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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月9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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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心中两个周恩来 ——周恩来祭日思
今日为周恩来总理祭日，他逝世时我未及三十，一时感觉悲痛至极，向有关部门请求去向遗体告別，无果。只好冒着飞扬的雪花，骑自行车来到北京医院，想离他近点，在站着哨兵的北京医院大门外，默黙站，默默看，忆着储存心中几十年的他。几日之后又到长安街旁，挤在几十万市民中，等来了围着黑纱的白色灵车，载他遗体，缓缓开来，缓缓远去，十里长街一片哭声中驶向八宝山。这是我辈有生之年难以忘掉的日子。 我三五岁时就对周总理有印像了，那时隔一段时间他就来我家，与父亲促膝交谈，母亲姚维钧在旁，来去之时也常与我们孩子相见，热情召呼。那时五十岁左右的周十分帅气，超高颜值，肤白中透红，鬓青光发亮，光彩照人，而且目光真纯，感染力极强，只要他凝视你一会儿，几乎都要被他征服，尤他两臂，时而挥动，时而曲静，全身上下，无不散发诱人魅力，看着他几乎看呆了。每次与父谈完工作，周都极有人情味地要对父母说想看看孩子，于是父母赶快叫出两个姐姐和我，去见总理，寒喧一番，弟弟那时才出生。
见周的几个有意思镜头今仍留在心上。 有一次周来我家商洽父母去上海，做稳定沪上人心工作，谈完出来，看到在院子里玩耍的我们，立刻张口叫着我们的小名：“当当，丁丁，方方！”我们围上去齐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 周那次动情地拉着我们的手，对我们说：“我没有孩子，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孩子，现在爸爸妈妈要去上海工作一段，你们在家好好的，我有功夫就来看你们！你们有事就来找我，我会对你们管到底的！” 父母走后，有一天在政务院机关亊务管理局工作的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蔓云女士提着糖果来到我家，说周总理让她来看望我们，当时张四十余岁，穿着一身灰色咔叽布制服，热情精干。
还有一次，淘气的我正爬在家中树上，我家北京宣内大街安儿胡同院子里有颗老海棠树，每当入秋，果实累累，我爬上去摘。那天总理未先通报，来到我家，径直走进院里，抬头看到树上的我，便站住了，父母闻声走出房间，与总理一起翘首望着树上的我，我从树上往下看，总理两只胳膊交叉抱胸，再三说：“方方，小心！方方，小心！”未加责备，要是没总理在父母早批我了，现总理在我似获保护，父母也不太好骂我了，我从树顶爬下，向周总理深鞠一躬，父母狠狠瞪我两眼。那天在父亲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我小学同学瞿安廉的母亲马阿姨陪同总理也在场，几十年后安廉还回忆这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后周来我家次数减少了，在北戴河我见过他几次。他最后一次来我家大约是1964年夏天的一个晩上，周恩来偕邓颖超一齐到来。周那晚着白府绸衬衫，灰西服裤，脚上一双黄皮凉鞋，手腕上带着白皮表带的国产上海牌手表。周先和父亲在客厅谈话，母亲和邓阿姨手拉手来里院参观，当时孩子里除我之外都已住校，那晚只我在家，正伏在书桌上写作业，蓦地房门开了，我妈和邓妈妈走进来，我惊奇中起身，向邓问好。
稍许寒喧后母亲对我说：“周伯伯来了，还不去问候！” 于是我赶紧去客厅，见周总理与父亲坐在屋角的两只小沙发上，头靠头，面对面，低声细语。我推门进去，总理望着我说：“方方吧，一晃都这么大了，读高中了？” 我答高二了，笔直站着，盯着他看，总理没再问我，没再说什么，只是凝视着我，他看我，我也盯着他，他在想什么？我不知道，猜不出来。
我看着总理那张我自小熟悉，不乏敬仰和钦佩的脸，凝视有几十秒，我意识到今后似很难见他，很难如此近地见他，我要认真细细看。后来父亲不耐烦了，挥手示意我走开。我向总理鞠躬，不舍地离开客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次见周总理，尤其他最后一次来我家的场景，特别是与他那场几十秒凝视，我后来不时想起，虽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几十年里，无论在大别山下，太行山上，大洋彼岸，而今七十又几，还都能清晰忆起。
最后一次近距离见总理，是1965年12月21日凌晨父亲去逝后。当日上午周恩来便来到医院，母亲当时巳给父亲換上了他已穿了多年的黑尼中山装制服，领口袖口都已磨旧。周见到后对母亲说：“黄老一生操劳国事，让他穿身新衣服走吧！” 于是让人赶快购来新制服，给父亲換上。下午，周恩来与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来到北京医院向父告别。
