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丨董良翮：走过红色岁月

原题

董良翮：走过红色岁月

作者：吴丽玮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2017年19期

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是“文革”期间红卫兵里高干子女的典型代表，他历经过磨难，之后下乡插队改变农村面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红色岁月。

董良翮（摄于2011年）

跨越半个世纪的最后相聚

董良翮最后的日子是在气候宜人的云南瑞丽度过的。那里有他学生时代的老朋友孟建新，在自己的新房子装修好之前，他一直跟孟建新住得很近。几年前，已经在瑞丽扎根几十年的孟建新得知董良翮得了白血病。“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什么联系了，但听说他病了，我很着急，千方百计跟他联系，邀请他到我这里来，环境好，对他的病有好处。”孟建新告诉本刊记者。

两个人上一次亲密地在一起是在50多年前。1966年，北京六中学生董良翮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农垦团”，召集包括孟建新在内的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等中学为主的四五十个学生，准备去广东开荒种橡胶。“那时的中学生就有这种心怀天下的豪情，他们敢喊出‘中国的橡胶事业就靠我们了’，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不敢想象的。”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告诉本刊，父亲通过爷爷董必武联系了南方局书记陶铸，陶铸非常支持学生们投身农业的热情，给他们批了两块地，一块种橡胶，一块种粮食，让学生们自给自足。

邓颖超怀抱的董良翮

董良翮为人实在，又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理所当然成为队伍的领袖。一行人从北京坐火车来到广州，刚到广州就接到八一学校的通知，“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领袖、造反派蒯大富也来了广州，在一个宾馆里休息。孟建新说：“我们对蒯大富很反感，他对刘少奇和各省级领导干部都批斗得很厉害，是我们的敌人。”孟建新跟董良翮请示去捉拿蒯大富，结果没抓到人，几个初中孩子不甘心，跑到广州“三司”司令部偷了台油印机，准备在开荒的同时，搞舆论宣传。他们从广州步行了500多公里，终于到达海岛上，没想到政治局势瞬息万变，陶铸被打倒了，种橡胶的事业没有人肯帮忙投入，学生们被迫散去。董良翮回到了北京，孟建新则跨越边境线去了越南，准备参军到抗美援越的中国部队去打“美帝”。

这群中断学业的少年有的参军，有的下乡，许多年后有人继续了学业，有人下海经商。董良翮“知青返乡”后，到了农业机械部工作，几年之后决定下海，去了海南、广东经商，但并没有太多建树。孟建新说：“我认为他并不适合做生意，他是一个比较本分的人，相反，他对农业一直很眷恋，他应该去搞农业。”董良翮接受孟建新的邀请来到瑞丽，非常喜欢，决定常住，养病之余，开始关注当地的农业生产。“他还去山区养过小耳朵猪，大面积种植西番莲，临终前4天还到离城几十公里的农户家中与老农促膝长谈，想着如何帮农民脱贫致富。”

病情来得始料未及又异常凶险。4月12日，董良翮突然倒下，终年72岁。他的朋友们无不感到意外，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告诉本刊：“他非常豁达，几年前就查出了病，心脏还做了搭桥手术，但每次聚会，他都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用什么新的疗法啦，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结果几年下来状态一直不错。看中医时大夫让他注意睡眠，结果他说晚上倒头就能睡着，一觉到天亮，根本不是病人的那种心态。” 

 董必武与女儿董良翚、儿子董良翮在一起（约1950年）

红色家庭和两次入狱

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小儿子。他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他出生时父亲已经59岁了，因此非常受宠爱，他的哥哥董良羽和姐姐董良翚在父亲面前都很谨慎，唯独他可以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捣蛋，把印泥、镇纸摆在地毯上，像开坦克似的推着跑。董必武有时外出开会到很晚，董良翮也不回房间，就躺在办公室的地毯上睡觉，一直等到父亲回来。

