能调节土地供求刘成敏，使得与这些土地有关的经济活动无法确定生产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率，由此出现了土地、资本及劳动力要素之间组合的障碍、扭曲和低效率，从而无法合理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要比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体制获得经济增长潜能大的内在原因。

2. 限制土地市场交易的产出损失⁷

限制市场交易配置的土地有农村的大部分土地以及城镇中企业和事业单位等使用的土地。关于中国目前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周天勇^[17-18]已经在有关论文中详细地阐述了，这里不再赘述。

（1）限制农村土地交易的损失和以地为本创业受到干预的产出损失

先讨论农村限制土地交易的损失。表2给出了2017年农村集体各类土地面积及其潜在价值。

表2  2017年农村集体各类土地面积及潜在价值

数据来源：中国自然资源部网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农业部网站等和作者的估算。

农村耕地、林地、草原、园地、村庄用地、乡所用地和建制镇土地等，2019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前，在正式法律法规上不允许其交易。这次修法也只是放开了其他建设用地部分，并有符合规划才能进入用地市场的限制，而耕地、林地和宅地等仍然不允许交易。不能交易的农村土地性质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是市场经济中的财富资产和投入生产中的资本，没有价值或者价值被隐匿淹没，从投资方面讲是休眠或者僵尸资产。此外，其不能交易再配置，也就不会有土地要素再配置改善获得的价值形态的TFP。本文还原土地可以由市场交易配置获得的TFP增进和经济经济增长潜能，即：

（12）

       其中，ΔY₄为土地交易时形成的价值，ΔA₃为土地通过交易再配置改善获得的TFP。

      如前所述，由于土地要素稀缺性、外部经济溢值性、投入积累性和非折旧性等，在交易和长期租金提前一次性收取时的（产出）收入体现。因此，可以采用如式（13）所示的形式计算ΔY₄。

（13）

其中，LZ为土地资产，TR为土地交易率。

本文还原农村土地以由市场交易配置，假如每年仅有0.50%的土地能够交易，将表2的农村土地总价值代入式（13）计算，则2017年可形成经济增长潜能为23 670亿元，为当年GDP的2.98%。

    再讨论农村土地不是资本的产出损失。依据未改革前的有关法律法规，农村居民不能以土地为本、折资入股和抵押变现等方式进行投资和创业。将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比较可得，除了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外，农村居民还缺失了以土地为本的创业收入。这限制了土地作为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结合，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各类产业的投入和产出水平。假设土地要素可以交易定价，进入生产函数，为资本 ΔK₂，⁸则可以解得土地资本化后形成的新产出ΔY₄，或者还原农村土地是资本要素假设条件下的产出损失为：

（14）

      其中，ΔK₂=LZ×LKR,LKR为土地资本化率。进一步整理得到式（15）：

（15）

    2017年，假设已经有10%的农村土地作为资本，包括农村以土地为本、折资入股和抵押变现等方式进行投资和创业。同时，假设因土地不能资本化，如闲置、碎片、小规模和资本投入不足等，体制还原与没有还原土地生产率之差为10%，则2017年农村土地以资本方式投资和创业所损失的产出ΔY₅=473.4万亿元×0.1×0.1=47 340亿元，限制农村土地成为资本的损失约为2017年GDP的5.96%。中国农村的凋敝，一个关键的原因是限制了农村居民以地为本进行投资和创业。城镇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而农村和农业还在土地要素不能由市场交易配置的行政管制经济时期。

（2）城镇一些土地不能市场交易和再资本化的损失

在工交水利、商业金融、各项事业等领域中，一是国有企事业等单位用地，相当一部分是无偿划拨的，没有包含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特别是投入的资本要素中，价值被隐匿淹没了。二是城镇中法人和自然使用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能由财产使用权所有者卖出和投资者买入，必须交由国土部门出让，而大量国有企事业单位又不愿意交出闲置的土地，也使土地无法通过交易配置改善而实现新增TFP。

