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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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但是，这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和历史上的人口减少不同，这次是结构性的，换句话说就是：这是全球大势，不可逆转，接下来一个时期，我们的人口可能会一直减少下去。
我们常说自己是人口大国，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持续减少，对我们来说有何影响？又该应对？
每当人口问题成为热点话题，就不得不溯源中国人口发展史。
梳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可以发现，数千年来，中国人口几乎遵循着指数增长模式。其中偶尔也会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多是因瘟疫、饥荒、战争、朝代更替等带来的人口的短期缩减。
在天灾人祸之下，人口减少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人口“大落”的速率最高可达100‰，这意味着百年休养生息累计的人口，可以在一场一二十年的战乱中损失殆尽。
1208年，蒙古进攻金和西夏前夕，金、夏境内人口总数在5500-6000万之间，经过26年蒙古铁蹄的蹂躏，人口只剩下1050万，数量不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为罕见。
1960年、1961年也曾发生过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因为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
回顾中国古代两千年的人口数据，中国人口数量呈现阶段性大起大落，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
中国历史人口的增长经历了六个阶段，但增长幅度并不均衡，第二三阶段人口翻番共需1300年，第六阶段人口翻倍只用了40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在短时间内的倍级增长。
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此后，陆续出现了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以及80年代，十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
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
有点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1990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宋丹丹、黄宏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在引人爆笑的同时，让计划生育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杭州人口出生率创新低
为何人口总量持续增长？
若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就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回头来看杭州，据《2021 年杭州统计年鉴》，2020 年杭州人口出生率为 9.92‰，这是 5 年来，首次跌破10‰，创下历史新低。
2020年，杭州出生人口为79806人，相较2016年的90896人，少了11090人。2020年，杭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为4.63‰，同样创下5年以来的新低。
回顾杭州统计年鉴，2016年至2020年这5年间，杭州人口出生率最高的一年，是在2017年，达到了14.7‰。这一年，杭州一共有109496人出生。
时间轴拉长到30年，1990年至今，杭州人口出生率的最高峰，也是在2017年。也就是在“最高峰”的前一年，二孩政策开始全面实施。
从2017年起，杭州人口出生率开始逐年下滑，一直到2020年，跌破10‰。
从过去10年的数据来看，杭州人口出生率仅有两次跌破10‰，一次是在2015年，为9.81‰，还有一次，就是2020年了。
杭州人口出生率虽然在走低，但是人口总量一直在上升。截至2021年末，杭州常住人口达到1220.4万人。从2010到2020年的10年里，杭州新增了323.56万人，增长达37.2%。
这些人口哪里来的？答案是机械增长，一部分是来杭就业的大学生；一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安徽、河南、江西等省份。
在死亡率不断下降的今天，人口为何还会进入负增长？记者特别专访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葛剑雄说，很多人都关心怎么样通过经济手段进一步来提高生育率，“我认为这些作用是有的，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他强调，事实证明，人类进入一个富裕的发达社会以后，普遍生育率都会下降。
据不完全统计，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俄罗斯、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等20个发达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
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足。
“促使人口生育有十几种原因，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比如传统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对多生曾经起了很大作用。世界上现在能够进入发达社会，还保持生育意愿的，基本上都是宗教的因素。”
葛剑雄举例道，“比如说那些海湾国家、石油国家，他们已经很富裕了，为什么还多生孩子？因为当地信仰宗教，他们的教义都是鼓励生育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家庭一般是多子女的”。
中国靠什么？葛剑雄认为，还是应该靠文化。提高生育意愿，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这要求社会各方面措施的配合，包括降低生育成本、完善育儿配套设施等等”。
走向深度老龄化
我国预计只用22年
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拐点”是一个时间段而非具体时点。从表面上看，人口负增长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实际上却是人口和社会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
总人口的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
从老龄化速度看，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日本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而我国预计只用约22年。
目前，日本、意大利等21国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西班牙等36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大部分为西欧发达国家。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8.4%。
长期看，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凸显。
比如，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1947-1990年，日本的出生率从34‰变为10‰；从1990年开始，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结束，日本经济规模从接近美国，到开始停滞不前。
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全社会养老支出也在不断扩大。人口负增长与老龄社会也将在社会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养老服务等领域带来持续性挑战。
人口发展形势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我们做了哪些准备？针对这些问题，近日，“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分析指出，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老龄社会具有老年人口规模超大和占比高、高龄化凸显、少子化显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长期照护需求旺盛、家庭照护能力脆弱、区域差异大等七大人口特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童玉芬教授认为，未来我国劳动力规模还会进一步减少，但不大会出现劳动力总量短缺，结构性短缺和素质短缺更应引起关注。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原新教授主张“人口红利转型论”，提出未来30 年的新人口机会为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低龄老龄化、日渐雄厚的人力资本、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形成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型、资源型、长寿型、素质型、配置型等综合型人口机会。
葛剑雄表示，中国进入到中度老龄化，迎来“未富先老”，会带来一定矛盾。很多人担心人口红利消失，其实现在的“延长退休”是发挥老年人的人口红利的好方法，但问题出在就业岗位不足上。
“应该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为这些刚退休的老年人构建新的岗位，比如二次就业、志愿者服务等，让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通过积分兑换养老服务等等，这需要国家来调节，也需要社会来配合。”
文 邵婷
编辑 周辰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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