陈小鲁和董良翮是在中南海里认识的。当时两家都住在怀仁堂西边的青云堂里，陈毅家在西侧的第四家，紧挨着邓小平家，董必武家则是东侧的头一家。陈小鲁和董良翮年龄相仿，陈小鲁告诉本刊，院子里各家差不多大的男孩们经常组织打篮球，他和董良翮都是主力，除了打不过8341部队的东风警卫队，几乎打遍中南海无敌手。除了打篮球，他们还经常下飞行棋。“各家轮流组织，到谁家，谁就要拿出好吃的跟大伙儿分享。董良翮有点内向，但非常慷慨。”

陈小鲁说，这些在中南海里长大的孩子消息更灵通，他们在下飞行棋的时候也会相互交换信息，谈国家大事。“记得有次去董老家，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从北大回来，跟我们说，江青亲自带着她们中文系的学生看电影，看完组织大批判。除了《南征北战》，几十部电影没一部是好的，《五朵金花》不讲政治，《冰山上的来客》是神秘主义。”陈小鲁说，这些话让他觉得非常吃惊，“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我们这些中学生心里是蠢蠢欲动的，年轻人总是想寻求刺激，想自己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加革命”。

陈小鲁

1964年7月，毛泽东对毛远新等人发表了“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的谈话，抨击了旧教育制度，这在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引发了关于资产阶级活动的批判。当时在八中读书的陈小鲁回忆说，八中“高三”四班有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因为说出“我既要为革命学校，也要为个人成名成家学习”遭到团支部批判，“团支书说他走白专道路，但校领导不同意批斗学生，于是学生们很不满意”。北京四中和董良翮所在的北京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三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串联，组织罢课，给中央写谏言信，随后中央以“四清”运动进校园和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对学生进行训话平息了这次学潮风波。

这几所学校之所以能在“文革”初期引领风气之先，跟他们以干部子弟为主，能够最先洞察中央意图关系密切。1966年6月，孔丹所在的四中“高三”五班和女一中“高三”一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这成了“文革”初期中学里的一件大事。孔丹告诉本刊记者，废除高考并不是学生们完全自主的一项建议，“当时薄熙永和我一个班，他先听到了消息，知道1966年高考可能要停下来，于是学生们才提议主动发起倡议”。

在清华附中第一个提出要“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后，各地中学也纷纷开始对校领导和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批斗。陈小鲁说：“中学里那么多学生，忽然就找不到‘头儿’了，只能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四中的孔丹、六中的董良翮、八中的陈小鲁因为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很快就成为各个学校的学生领袖。

 孔丹

1966年8月25日，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为首，一些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学生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这就是著名的“西纠”组织，孔丹、董良翮、陈小鲁成为“西纠”的领袖。陈小鲁向本刊回忆说，当时的形势变化很快，8月19日，他提议在中山音乐堂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北京市教育局领导。结果中途一群学生上台来痛打被批判的人，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这次会议对我影响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也不挑头搞这种事了。”陈小鲁告诉本刊记者，在短短几天之内，他的想法发生了逆转，正好周总理提议在中学里搞红卫兵的联络站，于是这些干部子弟就有了成立纠察队的想法。“当时我们八中的党支部书记自杀了，这也对我触动很大。社会太乱了，‘西纠’首要任务就是要制止武斗，反对暴力，而且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很快便意识到，很多斗争都是冲着老干部来的，我们要保护老干部啊，于是几个学校的一群人一拍即合。”

“西纠”刚成立没多久，就被周总理点将到北京站执行任务。陈小鲁告诉本刊，红卫兵大串联让北京站超负荷运转，但北京站和铁路部门却束手无策。“没办法啊，红卫兵压根儿不听他们的。周总理把我和孔丹、董良翮叫过去开会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了，都管不住了，只能靠你们红卫兵了。’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接管北京站。”

