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李杭：父亲居然是台湾归来的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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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李杭：父亲居然是台湾归来的地下党

李杭新三界 2021-04-24

原题

基隆吹来暖暖的风

作者：李杭

节选版载《南方周末》

本号获作者许可分享全文

2017年5月3日傍晚，我乘坐厦航881次航班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揭开两周一人自由行的序幕 ……

为什么是我，一个人，从远在“天边”的英国来台湾自由行？

2012年第39期《中国新闻周刊》在报道1959年中国社科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人民大学合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第一期”的长文《文研班：文艺理论界的黄埔一期》中，第一次公开披露该班“一些同学在文革中不幸罹难。在人大任教的李尚公，曾经在台湾加入共产党，被逼迫交代是潜伏特务。他说我把良心剖给你看，用一根烧红的铁通条插入了自己的胸膛。”

这里提到的李尚公，就是我父亲，他是这个所谓“文艺理论界黄埔一期”的一员。他当时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了，是人民大学选送到该班的学员。

1959年9月21日，“文研班”一期举行开学典礼，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灰一楼前合影留念。二排左起第5人为唐弢，第8人为吴玉章，第10人为何其芳；后排左起冯其庸，第3人为解冰，第9人为何西来（文轩），第16人为李尚公

在这张照片上，端坐于中间的，就是时任人大校长、“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在他左手边第二个，则是著名诗人，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简称“文研所”) 所长何其芳。在延安鲁艺时代，吴玉章是首任校长，何其芳曾任文学系主任。

此刻，他们再度携手合作。人民大学除少数课程和政治思想工作外，主要负责学员们的生活；文研所则负责教学业务，何其芳亲自担任文研班的班主任。

“文研班”是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议创办的。1959年夏，“文研班”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报考要求是：在大学中文系或文化艺术单位工作两年以上；中共党员，专业骨干；政治可靠，有培养前途。

“文研班”第一期最终招收了39人，全部是在职干部。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何西来，21岁；最大的是中央乐团的演员解冰，44岁。她在延安时已经是著名歌唱家，演过《白毛女》中的喜儿，周扬一见面就能叫出她的名字。

为了创办一流的文艺理论干部培训基地，文研班可以说“不惜工本”。

虽然“文研所”就有研究戏曲的专家，但是中山大学王季思的名气大，就专门请他坐飞机从广州来北京讲课。在何西来的记忆中，课时费很高。“一个课时就45块，我一个月工资才48块半。”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何其芳亲自设计了文研班的课程，请来了各领域的顶级名家讲课：俞平伯、吴组缃讲《红楼梦》，余冠英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李泽厚讲美学，季羡林讲印度文学，李健吾讲17世纪古典主义和19世纪法国文学等，冯至讲杜甫和德国文学，卞之琳讲莎士比亚，叶君健讲安徒生…… 周扬还把左联时代著名作家唐弢专门从上海调来，担任文研班专职教师，负责教现代文学和指导写作。

何西来用了“非常豪华、空前绝后”来形容文研班由几十个大师组成的教师阵容。更何况有何其芳、钱钟书等名家亲自指导毕业论文。“文研班”第一期也因此被称作是文艺理论界的“黄埔一期”。

文研班开班不久，刚庆祝完国庆十周年，物质就已经极度匮乏。货架渐渐空了，“铁一号”人大教工食堂的饭菜也一天不如一天。这个研究生班的学员都是各单位送来的尖子，领头“闹事”。人民大学校领导“釜底抽薪”“以夷制夷”，立即任命该班的李尚公为教工食堂“指导员”。结果我爹的办公桌搬到了食堂办公室，和原来的管理人员李萌坐对桌 ……他成“半工半读”的了。

对于他这一段工作，原人大教务长，后调到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新间接回忆：“由于‘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都在挨饿。不知饿死以及由饿而病死了多少人！北京各单位都有不少浮肿和肝炎患者。所幸我们编书组没有一个浮肿和得肝炎的，因为我们把稿费全拿来吃了…… 我们五位主编（孙思白、彭明、陈旭麓、蔡尚思和我）的情况好一些。我在人民大学吃小灶，便厚着脸皮去请示人民大学的实际领导人，把他们当作客人也让其吃小灶。为了吃饭，我们每天从八角亭（东厂胡同）到张自忠路来回走四趟，至少也有七八里路程。不过几人同去同归，好像青年时代过学校生活，也很有趣。”

李新所说的小灶，其实就是人民大学“铁一号”教工食堂的一部分。我父亲为办好这所教工食堂，殚精竭虑，很下功夫。所幸的是，食堂办好了，大家总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吧？从此食堂“相安无事”。这是我爹在“文研班”最让人记得起来的作为。

对于李尚公1948年以前曾是中共台湾地下党一事，作为家属，我们一无所知。为此，我们在2014年4月19日专门拜访当年“文研班”党支部成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副所长，《文学评论》前主编何西来，他是《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的主编。此书中缪俊杰的回忆文章（该书第43页）《风雨同舟学友贤》写道：“谈起京城‘老大哥’，我记起为人厚重的李尚公。李当时是人大中文系的教师，他是‘插班’来的。我们交往不多，只听说他是老党员，老地下工作者，我们总是以‘老大哥’而敬之。”“他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李尚公的死是对‘文革’的控诉。尚公真是勇士啊！壮哉，尚公老兄。”

