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丨马小冈：“联动”冲击公安部真相探源

北航附中红卫兵。前排右2王青，后排右2李翼安、右6马小冈

在某些人撰写的文革稗史中，描述了北京“联动”曾六冲公安部，此被视为“联动”最无法无天的罪行。其中描述的首次，是说在1966年12月26日，两名北航附中的“联动”成员因为偷窃摩托车被“北航红旗”当场抓住，“联动”为解救“落难弟兄”，在北展剧场首次聚会的当晚即冲击公安部。其后，又连冲五次，最后公安部长谢富治一声号令，“联动”终酿灭顶之灾。

历史就像“古董”，赝品太多。据我所知，坊间流传的“六冲”之说不足信。特别是首冲，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第一，时间有误。事实上“一冲”是在1966年12月16日，即在“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之前10天。第二，对象有误。“北航附中红卫兵”确实有人偷了摩托车，但事出有因，且“北航红旗”所抓的两人均不是偷车人。第三，原委有误。“一冲公安部”的真实起因源于一场大规模武斗；其后几冲则是“一冲”的延续。

“六冲”的最初版本，源自1967年蒯大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麾下的《井冈山》战报。其后被转抄演绎，逐渐在坊间广泛流传和引用，至今难闻不同声音。四十余年过去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觉得有义务对事件的原委和经过作一些追述，以便后人对那段历史寻找佐证。

图中楼门即当年北航红旗围攻的地方。左1李冀安，右1刘会远，后排王青

北航附中在海淀区学院路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西南角。那时附中与大学园区仅隔一道铁丝网，没有围墙。附中的体育课和运动会基本都在大学的大操场进行；而附中同学流连忘返的地方常是大学校园的飞机停机坪。

那是一个心存理想、放眼世界的时代，许多年轻人立志改变祖国落后的航空面貌，纷纷报考北航和北航附中，于是北航和附中的生源骤增，自然也就提高了入学标准。当时北航为了保护被打成右派的一批青年教师，把他们安排到附中教授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附中的师资力量，甚至超过了海淀区的101中学及城里的一批名牌老校。

1964年我刚入学时，看见校园里到处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一类的标语，那时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氛围非常浓厚。由于涉及国防科技，北航以及北工（今北京理工大学）校门没有校牌，学生不戴校徽，附中也按此规矩行事。

那也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除了学校安排的政治活动以外，一些干部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往往自发形成一些小团体，大家时常凑在一起分析形势，纵论天下，例如议论流传的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等内部资料。这其实就是后来“红卫兵”的雏形，活动方式则采用“桃园经验”的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因在海淀辖区内的大学附中基本都是住校，与城里走读的四、六、八中类似的小团体相比，附中的学生朝夕相处，凝聚力更显强劲。

1966年6月文革发动初始，因为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小团体活动增加了。6月8日当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围攻时，尚没有正式打出“北航附中红卫兵”旗号，但已初显组织能力的一大批同学，赶到清华附中声援。我们随时能够调动起来的强大能量，让进校的第一个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十分吃惊。

这支以阶级斗争理论与桃园经验为指导的工作组，竟然把用同样理论武装起来的我们这个团体当成了整肃对象。6月14日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在工作组的安排和支持下，个别教职员工煽动说：“咱们学校有个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经常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眼睛是红的，要杀人……”

此言一出，全场大哗。高三的岳小东挺身而出，愤然反驳。陈昆岗、丁林生、张志平、刘平东等众多同学纷纷站到了他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形势迅速逆转，工作组在无可奈何中撤出了附中。

“北航附中红卫兵”就此成立，且声名大噪。当时北航的赖锐锐找到我校刘会远，要求加入附中红卫兵。刘会远表示愿意帮助他们成立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向其提供了一些文件，于是附中与北航的文革运动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时值文革初起，无论是附中还是北航，校园秩序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一次参加全市大型活动需要成立一支纠察队，在北航拒绝派车的情况下，附中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撬开体育场的看台大门，抢了几辆存放在车库里的摩托车；其后北航红卫兵派了原校体工队的王向当教练，此事在附中几乎尽人皆知，但也为日后的“一冲公安部”埋下了伏笔。

“北航附中红卫兵”最初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尚无纠葛。运动发展到1966年11月，“北航附中红卫兵”因与北航红卫兵的“八一纵队”在反对中央文革方面观点一致；而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下掌控北航大权，并残酷打压“八一纵队”，强迫赖锐锐（建材部部长赖际发之子）、孙茜玲（交通部部长孙大光之女）等人身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附中北侧的必经之地“劳动改造”，以此向附中红卫兵施压。

