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杜钧福：我是怎样被打成“5.16”分子的

杜钧福新三界

作者简历

杜钧福，北京大学文革前毕业生，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退休后研究文革史。

原题

我是怎样被打成

“五一六”分子的

作者：杜钧福

我在中国科学院的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简称“批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直到现在还未被正式平反。

我先说说事情的背景。在文革中，中科院像其它单位一样，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叫“革命造反团”，保守派叫“革命串联队”。保守派在1966年底垮了台。但造反团中又分裂出一个“红旗联络站”（简称“红联”）来，被认为是更激进的一派。1967年夺权中，“造反团”与“红联”打起了内战，但很快平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还是面和心不和。

第一次清查“五一六”是在1967年9月份，就是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发表之后。这时，我们物理所里进驻了来自空军的军代表。院里所里领导的意见，都是各群众组织自己清理自己，不得相互攻击。我们是属于“红联”的，就成立了专案组。当时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队伍里有什么“五一六”，也不相信他们“造反团”里有，这事根本和中科院没关系，大家也就采取敷衍的态度。

当时社会上流传中科院和“五一六”关系的唯一线索是外语学院的“六一六”（一个和“五一六”有联系的组织，也反对过周恩来）分子和我院有联系。这个问题很快搞清楚了，是“六一六”曾派人到我院联合夺权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成立前的临时机构）索取资料（如我院出的小报和动态报）。这是群众组织间常有之事。和“六一六”人员接触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对立派“造反团”的。我们对此很高兴，但也没有借此机会攻击他们，因为就这样一点事显然做不出什么文章来。

因为我们“红联”被认为极左，我们的对立面和看不惯我们的许多人总想乘这机会整一整我们。但是“造反团”当时还不敢，领导这关通不过。柿子拣软的捏，他们只能整一个更左的小组织“全红”（全名忘了）。这个组织的头头邱海平有“前科”，就是他同意伊林?涤西反林彪大字报的观点。他不敢直接说同意他们的观点，而说他们的观点不好驳。我听我们“红联”头头邹协成说：“什么不好驳？我一句话就驳倒了：他反对林副主席就是错误的!”

“造反团”在“四不要”礼堂（是中关村的一个礼堂，建于1958年“大跃进”中，号称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材料，具体哪四不要，没人记得）开会批斗邱海平，但不很激烈。邱站在台上，不失风度，还不时解释什么事。我本不想参加这个会，但我的朋友粟达人要去。他是个特立独行分子，不参加任何派别，但思想很左。他认为这样干是整造反派，应抵制。我怕他出问题，也跟着去了。结果他在会场上大喊大叫，惹得许多人看。

这件事实际不符合当时政策。“全红”的人有错误，应该让他们自己组织的人批判，不应该由“造反团”组织批判会。

这次抓“五一六”就这样过去了，无任何成果。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这里根本没什么“五一六”。

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其第一阶段还是造反派掌权，整了很多人，一些人被迫自杀。对此，造反派要负历史责任。我们这些激进的造反派已基本不掌权，但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

第二阶段是1968年后半年，工宣队进驻，掌握了一切大权，造反派退出历史舞台，其左翼，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变成清理对象。当时文革前一阶段几乎所有大小事件均被清查且上纲批判。

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实际上远远没有完。

02

我们是在1970年1月初听新一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动员报告的。我想这件事肯定是在1969年底决策的。

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原来的军代表撤出，新的来自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军代表进驻。这次运动也由他们领导。他们开办了学习班，我们这样不是头头但是骨干分子的人，作为“知情者”也奉命参加，实际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一些人感到沮丧，因为所说的问题在清队中早就审查过了，也做了结论，怎么又翻了出来？当然也有人觉得犯了大错误，痛哭流涕。一位家庭出身很好的造反派，在文革前与文革中思想都过于单纯，说文革前太信任组织了，文革后又走到另一极端，从此精神变得失常，造成很悲惨的后果。

我不是这样。我在文革前就对很多事情有怀疑，文革中也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一切。我当时当然也很沮丧，但想到我们也曾整过人，现在被整也是一种轮回，不必大惊小怪。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我想把事实弄清没什么坏处。所以我像在清队中一样，把我所经历和所知的事情又写了一遍。

