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斌，祖籍江苏宿迁，安徽合肥人，移居深圳。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82年8月起从事出版工作至今，编审。出版《寄意古董》《山思海韵》《写花卅年》《山海文心》《千古杂记》《婉约诗》《亦复如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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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超
今年11月12日某时，我在书橱里顺手拿了一枚印章，随后在几十本书的环衬或者扉页上钤印。我用印章后心里有一阵子难过，原因在于篆刻这枚印章的大学同班好友黄忠超兄与我天壤相隔已八年矣。我只有五六方姓名章，是四五个人分别为我镌刻的。他们中有的人是文化名家、博物学家、书法篆刻家，还有一位运动医学专家。我又想在这几方印章中偏巧拿出的是忠超刻治的印，又不假思索地盖在了我的一批入藏市图书馆的图书上，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从此忠超之印与精神之我共享悠悠的馆藏岁月。
我渐渐的平复了心情。我与忠超什么时候交好的，什么时候延续和发展友情的，什么时候诀别的，却是一幕幕都浮现眼前，这些故事既平凡也可圈可点。说起来它们平凡到不足为训，却又那么异乎寻常，像一首动人的风趣的歌曲，萦绕不去。
2011年9月的一天，我听说忠超快不行了，从合肥驱车到宿州去看他。这动人的心曲在忠超兄的病榻前便定格了，化作永恒。与忠超话别和握别后，我驱车于午后两点左右赶到了蚌埠，同班好友吴雷兄早已备好饭菜，我们边吃边聊着忠超的故事，共同祈祷奇迹出现，让他继续潇洒在人间。10月10日，忠超走了，真的再也看不见了他了。我在当晚闻讯后含涙执笔，一挥而就。此即《兄去何急？哀悼黄忠超》。1982年毕业分到宿州时住在宿县军人接待站（忠超自题“风华正茂”）
三十多年相知相交，兄的一举一动时常在我眼中浮现。他的笑，是一种嗅之不忘的篆烟，是挥之不去的祥云。品味之，不由得你不在内心里跟着笑……我在南疆，兄在江淮名邑宿州，相隔千里，没见他笑，怎地我一想到兄，还是那么开心，那么得味？据说：人中极品的第一印证，便在于他是不是能带给别人欢乐。又据说：将大才子与人中极品集于一身的人，其前世必是修炼得大欢喜，再飘然一现于今世。
9月23日，我闻讯驱车前往宿州，兄在医院的病榻上接见我。他吐语诙谐，并在《宿州赋印谱》上为我题字、钤章，拿笔的手臂上还扎着输液的针。我站在旁边说，你等着我的书评。兄愉快地答应了，兄哈哈大笑了，输液皮管被他笑得晃来晃去。我翻阅《宿州赋印谱》多时，爱玩不已，关于印谱的书评也在腹稿之中，可是吾兄竟于今晨仙去。
上苍不耐人中多极品，莫非这又是天乡故事：忠超是奉召去了缥渺无垠、汗漫无际的天乡。诗词歌赋文俱佳、书法金石精通的忠超，另有委任……兄去何急？不想听我说道说道你吗？不想听我品一品印谱吗？兄来人间五十四载，兄去何急！
这篇悼文《兄去何急？哀悼黄忠超》只在个别同学中交流了一下，没有正式发表。《宿州赋印谱》被我带到深圳，也还没有细品。
《宿州赋印谱》之出版与2008年间《光明日报》谋划《百城赋》文事向全国征文有关。其时忠超应征，与鄢化志共同创作了《宿州赋》（兄为第一作者），在《光明日报》《百城赋》专栏发表。之后，兄将赋文篆刻成一百二十余方印章，并诸多边款；又书《宿州赋》长卷。《宿州赋印谱》收录了以上作品，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10年8月出版。刻治一百二十余方印到入谱于书中出版，又费时近两年时间。此役不知费去我兄多少日夜，耗去我兄几多心血矣！
《宿州赋》以赋体文学样式历述了宿州的历史文化、水土形胜、风物人情、乡贤绿林等，表达了对宿州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之情。《宿州赋》长卷集聚了忠超一生的书法修为，已被镌刻碑上立在当地。而在一百二十余方印章上，忠超用各种章法和刀功营造了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美学空间，我仿佛看到了刻印的黄忠超：他一会儿激情四溢，一会儿敛容肃穆，在俯首挥刀的一刹那凝固成雕塑。
忠超用其文才和史识赞美乡邦文化、弘传先贤事迹上，显现了他具有浓烈的在地关怀之素养。他对家乡的爱，用他喜欢的赋体、喜欢的书法和金石艺术充分的表达了出来，碑在书在金石在，还有什么比这样做要好呢？
忠超的幽默风趣在同窗各位是有目共睹的。我大概就是被他这种幽默与散漫并呈的禀性所吸引，在大学里奠定了友谊，工作后还时常想念对方。有一年在亳州召开《亳州市志》评审会，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同窗好友牛志强兄是《亳州市志》的副总纂，我对志强说想见黄忠超、吴雷，你邀请他们到亳州来，分别在合肥、蚌埠、宿州、亳州的哥四个借此聚聚。忠超那时在宿州党史办工作，也对口；吴雷在蚌埠日报社当负责人，搞文宣可是一把刷子；更何况我们又都是学历史的，当然能为《亳州市志》的结项做点贡献。我想得美滋滋的。志强接电话一听我的提议就说，我俩想到一起了。忠超被邀请后欣然前往，吴雷因为工作太忙走不开。亳州开会间隙自然要喝两杯、合个影，在我俩忽悠下，忠超代表吴雷分别与我俩干杯，呵呵；喝完酒又开开心心照了相。
1997年底我到深圳工作，忠超是有些不舍的，好在不同于到国外去的人，我俩很快就在深圳见面了。忠超那时已经调任宿州市政府办公室领导，我看他依旧是风趣、乐和、散淡的样子，相叙甚欢，一扫我的倦怠和郁闷。
