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静，王佳宁 | 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发展的省际比较与提升路径
〔引用格式〕孙静，王佳宁.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发展的省际比较与提升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20,(7).
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发展的
省际比较与提升路径
孙 静，王佳宁
（北京物资学院 大运河研究院，北京 101149；重庆智库，重庆 40113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是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并呈现差异化的发展模式，但尚未有效落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全局性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本文认为：应深入挖掘大运河的文化价值，整体谋划大运河沿线文化产业布局；集聚资源要素，创新文化产业融合模式；提升文旅消费品质，形成以大运河为主题的文化产业链；策应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建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区域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北京市教委社会科学计划一般项目“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视角下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路径研究”（SM202010037009）
一、问题的提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9年2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旨在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推进大运河沿线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就如何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这一国家重大决策的提出和持续推进，为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省市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沿线区域文化产业实现协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政策窗口期与改革机遇期。
大运河文化带以大运河流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省（市）为规划范围。延绵3 200公里的大运河沿线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典型的带状文化遗产。面对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及生态空间挤占严重的现状[1]，大运河沿线省市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推动大运河文化与时代元素相结合的基础上，利用区域文化差异，统筹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与旅游带建设，实现大运河沿线区域文化产业的创新融合与质量提升。
区域文化产业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交叉议题，是将文化产业视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将独特的文化资源视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1]。该理论主要从资源优势、资本技术、整合集约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等角度形成了多个竞争性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学说[2-3]。相关研究大多是从全要素层面讨论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竞争力等结构性问题[4]-[6]。特别是“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进入大数据时代，新兴业态与产业门类的调整推进了文化产业的大变革、大解构、大升级与大融合[7]，但如何突破传统文化资源的点状分布，通过整合省市内与跨省市线性文化资源，实现带状文化产业布局，则是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突破口。现有研究不能对接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大变化，及其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无法为分析大运河这类跨行政区的带状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提供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基础。鉴于此，寻找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成为大运河相关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首要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产业与区域协同发展思想，是大运河沿线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在对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横向比较与整体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优化提升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的路径参考与对策建议。
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探寻理论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所建构起的一整套科学、完善、系统的思想体系[8]。这一理论体系视野广阔、内涵丰富，既涉及价值、理念、方法论和制度等多层次，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问题，“为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南”[9]。这一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产业发展思想。本文依据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探微其中蕴含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与路径，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新发展理念，确立文化产业发展的五个向度
党的十九大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全新理念。新发展理念的确立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发展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10-11]。对于文化产业发展而言，新发展理念同样发挥着根本性引领作用，并为文化产业确立了五个发展向度。
第一，创新向度。从文化产业整体视角看，创新是在保护传承基础之上的创新，发展文化产业首先是要有效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灵活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新文化内容与文化载体，呈现文化新形态。从文化市场的参与主体来看，以创新精神为特色的文化消费市场，在面向广大消费者越来越高的消费需求时，文化市场经营主体的创新精神与创意行为可以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第二，协调向度。将发展文化产业置于整体区域或省域发展格局中加以推进，包括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融合模式，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兴文化业态及产业间的融合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此外，文化产业的协调还包括不同地区间文化产业布局与结构优化，以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
