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陶洛诵：母亲查全素的坎坷一生

1980年代，民革的活动中。左起孙连仲将军女儿孙惠书、我妈妈查全素、张自忠将军女儿张廉云、我

“妈妈，你是说过第一爱自己，第二爱爸爸，第三爱孩子吗？”这是1966年7月，我去女十三中看有人给妈妈贴的大字报，回家问妈妈是真的吗？

我一直以为，她最爱爸爸，其次爱我们。我心中，母亲应该都是忘我的。

徐家祯教授曾告诉我：“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根本不可能帮助别人！”我想：“妈妈也许是对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根本不可能去爱别人。”

妈妈出生在安徽省舒城县中梅河一个地主家庭。她的乳名叫鹤年。她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大自然淘汰的结果。我的外婆李德高（这名字是妈妈给她起的）是中梅河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著名的大美人。嫁给外公查焕然后共生过七个孩子，只存活了两个，还有一个是比我妈妈小十岁的我舅舅查全一。

我妈妈嫁给我爸爸，是包办婚姻加自由恋爱。我外婆和我爷爷是表兄妹。妈妈高中毕业后，随着我妈妈一起进陶家门的我舅舅管我爷爷叫二表伯，管我奶奶叫二表妈。

我爷爷从日本德国留学回来后，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抗战时期大学迁到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爷爷被国民政府派到安庆筹建安徽大学。1946年父母完婚，1947年11月生下了我。

我爸爸武大附小、武大附中、武汉大学化学系一路学下来，在教授堆里长大。他曾和一个叫于宝珍的教授女儿有一段恋情，这在我们家是个公开的秘密。爸爸妈妈并没有说过什么。奶奶告诉我，爸爸对于宝珍小姐要求甚严，夏天不许她穿短袖衣服，于小姐也听他的。

至于为什么还是吹了，没人给我讲下文，我只好自己编故事，脑补想像了。

爷爷奶奶极中意我妈妈，觉得她忠厚善良孝敬、三从四德继承得好。

妈妈告诉我，爸爸发现她数学很有天赋，尤其心算能力很强，就让她报考数学系，她考上了。爸爸想与她做一对科学家伴侣，他们俩闲暇时光是读唐诗宋词。爸爸还偏爱庾信的駢体文。爸爸五岁就能把老子的《道德经》倒背如流。

他们结婚时两人都才21岁，爸爸比妈妈小半岁。我看见妈妈婚前送给爸爸的一张照片，背后书写：“坤弟留念”。

1949年大陆易帜，武汉大学毕业的爸爸经爷爷在共产党内的朋友推荐去北京，先在北京图书馆旁边的中央编译局工作，后来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参加筹建的都是茅以升、郭沫若等老一代科学家文学家，他们看见年轻的爸爸，好奇地说：“哪来这么个小孩子？”

爷爷在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大学经济系当教授。

1966年红八月，妈妈在她任教的女十三中被红卫兵殴打剃头，爸爸后悔不迭。1952年国家公开招考教师，爸爸给妈妈猜考题是“斯大林语言学”并辅导她。一举考中。

爸爸对我说，当时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知道要考“斯大林语言学”。否则妈妈就不会当老师，受那份荼毒。

爸爸为救妈妈，授意我给主席写信，我们父女两人冒雨到中南海送信。过了些日子，《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虽然姗姗来迟，但对红卫兵的无边暴行还是起了一定的制止作用。妈妈活下来了。

1968年10月，爸爸非要和妈妈离婚，我听见妈妈与爸爸道别时说：“我会含笑面对人生。”但是苦难与重压远比她想像得大，她后来告诉我，好长时间她都不会笑了！

爸爸本来想进化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因为他精通英德俄三国外文，组织上让他一直做化学名词统一工作。他和妈妈属于热爱自己的事业，全神贯注拼搏的人。小学三年级以前老听见他们俩人不是这个长工资，就是那个长工资，爸爸长到每月125元，妈妈长到80多元。妈妈在1964年又长了一次（我听舅舅说的）。

1964年以前，他们不靠工资过日子，靠爸爸稿费过日子。爸爸和当时的高教部长曾昭伦先生合译四大本苏联化学手册，前三本有稿费，第四本国家就让他们白干，把稿费捐了。

1964年爸爸拿了最后两本书《有机化学命名法》和《无机化学命名法》的稿费。

爸爸对妈妈说：“以后就要靠工资过日子了！”妈妈说：“靠工资过日子怎么活啊？”爸爸说：“大家不是都靠工资过日子吗？”

爸爸离婚后，每月给妈妈五十块钱，幸亏大弟弟湘诵是六八届高中生没上山下乡，分配到砖瓦厂当壮工，有四十多块钱。但妈妈要给被遣返安徽老家的外婆寄钱，要给在白洋淀插队的我和二弟陶江带猪油、白糖、大米。后来我蹲班房，妈妈要给我交十四块的伙食费。

最大的一项开支，是我家的私房在1966年红八月被迫交公，房管局要收18块多钱的房租。本来八口之家只剩下四个人，妈妈留了四间，退了五间。房管局安排一个有七个孩子的人家入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爸爸和妈妈离婚后，赵京兴终于可以和我交往了。前排右起：陶洛诵、妈妈、赵京兴；后排右起二弟陶江、大弟陶湘诵

2016年，“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遇罗文从美国来澳洲堪培拉开会，特地到悉尼看我。我在克罗拉那海滨餐厅设宴招待他，他当着一桌子人说我：“家里有这么个女儿，得多操心啊！”

他说得没错，包括我选择他为我的初恋的操心。“文革”开始后，全家最担心的是我，爸妈找了个好人家，想把我嫁掉，过一个平稳的小家庭生活。我拒绝他们给我的安排，走上一条叛逆的道路。

1966年红八月，外婆因为地主身份被遣返回安徽。我自觉承担做饭工作。妈妈提醒我别忘了学习。做饭令我感到才尽华竭。我将做饭的任务卸下。陶江是五中六八届初中，本可以分配在北京，后来他说：“大姐出去干革命，我做饭做烦了，才去白洋淀插队。”妈妈觉得他插队选择得好，因为北京六八届初中分配到煤矿企业，妈妈觉得更危险。

1968年，妈妈曾在北京教育局办的顺义五七干校学习修鞋，回到北京女十三中继续教书。有一段时间“右倾”回潮，她立刻精神抖擞干得特带劲儿，马上又遭批。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习惯了！”她告诉我，见孩子她就想教，甚至是大街上碰见的不认识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