何西来对我父亲是台湾中共地下党的事当场写到：“这些事我也清楚”。“尚公是我在研究班时的老同窗，老学兄，已过世几十年了。俊杰学兄在这篇回忆文字里，忆及尚公兄的一些往事和为人，与我有戚戚焉。他的回忆也勾起我许多关与尚公兄的生动的印象，乃至细节。”

我爹是山东肥城人。其父赤贫，无以为生，跑到济南黄河以北的齐河县终年当维护黄河河堤的河工，养家糊口。山东是孔孟之乡，就这穷样，我爷爷还是不惜送自己的大女儿当童养媳，也非得送我爹，他唯一的儿子，上学念书。当年我爹算是念书念得好的，一路凭着举家鼎助和各种奖助学金，1936年竟然考上济南一中 —— 这是当年山东全省最好的中学。但突然时局骤变，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也改变了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命运。

当年济南一中学的校长孙东生在1937年8月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说：大家必须读书，我们是教员，你们是学生。我们应当把你们培养成国家的人才，要弦歌不缀。读书也是抗战，也是爱国，也是救国。济南要是不能待，我带你们走，不做亡国奴。胡维成老师（当过教务主任，代理过校长）第二个讲话：“听说日本鬼子占了天津，下令中国人都得弯着腰走路 …… 我这副腰板就是弯不下去！” 国民政府遂决定组织山东中学西迁。

我爹他们也在这个洪流中，随济南一中整校整班的一边步行，一边坚持上课，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从济南出发，经泰安，济宁，金乡，商丘，开封，郑州，许昌，方城，社旗，南阳，郧阳（济南一中在此改称国立湖北中学），均县，白河，洵阳，安康，西乡，城固，汉中，宁强，广元，剑阁，梓潼，绵阳 …… 历经两年，步行 7000里 —— 路上的艰辛就不用说了：我爹左耳廓的一部分，就是在此途中冻掉的 —— 他们不但上完了全部初中课程，1939年还走（！）到了四川绵阳。

在那儿，他又上完了高中（迁川后改称国立第六中学，我爹是6级二班，1936年上初一，1939上高一））。根据《中共德阳地方组织的摇篮 —— 国立六中二，四分校》文献记载：我父亲和孙跃东在当地主办了《简明新闻》，每天公布最新抗日战况和各方面重要消息，影响很大。1942年他参加了全国高考，并考上了地处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抗战期间北京师大西迁与其他高校合组的战时大学）中文系本科。

在西北师院，我爹遇到了我娘，她是比我爹晚入校的学妹，国语专修科（学制二年）的学生。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全国上下，欣喜若狂。1946年暑假，西北师范学院所含各校开始复员，我爹妈也在那年同时毕业。

台湾从1895年割让给日本50年，岛上正规学校只用日文教学，没有汉语教育。当时台湾大中学校急需合格的汉语教师，国民政府的“国语推行会”，由黎锦熙，魏建功领衔，招聘人员，赴台工作。我爹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招聘赴台的。他们是经过教育部针对推行国语所需，专门教授ㄅㄆㄇㄈ注音符号系统训练的。

我们知道我爹在台湾当过国文教员，他是和我妈一块儿去的；我们还见过他从 1947年初到1948年初整整一学年在桃园农校的聘书。但是我们从不知道他在台湾曾是中共地下党；他自己从未对家属说过此事；中国人民大学有关方面也从未向我们说过此事。

1979年为我爹“平反”时，根本不谈他1949年以前有过一段去台湾的经历，好像这段历史根本不存在。开宗明义就说他是“1949年3月（在北京）参加革命 ……”如果1979年我妈知道我爹当年在台湾是中共地下党，我妈对人民大学肯定“有话说”。我们在2014年多次走访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以下是一封当时的电邮：

FW: 人大党委组织部干部科张晓辉（3）
LiHang
ganbuke@ruc.edu.cn

晓辉科长：您好。

我想您已经调阅了李尚公的档案了。

从来没有人大的有关部门给过我们对李尚公文革横遭迫害致死的“平反文件”。这么长时间了，可以视为根本没有。

仅有过基层单位语文系的一份悼词，其中有关“为李尚公同志昭雪平反”的字眼，还是我母亲李少明1979年在追悼会上拿着人大语文系写的根本没有这几个字的的悼词，自己手写加上去的。而后，人大有关方面都没有正式重新打印一下这份文件；李少明自己修改过的这份文件，就这么稀里糊涂入档了。

这份悼词一本正经总结李尚公的一生是：“李尚公同志，山东省肥城县城厢公社安家庄人，家庭出身贫农，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革命，...... ”为什么要这样截取李尚公的历史，肯定有当时的考虑 —— 2012年，当年（1959）人大和社科院（当时叫“学部”）合办的文研班我父亲一个支部的两个“支委”：何西来与缪俊杰，写书言之凿凿说李尚公“在台湾加入共产党，辗转来到大陆，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却要他承认是潜伏在党内的台湾特务 ..... 李尚公的死是对‘文革’的控诉。”

