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曹钦白：​悲催的初六八届

“老三届”这一名词，自1976年“文革”结束，继之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告终结后，就逐渐成为一个恒定的概念，具体指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百度对此定义：“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因此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

自那之后，与对“文革”的批判和研究相联系，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知识青年特别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接着作为“文革”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知识青年及“老三届”又进入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学术研究圈子；搜索文献，无论中外，都可谓洋洋大观。与此同时，知识青年以班级、学校为主体，对“老三届”历史的回忆，随着这一群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而越发有着方兴未艾的景象。

“老三届”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以它庞大的人数和“空前绝后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怪相”，以及他们中间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已深深地刻入了共和国的历史和几代人的记忆之中。

若干年前，随着年龄的自然更替，一大批知识青年和“老三届”中的优秀分子在政坛和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新三届”的说法，以与“老三届”相对应、相衔接。一种说法，新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在校小学生，按照学制他们应该在1966、1967、1968这三年暑期“小升初”。从年龄角度看，大致相当于1953—1955年期间出生的人。第二种说法，新三届是指77、78、79级的大学生，即“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前者在遭遇失学等方面与“老三届”有相同之处；后者则在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社会后能很好地发挥个人才能方面，与“老三届”中有幸在“文革”后考上大学的同学有重复的地方。

笔者是老三届中初六八届的一员，借用百度解释，属于“老初一”：“1952年前、后出生，1965年进初中，1968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实际读了初中一年，初中阶段共在校三年多。恢复高考后，是在高考门外望洋兴叹的一届。20世纪80年代，国家给因“文革”而耽误学业太惨的几届“半文盲”补课充电，就是从老初一这届开始，往下推几届。”

1968年12月笔者下乡时，方才16岁，属于“老三届”年龄最小的一拨，他们的“三观”尚未定型，仰望高中的学长如大哥大姐般充满了崇拜。要知道，在青少年求学时代，三两岁的差别就可能形成知识和社会经验的鸿沟。只有在进入社会以后，年龄差距在社会经验和谋生技能方面，方才不那么明显。

清末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参与推动“戊戌变法”时，前者方才三十大几，后者只有二十出头，社会各界并不认为他们嘴上无毛，难当大任；事实上，他们在清末民初几十年中，一直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意见领袖。

岁月如梭。转眼间，笔者经历上山下乡已经52年了。再看高中的学长们，不禁感慨，岁月不饶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早生“华发”，而且膝下孙辈绕群了。

回首往事，知识青年始终是自己一生最难忘的记忆，而“老三届”则是我们区别于同类境遇群体的符号。

社会也是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和研究的。比如，在网上，我就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将老三届分为三类：

第一个阶层是有门路的人，这群人家有靠山，他们凭关系进中专、大学(工农兵学员)、参军、出国，当然有些是“推荐”的，但里面的内容甚广。

第二阶层，是中间阶层，是大多数，他们的智商、情商一般，没有关系，没有后门，苦苦等待“政策”降临，如上海1978年知青返城风，基本上都回到了上海。前些年社会上一大批下岗人员中这一阶层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他们年龄大，又缺少文化知识。

第三阶层是其中的优秀人群，他们在校出类拔萃，他们的智商、情商都超过前二类人。1977、1978年恢复高考，大多数都占领了大学的位置。这批人是社会的栋梁，目前许多单位的技术部门都由他们把持。他们凭自己的努力，在这个社会上立住了脚。①

显然，这种分类，是社会学或成功学之类的分类。是对现实的一种近乎平面的描述。

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描述。我始终认为接受教育时间的长短，是决定一个人在世俗层面上能否成功的根本。

但在我工作的几十年时间中，整日为工作、为生活忙忙碌碌，还顾不上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2019年10月，在我彻底退休的年头，我有幸接受了陕西师大二附中老三届文集编委会的邀请，参与了文集的编辑特别是校对工作。

这使我在离开学校50多年以后，第一次近距离地通过“二附中”这个小样本，了解和思考我们这个群体的概况。

此前，我对“老三届”的了解仅限于一起下乡的同班同学及少数外班同学，再就是报刊上看到的零星信息。心中一些困惑始终得不到解释。

通过编书，我这才迟到地发现，不仅同年级同一地区下乡同学的情况各不相同，高年级同学在农村的表现和以后的奋斗情况，更与我们大相径庭。

我们初六八届在长武县下乡的同学，总体上，女生明显好于男生，有的当了先进知青代表，有的被公社借用参与审干等，虽然这些我都是如今才知道，但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十六七岁的女生胆小、听话，肯定招人喜欢。而同龄的男生们正处于“叛逆期”，像我这样不生事不惹事的就算是好知青了；所以在他们中间发生一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大事小情就毫不奇怪。