由表3可知，城镇以及工交水利用地中，大量使用的是划拨用地，其余是地方政府行政寡头垄断协议和招拍挂出让的土地，按照2017年各种用地的价格，这部分土地的价值约为304.20万亿元。上述城镇用地中，一部分是不可交易土地，如行政、公益、国防和居民社区等用地和可交易土地，如工商金融企业用地，一些可转为企业使用的事业用地；一些行政、公益和国防用地中，由于机构压缩、事业变化、防地调整等可能余出的土地，也可以转变成可交易土地。一部分工交水利用地，价格虽然很低，但是一旦交易，主要是从第二产业用地或者纯粹的交通水利枢纽用地变成商业金融等用地和居住用地，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因此，本文估计城镇和工交水利用地中，按照程度不同总体上有50%为可交易用地，价值约为150万亿元。将其还原为由市场竞争交易，因限制其交易闲置和浪费形成的损失可代入式（13）中进行计算。

表3 2017年城镇、工交和水利建设用地潜在价值

数据来源：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网站和自然资源部网站，价值一栏数据中包括被隐匿淹没的资本部分。

      如果2017年城镇及工交水利建设用土还原应有的交易率为0.50%，则损失的交易额为7 500亿元，为当年GDP的0.90%。实际上，上述土地如果由市场交易进行配置，一些土地交易后可重新投入生产经营成为资本的一部分。而由于限制交易，这部分土地不能作为资本再进入生产和经营活动，也造成了GDP的产出损失。假如现有的城镇和工交水利土地交易放开后，可交易的150万亿元存量土地每年可通过交易和土地股权转让等，资本化率为1%，一些低利用和闲置未利用的土地在生产经营中得到利用或者提高利用率，土地再配置资本化后其资本生产率与未配置时之差保守估计为10%，代入式（14）得到的产出损失为ΔY₅=1 500亿元，为2017年GDP的0.19%。

3. 土地市场交易与资本化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

土地市场交易体制改革的方式，即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和竞争的土地市场，城乡土地可以资产化和资本化，可进一步获得土地配置改善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1）农村土地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的经济增长潜能

  结合式（9）可得未来农村由市场配置土地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为：

（16）

      其中，LPR为土地价格溢值率。

农村居民可以以土地为本、折资入股和抵押变现等方式投资和创业，则每年投入的土地资本为ΔK₃=LZ×LKR×LPR，结合式（16），可得土地资本化的经济增长潜能为：

（17）

由此，本文可以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与资本化条件还原改革，预测未来土地制度改革可能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按照2017年农村土地总资产，假定通过低力度改革方案和高力度改革方案，分别还原农村土地交易率为0.15%和0.25%，土地创业投资资本化率为0.35%和0.50%，土地年溢值率为4%，⁹农村居民将土地折资办企业、入股、抵押等获得贷款投入后，资本生产率为10%。将上述数据代入式（16）和式（17）中，计算未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如图2所示。

（2）城镇一些土地放开交易和再资本化的经济增长潜能

改革城镇和工交水利的土地配置体制，使其还原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改变目前国有存量土地不可由土地使用财产权拥有者或者自然人交易的体制，还原土地要素由市场交易决定配置的条件，将目前国有存量土地要素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配置，使其交易能够表现其资产属性，还原其经济价值。并使土地要素能够成为有效率的资本进入城镇和非农业领域的生产和经营，得到利用并提高利用率，实现有效的投入产出。城镇和工交水利等土地要素的价值体现和产出率的改善，从两个方面形成未来经济增长潜能。本文假定将城镇和工交水利领域中的可交易用地为150万亿元，需要先交由土地管理部门，再由其通过行政垄断出让方式，还原为市场交易方式。设定年土地总资产交易率为0.20%和0.10%高低力度改革两种方案，土地资本化率为0.90%和0.06%，土地资本产出率与原低效土地资本产出率之差为10%，设土地资本边际产出率从2018年的100%下降至2035年的60%，土地价值年溢值率保守估计为5%。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前述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式（16）和资本化的式（17），城镇放开二级土地市场交易和土地再资本化改革，在未来16年，按照低力度改革方案可年均获得0.31%的经济增长潜能，而高力度改革方案可获得年均0.57%的经济增长潜能。