9月初，陈小鲁和董良翮带着队员去北京站现场负责，吃住都在那里，一待20多天。陈小鲁回忆说：“站前广场上挤满了人，我们给每个区域挂上牌子，这边是去广州的，这边是去上海的，这边是去沈阳的等等，我们的人去维持秩序，红卫兵就愿意去排队。如果哪个方向的人太多了，我们就赶紧通知火车站，让他们准备发那个方向的车。”当时孔丹在“西纠”总部做别的工作，他有时候会跑到北京站了解情况，看到“西纠”队员们在车站给的一间房间里席地而眠。“我是晚上去的，但火车站通宵开着灯，十分嘈杂。董良翮当时非常疲惫，但还是带着我到处去看。他们伙食也很差，一个笸箩盛点饭，吃完拿开水一冲，就着咸菜吃。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很能吃苦。去火车站的‘西纠’队员主要是六中学生组成的，董良翮生病休过学，所以比我们稍大一些，的确像个老大哥的样子，很关心人。他虽然话不多，但在六中学生中间还是很有威信的。”

那时的学生非常清廉。董良翮曾回忆说，他们在北京站执勤时，北京有很多“黑五类”人员被红卫兵清理离京，但当时不允许带很多钱财离开，这些人留出生活费后，其余就交给了“西纠”队员。“那时候我的办公室里，一天几大麻包全是人民币和粮票，我们也没有点数，没有拿过一分钱，全部上交给派出所，所以派出所所长对我评价非常高。”

“西纠”从成立到10月份走向衰落的这段时间，除了去北京站和天安门维持秩序，其他的工作就是在保护一些老干部免受冲击。孔丹回忆说，他们曾经保护过班禅、程砚秋遗孀、刘诗昆、余秋里等人，后来发展到很多人来找他们，求他们帮忙保护。“江青说我们是保皇派，造反派说我们是保爹保妈派，我们也被批判为保护既得利益。”孔丹说，9月下旬，他们就听说了陈伯达讲话时要高干子弟不再担任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消息，于是“西纠”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到外地串联，成了“逍遥派”，10月底，董良翮又提出去广东农垦，获得了很多人的响应。

“西纠”的命运在1966年底彻底逆转。董良翮准备从事农业的理想没能实现，回到北京。他的姐姐董良翚曾回忆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她突然接到陪父亲在广州疗养的母亲何连芝的电话，电话里说，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去投案自首。董良翚陪着董良翮去公安部交代了自“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参加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等等。董良翚回忆说，看当时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反应，觉得弟弟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回家后本以为没事了，没想到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董良翮立即带牙具去投案自首。

10多天前，“西纠”的一号人物孔丹已经被拘捕。孔丹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的儿子，许明在儿子被捕前选择了服安眠药自杀。孔丹回忆说，“西纠”得到了叶帅的支持，也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通过群众组织，抵制“文革”路线的思路，他的母亲曾经为“西纠”提供了物资，而母亲是周总理身边的人。

董必武一家，摄于1962年

但据孔丹的了解，因“西纠”问题被捕的人只有他一个。“董良翮被抓，主要是和六中所谓‘集中营’的事情有关。”孔丹说，当时六中初中学生在校内建“牛棚”批斗教职工，导致一人死亡，而董良翮是六中的学生领袖，虽然没有参与，但还是受到牵连。当时和孔丹、董良翮一起被抓起来的学生有200多人，其中很多都是干部子女，他们大多与“联动”有关。“西纠”逐渐偃旗息鼓之后，北京一些中学的冲动学生又组织起了简称“联动”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将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小组”，很快他们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肃清。孔丹向本刊回忆说，他和董良翮都被关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的同一层里，董良翮在1号，他在19号，两个人住大对角，但孔丹用钉子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连通了他房间旁边的厕所，得以和董良翮联系。

后来这批被捕的学生被释放，他们坐上大轿子车，被直接拉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孔丹回忆说：“刚坐下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走进来。总理说，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说完他叫到了我和董良翮，我们俩‘啪’地一下就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总理这是为了保护我们两个啊。”董良翮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听到总理的话，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