“北航红旗”又以掌权者身份，强行收缴了由我们控制的摩托车，而且大力扶持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插手附中内斗。这冤家自然就结下了，从此双方势不两立。尽管“北航红旗”位势居高，但“北航附中红卫兵”并不服气。

1966年12月16日，“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伊林·涤西为化名，此两人因对林彪提出质疑于12月20日被捕）被拉到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批斗，“北航红旗”开着校体工队的摩托车去站脚助威，被前去声援林院附中红卫兵的我校陈昆岗（老高三，红卫兵头头之一）和叶文毅（老高一，红卫兵鹰派）等人发现，出于对“伊林·涤西”的同情和对“北航红旗”的反感，叶文毅故意捣乱，从林院把“北航红旗”的捷式“佳瓦”摩托车偷走。陈昆岗觉得在人家地盘上惹事不妥，曾竭力劝阻，但未成功。

1966年，本人在北航附中上高二。高中男生往往好勇尚武，杠铃和拳套是本人的最爱，当时练就得肌肉发达孔武有力，被人戏称为北航附中红卫兵“八大金刚”之一。

就在12月16日当天下午，我和李冀安、叶文毅、黄建新等人正在楼前空地上练杠铃，忽见来了5位“北航红旗”的人（4男1女），言称来找摩托车，并欲直接进楼搜寻。因对“北航红旗”没有好感，并觉得对方擅闯宿舍楼，我们与对方先是发生口角，其后对方一高个男子出言不逊，被李冀安一拳击中腹部。此人当场倒地，5人遂迅速撤离。

约20分钟后，北航广播站传出紧急集合的呼叫声。因估计不妙，我和叶文毅便急忙跑到教学楼，踹开体育器械室的房门，抢出一些体操棒和铅球，随后大伙把宿舍楼道用双人床堵塞。我方留校的约15位男女同学，则全部撤到3楼。

当时1楼的电话突然断线，李冀安便在被围之前骑车到八一学校和石油附中告急；岳小东则到清华附中告急。我们刚刚准备完毕，就见从教学楼东侧校门闯进黑压压一大群人，迅即将我宿舍楼团团围住。人数将近三百人之众，为首者即“北航红旗”的二把手井岗山（人名）。

围楼者中，似乎有外地赴“北航红旗”串联的人马，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用砖石将1、2楼的玻璃全部打碎，其武斗手段老辣娴熟。尽管他们把宿舍楼围了个密不透风，然而因发现我们有所准备而无人敢直接进楼。

我们将3楼窗户全部打开，以免玻璃飞溅伤人。下面的砖头石块则不断飞进来，我们一边躲闪，一边还击。我在3楼309房间冒着不断飞来的石块，探出身子用照相机拍照，楼下的人群迅速闪开（以为我手里有什么神秘武器），我感觉他们人虽多却无心硬攻，便与各位同伴商定，死守待援。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北航红旗”虽然二十倍于我方人员，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认定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没想到大约半个小时后，陈昆岗突然说：“我下去和他们谈谈……”我一把没拉住，这家伙竟从塞满床的楼梯空隙中钻下楼去了！（当时我就骂这厮，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绅士！）

结果还用说吗？没人上前与他握手，众人一拥而上拳脚相加，顿时将陈昆岗胳膊扭脱臼，又像捆猪崽一般将他绑了个结实拖地就跑。我等明知寡不敌众，但为了救他只能冲下楼去。

黄建新刚刚冲出门口，就被对方用大块炉渣拍在头上，鲜血顿时盖住了半边脸；王青抡着体操棒狂呼着冲进人群，可没几下就已力竭，登时被人家按倒在地并被四脚朝天强行拖走，叶文毅扑到王青身上奋力相救，但敌不过“北航红旗”人多势众，陈昆岗和王青两人最终被他们抓走了。

这就是坊间传说的“当场抓住”的两个“偷车贼”。其实陈昆岗和王青与偷车毫不沾边，但因陈昆岗是我们的头头，“北航红旗”就是冲着他来的；而王青拼命过猛又身材瘦小，方便了人家拿住做了陪绑，实乃冤枉也！

井岗山见我狂吼着直接奔他而去，指着我说：“我知道你能打架，我不理你……”他身边的人迅即将我围成半扇，但却无人靠近。女生钟锦屏也冲进人群与他们撕打，董偃琴等其他几位女生则手挽手站在宿舍楼门口，欲堵住他们进楼再去打砸抢……