专此，谢谢您读这封信。

李杭 2014/6/11

就在2014年，同在人大铁一号的邻居顾土撰文道“同班同学的父亲孙泱，人民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因而被说成是日本特务。他的自尽也很惨烈，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他就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 我不能不想起他们的那位祖父孙炳文，若九泉有知，这位中共烈士看见遗下的一对子女死得如此悲惨，会做何感想？

“语文系的讲师李尚公自杀的方式恐怕空前绝后，这是我父亲和周围长辈们经常说起的一件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李尚公将一根捅火炉用的通条烧红，然后刺入胸部，其自尽之法可谓惨绝人寰。在那根通条刺进时，他要忍受多大的痛楚，实在难以名状，如果没有天大的悲愤，谁敢选择这样的死法？”

种种迹象表明，人们还记得我爹的死，而且确有隐情。我通过各种渠道。一点一滴搜集当年台湾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信息，主要集中在桃园县 —— 我爹赴台在桃园工作的时间最长，整整一年多，我认为在那儿可能有我爹较多的信息。渐渐的，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桃园义民中学案”，黄新华女士是我关注的第一人。黄是当年桃园义民中学中共地下党员黄贤忠烈士的遗孤，出生在1951年她父母入狱时；后被孤身送入孤儿院，有一段异乎艰难的非常人生。

黄新华为搞清楚她父亲的沉冤，是费了大力的，网上有关的咨询也最多。我想通过她爹的案子，摸到我爹当年在桃园活动的踪迹。事实证明，桃园义民中学和桃园农校，是当年中共台湾地下党在桃园地区的两个据点。

1947年，李尚公在台湾

我决定先找一位桃园籍的台湾学人，从认识开始，建立友谊，再开展寻访工作。我的亲戚奚老师，是清华大学建筑系1958年的毕业生，正好当时在台湾有业务往来。我就请他代找一位桃园籍的朋友。几经周折，辗转终于找到台湾大学一位桃园籍的邱荣举教授，他父亲在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曾因“桃园义民中学案”入狱，算是黄贤忠的“难友”。他愿意帮助我查找与我父亲有关的人和事 …… 以下是他的一封电邮：

发送时间: 2015年7月1日 9:55

收件人: Li Hang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邱榮舉，現在任教於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專攻政治學、臺灣政治史等；且為政治受難者之家屬，因而對戰後臺灣人權與政治案件特別重視。我的家族在現在的桃園市已有二百多年……黃女士夫婦皆已是退休教師，我認識且有聯絡；桃園農校是當時特別好的學校，我的父親也是那邊畢業的。過去我的一位武陵高中校長馮堯春校長也曾經在該校當過校長 …… 看到此一 [尋找黃小姐的事] 之訊息，我相當驚訝，難過，不捨，不忍 ……我對早期的桃園縣之政治狀況有一定的了解，此項有關桃園農校李老師之事，我願意且可以盡量幫忙尋尋覓覓。我曾探討過戰後台灣校園政治案件，也對桃園的政治案例持續關注。再連絡! 祝平安好運!

邱榮舉敬上

我与这位邱老师素眛平生，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听说有我这么一位大陆人士寻父踪迹，热血衷肠，愿意帮忙。与此同时，我还与桃园农校取得了联系，他们也愿意提供帮助。由于1949年以前的档案不全，没能查出什么线索。他们又介绍桃园南崁高中，说有一部分当年的档案可能在那里。我又和南崁高中联系，他们回信 ——

李先生您好：

據您於2月13日來電資料，尋找關於您父親李尚公先生是否於1946～1948年在本校任職一事，本校立即請負責校史的圖書館主任協助查詢，並無查到相關記錄。

本校圖書館主任建議您可再查詢「南崁高中」，因南崁高中前身亦為農校，所以可再從此處進行搜尋。以下提供您南崁高中住址、電話。

教務處註冊組
林秋萍老師
南崁高中
校址：桃園縣蘆竹鄉仁愛路二段1號
TEL：03-3525580

我与邱老师联系，告知他这些情况。他建议尽管如此，我来趟台湾实地走访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有些事，本人来与不来，效果会很不一样。事后证明，真是如此。

从2016年底，我就着手准备台湾之行。根据邱老师的建议，我在网上找到“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邮址进行联系，不久他们回复道：

李先生：您好。

薛董事長已轉致您的電郵給我，我會併同該電郵以及您後寄送的照片檔案轉致給本會相關業管人員，煩請靜待後續回復。

祝日安、順心!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陈雅真

在我以后赴台期间，陈雅真她们对我提供了宝贵的协助。

我在北京的朋友小露介绍她的台湾同行小蔡，请她帮我联系一下素未谋面的台湾研究中共地下党历史的专家蓝博洲。她真有办法，居然找到蓝的电话号码。

当年中共台湾地下党吴克泰的女儿詹志芳，也为我出谋划策，给了我“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蔡裕荣先生的电话号码。与此同时，我再次收到台湾陈雅真女士的电邮：

李先生午安：

我會将您的請求轉給本會相關承辦人，另本會邱正東先生曾於2017.1.5協助您去電請教【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原桃园农校）人事室許小姐（03-3333921分機122），其表示如欲申請令先君服務該校之人事資料……等，須準備台端之護照及證明父子關係之證明文件始得辦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144號