第三，和谐向度。在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文化产业的和谐发展是处理好地区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区域文化、文化发展与生态保护等多维关系。因此，文化产业的和谐是把握好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产业属性、文化产业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第四，开放向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趋势已逐渐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文化的开放向度体现在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汲取世界优质文明成果，并在文化交流中使文化产业走出国门，借此提升文化话语权，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第五，共享向度。尽管文化产业遵循的是市场化逻辑，但文化本身的公共价值指向决定了文化成果共享应当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题中之义。优秀的文化并不局限于所在的城市、地区，通过推动文化共享，提升其影响力，从而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坚持文化自信，将文化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文化自信是以文化实现对社会主体价值观的塑造，形成主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坚持文化自信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将文化产业定位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通过文化产业推进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与深度互补。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支撑，文化产业是文化自信的保障[12]，二者在价值挖掘、地域差异发展及产业协同上呈现显著关联特征。
第一，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产业根基价值。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13]。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身份，也是中华民族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因此，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根基，才能“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4]。
第二，加强基于地域差异的区域融合发展。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习俗在各个地区内部相对同质，在不同地域间则存在一定的异质性[15]，但这些地域间以诸如“大运河文化带”“丝绸之路”等耦合方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因此，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在正视文化区域差异性的同时，建立文化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对接与融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第三，注重以“文化+”引领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新时期实现各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文化产业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整合文旅资源、协调创新主体、提升生产水平等诸多要素。以协同理念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科技、信息、制造、体育、金融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业态创新。
（三）坚持制度创新，激发文化产业发展活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将制度视为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建设摆在首位[16]。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17]。就文化产业制度创新而言，文化产业制度在适应科技创新带来的组织、业态与市场等方面变革同时，需构建新型文化产业制度体系，以适应文化的产业属性、满足社会与经济效益的需求。此外，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积极推动人才、技术、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有利于加速推进文化产业领域的市场化，推动文化产业制度在文化培植功能、市场配置与资源整合[18]、制度保障与政策激励方面的不断优化与完善。近几年，通过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特色，中国一些地区的文化休闲、创意设计、文化软件等新兴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完善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缓解文化市场供需的结构性错配，亟需制度创新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制度体系。
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大运河沿线地区文化、旅游、科技等产业融合、以文化为引领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本文对大运河沿线地区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启发概括为：以新发展理念为基本纲领，以本土文化资源为基本前提，以制度创新为基本手段，加快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发展的省际比较
大运河是贯通中国南北地区的文化长廊，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大运河沿线8省市在文化产业总体定位、门类发展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与共性。
（一）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省市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在各自“十三五”规划及“十三五”文化领域专项规划中，均明确将文化产业定位为本地“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在各自“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划了一系列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相关的工程与项目。沿线省市文化产业总体发展路径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发展基本路径上存在共性，即主张采用文化产业与科技、金融、体育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将创新视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二是在发展具体侧重点上存在差异，如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将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与广播影视等作为发展重点；天津更加注重文化创意、出版发行、演艺娱乐等的转型升级；此外，河北的创意农林，山东的文化旅游与数字文化，江苏的动漫游戏，浙江的文化休闲旅游和文化产品流通，安徽的工艺美术等均是在门类发展上体现了省际差异。综上，从大运河沿线省市实际发展路径上看，存在较为明显的省际特色。
1. 北京——以资源整合引领文化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将文化产业作为推动首都绿色、减量、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时提出“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北京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投资文化创意产业的若干政策》《关于促进文化与商务融合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这极大拓展了北京地区文化政策空间，使北京具备了更加立体化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公共资源的持续性高投入成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19年，文化产业占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文化产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实现营收超1.2万亿元，从产业门类营业收入来看，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高于文化传播渠道、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和文化投资运营等门类。虽然北京市文化产业门类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均衡现象，但文化产业显然已逐步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此外，北京市所具有的人才和文化资源优势尤为明显，由于文化资源的膜拜价值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再加上文化资本、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的集聚，使北京在文化内容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方面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