我吃惊地发现，在宝鸡县插队的以高中同学为主的知青，他们在生产队的地位，在短时间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队里需要有点文化的岗位普遍被知青占据，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会计、保管、代销员等，甚至生产队副队长、妇女队长等领导职位也选贤任能被知青占据了。与二附中同在宝鸡县插队的一附中高中同学，有的还担任了所在队的政治队长职务。②

更使我吃惊的是，一附中高中竟有几位同学在1971年，大规模招工开始时，不愿意离开，重新组合到一个队，意欲在农村大干一场，实现他们的理想。③

如果不是两年后知青陆续招工离开，那么假以时日，知青占据绝大部分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级、县级领导岗位都将毫不奇怪。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宝鸡最后的知青戈卫，和一位曾在陕北梁家河插队的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知青，在大部分同学离开后曾经担任大队书记等职务中看到。

这种初高中同学的差别可以说是根本的。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高中同学占据和夺取了生产队的上层建筑；而初一同学的那点儿荣誉无异于上对下的施舍，不能同日而语。

这些只是高年级同学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端；另一件让我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是高中的同学，由于二附中省级重点中学的名声在外，当招工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要求分到教育部门，由此使他们的知识得以巩固和深化，更为以后应对大学恢复招生时的考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这些高年级的同学据说凡是报考的，几乎都被录取了。而一附中那几位决心扎根的同学，被劝招工离开农村后，并没有放弃学习和思考，一直延续着他们的读书和思考的习惯，高考开始后一个个都跃上了“龙门”，并在之后的岁月中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军人物。

作家柳青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我国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选拔人才机制以后，就为世界各国公平科学选拔人才辟出了一条新路。从此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九品中正制”的他荐制度。尽管科举也存在弊病，但利大于弊，它使大量的寒门子弟能够“学而优则仕”，堂堂正正走上仕途，为国家治理和改变政治的质量带来一股清流，更为稳定皇朝之祚增添了压舱石。

现代高考制度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科举”的延续，它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一旦得中，就为考生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所以，能否进入大学校门，就是柳青所说的“人生紧要处”。但它的前提是考生必须循序渐进地完成全日制的小学和中学学习，有一个可供深造的文化基础。

“文革”之坏，就坏在它是大破中华文化之命，其中最坏的地方就是无法无天，在将全国所有大中专学校和中学“停课闹革命”三年后，又停办了全国几百所大中专学校，导致中学生该升学的升不了，该就业的就不了，该继续学习的学不了。这边厢，全国城乡中学不知道积压了数以百万或千万的中学生，那边厢，全国城乡又不知道积压了数以百万或千万 “嗷嗷待哺”的小学生。最后没有办法了，把所有在校的中学生，不管毕业班还是正在学习的班，统统往农村一扔，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④

这里且不说之后入学的“新三届”的遭遇，只说这一批数量庞大的中学生，除过高三、初三以外，都没有完成各自的学业，但受害程度不等，形成了一种逆向关系，即年龄越小受害越深，其中以初一，也就是初六八届受害程度最深，他们真正接受初中教育只有短短的一年⑤，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生物之外，物理化学几何高数连一窥堂奥的机会都没有。初二的同学次之。

但他们全部在下乡之前，被国家认定为高中或初中毕业，以后补发了文凭。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怎么想，反正我感到耻辱，仿佛自己撒了谎一样。以后的岁月里，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毫不隐讳自己初中只上了一年的历史。与其说这是坦诚，无如说是对那个让我们失学决定的控诉！如果说现在社会上假文凭流行、假博士流行，那我要说，始作俑者还要追踪到1968年。那是国家之耻啊！

但是，那时的知青们，几乎没有多少人能认识到不能继续学习是一生所有不幸的症结。只能把飘渺的希望寄托于未来。1968年，北京高二知青郭路生(食指)⑥写出了他的成名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也许是感觉这种情绪太悲伤、太灰暗，他之后又热情地唱到：相信未来！