我必须得办一个“我爸是我爸”的证明，这就需要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当年我父亲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我想当然地直奔东城我父亲所住铁一号附近的北新桥派出所，那儿的户籍民警说铁一号的户籍归东四派出所管辖。我立马又去东四大街五条的东四派出所，那儿的户籍警说：谁告你铁一号住户归我们管？应该归交道口派出所管。我赶紧问在哪儿？答曰宽街板厂胡同。马不停蹄，我又赶到了那儿。板厂胡同里一座中式小院就是交道口派出所，老房子做办公室，憋屈得很。

韩（？）女户警（警号038624）接待了我。她听完我的话说：你看见了，我这儿有多忙。要不我把底册给你，你就坐在我面前自己翻。她让后台把三大本铁一号户籍册交给我，我就一页一页翻开了。我所认识和不认识的铁一号人大教工家庭情况像放电影一样一格格现过，几百页下来，就是没有我爹的那一页。女警官在我翻看时，有时瞄我一眼。看我最后没找见所要的，她说：都在这儿了。不行，你再看一遍？我又从头到尾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已经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了。女警看我纹丝不动地坐了一下午，认真是够认真的，最后一无所获。她对我说：这样吧，咱们有规矩，死去的居民，市局还有一个存底。你父亲1968年去世，已经快50年了，变化很大。基层派出所没找到，我打个报告，帮你到市局查查。你看怎么样？一有信儿，我就通知你。她主动提出这么一个一般人都不知道的继续查找的办法，当时感动得我眼泪差点流出来。我留下我的地址电话，怀着一丝希望离开了。

两天后，她果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爹的户籍找到了，在人民大学本部的海淀派出所。他的住址和户籍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地方。你快去海淀吧。当我赶到海淀派出所时，我所要的文件他们已经事先做好了。

虽然该准备的尽量准备，其实握在手里的东西还是非常有限。我就是这样“孑然一身”上路了。

当晚一到位于台北民生西路198号的西悠饭店，我就接通了邱先生的手机。邱先生正在医院看护他住院的妈妈，他答应晚九点来饭店找我。

西悠饭店是旅行社帮我订的旅馆，只住一晚。我也续订了以后下榻的其他旅馆。但是我来了之后突然发现，这家西悠饭店的地址太好了：就在台北老城区圆环附近，紧靠宁夏夜市。我出去走访很方便，别人来找我也很容易。我决定一直就住这儿，不搬了；并立即打电话取消了后续旅店的预订。

邱老师如约而至，我们一见如故。没有寒暄，马上拟定了大致的行动计划。第二天上午邱先生要给学生上课，他让我先去民生东路一家民营机构查资料。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电话铃突然响了，邱先生让我赶快回西悠饭店，他要接我去见黄新华。这场期盼已久但毫无把握的约会突然而至。我曾经通过别的朋友想约见黄，都被婉拒了。谁也不愿意老揭过去痛苦的伤疤。邱先生真有办法！他老说：你得来台湾。你不来，许多事情没法开口；你真人到了，一些原来不好办的事，就能办。这次见面定在台湾大学旁门的咖啡馆，我们早到了几分钟，接着黄就到了。

黄身着黑衣，我也是，不约而同。我们都感到很亲切：两人的父亲当年同在桃园一地工作，都来自大陆。黄贤忠的名字，刻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的烈士碑上。我在这次赴台前特地前去拜谒，和碑上黄贤忠的名字合了影。我让黄新华看这张照片，她频频点头，看看照片，看看我；她知道我的用心，眼眶里湿润起来。

我们小心地聊着家长里短，和彼此关心的问题，像多年不见的亲戚。她父亲当年留下来坚持，被逮捕枪毙了；我爹遵嘱撤回大陆，20年后竟也陨于非命。他父亲及其在故乡广东陆丰县的遗属一直被冷遇，其在故乡的大哥反复说他这一辈子过得很苦。

黄贤忠在1952年5月20日临行前写到：“满腔热血为三台，从来未做死安排。若得瘦骨埋斯土，魂兮归去亦快哉。”呜呼，好一个“归去亦快哉”！

时间过得很快，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合影留念，黄一脸笑容。朋友们都说，这是难得一见黄的笑容照。我怀着不舍的心情与其话别。祝新华健康平安。

我这次赴台，一开始是瞄着桃园农校去的。不过我记得我爹曾经说过，他刚去台湾时，在基隆还待过一段时间。

我在台北查了几天档案，当地有关部门还是非常配合的：他们提供了官方档案里我父母当年入台和离台的原始材料复印件，很难得。当我和蓝博洲，林正修，许孟祥，邱老师等谈起我下一步的寻访计划时，蓝博洲的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蓝是台湾研究当年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著名学者，尤其对“基隆中学案”十分熟悉，他研究此案前后持续了30年，仍然未停。他为此写的《幌马车之歌》，再版了三次，篇幅一长再长，全书已有477页之多，非常详细。