这其中有一件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在1967年大概是4月，在宿舍楼开的一次会。这会是数学所胥鸣伟召集的。有我们一派十几个人参加，内容是关于周恩来派驻中科院的联络员刘西尧要不要结合进中科院革委会的问题。胥大概是从二机部得来的消息，说刘运动初期在二机部执行了反动路线，该部群众至今揪住他不放。我认为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对我院结合刘西尧，因为他偏袒对立一方。胥鸣伟在会议上叫大家不要记录。但我当时已记了几个字，就在笔记本上把“刘西尧”改为“刘少奇”。

这件事可能以前没人揭发过。他们听了我的揭发如获至宝，在几天之内组织了一个全所批判大会，专门揭批这件事。一位后来成为本领域牛人的人在会上慷慨陈词，揭发胥鸣伟一伙在宿舍楼开黑会，会上胥鸣伟说，一律不许记录，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周总理！

可以想象，他这样一揭发，广大群众对我们这一伙是多么愤慨了。

大会后，我马上找我们室专案组的何木芝，因为上述材料是我交给她的。我说，据我所知，这件事是我揭发的。但我并没有说，胥鸣伟声称要搞周总理，事实上他也没有说这话，也不可能是他说了而我忘了，因为这话（如果真有的话）太重要了。所以，在全所大会上这样说完全是造谣，我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何木芝为他们的做法辩护。她说，我们是分析出来的。

何木芝的“分析出来的”一说，证明他们没从别处得来什么信息。就是说，不是我们一伙什么人胡说八道，而是他们专案组在伪造事实。

对这种伪造事实进行政治陷害的无耻行为，我愤怒已极。须知，反对刘西尧和反对周总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以反对刘西尧为名来反周总理当然是可能的，在目前需要审查，但这要有证据。胥鸣伟可能以反刘西尧为名来反周总理。这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他在会上宣布反周总理而别人没反对，那就是所有参加会的人的事了。

然而这事已无法更正，不许更正。直至今日，很多人仍然认为，胥鸣伟在那会上就是那么说的。我相信专案组和变成牛人的人对此也没任何思想负担，没任何负罪感。他们也许早忘了此事。

在这事以后，我们一伙有不少人违心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而且揭发别人也是。但后来证明不是或没证明是。这当然又引起很多人更大的愤慨，说批清这件事就是这些人闹出来的。

过了很久，尘埃落定之后，又偶然有熟人和我说起这些事。他说那些人很坏，老胡说八道的。他似乎没把我包括在内，也许是客气。我当然也不认为那些人非常好。但我说：有些人，落到水里，快淹死了，失去理智，能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也是好的，当然免不了把别人也往水里拽。但岸上还有很多人呢。他们在旁边看，为免被揪下水或湿了鞋不敢上前施救，或简直认为那些人淹死是活该。这都没什么，在情理之中。问题是还有些岸上的人，拼命把往岸上爬的人往水里踹。在这几类人中，哪一类最不能被原谅呢？

在“批林批孔”时期，我曾在所里贴大字报说明真相，并强调是专案组造谣在前，被审查分子被逼说谎于后的事实。但似乎没人注意我的声明。广大群众对处于权势位置的人说谎很宽容，对下边被迫说谎的人则要求很苛刻。听说聂绀弩在致舒芜的信中说，群众恨犹大，但不恨钉死耶稣的人。我不知道是否同一道理。

我长期对这一现象百思不解，最近理出一些头绪：从某种角度看，在水中挣扎的人不择手段求生，实在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而将他们往水里踹的牛人身上，一下子却找不出任何利己的动机，而毋宁说这是很利他的行为，因为可以给旁观大众找乐。旁观大众站在道德的高坡上也很enjoy这样的演出，只要自己小心点别掉进去就行。“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种多年灌输的理念，为大众所接受，以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这里面也可看出历史上传统道德的影子。

这样的学习班办了几个星期就停办了。但我知道事情远远没完。一些“重点人”被拘禁起来专门对付。更大的风暴在酝酿。

我之所以这样确信，是因为我们这儿有炒作的料。众所周知的是，真正的“五一六”仅有二三十人，活动两三个月。而且他们的活动张扬得很，很难说是“阴谋集团”。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搞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清查运动，实在没什么搞头。所以，只要有一点料，就必然会大肆炒作，闹得满天风雨。