这些身处漩涡之中的干部子女当时有几条路可以选择。董绍新告诉本刊：“出狱之后，父亲基本都在家里，再也不想参加任何活动，那时他最想去当兵，很多老干部都把子女送到部队里去了。当时有个爷爷熟悉的司令在广州，本来同意父亲去广州当兵的，但是到了广州又说还要考虑考虑。”董良翮想去广州当兵不成，坐火车回到北京，没想到车刚到站，他就又被抓了。

和上一次入狱相比，这次更加莫名其妙。董良翮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被关进了单间，精神压力极大。“一两个月没有人理你呀，每天听着监狱外的喜鹊叫就非常高兴，觉得还有一个声音传进来。我有一次烦了，一拳打到监狱的墙上啊，我的手上全部都流血了，破了，没有疼的感觉。”董良翚回忆说，董良翮在狱中拿上厕所的草纸撕了一个毛主席像，用吃饭剩下的米粒把像贴在墙上，遭到了狱警的一顿毒打。董良翮曾回忆说：“进来三个人，左边站一个把我的手拉起来，右边站一个，脚踩在我肚子上让我跪在那儿，抽我耳光。但是打完以后我非常兴奋，有人跟你对话，哪怕打架都可以，非常痛快，没有一点疼的感觉。”

董良翮这一次又在狱中度过了小半年时光。董良翚回忆说，父亲董必武用另一种方式安慰伤心的妈妈，“你就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可是一个人时又不住地叹气。“爸爸见了我，便长长地舒了口气，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这个道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林彪和‘四人帮’整人，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同志，捏造了‘二月兵变’；对陈毅同志，搞了个‘二月逆流’；对这批人用‘叛徒集团’，对另一批人用‘走资派’，真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对我爸爸，因为无权可夺，他们于是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

 董绍新 

杰出的知青

董良翮被释放之后，全家决定送他到农村去。董良翚曾回忆说：“爸爸所以这样决定，除了响应号召，也考虑到弟弟两次原因不明的被囚，认为弟弟与其留在城市提心吊胆地工作，还不如到农村踏踏实实地参加生产劳动。”

董良翮选择了去河北晋县。董绍新告诉本刊记者，他外公的警卫员是晋县人，当时全家觉得有个熟人可以照应，于是董良翮和妻子办完了婚礼，就一起去晋县做了知青。“晋县非常穷。我父亲刚去的时候，当地老百姓不知道花生米是可以炸着吃的，他们只有一点点棉籽油，黑乎乎的，很珍贵，知青去了才教会他们，花生米不但可以煮，还可以炸。”董绍新说。

董良翮天生对农业和农村充满热情。他下到了晋县，很快就成为一把干农活的好手。贺家寨村老村长贺双锁当时和董良翮在一起劳动，贺双锁的儿子贺振义告诉本刊，董良翮非常忠厚，干活儿比村民还能吃苦。“村里最脏最累的活儿是‘起圈’，把猪圈里的猪粪铲起来，堆在一起沤肥，等猪粪发酵之后才能当农用肥来用。他每次推着车一点一点地把粪送到田里，对活儿从来也没挑拣过。村里烧砖也很苦，一次能烧40块砖，100多斤，他就自己扛着把砖运出来，有时候累得鼻子都流血了。”贺振义说，一开始村民并不知道他是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村里的年轻人都很喜欢和他一起玩，晚上他组织大家打篮球，后来村里给这些知青盖了一个小院，村民又常跑到他家去串门。

董良翮很快就得到了村里的一致认可，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开始展现他的领导才能。贺振义告诉本刊，董良翮首先给村里办的一件大事就是修路。“村里的老房子根本没有规划，盖得乱七八糟，当时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他来了就想修路，可是你要知道，在农村触及个人利益问题，做工作难度很大，谁也不愿意拆。他就一方面动员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另外还给拆迁户一些优惠，原本砖窑的砖是1000块50块钱，拆迁户享受优惠，1000块25块钱，这下大家拆迁就有了动力。我们村是周围所有村子里，第一个修好大马路的，大街小街南北方向的一共修了13条，直到今天都还在用。”