他说：当年基隆的中学就基隆中学和基女中两所。你父亲若在基隆待过，很可能就在基隆中学任教。对基中我很熟悉，不过不记得有李尚公这个名字。林正修说不妨去看看。虽然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别处，可在我心里：基隆，基中；基中，基隆 …… 就没完了。我一定得亲自去查访一下。

我看过蓝写的《幌马车之歌》。2016年，在上海还刚举办了“《幌马车之歌》钟浩东蒋碧玉纪念特展”。该书的主角钟浩东当年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地下党工委书记。当年台湾地下党机关报《光明报》，就是在基隆中学编辑印刷出版的；后被当局破获。因此案被捕的有44人之多，后来接连枪毙了7人，都是知识分子！这是1949年中共台湾地下党被破获的头号大案。

去之前我们向基隆中学校长室打了招呼，隔日上午我们访问基中。

基隆离台北很近，就23公里。翌日上午，我们驾车沿着高速公路向基隆飞驰。路旁的指示牌逐个显示下一个出口的地名，一会儿就是“基隆”了；忽然，地名显示的是“基隆，暖暖”，下一个就只剩下“暖暖”。我感到非常惊愕！任何别人都不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女儿李小暖的小名就是“暖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在基隆？

紧接着满眼铺天盖地扑面而来的都是“暖暖”二字：暖暖国小，暖暖中学，暖暖火车站，暖暖街，暖暖xx，暖暖xx …… 我好像忽然明白了：1985年我母亲给我女儿，她的孙女起的名字，是从台湾基隆暖暖这个地名来的 …… 我父母当年在台湾一定和基隆暖暖这个地方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否则我母亲绝不会给她的孙女起名叫暖暖的。

我大声对正在开车的邱老师说我妈给我女儿起的名字就是暖暖，我根本不知道在基隆有个地方叫暖暖。邱老师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说这里边一定有说道。

很快我们就到了基隆中学。学校大门很宽大，有四道石柱，中间是对开的铁栅栏门，可以并行两辆车。大门黑色石楣上一排鎏金大颜字：国立基隆高级中学，非常大气。当我们向基隆中学的校秘书说明来意，做完自我介绍后，他并不接话，胸有成竹笑眯眯地打开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装潢精美的纪念册：这是该校建校70周年纪念册，里面居然鬼使神差地保留了 1946，1947，1948，1949，1950 历年教职工花名册！其中只有1946年的花名册最全，有28人之多。李尚公和钟浩东两人的名字赫然在列！其余年份的名单明显不全，一般只有寥寥数人而已。

什么都不用说了，正式文档，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同来的邱老师不禁在我胸前连打三拳，激动地说：“真是有上帝保佑你，你爹妈保佑你！他们料定有一天你会寻找到这儿来的！” 我爹1947年1月离开基中去桃园农校时，钟浩东给他开的介绍信原件和基中1946年教职工花名册非常重要，把我爹与基隆中学，与钟浩东紧紧连在了一起。蓝博洲后来也说：基中这份1946年的教工花名册，他是看过的。但是李尚公这个人，没有什么线索，就没深究。

在基中主楼二楼一字排开的玻璃展窗里，钟浩东等人的事迹堂而皇之展览着，无所顾忌。从某种意义上说，钟浩东是当年台湾最著名的共产党人 —— 以他们夫妇和“基隆中学案”为素材拍摄的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历经40年不衰，影响最大。其中1989年侯孝贤所导的《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是台湾影片在国际电影大赛中第一次获大奖；1995年侯导再以钟浩东夫妇生平为蓝本所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又获戛纳电影节提名。侯导曾经放言，他还要以此素材继续改编拍片。到了2017 年，台湾另一位名导李烈也以“基隆中学案”为素材，改编当红电玩《返校》，加入拍摄相关影片的行列。为什么钟浩东在台湾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从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起，就投身台湾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矢志不渝，赤胆忠心，人格高尚，为台湾各界所敬仰。

钟浩东和我爹，是1946年8月同时到基中分别任校长和国文教员。钟是台湾抗日名宿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荐的；李尚公是由国府“国语推行会”派遣的，他们都是上级主管部门认可的基中教学骨干。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台湾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积极推行 “国语（即普通话）教育运动”，也就是“国语学习运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期间，未雨绸缪，就选定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三所高校的中文系，重点培养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所需要的国语教学，特别是推广ㄅㄆㄇㄈ注音符号系统应用的人才。抗战胜利后，该部速派“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魏建功、何容及干事王炬等来台指导国语推行工作。

“‘国语运动’的推进方式，一是在正规学校内实施国语教程，延请来自大陆的老师讲授国语课。还开始在音乐课中有教唱国语歌曲，基本上都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松花江上’等；另一方式，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群众性的业余学习，特别是以夜校的形式，方便各界学习国语。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且不说政府免费举办的，就连社会上收费的国语补习班，报名就读者也十分踊跃。至于前者，报名者更是争先恐后。学生中，年长者六七十岁，年轻的十几岁；有家庭妇女、职业妇女、职工、商贩和普通劳动者（如人力车夫）等。开学那天，学生们争着翻看新书，前来认识老师，也有相互招呼的，课室里气氛十分热烈。而一旦开课，教室里人很安静。