顺便提示一下：“北航红旗”抓走陈昆岗和王青并非因为他们“偷车”，要借机狠狠教训“北航附中红卫兵”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摩托车只不过是个由头。井岗山见任务已经完成，便指挥队伍迅速撤离。约半小时后，石油附中红卫兵“赤飙”战斗队的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等二三十人赶到，可武斗已经结束。

这其中有一个阴差阳错的细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北航红旗”把陈昆岗和王青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石油附中蔡东北等直接到北航要人，他们听说已将陈昆岗和王青送往公安部。于是乎，二三十辆自行车便风风火火直奔了长安街。

其实，“北航红旗”当时先把陈昆岗和王青押到北航主楼过堂审讯，然后扭送到五道口派出所。但派出所认定这是群众打派仗，拒收。于是“北航红旗”才分乘两辆卡车把人扭送公安部，这也就是“老兵”（即老红卫兵，一般指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前成立的组织）的自行车轮子能够追上他们汽车轮子的原因。

正当“北航红旗”在接待室交涉时，石油附中蔡东北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也赶到公安部北门前，此时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发现了正押在卡车上的陈昆岗和王青，大伙随即一拥而上。

“北航红旗”眼睁睁看着“老兵”把人抢走了，那一刻“北航红旗”的人虽占多数，但他们看见眼前的汹汹气势，竟然没敢争夺。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等“红卫兵16纵队”的人及时赶到，迅速将陈昆岗塞进一辆小车里接走，王青则暂时返回距公安部不远的红霞公寓家中。

当时公安部尚未接受“北航红旗”的捕人要求，在公安部北门外“劫车”成功后，事情本该结束了，但却横生枝节。因为在争抢的同时，得到消息的各路“老兵”已逐渐汇集到公安部北门，一部分人与“北航红旗”的人发生争执。

公安部的接待人员看见局面几乎失控，便向“老兵”提出，派代表向于桑副部长说明情况。于是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请”进接待室，“北航红旗”的人则悄然撤退了。在接待室内，大伙刚和于桑副部长谈了没几句，穿着军大衣的常务副部长李震突然出现在接待室并厉声说：“吵什么！把他们全抓起来！”

于是，这群被“请”进去的“老兵”先被押到公安部大礼堂，紧接着就被一群警察抓捕并戴上手铐，由警车送到陶然亭半步桥监狱监禁。后来蔡东北调侃说：“如果那就叫一冲，我们是被他们请去冲的。”

从学院路的北航附中到长安街的公安部，路程约有14公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后期赶来的同伴，并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把陈昆岗和王青抢走了，而后期的自行车队伍却在不断扩大，那个年头虽没手机，但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一呼百应，中途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入列，甚至在马路对面骑车的人也调过头来凑热闹，于是乎上千人的自行车洪流直接涌向了公安部。

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天色已黑，但聚集在公安部北门前的人群仍在不断增加。当人们得知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也被抓了，“老兵”们更是群情激愤地狂呼：“放人！”公安部对此突发事件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结果反而使矛盾升温，人群开始骚动，一部分人便顺势冲进公安部内。

此后，公安部紧急调派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封锁北大门，把人群分割成了内外两部分。而门外的人群，又分成了“文”、“武”两拨。“文”的部分有我校岳小东、清华附中卜大华、张小宾、宋柏林以及人大附中杨小平等共计9人，到北门东侧的一座小灰楼的2楼，与在场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等11名干部据理力争。

此时公安部已经知道“北航红旗”抓了人，但言称中央文革支持左派；卜大华则指称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此举毫无道理，而且会造成天下大乱。对方渐感理屈，于是只好“打太极拳”，“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夜，始终没有结果。当岳小东、卜大华等人离开公安部已是黎明时分，当时天降小雪。

而“武”的部分，则彻夜在北门抗议和喧闹……随着时间拖延，误解开始发酵，分割在里面的人饥渴难耐打算出去，但受解放军战士人墙阻挡根本出不去。外面的人则以为，里面的人也像蔡东北他们一样被扣押，于是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

为了支援里面的同伴，我们有人又骑车返回学校，掏出所有饭票求食堂大师傅给了一笸箩馒头。然后，李森和谷永胜硬是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从北航附中骑行两个多小时送到公安部门口，由众人举着笸箩将馒头越过人墙传进里面。但是人多馒头少不够吃，在里面的钟锦屏等人冲进公安部食堂，发现那里居然有粉肠（那时的粉肠算是奢侈品），于是众人开了一次洋荤。