“五一六”攻击周恩来是其第一大罪恶。而周恩来主管中科院的文革运动。因此中科院清查“五一六”不能不搞点大炒作。

1966年8月初，周恩来开始管中科院运动。他派出了两三位联络员来院。联络员表现了明显的支持造反派的态度，例如参加造反派的会发言就多，参加保守派的会发言就少。

9月7日，周恩来第一次参加我院群众大会。会议辩论副院长、党委书记张劲夫关于前一段运动的表态是否诚恳。造反派皆说不诚恳，保守派皆说很诚恳。周恩来最后讲话。他不支持“打倒张劲夫”的口号，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还让喊这一口号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回去，别参加这边的运动，让科学技术大学的造反队也回学校，别参加科学院的运动。他们都这样做了。

此后，这样的全院大会停开，转为各所开会，并统计有多少人赞成打倒张劲夫。以后逐渐恢复业务工作，政治运动逐渐沉寂。但10月份后，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派斗争又起，且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经常召开我院两派代表会议，发表讲话，由代表回来传达。

9月7日大会以后，我们激进的造反派对周恩来有些不满。主要是他赶走了帮助我们的两支造反队伍，也因为他未鲜明支持造反派。出于对国家领导人的敬仰，我们主要是有些腹诽，还有些人反思是我们对领导的指示理解有问题。

但是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们感到周恩来的立场有些折衷，不一定是正确的。此外，他在一些谈话中表现支持历史上的“查三代”做法，还说家庭出身好是一个好，表现好也是一个好。当时已明确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是爱护周恩来的，不愿和社会上反对他的人同流，也不愿和反对总理联络员的保守派混淆，就决定给周写一封信反映意见。我参加了关于起草这封信的讨论，但据我所知，没形成任何书面的材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其它事要做。

1966年12月份，周恩来宣布张劲夫为“反党集团”，保守派完全垮台。这一事态发展不但超出保守派的预计，也超出造反派的预计。我们确实喊过“打倒张劲夫”的口号，但没说院党委是反党集团。至今我也不知道周恩来这样说的根据。张劲夫实际上是一位很好的干部。但是我们当时很高兴，认为周是支持我们造反派的，而且看来，周在12月份，而不在9月份这样宣布是大大有利于我们造反派的。

我们在私下议论说，看来总理是对的。如果早在夏天就宣布张劲夫打倒，造反派将得不到锻炼，战线将不分明，就像某些单位一样。当然现在看这未必是周的初衷。于是我们许多人真诚检讨我们当初对周的不理解，没人再议论周的不是了。

1967年以后两派内战，我们反对结合周的联络员刘西尧，认为他在两派间偏袒对方。

我对周的态度也经历了上述历程。但我对周更为服膺，因为在他的一些讲话里，有反思和批判斯大林体制的内容。如他说，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他还说过文革前的打小报告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很不好，要纠正。中央文革的人尽管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更为激进，但却从未讲过这样更触及根本问题的话（但是陶铸讲过类似的话）。这是一个未被发掘的新的周恩来。

我所预料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70年8月29那天，有人叫我到二楼会议室去开会。我到那儿一看，坐了一屋子人，一些领导和专案组都在。他们向我宣布，你有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交代，必须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他们宣布以后，我马上说，我知道你们说的政治问题是指参加“五一六”的问题，我可以声明，我没有参加这个组织。对此，他们略有尴尬，因为他们不能说出“五一六”这个题目来，只能说要我交代。他们叫我好好记住这个日子。我当然记住了。

然后宣布纪律，要我搬到另一办公室，无事不许外出，简而言之，我从此失去自由。我对此并非无思想准备。我也知道这时间短不了，须准备持久战。我想乘此机会把毛选四卷好好读读，因为只允许做这事。在这后来的一年多里，我确实很认真地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包括未发表的。而且，我编了一本《毛泽东哲学语录》，将毛泽东的哲学论述分类归纳整理。线索基本按《矛盾论》和《实践论》。现在我如果将它录出来，投给左派网站，我相信它们会给登的。

第二天还在那里开会，人少了点。第三天所军代表亲自来了。他说我的话“一钱不值”，是“撒谎”。我当然无话可说。我知道审查是免不了，但对这阵势，也感莫名其妙。

再往后就是专案组每天跟我谈了。然而我的态度仍不好。他们说，苦口婆心地跟我说了那么多话，似乎没什么作用，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说得不错。如果他们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会更加愤怒。因为时间一长，他们说的是老一套，我实在听不进去，所以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背唐诗。好在唐诗我还会背一些。会下研究毛泽东哲学，会上默读唐诗，我就这样打发日子。