几天后，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周早早就来到中山堂大殿。殿里无取暧设备，寒冬腊月，极其寒冷，六十多岁的他只着灰色中山装，走来走去，不停在那儿张罗，一会迎朱老总，一会接邓小平，我一直仔细盯着二三十米外的周，看他搀扶着朱总，又见他去开邓的车门搀邓下车，后来我意识到邓几年前摔伤了腿。直到哀乐声起，告别式开始，众人站好几排，朱德主祭，刘宁一致悼词，向父骨灰三躹躬，尔后走来与我们家属一一握手，周与我握手时看着我，用他特有的南方口吻，对我说了一句:“好好学习！”这是最后一次见他，这句话也没忘。
文革中1968年初，母亲不甘造反派屈辱，以死抗争。1969年在大连的我五兄自杀，女儿失踪，五嫂到京城上访找到总理办公室，总理派联络员去找，未果。1970年代初，我受审挨整后到太行山，1973年秋，逆境中的我试着向周恩来写去求援信。当时我哪里知道他已患癌症，且正因对美谈判中被斥为“投降主义”而挨批。这一处境下的周恩来居然对我的信做出反馈，批示给文革前的民建秘书长孙晓村(1990年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处理安排。
1974年春节前后孙来到西便门我家，说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总理记得我，很是关心，要了解一下情况，安排我回北京。恰此时我已刚刚接到北京燕山石化厂的调动公函，于是我如实告孙，孙说我即向总理写报告汇报，我请孙代为感谢总理。当时我无比感激他，他没忘记我，心中常浮现总理的形像，尤其1964年与他对视的场景。
一晃几十年过去，过去不为人知的许多史料逐一爆光。外界先不讲，就我家经历的许多往事也陆续了解真相。原来从父亲到我们一直以为，我家只有三哥黄万里、四哥黄大能两位是右派，后来才渐知并非如此，不是二个而是七个右派，不仅三哥、四哥，而且五哥、大姐、四姐、四姐夫、二姐的大儿子共七人被打成右派，二姐因信教被定为“反革命”。
我自己，中学未能入团也系于此。而我能考入当时的外贸学院，据说还是周恩来发了话；“方方要学外贸，好事么！”一句话定下。否则会与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一样，被拒于校门外。当时京城能有几个中学领导能像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云校长那样，顶左风保护出身不好学生上大学的权利！我当然深知这些是冲我父而来，他缕缕上书，不时谏言，揭露时弊，为民请命，虽未召祸己身，却已引禍连家，儿女受过，在劫难逃，甚于七顶右冠的是，我母等四条人命付出。
几十年风风雨雨，已是老年的我们，对过去，对历史，毋庸置疑会更知悉，且更具眼光。最近看到披露出的史料……使人接触到历史的另一侧面，心中形成了另一个周，与自小心中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叧一个周恩来，是有两个周恩来么？常问自己，到底哪个周是真？哪个周是假？哪个周更接近真实的他？哪个周是违心做作？对周不乏思念的同时又增加许多思考，心中常在辨别。
或者两个周都是真实的他，是他的双重性格，甚至是他多重性格之体现。这或许才是真实的他，真实的历史，真实却又是被扭曲了的个性。这或许是时代使然，历史使然。说到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伟人，都终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制度的桎梏。对个人的历史评价是必要的，但对制度的反思与认识，则是更为重要与迫切。
随着阅历积累，我对五十多年前周与我凝视一事也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间。那盯着我的几十秒中，总理是否想起解放前夕阻拦国民党运走48万兩黄金而被杀害的我二哥？是否想起反对修建三门峽而被打成右派的三哥黄万里？他见到父亲时是否想起抗战在陪都重庆周的第一次文字亮相是1939年在父亲办的国讯期刊上，又在父创办的中华职教社星期讲坛上向大众讲演首次亮相？是否忆起1946年内战初始中共出关四平之战失利败退松花江畔时父与众多民主人士呼吁停战才使四野获喘息赢得修整最终拿下东北？我与他相对凝视那几十秒之中，他对父亲这几十年的老友或有些许愧欠？也是否想对眼前他看着长大曾唤作“我的孩子”的我遇难之际施以援手？
当然，这些今日所猜所想，如同对林彪9.13事件后周曾嚎啕大哭一样, 永远地无解。但无论如何，包括我个人在内，对周恩来的正面评价和好感，要远远大于对他的负面非议。尤拿今日的高官做参照，比起那些坐拥几亿的贪官们，沒有子女，沒有财产，甚至沒有坟墓的他，不知是高尚了多少！
从这一角度，我仍怀念他，怀念周恩来，中国的大多数人们也永远怀念他！
本文作者黄方毅，1946年生，上海人。无党派人士，美国杜克大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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