“当时使用的是类似一年级小学生用的启蒙课本。学生们无论老幼都学得很认真，务求把每个字的语义，特别是语音搞清楚，有时简直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般补校，往往开始时学员众多，尔后逐渐有人坚持不下去，人数不断减少。但‘国语补习夜校’，始终不见减员，极少有中途辍学的。当时有的报刊说，台湾老百姓‘拼命学国语’，此话毫不为过。更可喜的是，一些老师通过教学，与学生结下了友谊，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国语学习成了构筑友谊的桥梁。国语在台湾的普及，从长期看，有赖于经常的学校教育，但光复初期那个‘国语学习运动’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国语热’，无疑功不可没。

“国语（普通话）在台湾的普及对增进台胞对祖国的认识与理解、对促进两岸交流，乃至统一，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百度百科）。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李尚公在基隆中学的国语教学中，当然是独当一面。当时基中大陆来的教师虽然不少，但是只有他最专业：国语发音标准，而且娴熟ㄅㄆㄇㄈ注符号教学。事实证明，注音符号真是学习国语的利器。老师只要花很短的时间教会学生注音符号系统，所有汉字，学生看看上面的注音符号，就能自己读出来，效率奇高。可是在基中的国语教学工作刚刚走上正轨，李尚公却只干了一学期就转到桃园农校去了，钟浩东还给他开了介绍信。

这件事有点儿反常，除非有某种特殊原因。像我父亲这样由国府推荐来的正牌国语教员，接聘一般都是干满一学年才正常。他中途离开，校长还特地给他开介绍信，里边一定另有“文章”。基隆中学地下党支部第二任书记陈仲豪后来谈到：我与钟校长说“这么多进步教师聚集在一起，恰似《水浒传》里的聚义厅，使学校不知不觉成为北部地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这样是不是会惹人注意？钟校长回答说，刚刚接手办学，没有核心和骨干力量不行。事实上，这么多红色的教职员先后来到基隆中学，流动性很大，不少人任职一两个学期便走了”。

李尚公在基中，很快就和钟浩东熟稔。一方面固然李确实是当时基中推行国语急需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像李这样赤贫出身的北京师大毕业生，也特别引起钟的注意。1948年5月由于台湾白色恐怖非常厉害，中共台湾省工委只能转到香港开会。会议决定为了隐蔽精干，部分同志需分批撤离台湾。恰逢当时我妈北师大中文系大专班毕业后，已经为社会服务两年，按规定可以回北京师大续读中文系本科三，四年级，这样她俩在1948年暑假先后回到大陆。

1949年春，李尚公进入人民大学前身华大学习。在存档的他那时写的自传里，台湾这一段经历的证明人他填的都是钟浩东（钟1949年8月底才被捕，1950年10月14日才被枪毙），那时钟还活着（李甚至还以为1950年春台湾一解放，他们会重逢呢。谁也没想到台海两岸后来一直没有统一，直到现在）。1949年李尚公在自传里写的这个内容非常重要，钟浩东当时是可查的活着的同单位的党内领导与行政领导，是李尚公最好的个人历史证明人。

几年后当钟浩东牺牲的消息大白于天下，李尚公再写自传时，他这段经历的证明人就改写为张勇和熊启芳了（这两人也回到大陆），因为你不能再用已知死去的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当你这段历史的证明人了。当时有关中共台湾地下党人的现实情况是绝密，绝对不能外露，这是关系到还在台湾的那些地下党人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当时这些台湾地下党有关人员之间的组织信息从一开始就严加保密。

蓝博洲说：“张志忠（中共台湾省工委）—— 钟浩东（基隆中学）—— 李尚公（桃园农校）是一条线；张志忠 —— 钟浩东 —— 黎明华（桃园义民中学）是另一条线，都是由基隆中学到桃园发展。”李是1947年2月初就去了桃农；黎则是1947年5月“2.28”之后有暴露之虞才去的义民中学。李到桃园农校还兼任训导主任，邱老师说，这也不一般。因为在1947年初，中共台湾地下党的人数极少，全岛不足百人。台湾当年只有台大一所大学，日据时期，台湾本地人一般只让学农医两科。所以农校，是当时社会精英聚集的地方。桃园农校是台湾三大农校之一，校友繁多，在台湾各界影响巨大，有“桃农系”之称。桃园是台湾重镇，后来当过副总统的国民党人吴伯雄和民进党人吕秀莲，之前都当过桃园县县长。

有关档案揭示，钟浩东为我父亲离开基隆中学，是开了一明一暗两张证明的：一张明的是拿出来给桃园农校看的从基隆中学离职的证明；另一张暗的是允许我父亲在基隆中学请长假的证明。钟浩东为我父亲去桃园农校工作“留了后手”：在那边干得好能待就待下去；干得不好也不至于“失业”，随时可以返回基隆中学继续任教。钟浩东给我爹这么“优渥”的进退条件，绝非仅仅是给一个普通国文教员的。我爹还另有任务去桃园农校 —— 那就是为中共在桃园地区开辟一个新点。在基中接我父亲班的是蓝明谷，他随即就是中共基中支部三个支委之一。我父亲一月底才走，他二月一号马上就到任，一天都没耽误。他俩的交接“好像”是事先约好的，天衣无缝。