有意思的是，人群中有“首都三司”的人马——侯×华（此人后来成为著名小品演员）等二三十人，在公安部南门外与我校女生任敏敏等红卫兵相遇，侯×华上前逼问任敏敏：“你们带刀了没有？带了就交出来！”任敏敏回敬说：“你敢搜身？我有把指甲刀，你要吗？”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口角，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井冈山》战报有了一个“六冲”的“原创”。

事情一直闹了一通宵，公安部始终不作答复。无论是围堵的红卫兵，还是阻拦的解放军战士，都已人困马乏，力不能支。可能公安部的头头觉得差不多见好就收，于是撤走“人墙”，众人随即逐渐散去。

陈昆岗和王青被营救之后，藏进北京八一学校。这里说明一下：因八一学校离我校不远，而我校的许多同学都毕业于该校，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也由我校刘会远的弟弟刘历远、李森的弟弟李旦生领导，因此两校关系非常密切。

约一周后，王青耐不住寂寞，从“八一”溜回我校看望大伙，被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发现，王青在返回“八一”到海淀镇上去买烧餅时，被跟踪而来的“北航红旗”再次抓捕。12月24日夜里2时，“北航红旗”的大批人马在北京卫戍区的协助下，大肆查抄八一学校。

因“八一”的中、小学生在坚守的楼房正门做了工事（用各种家具堵住了通道），大学生的造反派们乘李莎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外孙子）年幼贪睡，从他的房间越窗而入，绕过了值班人员防守的工事，把陈昆岗逮了个正着；同时把正在睡梦中的李旦生等八一学校的其他中学生也一并抓走，然后将整个八一学校作为“联动据点”给“查封”了，其后即在该校举办了所谓的《联动罪行展览》。

“北航红旗”如此兴师动众的抓捕行动，如果没有得到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指使，是不可想象的。

陈昆岗和王青等人被关进北京陶然亭半步桥监狱共计22天，1967年1月被释放。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被关押10天，由警察送回家中。当时陈昆岗和王青曾问过警方：“我们是什么罪名？”回答倒也干脆：“不知道。”

自12月16日北航附中的陈昆岗、王青被抓与被救；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捕入狱；以及陈昆岗和王青又于12月24日被“北航红旗”再次抓捕，北京城的“老兵”立即做出公安部公然偏袒“北航红旗”的判断，于是被中央文革打压的怨气终于按捺不住，12月26日“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

那时，由北京老红卫兵组成的“联动”，已经毫不掩饰地将矛头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比11月“北航八一纵队”质问中央文革仅支持“三司”，打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言论，更显出了露骨的“反革命”立场。公安机关随即与“三司”携手，有计划地抓捕“联动份子”，此举必然引发“老兵”更加激烈的反弹。

至于具体有几冲，因为其它几次本人没有全部到场，故不宜随意评说。但除了“一冲”以外，一些坊间描述的第二、三、四、五次明显带有分拆拼凑之嫌；而描述第六次“有10万北京市民奋起保卫公安部”，此说太过离谱，故稗史坊间所谓的“六冲”之说没有可信版本。

我和我校杨松林等人曾在1967年1月初再赴公安部，参加抗议活动，但那是第几次，如今已无法确认。另据我校丁林生回忆，“联动”12月26日首次聚会之后，确实有过几次“老兵”到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门前的示威行动，同时人群中也混杂大量的“三司”成员，他们与“老兵”呼喊同样的“反动”口号，以达到混淆视听之目的，但最终被“老兵”识破，双方爆发过肢体冲突。

当时与陈昆岗和王青同时关押的，除了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王洪等人以外，还有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李明清（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等人。后来李明清被“北航红旗”吊在单杠上，以酷刑折磨致死，只因为李明清是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的成员。

1973年，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两名凶手并报告李井泉。但因“北航红旗”是轮番上阵毒打，分不清楚李明清最后死于谁手，李井泉表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打死李明清后不久，“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又以“刺刀见红”的恶劣手段，将彭德怀的两根肋骨打断，将陪斗的张闻天头部打伤，可见他们的肆无忌惮具有多么足的底气。

如果那年头我们也寻一个理由，把“北航红旗”的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一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却可以——“北航红旗”作为一个造反派的群众组织行使专政手段，把两个根本没有偷车的“贼”扭送到公安局关押了22天；又混淆视听把这件事情的真相隐瞒了四十余年，这就不厚道了。