2. 天津——以重点项目优化产业功能区
天津自2010年实施重点文化项目以来，共计10批560个项目，总投资规模达1 904亿元。其中，2019年，重点文化项目34个，投资共计27亿元。这些项目涉及文旅融合、园区平台、影视动漫，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和设施建设等四大板块。在这些重点文化项目与的推进下，基本形成了历史民俗文化产业区（如大沽口炮台遗址公园）、老品牌老字号文化产业区（如劝业场、大胡同）、海洋文化产业区（如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农业与农村休闲文化产业区（如杨柳青园艺科技博览园）等产业功能区。产业功能区是根据区域文化资源对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导向和发展模式加以确定的类型区。《天津市“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天津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 600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6.5%，真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目前，天津市已形成“四带多点”的文化产业空间发展格局[19]，实现了对不同功能区域的文化产业覆盖，文化产值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3. 河北——以乡村文化特色拓展产业空间
河北拥有5万多个行政村，本省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拥有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农村物质与文化消费需求水平不断提升，当地乡村休闲、民俗产品、特色民宿、休闲农业等相关文化融合产业将加快发展并逐步兴盛，具体体现在以“乡村文化”为主体的不同发展模式：一是文化产业园区带动型，如蔚县剪纸产业园区通过打造“展出展示—营销推广—生产基地—教育培训”的剪纸产业链条。二是文化集团引领型，如吴桥县100余家各类杂技团体成立了吴桥杂技文化经营集团，实现了杂技资源再整合，并形成杂技文化的规模化发展。三是多方联合推动型，如宁晋县在当地工笔画文化特色产业基础上，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供销多方联动模式。四是特色文化资源导向型，如昌黎葡萄酒文化产业、衡水武强年画文化产业[20]的形成与壮大。丰富的乡村文化与多样的大众文化资源为河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基于这些文化资源所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新兴业态也促使文化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蔓延与振兴。
4. 山东——以文化产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党的十九大之后，山东紧紧围绕新旧动能转换这一发展导向，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中提出，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丰富新型文化业态，打造具有山东特色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到2022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力争达到5 6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6%。山东的齐鲁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类型、载体丰富，通过推进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推动省内经济发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台儿庄古城，2018年，台儿庄古城营业收入4.3亿元，在拉动文旅消费、推进文化相关企业发展方面表现突出，成为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推进中的标杆性项目。
5. 河南——以优势文化资源形成产业集聚
2016年，河南第十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河南省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的目标，经过多年努力，河南文化产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在以优势文化资源形成产业集聚方面，表现出了以下特征：一是通过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提高产业影响力，如2008年开始分批设立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如开封的文化旅游、宝丰的民间演艺、镇平的玉文化产业、新县的红色旅游等影响力不断扩大。二是持续开放文化市场、扩大产业规模，如郑州已形成了三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较大规模动漫创作和生产基地。三是发挥重点园区带动作用、推动产业发展持续性，如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经过周期性培育，已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此外，随着“老家河南”文化旅游品牌的建立与推广将进一步推进文化资源整合，从而实现文化实力提升与文化产业升级。
6. 安徽——文旅融合促进新业态发展
安徽文化资源丰富且分布较为均衡，大致可分为皖江文化区（包括合肥、铜陵、宣城、芜湖、马鞍山、安庆、池州、滁州8市）、淮河文化区（包括蚌埠、亳州、六安、淮南、宿州、淮北、阜阳7市）和徽州文化区（包括黄山市）三大文化板块。安徽以文旅供给侧改革为重要思路，推进旅游+体育、研学、健康、休闲融合发展业态。在三大板块中，徽州文化区所覆盖的区域虽然最小，但凭借黄山所拥有的较多世界和国家级文化遗产，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旅产业群。皖江文化区的整体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和产业基础比较好，2014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成立以来，凭借着该地区优良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优越的旅游资源，成为了全国乃至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旅游目的地。截至2018年底，仅“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就获批13个全国“十佳”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和两家长三角旅游标准化示范营地。
7. 江苏——以区域文旅一体化助推相关产业升级
201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推动文化旅游合作发展”，旨在通过深化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统筹沪苏浙皖4省市旅游资源，推动区域旅游市场和服务一体化发展。此后，在4省市政府共同推动下，文旅合作机制不断深化。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联席会议作为标志性的区域合作制度设计，已先后召开了七次工作会议。2019年5月，4省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签署《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包括构建战略联盟、实体化协同机构、信息互通等3项保障机制，以及统一目标、构建文旅合作协调机制等6项合作项目。2020年4月，江苏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提出利用运河、古城、古镇等特色资源，打造具有高品质休闲度假旅游区和世界闻名的度假胜地。未来在政府机构、研究单位、行业协会、企业之间还将构建更加紧密的合作体制与机制。
8. 浙江——以文化贸易推动产业“走出去”
2018年，浙江文化服务进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10%，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24.4%，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浙江着力发展文化贸易，体现在：一是推动文化出口基地建设，重点打造了5个省级文化出口基地，仅2018年，华谊兄弟、欢娱影视、千乘影视、正午阳光、唐德影视等文化企业出口额达6 000多万美元，占全国影视出口的半壁江山。二是新闻出版行业拓展海外市场，浙江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多个出版企业先后与二十余个丝路国家签订新闻出版贸易合作项目，期刊、图书等产品出口从2011年的105万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50万美元。三是“以展促贸”开拓国际市场的新模式，浙江先后组织相关文化企业参加了戛纳影视节、俄罗斯国际书展等国际重点文化交易展会及文化节，在对外展示中国及吴越、江南文化的同时，获得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出口订单，推动文化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文化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二）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并呈现不同的演进趋势与发展路径，但各省在依据各自优势和特点基础上，形成有效回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整体性文化产业发展思路问题上，面临如下挑战：