4.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总经济增长潜能预测

城乡综合，通过还原土地要素市场竞争性配置条件，从目前的限制市场交易，改革为由市场交易决定配置，并鼓励以地为本创业和土地资本深化，则未来16年中，国民经济年均会获得较强的经济增长潜能，其经济增长潜能动态稳定，并且长期来看有边际递增的趋势，如图2所示。

图2  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

冯永琦^[33]从数量关系方面分析了中国台湾曾经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容、机制和途径，中国台湾1961—1999年GDP平均增长率为8.90%。他认为，土地问题解决适当或者说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和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力的后劲很强，能够形成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上述经济增长潜能的来源在于，土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实际是农村无价、城镇划拨和城乡低价土地资料货币化的过程。除了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潜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在于，土地资料价值从无到有，或者从极低到合理的价值表达，使国民经济有了一个吸收社会原来超发和中央银行再供应货币的巨大水池。货币附加于原来无价值和低价值的土地资料，经过重新配置后投入有效率的领域，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组合，使许多土地变成了有价值的良性资产。这对支撑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稳住货币供应收缩和促进经济增长、去除农村和国有企业债务杠杆、降低金融体系不良资产比重、吸引外流资金、稳定人民币汇率等，都有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五）改革获得潜能结构分布与总经济增长潜能估计

本文将上述各种改革未来释放经济增长潜能进行汇总，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各种改革未来经济增长潜能分布表  单位：%

由表4分析可得：

第一，减税降费安排的时间2019—2021年三年，年均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为0.43%。2019年减税降费为2万亿元，但是其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可能被中美贸易摩擦、环保和土地整治等成本所抵消。减税降费改革获得经济增长潜能的时间短、比重较小，但由于消费需求萎缩和生产过剩，企业无法以价格上涨、转移成本、规模量化和薄利多销的方式消化税收社保行政收费等高成本，如果不降低税费负担率，相当多的企业可能破产、倒闭和注销，波及就业和社会稳定。因此，通过减税降费使经济主体得到休养生息，关系到稳定并尽力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和保住国家税基等重大国民经济情势，是一项紧迫而必要的改革。资本要素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配置改善，与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亏损国有企业退出、信贷债券股市资金中性供给等体制改革有关。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看，快速改革震动较大，不可能短期内完成；涉及职工安排、债务债权纠纷、企业文化磨合、资产评估高低、政府各部门程序等非常复杂的方方面面。因此，按照国有企业资本占全部企业资本比重调整到合理标准上，笔者认为需要16年左右的时间，年均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在0.29%—0.36%，资本配置体制有关的改革占全部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总潜能的12%—15%。

第二，蔡昉^[34]认为，推进人口迁徙和城市化，户籍改革、新移民教育医疗均等化、政府帮助迁徙人口居住和农村农业等体制改革，进入城镇的人口市民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改善，会带来1—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潜能。包括周天勇^[35]在未进行详细计算前也曾经估计，今后十年左右时间内，每年会带来1.50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潜能。但计算的结果并不如此。虽然人口淤积在农村和劳动力在农业领域错配造成的产出损失很大，但是不可能在很短时期中转移释放出来；同时农村中存在近8 000万没有能力再进入城镇的错过城市化人口^[20]；还有由于未来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经济损失，抵消了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因此，出现了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潜能不显著的状况。人口迁徙和劳动力配置有关体制的改革，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16年中平均为0.22%，占改革释放总经济增长潜能的比重按照低高力度不同的改革方案为7.50%和11.50%。然而，如果因此而不推进户籍等体制改革而放缓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则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更大。

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城乡土地制度改革将是未来国民经济获得经济增长潜能的最大来源，按照低高力度不同的改革方案，分别占到不同力度改革获得总经济增长潜能的73.20%和80.10%，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分别占到不同力度改革获得总经济增长潜能为61.30%和68.20%，并且边际增长潜能稳定略升；2020—2035年，低力度改革方案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增长潜能从1.30%增加到1.51%，高力度改革方案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增长潜能从2.16%增加到2.53%。