1947年2月初我爹一到桃农，当月就赶上了“二二八事件”。据当年国军整编21师第146旅在台湾新竹绥靖区（当年桃园属新竹管辖）绥靖详报和当时初二学生谢义雄口述：“146旅所属436团三营长谢镛率第八连3月8日就进驻桃园农校院内，门口架设机枪，如临大敌”。原因是“桃园于三月一日由台北乘车来之暴徒在农业学校煽动该校学生盲从参加于九时分向各机关扰乱。”“关西镇于三月二日下午三时由中坜（隶属桃园）来暴徒约廿余名先行宣传继之包围派出所缴收武器并企图缴供应站之武器该站人员武器退至山中未被缴于三月三日该暴徒即退往中坜桃园等地”。

在4月份随即展开的“清查”中，虽然桃农“涉案”学生众多，但是该校有关师长对此多有缓颊，鲜有学生被捕的报道。桃园农校当时外省籍老师占一半以上，领导层都是大陆来的外省籍教师。此案后，不同省籍师生之间的关系还很正常，不能不说与外省籍有关师长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表现关系极大。从1946年12月24日发生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被美军士兵强奸，到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短短三个月内催生台湾年轻知识分子的思想激变，绝非现在一般人所能想象。

桃农现存的有关档案已经不完整，不能完全恢复李尚公当年的活动轨迹，只知道他仍然是教学骨干，还承担学校部分的组织工作。同时他还经常请假外出；有时候没有请假记录，人也不在校内。我爹在桃农与校长李康伯（外省籍国民党人）的关系后来恶化，原因是李尚公一直替学生说话，多有护佑；故引起校长日益不满。这当然是后话了。

基隆中学的校秘书等人引领我们在校内参观。主楼右侧山坡下有一座特意保留下来的“防空洞”，据说就是当年中共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秘密出版地。当时基中女职员张亦明等人负责这项工作。张亦明是广东普宁县人，很早就参加革命，在大陆就是中共党员。1945年底她和丈夫方弢到台湾基中任职。当年方弢是教导主任，因为主持基中教学工作，与我父亲非常熟悉。在基中推行国语，主要是听我爹的。因为基中的老师，即使是大陆来的，也多是广东福建等地的，他们也需要学习国语的正确发音。特别是学用注音符号，就是李尚公在基中普及的。方弢在日常教学中，迅速对我爹各方面有了进一步了解；他把了解到的情况都向钟浩东做了汇报。

我们在校园里转悠。我问他们还有没有当年留下的房舍？回答说只剩下一栋了。我们往校园深处走去，看见在一片没膝的杂草后面有一排平房，这排房子当年是单身教工宿舍。我走过去细看，门牌是“暖暖区水源路二巷22号”。又是“暖暖”！70年前，我爹也许就曾住在此处。

当时我父母尚未结婚，正在热恋当中。我妈知道我爹算是一个热血青年，因为他在给我妈的信尾有时会“幼稚”地“致以布礼”，还署名：李基扬。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典故”：据1943年加入中共的徐森源的长子徐博东回忆：像他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在广东“东区服务队”的孩子，钟浩东他们相约所生孩子名字里都要有个“东”字。所以徐森源的大儿子叫徐博东；钟浩东的二儿子叫钟惠东。徐博东说：抗战胜利后，他父亲“徐森源接受时任基隆中学校长吴剑青（徐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的国文教员）的邀请，去基隆中学担任事务主任，先母潘佩卿以及蕉岭同学徐新杰，也一道去基隆中学工作。1946年8月，钟浩东由丘念台和李友邦的举荐，接任基隆中学校长，先父则转任训导主任，方弢担任教导主任，钟国辉担任事务主任（注：这几位都是地下党）。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弟弟在基隆中学出生，故而起名‘基东’。”这个“基”字，也是他们相约给在基隆中学时期所生孩子起名要用的。

2017年11月12日，徐基东在台湾纪念两岸恢复往来30周年《想家，回家，两岸一家》的活动上说：“过去我都说我是基隆出生的广东人；其实我是基隆中学出生的‘东区服务队’的后人。”无独有偶，那时我爹李尚公也给自己起的别名叫“李基扬”，这个“基”字更是基隆中学的“基”了。基隆中学对他说来，同样含义深刻，没齿不忘。那首歌唱得好：

岁月长河，

“东区”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只因柔情相伴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我挺身，在此刻。

岁月长河，

“基中” 的浪漫还是悲歌？

……

永恒的心，与幻梦交错，

生死抉择已经由不得我。

我挺身，在此刻。

当年我母亲在台北“国语推行会”任文秘；我爹在基隆中学当老师。每到周末，不是我爹去台北，就是我妈来基隆。当时从台北来基隆要乘“台铁”，到站就是位处基隆市暖暖区的暖暖火车站，或八堵火车站。当年八堵火车站站长李丹修经常在周末看见年轻的“外省人”我父母，在八堵站相聚相离，口操国语，明显是外省籍公职人员，甚是稀奇。在我妈离去后李丹修有意过来和我爹搭讪，一通报姓名，两人都姓李，更是亲切，遂逐渐熟悉起来，很快他们俩就成了朋友。我爹还主动教过他们站的员工学国语。后来我爹要调到桃园农校去，可巧李丹修就是桃园人氏，他热心帮了我父亲很大的忙。