1.总体发展迅速，但区域间不平衡
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当人均GDP达到3 000—6 000美元之间时，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量将激增，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3.87亿元，比2004年增长10.3倍，2005—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从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04—2012年，文化产业对GDP增量的年均贡献率为3.9%，而2013—2018年则提高到5.5%。可见，从全国来看，文化产业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大运河文化带衔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不足全国10%的土地面积，承载超过1/3的全国人口，贡献近一半的国内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发展动力最强劲的区域之一。大运河沿线8省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尤为迅速，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近一半。北京和浙江的文化产业已成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这与其提出的“全国文化中心”和“文化强省”的发展战略目标相匹配。江苏、山东、安徽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已接近5%（如表1所示）。
如表1可知，8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GDP比重值差异较大，但8省市“文化强省”“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等目标的确定意味着文化产业将成为各省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从文化资源利用、文化产业基础、文旅融合机制等方面表现出的地区特征与发展路径来看，8省市省域间及省（市）内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是沿线区域创新融合与协调发展的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表1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省市GDP与文化及
相关产业增加值（2017）
数据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8》
2.产业融合趋势明显，但地域特色不突出
通过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省市文化厅（局）牵头会同省（市）委宣传部、省（市）新闻出版广电厅（局）等部门编制出台的地方文化领域“十三五”专项规划文本的分析，呈现了当前8省市文化及相关产业的门类发展定位（如表2所示）。
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创意设计等相关领域融合的趋势是明显的，各省市均提及扶持创意设计、数字文化服务、网络文化等新兴文化产业。《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培育一批骨干文化装备企业，构建文化装备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租赁、销售的完备产业链，以此形成对创意设计、工艺美术等文化产品生产、设计的强大支撑体系。但总体看来，“创意农林”“文化装备制造”“数字创意技术装备产业”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类型较少，这反应了省际间文化门类发展较为趋同，省域特色文化资源与优势产业特色的结合力度不够。
3.产业质量不断提升，但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普遍呈现规模增长迅速、质量提高明显及文化技术应用广泛的特征。作为文化市场主体的文化企业，其规模与类型如表3和表4所示。
表4：大运河沿线规模（限额）以上文化企业
营业收入(2017年)单位：万元
大运河沿线地区文化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和产业质量不断提升，但地区分布和经营结构方面仍有待优化。从规模（限额）以上文化企业单位数量开看，天津、河北、河南、安徽四省市与其他地区有一定差距。从经营结构看，除了北京以文化服务为主的文化产业结构，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与河南均是以文化制造业为主，天津、浙江在文化制造与文化服务方面较为均衡。因此，大运河沿线地区亟需尽快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在文化服务业领域应尽快找到突破口。
四、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的提升路径
大运河展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勇气与智慧，传承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深入挖掘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和旅游带，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大运河所处的中国中东部地区，衔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大运河沿线8省市作为中国目前经济社会最发达、发展动力最强劲的区域之一，以文化为引领、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既是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与旅游带建设所指向的重要目标，也是加强人文建设、打造文化高地的重要抓手。目前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增长速度快但地区不均衡、文旅融合逐渐加强但区域特色并不明显、产业质量提升但结构有待优化等诸多挑战，其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好省际差异性与区域整体性的关系。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沿线省市优化文化产业结构、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大运河文化资源的优势和特点，既要考虑省际差异性，又要兼顾带状文化产业的整体性，通过以下路径协同推进大运河沿线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深入发掘大运河文化资源，整体谋划大运河文化产业布局
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进沿线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大运河文化具备三大特征：一是文化特征分布的区域集中性。大运河文化的集中度高，沿线分布着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六大文化高地，与大运河实体形成了多重文化展示空间。二是文化要素内涵的丰富多样性。大运河文化内涵主要包括：遗存性的文化内涵是以大运河沿线遗存的“物”为基础，其可见载体则是沿线的文化遗存、运河附属遗存、水工遗存及其他关联遗存；活态性的文化内涵是以大运河相关的“人”为基础，为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习俗等；精神性的文化内涵是指大运河所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三是文化价值转化方式的多元性。除传统方式外，一些与大运河文化相关联的创意设计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等特色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大运河文化价值转化的重要方式。
大运河沿线省市应参照上述特点，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实际，既要展现沿线差异性的地域人文特征和漕运文化、水利文化、船舶文化、商事文化等时代特色，形成区域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又要凸显大运河的整体性文化特征，全线一盘棋做好文化产业的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此，在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视域下，助推具有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优势互补特征的高质量区域发展布局，优化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在文化产业布点上，既要考虑到不同地区在文化旅游资源、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等方面的现有差异，又要考虑到区域分工的未来定位。通过形成文化产业布点、串线的新格局，策应区域创新、协同、和谐、开放与共享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二）集聚文化资源要素，创新大运河“文化+”产业融合模式