有一天，我看他们很严肃认真的样子很可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见了不知所措，赶紧休了会。第二天商量以后，狠狠批判我一顿。我也衷心地作了检讨，说对待如此严肃的政治问题，应持正确态度。

我就这样没心没肺地过了几个月。专案组说，你笑的时间不长了。事实果然如此。

风声越来越紧。所里大喇叭广播说，所政工组发布第一、第二号“战报”，宣布揪出了×××名“五一六”分子，居然是三位数！就算我不是“五一六”吧。这三位数的“五一六”我实在不可想象。要知道，在运动初期“五十天”期间，我所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一共才97人。现在的“五一六”已超过这个数。这是真正的秋后算账。

我们中科院一派的头头、原来院革委会委员邹协成也在被拘禁期间自杀身亡了。

1970年11月4日，院里在中关村大操场开大会，首先上台的是我所的王昌衡。他交代说，他是“五一六”分子，他发展了一大批“五一六”分子，这批“五一六”分子又发展了更多的 “五一六”分子。“红联”的各级组织就是“五一六”的各级组织。

第二个上台的是化学所的。他讲的和王昌衡一样。这两个都被宣布“从宽处理”，算人民内部矛盾，回所工作。王昌衡所在的研究室还开了欢迎会。

第三个似属于贪污问题。被从严处理。另外还当场揪上一个“五一六”分子从严处理。这个人我不认识，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的。

这个中科院全院大会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令我十分震惊，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运用我的全部知识和经验，企图对情况作出判断。其核心是王昌衡的交代是真是假？

如果是假，那是不可思议的。尽管王昌衡本人可以胡说八道，但领导能不核对就让他在那种场合胡说吗？尽管是王昌衡说的，但整个做法肯定了他所说的内容。镇反、肃反时我年龄尚小没什么印象。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反右，不管划了多少什么分子，都是政治立场问题。其标准都是有弹性的。但 “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啊。参加就是参加。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能开玩笑吗？不是刚传达了中央文件，说不许在群众组织中抓“五一六”吗？如果他们弄错了，如何下台呢？

如果是真的，同样是不可思议的。问题是，不是他一个，而是一批“五一六”。这批人与我关系可谓非常密切，怎么可能他们都参加了而我不知道呢？怎么可能他们都参加了而我没参加呢？当然这也是专案组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这是问题的焦点。我以前从未考虑这一问题，认为这是极其荒谬的。这时，由于上述逻辑上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我开始认真考虑这一可能性，尽管我如今仍认为是荒谬的。

有一种故事，可能是“清队”期间用来吓唬人的。说的是有一个青年人，别人说你签个名参加一个群众组织吧。结果签了，参加的却是国民党或什么反动组织。我们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胡里胡涂参加了什么“五一六”呢？

这难以想象。如果我们或者说我，真的参加了，不管办没办手续，一个最低判断标准是我们应知道这个组织的名称，即“五一六”。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算别人给我报名了，也不能算我参加。这是常识。

这是不可能的。“五一六”从它成立那一天开始，或者说从它为人所知的那一天开始，就是反对周总理的。它不是秘密的而是半公开的组织。它贴大标语，召集半公开的集会。这是人所共知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胡里胡涂参加了，而现在忘掉了。那么，在1967年秋天清查“五一六”时，我们难道也忘了吗？我们难道没感觉我们本身就是清查对象，而我们在贼喊捉贼吗？如果我们有这种感觉，我们又能忘了吗？

再说，我，或者说我们，是不可能参加反对周总理的这一组织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反对周总理。

大约在1967年4月，一次我发现我所有一个人在给周总理写大字报，另一人在替他抄。我马上提出反对他这样做。他不听我的话，还继续写，并说要很快贴出去。我看自己不行，便赶快到革委会找来几个有威信的领导。在他们劝说下，这个人终于删去了有关周总理的内容。我所，或者说我院，终于没有一张给周总理贴的大字报。

现在，我想当时我这样做，即使无功，至少也能说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如果我反周总理，有人给总理写大字报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而且我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以，我处在这种逻辑矛盾的痛苦熬煎之中。当然不仅是逻辑的矛盾，而且有个人的前途问题。