纵观“一冲”可分为五步：结怨—武斗—抢人—冲击—逮捕。此应为文革当中老红卫兵“一冲公安部”的完整版本。倘若有人能有根有据地拿出与此有别的不同版本，我无话可说；倘若没有，我则更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历史有戏说和信史，若只有当年掌权者的一种声音，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客观的。上述回忆是我与一些亲历者核对后做的整理，也许会有错漏，但大体不差。

“闹剧”中的两位“偷车贼”今都安在。陈昆岗现任中国××工业协会秘书长；王青现任北京××医院主任医师。前些年我还问过陈昆岗，当时哪根筋搭错钻下楼去了？他说真的是想去谈判，没想到对方那么不讲礼数。

后面大楼即当年北航红旗围攻的北航附中宿舍楼，今已拆除

在那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和命运。“老兵”一代经过文革初期的狂热和迷茫后，他们发觉“四人帮”以倒行逆施的方式在彻底颠覆人们往日的希望和追求时，他们如同父辈那样以不惧生死的气概，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四人帮”的对立面，这就是老红卫兵们在那个时代关口的一种觉醒状态，他们甚至在狱中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那种不屈精神俨然带有浓厚的先驱者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表面看，“一冲公安部”带有偶然性，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北航红旗”倚仗中央文革的支持，在当时的强势地位几乎无人敢于挑战，但他们没想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的捕人举动点燃了“老兵”心中积郁已久的怒火，全城相识和不相识的那么一大批青少年，能在数小时内就聚到长安街的公安部门前，并借势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又数度冲击公安部，其根本原因是大家对中央文革那一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六冲”是文革当中“老兵”或曰“联动”，对中央文革的最早和规模最大的群体抗争。对这个“偶发”事件的是非功过不管时人如何评说，我认为其实质就在于，那是一代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文革发动者的反叛。

我以为，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指望群体参与者十分理性地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径，是不现实的。判断历史事件的合理与否，应该看其核心价值取向和是否代表时代潮流的先锋性。在那个时代，“老兵”或曰“联动”率先挑战中央文革倒行逆施的行为，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北航红旗”以及以清华井冈山为首的“三司”为虎作伥，是需要反省的。

时人应该看到，否定文革也就否定了受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的所作所为，有相当一部分文革的掌权者、受益者心里很不舒服。并且最高层里有人在文革当中不那么清白，他们以种种理由阻断对文革的批判。有了这样的呼应，我们即可从一些人对文革描述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不想忏悔的心思。

如今一些人重拾陈腐偏狭的派性思维，毫不掩饰地转发和引用当年“三司”对“老兵”或曰“联动”妖魔化的文章，津津乐道于文革式的攻击语言，甚至不惜沿用阶级斗争的“后血统”观念，挑唆世人敌视当年的干部子女，使这幕悲剧持续上演着四十余年。

尽管“老兵”们保持理性沉默，且没人拿“黑五类”作为回敬，但这毕竟不公平。更有甚者，则别有用心地把当今贪腐的利益集团，与当年打江山的革命先辈混为一谈，以达到彻底推翻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舆论造势必须警惕。

在许多人眼中，“联动”过去和今天都是一种恶名。记得当兵时，有一天中队教导员突然问我：“听说你参加过联动？”我不清楚他的询问缘自何方，可我矢口否认，最后不了了之。

但我校丁林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先是被“附中红旗”的孙××“陪同”前往公安部“自首”（其时“附中红旗”已有军宣队支持并在北航附中掌权），其后又有“附中红旗”的侯××、左××、秦××等3人联名告发丁林生“参加过反动组织联动，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结果丁林生被所在部队审查整治了5年，此事影响了他的一生。

石油附中的蔡东北，也因身背“联动”恶名被所在部队关押两年……这样的事情不是个案，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两年前，我们借春节之机与同班的“附中红旗”同学聚会，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的弱冠少年如今已是鬓发飞霜，我们刻意营造“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的气氛，其实内心都存有几分沉重。

要说青春无悔，那肯定是假话。文革10年我们风华正茂，却在动荡惶恐中茫然度过。原来好端端的中学同窗只因观点分歧，对立成派竟闹到心存嫌隙几乎终生难以弥合的地步，足见文革对人的伤害有多么深重。

经过文革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对群众斗群众深恶痛绝，但愿能以我们的牺牲换来后人的觉醒。而今青年人多有不断翻新的时尚个性，却少了些红卫兵一代的血性激情；如果当年“老三届”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能够传承下来，那么今天的社会风貌将会含有更多的高尚因素。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老三届”这一代人在思想上的成熟反而造成其边缘化的存在，这种现象将留给后人去细细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