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
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
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在“刀俎之间”，知识分子除了帮忙、帮闲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严子陵、陶渊明隐退山水、田园，拒绝仕途的荣华，自愿过隐居生活，只能是极个别人的选择，不具有普遍意义，充其量也只是对前者的补充。由于缺乏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使退隐也不是出世的，同样是入世的一种方式。更何况退隐田园常常只是像诸葛亮、刘伯温那样期待着明君圣主的出现，“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
不少人以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的事，其实早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即诸子时代，这一特性就已开始形成。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所阐述的都是有关现实政治秩序、权术谋略、合纵连横等思想。即使带有宇宙人生哲学思考成分的道家，在老子那里首先也是关于“无为而治”的另一套政治学说。
作为“隐士”的庄子，却一心想见“王者”。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恐怕非常复杂，但“政府的性质”无疑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在秦始皇之前，桀、纣等暴君便史不绝书。诸子时代，出现了孔子等古代学问的集大成者，他们可以设馆授徒、广收弟子，也可以著书立说、创立学派，却缺乏传承文明的自觉担当;没有把自己从事的教育、治学、思想作为独立的事业，始终不能忘怀有朝一日侧立朝廷。所以才奔走于各国诸侯之间，希望得到明君的赏识。迥异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和差不多同时的西方文明轴心时代即希腊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发展出了各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至多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被当作一门平等的学科对待的。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连文学也摆脱不了政治说教的特征。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楚国的官员。他在流徙途中写下的“千古之绝唱”——《离骚》，鲁迅早就指出它表达的不过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怀王表达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反而遭到放逐，欲帮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丽诗篇中反复咏叹的就是这一点。屈原的悲剧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屈原人格也早已成为后世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充满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这种愚忠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被誉为“第二种忠诚”。
秦始皇在一统山河之后，钳制舆论，扼杀思想，毁灭文化，这是大一统的绝对权力的必然，任何高度集中、没有约束的权力几乎都会导向这一结果。焚书坑儒与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一脉相承，腹诽有罪，偶语弃市，严酷的制度环境注定了只能造就依附权力的知识分子。尽管历史上也有过汉代、宋代太学生的群体壮举，明代出过方孝儒这样不怕灭十族的“士类”，有过“东林党人”这样敢与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集团抗争的书生群体，在捍卫汉民族王朝的宋末、明末也曾有过文天祥、史可法等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殉道者。
然而缺乏的是超越权力之外的独立思考，缺乏对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的质疑。有之，也只是黄宗羲等极个别人的零星思考，早被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沉沉暗夜里，更不可能产生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四书五经、故纸堆和考据学，最多还可以加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独立批评，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理想的追求。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站在权力集团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由此也决定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哀。
直到上一个世纪之交才出现一线微弱的转机，以张元济、张謇、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在戊戌变法遭血洗之后毅然决然选择南下，告别朝廷，踏上了完全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路，开始自己独立的事业。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开辟了独立的近代出版业。张謇开办工厂，成为民族工商业巨子。蔡元培在绍兴、上海开始他早期的民间办学生涯。在近代新旧交替之际，这些功名在身、居庙堂之上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尽管风云变幻、战乱动荡，还有强敌入侵，到20世纪中叶，知识分子处于权力之外服务社会，独立从事自己的事业已经在各个领域蔚然有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例，以胡适、傅斯年、罗隆基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及后五四一代)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大部分沐浴过欧风美雨，吮吸过自由主义的乳汁。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代，他们曾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独立的批判，但在“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两极对决中，多数人只能非左即右。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独立追求，他们已经走出了屈原人格的巨大阴影。遗憾的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中国，他们的声音毕竟大微弱了，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最终也只能选择“留下来”，死不见尸的命运自然已注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理想的价值，和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真诚。
又一场以牺牲无以数计的生命为代价的内战落幕，胜者为王是铁的规律。半个世纪中几代知识分子曾赖以摆脱权力依附命运的根本——高度自治的大学、民间书局、民办报馆、民营企业等，几乎在转眼之间化为乌有。正是这些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事业使知识分子独立获取生存资源有了保障，一旦失去这些保障，知识分子就再没有独立性可言，只能回到大一统时代的权力依附状态。绝对权力不仅垄断了一切生存资源，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一个欲做陶渊明都不得的时代。
毛泽东从切断知识分子的生活资料和思想改造入手，双管齐下，短短几年就将整个知识阶层打入了无底的深渊。从此，他们除了紧跟主流意识形态，贬低自我，诅咒自我，使劲地往同伴身上吐口水、自相践踏之外，已经没有另外的出路。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更遑论什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没有人想到践踏他人之后自己也将被他人践踏，求生的本能使整个知识阶层一败涂地，整个民族的精华陷入悲惨命运长达数十年，不少人“九死一生”。如果说他们在反右、文革时的表现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历经磨难之后，依然坚持“第二种忠诚”就是不可饶恕的。古语说：历大难者必有大悟，一个永远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20世纪上半叶先辈们曾走过的那条路，彻底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甚至内化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倾向以及认识、评判事物的既定思维方式”(肖雪慧语)。不改变这一精神状态，老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在屈原人格的阴影中打转，这个老大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我们所期待的文明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