第四，从还原2017年和2018年各项体制扭曲损失的静态数据分析，扭曲的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土地和资本要素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错配，包括国民收入在政府支出与企业间分配不当，其造成的产出损失都很大，若一次性改革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带来很可观的经济增长潜能。但是，基于动态的视角，一些改革不可能一年完成，如降低宏观税负到合理水平、土地和资本要素分配体制理顺需要几年时间，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还要十几年的时间，并且其动能是逐年和长期释放的；而如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其动能除了逐年释放以外，因人口相对甚至绝对收缩、结构老龄化等，其配置改善的经济增长潜能被其程度不同的抵消。乐观的是，总体上通过各种假设条件还原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项要素流动、交易等配置体制的改革，在人口因素决定的增长趋势基础之上，在未来的16年时间中，平均获得两个百分点左右的经济增长潜能，从而在这一阶段，支撑和实现国民经济7%—6%—5%的中高速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四、消费与生产的平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还原

如前所述，由于索洛模型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供给侧投入产出模型，其假定市场在政府不过度干预情况下，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然而，在中国现实的国民经济运行中，政府通过干预人口生育、GDP分配、人口迁徙及劳动力流动、土地要素市场化和资本化等，压缩了居民收入，使资本和技术创造的供给不能被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所理想地购买，特别是遇到出口增长不确定和下行及进口加大时，生产能力发生了严重的过剩。在这一部分，笔者采用居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还原法来描述这一机理和过程，对供给能否自动创造需求的假设进行验证。

（一）宏观经济的居民收入还原

1.还原无计划生育时国民经济应有的居民收入

由于中国对人口增长进行行政干预，即计划生育实行时间较长、力度较大，与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自动下降的国家比较，出现了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提前下降，少子化和经济主力人口相对较快收缩，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的局面。本文还原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情况下的那部分居民收入为：

（18）

 其中， ΔFR₁ 为干预人口生育的居民收入损失，DPO和OPO分别为按照标准的人口自然增长趋势应有人口和干预情况下实有人口，POER为人口就业率，POI为居民总收入，WL为就业劳动力人数。

    参照周天勇和王元地^[21]对于1970—2015年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数的测算结果，按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为2.17亿人、2.74亿人和3.17亿人。假定2018年累积减少的人口为2.80亿人，则应当还原的居民收入 ΔFR₁ =79 059亿元，应有但损失的居民收入占2018年GDP的8.78%。

2.还原干预迁徙和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

假设没有对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进行干预，城市化正常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例合理，城镇较高收入水平的人口相对增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缩小，则有：

（19）

其中，ΔFR₂为干预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的居民收入损失，URP为城镇户籍人口，UNP为城镇非户籍人口，URI为城镇户籍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UNI为城镇非户籍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RRP为实有农村人口，SRP为应有农村人口，RRI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8年中国城镇户籍人口为60 517万人，城镇非户籍人口为22 620万人，实有农村人口为56 401万人；城镇户籍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 744元，城镇非户籍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 344元，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 617元。按照中国人均GDP水平，市民化的城市化率应当在71%左右，农村人口应当为40 466万人，城镇户籍人口应当为99 072万人。还原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体制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则应有但没有的居民收入为：ΔFR₂=88 703亿元，为当年GDP的9.85%。

      3.还原干预土地配置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

       先计算土地不能交易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2017年农村土地资产为473.04万亿元，由于农村土地被政府严格控制不能交易，几乎没有交易性财产收入。将假设条件还原，农村土地可以交易，农村居民获得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可以代入式（9）计算，按照交易率为高中低1.5%、1%和0.5%三个水平计算，假定政府税率为30%，因政府对土地交易管制产生的农村居民收入损失如表5所示。