转眼间到了2003年。这一年“非典”肆虐，南方尤为险绝。我作为出版人虽然不能像医卫工作者到第一线去抗击“非典”、拯救病人，却也心有所属、想有作为，因而为策划图书选题昼夜宵旰。我想到用韵文形式歌颂在抗“非典”日子中涌现的人和事，提出了创作和出版《中华抗“非典”四字歌》的方案。从四月中旬酝酿、下旬形成选题思想，廿九日向市委宣传部呈报方案，至五月上旬“四字歌”被列作深圳市宣传部的宣传项目，我一手操办了社内外的文案。五、忠超大声说： “我们来做”
我当然是孕育《中华抗“非典”四字歌》一书的关键人物之一。可是要把选题策划变成图书出版，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却又谈何容易。要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出书，这又是难上加难。
须知在策划和拟定文案过程中的第一个约稿对象不愿意做这本书，找作者成了我的难心事。我打电话给忠超讲讲“非典”疫情、诉诉工作苦水，试探性地表达了请他攘皓腕于宿州兮的意思，话音未落，只听忠超在那厢大声说“我们来做”。我虽已深深地触摸到了他话中没有一丝游戏味道，仍然不放心的说了句：时间很紧，行吗？吾兄坚定的说：行！
自五月上旬忠超说出“我们来做”至五月底出书，吾兄才是《中华抗“非典”四字歌》创作出版的关键人物。当年的文稿档案还在：已经看不清字迹的传真稿件，我起草打印的编写指引（一）（二）（三）（四），给上级的方案、报告，我改写的四字歌手稿，还有名画家王建明先生的配图等，翻检一过，我心中泛起了波澜，耳旁也有战马嘶鸣的声响。忠超“我们来做”四个字就是这波澜中的一声巨响，就是这声响里的咆哮。由他主创的《中华抗“非典”四字歌》分为众志成城篇、科学防治篇、火线风流篇、人定胜天篇，以四字韵文、每八句一节的形式，反映和讴歌了在“非典”袭来的动人事迹、民族美徳、科学精神；左文右图，一韵到底，图文并茂，寓教于歌。
六、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我在《中华抗“非典”四字歌》的《出版后记》中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照引我们千秋万代的民族精神，谱写过无数可歌可泣的华章诗篇，早已化育出亿万颗同律动的心，挽结成亿万双共负重的臂。
当“非典”肆虐，我们心相连，臂挽结，科学防治，抗击凶毒。当“非典”肆虐，世人分明看到华夏大地，这边厢，壮士解腕，豪气干云；那一隅，马革裹尸，精爽流布。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我们岂能无动于衷?我们笔墨饱满，我们思绪激荡，直欲刺杀“非典”妖魔。
当我们将创作《中华抗“非典”四字歌》的构想告诉黄忠超先生时，他攘臂挺身而出:“我们来做。”我们对谈创作思想，擘画韵文格调，谋篇布局多有吻合。于是由忠超先生主持、总修的编写组形成。从忠超先生一声“我们来做”到完成“四字歌”的创作，整二十天。正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忠超先生和编写组成员，不辱使命。
感谢黄忠超先生，感谢黄忠超先生执长的中共宿州市委办公室；编写组汇集了这里的精英。
资深出版人李青先生在审读意见中评价《中华抗“非典”四字歌》：全书仅1400余字，然内涵丰厚、风格独特，读来如诗如歌，如切如磋，壮人情怀，催人奋进，发人深思。它在语言上短小精悍，高度凝炼；在韵律上谨密周严，自然天成；在节奏上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深得古人歌赋挥洒自如的典雅风致。全书既格律工稳，又注重差参变化，避免了刻板化；既大量用典，又做了精当的说明，兼顾了雅俗共赏；配图与文字内容浑然一体。此书不失为一部倾情打造的大众精品。阅读界对此书的反响热烈，多篇文章给予好评。《中华抗“非典”四字歌》出版发行了五万七千册，获得了2003年度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一等奖。走笔至此，我亦深感欣慰。因为我与忠超的相交相友实践了人无趣不可交、人无癖不可交的古训，并且各自的趣味和爱好有了相洽共融的升华，从而说明了人有义更可交的哲理。个中之“义”，道义也。忠超兄，弟此说可乎？又或说友者“三益”忠超俱得之。忠超在驾鹤仙去之前，完成了一大心愿：为两个班八十多名同学每人刻治一方姓名章且都有边款，石料亦为他所购，无偿赠送之。我那天所用印章即此役成者。自此而后，印和书在馆中相与共，那里岁月静好，我俩不亦快哉！
黄忠超，1956年4月生于安徽省固镇县。1975年至1978年9月，在固镇县湖沟中学任教。1982年7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分配至宿县地委党史办公室工作。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1月起，先后任宿县地委党史办公室秘书，宿州市郊区副区长，宿县地区行暑办公室副主任，宿州市委副秘书长，宿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第二届、第三届宿州市委委员，第三届宿州市人大常委。2007年1月任宿州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11年10月10日去世。
2010年在宿州学院时的留影（忠超自题“心慕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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