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与沿线各地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互支撑与融合利用。沿线8省市150个核心区内有众多与大运河紧密相关的重要遗址遗迹，拓展区与辐射区拥有大量的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中华老字号、古村古镇、博物馆等文化资源。以传承弘扬大运河文化为主题，以文化价值挖掘为基础，通过推出体现区域特征与运河文化的文艺活动、旅游线路、文创产品、展演平台及虚拟空间等，实现大运河沿线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面对大运河类型多样、底蕴深厚的文化遗产，本文提出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大运河“文化+”产业融合模式，具体包括：一是“文化+旅游”，重点是整理和提炼大运河文化内涵基础上，着力挖掘核心文化元素、打造有衍生价值的文旅项目。可以通过“大运河”的大项目带动沿线文化的小项目形式，延长大项目的产业链，提升小项目的规划建设质量，形成主题鲜明、产业链完善的文旅产业新格局。二是“文化+创意”，围绕大运河及运河沿线文化，不断丰富文化创意衍生品、加强文创产品的营销推广，倡导大运河文化创意衍生品打造精品和融入生活美学两种发展道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龙头企业、特色组织及个体企业主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断优化多元组织的合作路径，加快文创产品开发与推广。三是“文化+科技”，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文化产业来说，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建设的开启意味着文化产业数字化变革的加快。虽然说以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文化生产中运用得越来越广泛，但作为全新文旅消费目的地的大运河及其沿线城市，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应用却并不充分。因此，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过程中，利用新基建的建设机遇，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与大运河文物保护展示、生态监测预警、文化创意产品等相融合，以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为引领，统一引入、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创新大运河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四是“文化+生态”，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改善与提升沿线生态的环境，并探索如古村古镇游、工业遗产游等的“文化+生态”路径，实现保护文化生态原真性与文旅消费品质化的双重提升。
（三）提升文旅消费品质，构建以“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业链
互联网经济与创意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着文化旅游消费的内容与模式，在加强科技对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支撑与融合的同时，培育文化创意、共享经济、动漫游戏、移动多媒体、生产制造等多类型文化市场主体，是文化消费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文化消费品质的重要路径。众所周知，科技对文化产业内容生产、表现形式及商业模式等带来重大变革的同时，也为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内容爆炸式增长提供了便捷、经济、多渠道的平台。
沿线各省市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题，推动文化企业兼并重组与改革创新，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不断壮大文化产业链规模、优化产业链结构。具体来说，在内容上围绕大运河相关遗存所代表、蕴含的文化，开展新题材、新类型文旅产品与服务的开发；在产业布局上，不仅要培育产品与服务设计研发的创意主体，还要壮大文旅业务、互联网产品开发、推广营销等市场主体，通过组建文化设计、技术制造、传播推广等上下游企业参与的联盟，推动从“泛娱乐”到“新文创”的大运河文化产业链，不仅实现文化产品与内容的创新，而且推动出版、设计、电视、电影、广告、音乐等文化创意企业的内涵式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以“大运河”为主题的完整生态闭环。将新理念、新技术融入文化产品生产与制造，从供给端提高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品质，满足人们不断升级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策应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建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
2019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该方案对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了安排部署。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的重点工程和重要抓手，为推进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该方案根据资源布局、禀赋、环境和配套等，提出了国家文化公园设置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等四类主体功能区，这一规划要求将成为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快形成大运河文化产业整体性优势的关键。
第一，就大运河相关文化产业发展而言，重点是优化大运河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建设。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应当是一个从中央到相关地方多层级政府都应当贯彻的发展规划理念。各级政府的划分标准应当分层次，实验阶段可建立中央—省—市三级规划管理体制，即设计分层级的主体功能区单元。中央主要依据大运河文化带全线的资源分布情况和沿线区域战略分工，制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国家级标准，凸显了不同地区在全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并解决主体功能区的省际协调协作问题。大运河沿线省级政府制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省级标准，应考虑到：国家级标准、本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大运河文化资源分布、现有开发程度、国土空间分布特征等因素。
第二，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省市应加强主体功能区内各行政区间的合作。在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初期，重点是理顺不同行政区政府的职责义务，特别是在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之后，理顺国家文化公园管理区内的社会服务供给主体职责，避免多头管理。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互联互通的文化公园管理区公共服务网。
第三，如何在保证大运河沿线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的整体提升，是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所面临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产业指导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基本纲领、以本土文化资源为基本前提、以制度创新为基本手段是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发展坚持文化自信、坚持制度创新、应用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通过对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的省际比较发现，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并呈现出差异化发展模式与创新趋势，但尚未依据各自优势和特点形成有效回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整体性文化产业发展思路。为此，通过深入发掘大运河文化资源、集聚文化资源要素、提高文旅消费品质、策应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邓 菁）
公众号责任编辑：李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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