表5 2017年假设条件还原后农村居民应有的收入   

单位：%；亿元

由表5可知，由于土地交易的管制，不仅造成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损失，政府也失去了相关税收。假设2017年农村土地为1%的交易率，应有但没有实现的农村居民收入为33 183亿元，应有但没有实现的政府收入为14 157亿元。

      再计算农民不能以地为本创业和投资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将2017年数据代入式（10）计算，假如有10%的土地资产投入创业和投资，投入资本重整后的土地组合与原土地状况生产率差为10%，其中一半为农村居民土地净收益，则农村居民当年土地创业和投资形成资本获得的收入应当为23 670亿元。则2017年所损失的总收入为：ΔFR₃=33 183亿元+23 670亿元。因为自然资源部没有公布2018年农村各类数据，我们假定农村土地比上年溢值率为4%，2018年农村居民土地交易收入税后收入为34 510亿元；而农村土地面积不变，土地资本产出率差不变仍与2017年一样，则2018年农村居民应有但没有的土地交易和资本收入为58 180亿元，为当年GDP的6.46%。

（二）基于居民收入还原的居民消费能力损失估计

      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还原为：ΔFE=ΔFR×CR，即居民收入损失乘以收入消费率。

    我们按照支出法计算和还原2018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79 095亿元×70.33%（全部居民收入消费率）+（88 703亿元+58 180亿元）×82.94%（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率）=177 452亿元。可惜的是，如果1978年后不干预人口增长，放开户籍和建立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土地要素市场配置，国民经济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合理化，居民有足够的消费需求能力，不可能发生今天生产严重过剩的局面，工业化进程和中高速增长还会有10—15年的时间。

由于人口因素20年内不可逆，除去其造成的消费损失之外，2018年可以还原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村土地配置体制扭曲造成应有但没有的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消费需求规模为121 825亿元。2018年居民总消费占GDP的实际比重为30.77%，还原后居民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应为44.30%，应有但没有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13.53%。

周天勇^[35]的最新研究还发现，行政垄断土地市场的高地价向房屋市场传导，使住宅价格高于合理房价收入比的价格水平；而高房价，又使201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被转移38 296亿元；传导到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消费被挤出30 334亿元，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价格低迷和生产过剩。

（三）还原后消费与产出的平衡

还原应有收入决定的应有消费支出，过剩的产能就可以被利用从而增加工业增长值(ΔIN)于是，均衡的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之中，还原的ΔIN应接近于ΔFE。根据上文计算，应有但没有实现的工业产能ΔIN为121 825亿元。本文再计算工业产能过剩规模：

（20）

其中，SIN为工业产能过剩规模，GDPIN为工业实现增加值，INR为工业产能利用率。

2018年工业实现增加值为366 001亿元，产能利用率为76.5%，产能过剩规模为112 431亿元，潜在工业产能为478 432万元。除了人口因素外，在不干预居民其他收入的情况下，即使不考虑中间品需求，还原应有但没有的消费需求能力121 825亿元＞工业产能规模112 431万元。毫无疑问，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会满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条件。

从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的结构看，体制扭曲主要表现为干预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和非户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付收入分别在14 617万元和23 344万元中低水平上，他们工业品消费还没有满足，消费结构中主要是制造业产品。目前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快速上升，工业化看似结束，主要是与农村居民和城镇常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过低有关。

基于TFP分析的视角，上述结果逻辑地说明了如前所述的政府干预居民收入，使模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定不成立，这样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由于劳动力和资本退出的粘性和时滞，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量没有变化，或者变化小于产出损失变化，要素利用率不足的产出损失侵蚀了广义技术进步获得的余值，这是2012年以来TFP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还原后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和居民消费规模预测

到2035年，将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还原提高到65%，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逐步还原提高到50%，按照不同的GDP增长方案，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低高力度改革方案下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和居民消费规模预测  单位：%；亿元