1947年“二二八事件”突发，根據相關史料記載，“1947年3月1日，駐在澳底的數名軍人於火車站為了火車停駛與否問題，與台鐵站務人員及乘客發生衝突，後來在八堵站時，這些軍人拿槍威嚇司機；乘客，軍人互毆後都有人受傷，有一名軍人在跳車逃离時死亡。八堵火車站站長李丹修協助受傷的民眾敷藥，並安排搭車離開衝突現場。

“3月10日，基隆要塞司令部行文八堵車站要求緝兇，李丹修據實報告，表示無法查出哪些民眾與軍人鬥毆。隔天，11日上午，要塞司令史宏熹的侄子史國華率領兩輛軍用卡車包圍八堵站，在月台先槍殺了4名台鐵人員；李丹修等13人後來也被押上軍卡，從此一去不返。”

李尚公那些天为了“组织上的事”，几乎天天冒着危险乘“台铁”往返于桃源和基隆之间，对国民党血腥镇压无辜百姓怒火中烧。他和李丹修还互相提醒要注意安全。哪知3月11日国民党军再次光顾这个火车小站，掳走李丹修等十数人，从此杳无音信。据说这些人都被虐杀投入大海。李丹修这个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好朋友，转眼就被捕失踪；我爹看到人去楼空，心里万分悲痛。

“基隆八堵车站惨案”是台湾 “二二八事件”中最突出的个案之一：一个基层单位有17位无辜员工被枉杀！这件事对李尚公影响很大。其实我父母他们是经历过台湾 “二二八”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的，你以为他们没见过生离死别，怕死？!

这个暖暖区，大概是我父母他俩从工作，恋爱，到结婚再到成家过日子的20年里，彼此感觉最温暖的地方；也是他们俩共同走入社会，经历风雨如磐岁月的地方。再也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和这个暖暖区相提并论了。这段感情，我妈深埋在心灵深处，从未示人，哪怕对她自己的儿子 ……

1968年我爹被逼用烧红的铁钎贯胸自尽；她当着外人面，没掉一滴眼泪。而当1985年她唯一的孙女出生时，她没对任何人说明她为什么给孙女起名叫“暖暖”，这是她个人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一段回忆，稍纵即逝。“我给我自己活，我不相信眼泪，我也有欢乐……”我不禁想起台湾歌手周杰伦的那首歌：

听青春，迎来笑声，

羡煞许多人。

那史册，温暖不肯

下笔都太狠 ……

千年后，累世情深，还有谁在等?

而青史，岂能不真？……

如你在跟，前世过门……

跟着我，浪迹一生。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

2017年5月29日，当年在台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丁宁阿姨亲笔写道：“我们（指她丈夫，长征干部程浩与她）受周恩来副主席派遣，随钱瑛（当时中共南方局委员，解放后任监察部部长）到敌占区上海、台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我们于1947年1月至9月在台湾工作。当时负责掩护我们的中共党员吴克泰（原名詹世平）向我们介绍过，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是他发展的中共党员。1947年1月，钟浩东派李尚公到桃园农校开展工作。钟浩东后来担任中共基隆工委书记，1949年8月被捕，英勇牺牲。

“在台湾时，与我们经常联系的中共台湾工委委员张志忠（1949年12月被捕，1954年3月16日被枪毙）负责台湾桃园地区地下工作。他向我们介绍过：桃源县在台湾是重要的县，桃园农校是桃园最著名的学校。我们地下党在那里有一个点，是李尚公等人在那里开辟的新点。在‘二二八’后的白色恐怖下，仍然坚持下来，没有人叛变组织。

“近几日，杭侄访我，提到他父亲李尚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对他的政治迫害，选择离开，表现出对党的忠诚。

“我虽然没有见过李尚公，但是我可以证明李尚公是我党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2017年2月5日上午10时，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厅，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与冯其庸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冯先生当年是李尚公在人大中文系和研究生班时的同事。“冯先生提及文革往事，对他触动最深的是同事李尚公的自杀 ……”“当时冯先生就想：一定不能死，要熬过去，做个历史的见证人。”（陈原：我与冯其庸先生的半世纪交往，2017. 2）

50年前，1968年底，我父亲刚刚去世，一个风雪如磐的凌晨。邮递员“凄厉”的呼喊在寂静的校园宿舍区回荡 —— 有人给我们家发来电报。当时众人对我们家正唯恐躲之不及，有谁会来电报呢？打开一看，原来是是我父亲年轻时的同学和同志，时任济南某中学（济南四中？）校长任xx 发来的唁电：“李尚公同志永垂不朽”。天底下就有这样的义士，全不吝 ……

50年后，历史终于见证了。我们可以告慰我爹，就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歌词一样：

你静静，静静地飘落。

铺满金黄，金黄色的山坡。

……

飘落，飘落，

你没有（！）被埋没。

你也不应该被埋没。那些为祖国统一贡献过青春，做过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人，特别是其中还有自己的亲人，真是不能忘记。

月光如水

想起你，

青春火焰

在心底。

燃烧所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