他还把城市的文明观念在村里做普及。“比如说农村的丧葬吧，以前我们这儿死了人都是要披麻戴孝的，他来之后就要求我们跟城市里一样，家属只戴黑袖章。我们村到现在还延续了这个习惯，但是其他村现在依然披麻戴孝。我们村里的人去县殡仪馆，殡仪馆的人还以为死的人是个五保户呢，怎么一点排场都没有。”贺振义告诉本刊，董良翮因为工作出色，很快又当上了贺家寨所在的周头公社书记。“村里那些落后的乡规民约很难打破，我们在村里做工作，时常有一些老头来堵我们的门，董良翮就想要打破村里这种帮派习气，他选了另一个从北京来的知青当民兵连长，后来当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还有一个女知青当生产队女队长，后来当了村妇女主任。”

董良翮在农村

“文革”的势头同样波及贫困的乡下，但董良翮当时非常清醒，想让村里保持稳定，必须发展农业。贺家寨原本是一个粮食产量非常低的地方，董良翮首先要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村民郭良玉告诉本刊，董良翮找肥料、找种子，想各种办法，但不敢去求自己的父亲。“他从来没找他爸爸走过后门，董老先生也一定不会同意给他走后门。那些年，我有时候会跟着他回北京跟他父亲汇报情况，汇报完，他就自己去农科院或者其他地方找关系，给我们引进了一种小麦良种，开始大家还不相信呢，觉得种子太小了，以往我们都是挑大粒的种子来种，他跟我们苦口婆心地解释了很长时间。”郭良玉当时是村里的会计，对数字记得非常清楚：“他来之前，我们村小麦亩产最多不超过250斤，等他从公社升到县里当党委副书记时，我们村的小麦亩产已经达到500～600斤了，那时候村民们一天三顿饭，至少能保证有一顿吃上白面。”

贺家寨是河北的“水果之乡”，董良翮为了发展水果种植，想尽办法去引进新技术。郭良玉说：“‘文革’期间涿州闹得特别厉害，后来合并到中国农业大学的一所农学院把两个院系从涿州撤了出来，到了我们这里，给我们提供了好些农业指导。”在董良翮带领大家的努力下，贺家寨创出一个“天津鸭梨”品牌，“果实大，从天津港出口”。村民们都对董良翮充满了感激。“北京站他都能管得住，何况是我们村，当时非常稳定，而且他是能跟周总理说得上话的人，大家都很信任他。”

董良翮后来当上了晋县县委副书记，分管工业，帮县里修建了变电站、化肥厂、磷肥厂、轴承厂和修配厂，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1973年，《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董良翮的先进事迹，报道里并没有提他是董必武的儿子，只说他是响应国家号召的革命好后代，在农村扎下根，想方设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董绍新说，后来他的事迹还拍成了宣传片，当时全国的电影院里，在电影放映之前播出的就是他在农村吃苦耐劳的片子。

1975年，董必武先生在北京去世，董良翮在父亲病重后才请假回了北京照顾父亲，办完父亲的葬礼，他又回到晋县准备继续干下去。但母亲何连芝非常思念他，儿子董绍新也从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不多。最后董良翮遂了母亲的心愿，调回了北京，离开了他原本准备继续扎根下去的农村。“如果说刚决定下乡时，他还有些不甘心，那时候可能是当兵不成，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他真的去了晋县之后，是非常愉快、非常热爱农村的。十几年前我陪他回去过一次，当地老百姓也非常想他，所有的村民全都出来了，包括邻村的村民也来了。见到这么多他熟悉的人，想到那时候的岁月，他激动地哭了。”董绍新说。

董良翮回到插队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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