如前所述，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及城乡与工农之间的差距都很大，低收入人群规模不小，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没有完成，还有至少十余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结构上政府收入增长要慢于GDP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2020—2035年，居民收入应当翻一番半。在此期间，计算的低高两种力度改革方案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4.97%和5.99%，而同期居民收入低高两种力度改革方案年均增速分别为7.14%和8.17%，才能将居民收入还原到占65%和50%的标准。因此，2020—2035年居民消费规模低力度改革方案从34.39万亿元扩大到100.41万亿元，高力度改革方案从34.98万亿元扩大到118.40万亿元，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平衡产能过剩，改变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并且消化一部分关税降低后国外扩大的产品进口，保证未来16年中有一个宽松的国内消费需求环境和条件，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五、结   论

第一，没有重大和针对性部署的改革，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中国对于人口干预力度要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大，从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的定律看，经济主力人口边际递增已经转向了边际递减的阶段，导致总收入边际不断相对收缩，消费需求相对收缩要求已经形成的供给能力不断地出清，政府干预人口过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造成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失效，使经济增长可能长期陷入下行状态。本文基准经济增长率，用国家统计局调整过的总和生育率计算的人口自然增长推算而得。如果用每年1%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计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长期基准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则更大，形势更为严峻。笔者的推断是，如果没有重大和精准的体制改革，没有大的增加要素的战略，依靠经济自然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几乎没有希望。

第二，只要坚决推进和落实改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本文按照各方面一般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标准，改革资源配置体制，以还原优化配置各要素的市场经济条件，来观察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的要素生产率提高、要素配置优化、技术进步、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环境等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将改革红利范畴由定性理念变成可量化的分析工具。因此，本文不是体制既定假设下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测，而是能动地规划改革方案，推进大力度改革使国民经济可能在未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估算。以此做了一个在上述人口与经济增长困境下通过改革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方案。

第三，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最大，是实现未来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笔者针对一些学者的置疑给予了回答：首先，目前劳动力要素货币化已接近完成，未来16年劳动力年均会收缩700万人。其次，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资本边际投入产出下降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国巨额土地要素没有资产化和货币化，放开交易是从零到市场价值的释放；土地要素配置的交易收入，以及其资本化的再投入产出，都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来源。再次，未来从总体上看，从一般消费品小康工业化阶段转向了资产富裕工业化阶段，也即与土地房屋有关的耐用消费品、建筑、装修、家具工业制造，包括与庭院、卫生间、厨房、客厅、卧室有关的其他工业制造、建筑和安装，比重会越来越大。土地要素在资产性工业化中的投入产出贡献会较大。最后，中国要素组合中，劳动力虽然在收缩但比重过大，资本装备在过剩，只有土地要素最短缺。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国土人口密度并不高，已利用土地占总国土面积比重较低，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可以增加土地要素的供给数量。因此，未来16，土地要素配置改善和投入增加是替代和弥补劳动及资本要素支撑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能。

建议在集体所有和国有不变的前提下，城乡土地应明晰和确定各自的土地使用财产权。土地使用年期分耕地和林地、住宅地与经营用地等，分别延长为999年、500年和300年。目前耕地三权分置改革，按照产权结构能够运行、运行效率高和成本低等要求，向所有权和使用财产权两层结构继续深化，农村各类土地均可在城乡统一的市场上竞争性交易。赋予农村居民土地的使用财产权、土地交易收入权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投资和建设权，使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变成资产性财富，鼓励人们拥有土地使用财产权和有效地使用土地，为其美好生活、养老保障和创业资产提供有利的土地条件。

第四，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还是要推动市民化的城市化和继续延长工业化，进而争取和营造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宝贵的机遇期。从生活需求结构视角分析，2018年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为79 021万人工业品消费还没有得到满足。2020—2035年，应避免城乡人口流动凝固化，防止国民经济快速服务业化，克服经济结构升级早熟和发展的鲍莫尔陷阱，将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从51%提高到83%，满足广大居民工业时代应当享有的生活需要，扩大以工业品为主要内容的消费需求，为制造业发展和升级创造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环境，圆满地完成工业化，应当是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第五，实现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互动转型和开启住宅逆高层化进程。未来的城市化，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及其市民化的进程，为其子女提供均等的教育服务，提供与其收入水平相匹配购买和租住的住宅；另一方面，要启动住宅形态上的逆高层化和逆城市化，放开合作建房和私人建房，形成一户建、低层、多层和高层结构合理的住宅空间结构；鼓励城镇居民到城郊、卫星城、小城市、大城市和农村购买土地和房屋；也鼓励进城农村居民以市价出售土地和房屋，到城镇购买新建和二手住宅，以实现人口、资本、土地和房屋的双向流动和再配置。