希望，是人生前行的灯塔，亦是生活的目标。但对希望内涵的理解，人各不同。

虽然，在狂风骤雨，别无选择的上山下乡运动面前，几百万老三届可以说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每个人的插队生活都不容易。但是，分阶段观察，就不难看到，因年龄大小和教育时间长短形成的人生经验和技能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是当命运有所选择的时候，预有准备，特别是以前有着较好的教育基础的高年级的同学，就立刻显现出他们在起跑线上不对称的领先优势。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是难以回避的客观事实。

高年级同学，在下乡时，都已经成年，已经有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家庭的责任。面对前路，理性的他们往往沉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他们面对没有选择的当下，一方面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另一方面则尽量脚踏实地，不放弃学习，为自己在有条件选择时候增添一定砝码。

与之相对，低年级同学对命运、对形势就缺乏应有的敏感和焦虑，更因为信息的封锁，对国际科技发展的迅猛完全无知，（就在知青大规模下乡的第二年，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飞船登上了月球）因之做出的决定就越发不利。就我观察和经验，大部分初一的同学受主流政治“知识越多越反动论”的影响，表现出一种 “无知者无畏”的态度。“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他们不在乎贫下中农对他们的“臧否”；也很少能为不确定的未来而未雨绸缪；他们只在乎有无“饭碗”的问题，很少有出于执念自觉捧起书本的。

这种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双重差距，加之亲人们无暇无力无能甚至不太敢对他们耳提面命，从此决定了低龄同学一辈子命运和高年龄组同学的差距。

1977年，国家在秩序重建和改革蓄势待发的时候，首先恢复高考。许是对现实的肯认和对“老三届”的补偿，对报考年龄放宽并对考试科目有所简化，这给了“老三届”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及少数平时有所准备的低年级的同学以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人生的“紧要处”，能否参加高考，就是决定一个人今后命运的关键一步。

在写作本文时，笔者在几位朋友的协助下，在师大二附中“老三届”的范围内，搞了一个本班同学文革后参加高考与否的小调查。结果与我的猜测相符，即：高年级特别是高三的同学参加高考并录取的比例大大高于低年级特别是初一的同学。

高三甲班原有44人，已去世8人，（个别是高考恢复之前去世）现有36人。文革后考上全日制大学的21人。凡是上考场的无一落榜。其中大部分为男同学，女同学由于孩子小，拖累大，多数未考。未考大学的同学，后来都通过参加成人考试拿到了大学文凭。

高三乙班原有41人，文革前和期间去世2人。文革后考上全日制大学的25人。

高一乙班43人，在现能联系到的39人中，有6人文革后考上大学。

初一六个班，每班50人左右。文革后考上全日制大学的共12人，平均每班2人。对他们之后是否参加各类成人教育的情况没有调查，但估计参加并结业的不在少数。

另据对几个省内外学校“老三届”文革后高考情况的零星调查，与上述样本高度相似。西安市三十中学初二有两人考上大学值得一提，因为其中一个叫张艺谋。之所以特意点明，是想强调，这“紧要处的一步”对张艺谋和中国新时期的电影都有多么重要。

上述调查，用曲线图表示，就是从高到低的一条斜线，横轴的左端向右依次是高三一直到初一，纵轴则是考上大学的人数。两相对比，虽然差距巨大，但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双方受教育的时长差距。

本文写出初稿后，笔者有幸看到了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2004年编辑的《知青岁月》一书，内有署名老木（张在明、范培松）的作者撰写的《141名知青调查》。他们于2003年7月对曾在宝鸡县坪头公社插队的陕西师大一附中的141名知青插队前后的详细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表22“141人中原学历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与本文的小调查不谋而合，但样本更多，分析更详细。征得作者同意，将此表作为附录转载如下，供读者参考。

调查者评说：高、初中生的综合指数相差22个百分点，说明了起跑点的重要。

低年级同学为什么绝少有参加高考的，不言而喻是接受基础教育时间太短，缺乏知识和文化的自信。以本人为例，前两届高考，我压根儿就认为与己无关。只是1978年看到有同学参加高考并且考中的个例，才动了心决定不能放过“最后的晚餐”。经过多半年的业余苦读和死记硬背，参照前两届的考题，我对语文、政治、历史、地理颇有信心，但对数学一直挠头，这是我下工夫最大费时最多的课，对照前两届考题，估计虽然难以及格，但有希望得个三几十分。这样只要前四门成绩好，总分平均一下，还是有希望的。谁知，1979年的考试，全国统一命题，难度明显提高。我前四门课平均70多分，但数学只得了6分，答对一个勾股定理。最终总分289分，进入录取线，被陕西师大西安专修科录取，由于是专科又是师范，不甚理想就放弃了。

但我接受系统教育的梦一直没有熄灭，曾经想业余自修经济学，但一看到课程中的高数、英语等，就知难而退了。1982年，电大语文专业招生，不用考数学和英语，我高分考上，开始了三年的半工半读。学习期间，我的作文《坎坷的路》被作为范文选入西安市电大的优秀作文选，毕业论文《“九歌”悲剧艺术浅探》又被选入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市广播电视大学八二级语文专业学生毕业论文选》。有这种荣幸的，在几千名学生中，只有我和另一位女生。

毕业后，我就开始编辑陕西税务系统一本面向纳税人的杂志《税收与社会》，本想着这是一份临时的工作，但没想到一把交椅，竟从1985年一直坐到2019年2月，整整35年。这种经历，在陕西税务系统数万职工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期间我和我的团队荣获了从国家到省市的许多荣誉，个人也出版了多部著作，在全国税务系统多个报刊辟有专栏，发表的文章数以千计。

要说，从世俗的意义上自己混得还行。但是，甘苦冷暖只有自己知道。最大的心理负担，就是始终缺乏自信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虽然好坏有了一个大专文凭，也系统地读了一些书，但和那些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的前辈和后辈相比，我知道，我的基础很差，中间缺失的那五年是再怎么也难以补回的，因为就算你把少读的书补了个八九不离十，但由于缺乏老师指导和做作业巩固，知识吸收还是很勉强的；更何况，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外语等现代科学基础知识，是我凭一己之力绝对无法补回的。还不要说音乐、体育等课程对个人的审美和健全人格、身体素质养成的作用。更更不要说，同学之间的互助和比学赶帮对一个人的激励了。所以，此文凭和那种正儿八经的国民教育所得到的文凭，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啊！只能算聊补无米之炊的安慰剂罢了。

正是因为这种清醒，我这三十多年其实一直过得毫不轻松。一是一直以“笨鸟先飞”的意识在补课，时事、税收、经济、法律、社会、历史、文学、美术、编辑等各个门类，古今中外，无不关心，无不企图从原典、从源头补起。

三是，我越补课就越发现我面前的学问缺口越大。知识有如大海，茫无涯际；又如高山，日益增长。你越学越望而生畏，不敢懈怠。

通过以上调查和比较，可以证实笔者的观点：在老三届中，要论上山下乡以后迄今的境遇，初六八届同学是最悲催的。主要是他们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制的基本学业，从此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尽管有极少数人有幸赶上了高考的末班车，而且绝大部分人在以后的岁月中也通过参加成人教育取得了大专以上文凭，但失去的五年和正规国民的教育缺失是任何成人教育的抚慰都无法挽回的。因此，他们在当代知识经济社会的竞争力是有限的；按照一般成功人士的标准衡量，也是多数够不上的。

这不光影响了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也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还影响到了他们的心理，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对下一代的教育。⑦

当然，若再分析下去，一代人基础文化的缺失也是国家的损失，使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我们的同胞港澳台地区。

然而，也要看到初六八届同学的悲催，只是就他们与老三届中高年级的比较而言。要论悲催。比他们更悲催的群体不知凡几。如前面所说的“新三届”，就西安来说，就是69、70、71级中学生，他们在文革中接受的初中或高中教育，比之“老三届”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质量更差、更“水”，其中很多人去三线修铁路，不少人在施工中献出了生命。再如，那些返乡的农村户籍初六八届同学；还有，那些因为经济、成分等原因上不了学的同龄人；都要比初六八城镇出身的同学命运要差，特别是后者，只能用悲惨形容。

笔者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只想说明和证明这一个事实，提请和促使“老三届”同学和研究者在有生之年的反思和研究中注意这个差别。

就我观察，初六八届包括低年龄届别的同学，因为上述原因造成的人生种种不如意，使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反思乃至对相关制度弊端的批判方面可能更为执着。就我来说：作为年近古稀之年的人，此生别无奢求，只有两个想法或追求：一是活得明白些；二是活得自由些。

为了防止这种创剧痛深、史无前例的国家悲剧再度发作，需要从制度、社会、个人等层面，进行反思和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建构。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或许，有人会说，你说的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这我承认，我只是秉承重要事说三遍的态度，再次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