第六，通过改革实施居民收入翻一番多战略。将过去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的提法调整为前者增长要快于后者增长，居民收入翻一番多的目标。2020—2035年，在改革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应当超过GDP年均增速1.80个百分点，从而将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过低逐步改善到65%和50%的标准值水平。并且，还应改变以往经济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以居民生活和消费需求为主要内容和基础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七，未来16年中增加可利用土地供给量。基于索洛模型投入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增长目标，考虑中国国土利用率低、水资源天赋不均衡、人多而已利用土地少等国情，实施调节增加700亿立方米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提高国土利用率从71%提高到76%，增加5亿亩耕地、1亿亩园地和1亿亩建设用地，可以在上述计算的经济增速之上，再增加年均0.40%的经济增速。

第八，深化改革、抓住工业化、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和调水改土的战略机遇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济主力人口不断收缩，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金财政负担和债务缺口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可能不断减弱的趋势下，留给我们采取推进重大改革、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实施调水改土战略的时间也就10—15年。错过这一宝贵的机遇期，以后再跨越中等发展阶段的概率将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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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式（1）ry为实际GDP增长率，pop为人口增长率， pop对ry影响系数对应的P值为0.0000，高度显著，判定系数R²=0.6017^[21]。

2.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式（2）的P值为0.0000，判定系数R²=0.4360。

3.数据来源：第2行笔者计算的2015年应有人口15.32亿所要求的1991年以来合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样可以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实现先富后老的发展过程；第3行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前两行均以2000—2015年不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代入式（1）得到2020—2035年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数据。第4行就业劳动力L见田帆^[22]；资本K，固定资本存量（1952=100）根据张军和章元^[23]测算，年折旧率取5%；资本存量增速从2018年的8.8%降低为2035年的5.08%，按2049年降低到2%折算^[24]。笔者取劳动报酬占比从2020年50%上升到2035年60%，TFP贡献率从2020年的20%提高到2035年的60%以上。以索洛模型净劳动与资本投入产出增长，与人口与经济回归法计算的GDP增长之差，是TFP增长率，正好符合TFP贡献从20%—60%以上的趋势。

4.2017年数据来源于IMF网站；其余来源于参考文献[25]和[26]。

5.作者据2018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推算，数据来源于财政部网站。

6.盛希泰^[30]认为这一比重占到78%，但笔者认为这一估算似乎过高，因为加上民营企业25%的贷款，超过了100%，存在着高估。

7.由于自然资源部等有关网站没有公布2018年土地数据变动情况，因而本文在修改时没能对2017年原有的土地数据进行更新。

8.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没有将土地作为一种单独的要素放入生产函数，而是将其作为资本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为了体现土地资本化的特征，以及还原土地作为一种资本要素，以使土地被隐匿淹没的价值体现出来。

9.根据自然资源部网站每年出让土地和出让金计算，每亩土地出让平均价从2000年的8.80万元上涨到了2017年的221万元，年平均溢值率为19.63%。考虑过去是行政寡头垄断土地出让，加上集体建设用地不能进入土地市场，不是竞争性的市场，因而土地溢值率太高。假定土地供给和需求可以由竞争性的土地市场调节，价格上涨率得到控制，并且考虑城乡级差，还有其他农林用地也进入交易，溢值率应该相对较低，本文将农村土地年平均溢值率总体上保守地估计为4%。

致   谢：感谢张同斌、郑亚男和侯启缘所做的讨论、数据整理和计算等工作。

(责任编辑：刘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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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推文责任编辑：李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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