如果我继续坚持下去，或者如专案组所说，顽抗到底，会怎么样呢？专案组说得很好，那就是抗拒从严，“学习班”要“升级”。我不知道“升”至何级，但我想那绝没有从科长升至处长那样舒服。时间已经拖了半年了，照这样下去，即使不“升级”，再拖上一年也完不了。到何处算一站呢？

我知道我没有参加什么“五一六”，至少理性的思考使我相信如此。但照目前的掌权者这种一意孤行的搞法，短时间内他们是转不了弯子的。等他们将来转了弯，或者被什么人纠正，我早被批倒批臭，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相信他们是干得出来的。为了坚持真理，值不值得吃这种眼前亏呢？

假如我真正参加了“五一六”，那连纠正都是不可能的，那这辈子可真的交代了。尽管任何理性思考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时我已不完全相信理性了。我在痛苦之中精神有些恍惚。我模模糊糊回忆起，我们造反派确实开会分过工。我们似乎是被分派去作六室的工作。这难道就是去发展“五一六”吗？

我又从另一方面想，如果这一切都是错误的，王昌衡的交代是假的，大家的交代都是假的。等真相大白了以后，作假交代的命运将如何呢？由于领导在其中要负大的责任，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况且别人都承认了，你的立场对全局并无大的影响。

所以，在逻辑矛盾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两害权衡取其轻，我承认了参加“五一六”，并说我们室十来个人也是。我估计王昌衡已把他们算了进去。

专案组自然很高兴，但也表现出在他们意料之中的样子。

然而我所受的压力并未减轻。他们继续叫我交代各种问题。

我的痛苦并未减轻反而加重，因为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革命者叛变了革命，又好像是妇女失了节。虽然我确实精神恍惚过，但我也确确实实意识到我是讲了假话，在大的政治问题上讲了假话。当然目前的政治有点像是笑话，但对我个人来说是奇耻大辱。

我找各种理由替自己辩解。我知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事件，如湖西区肃反问题。此处湖指山东省的微山湖。湖西区是抗战期间山东根据地的一个区，在肃反运动中发生过很大的冤案。当时主要负责人均被打成反革命，而且他们自己也被迫承认。冤案平反以后，也没有什么人责备他们。

但我仍不能原谅自己。我知道，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自私、懦弱，配合了当权者的专横，造成了目前的冤案。

于是，我横下了一条心，想就是我本人粉身碎骨，也不能再这样苟且下去了。尽管我本人有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包袱，我本人从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这件事实在太大了，他们做得太离谱了。

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林彪，一封给周恩来。两信内容相似，都说我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现在我们物理所受审查的人，绝大多数也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至多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已。现在这种搞法有问题。我不敢替所有人担保，但敢为大多数人担保。这是我从全部生活经验，基于我的良知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

我通过邮局寄了这两封信。我知道其结果是转回我单位。我知道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全局。但我的良心得到解放。我等待着新的风暴的来临。

这时，已到了1970年底。毛泽东发出野营拉练的最新指示。我院积极响应，马上组织实施。专案组通知我也可参加。我每天坐在那里已有半年，身体很不好，很想出去走走，便欣然报名参加了。

我们院几个所的队伍身背背包，先坐车到三里河院部会合，然后行军到三家店，在这儿住宿。第二天到上苇店公社。这儿是山区，离妙峰山很近。第三天就到了雁翅。次日沿河谷到斋堂，再翻过百花山到河北省涞源县，再从霞云岭回来。我们走的都是山区，风景很好。河水冻在半山腰，形成冰瀑。看到那景象，我的心情也非常悲凉。我想即将进入1971年，我也有30岁了，过去的三十年的生命留下了什么呢？剩下的一半如何度过呢？

风暴比我预料的来得慢一些。到了1971年5月份，全所才开了批判我的大会。我当然知道，我的信转回来了。也许早就转回来了，他们按兵不动而已。

大会全面批判了我的信，当然还批判了我和我们一伙“反三红”（当时给“五一六”定的罪名：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解放军，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滔天罪行。我的一位朋友还上台宣布，说我确实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他们看来有些恼火，因为我不但自己翻了案，还替被审查的大多数人作了担保。

就在这前后，“批清”运动的领导者在策略上发生重大改变。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清查中从“重组织”改为“重罪行”。他们不再提谁参加了“五一六”，也不再追此事。他们在全所大会上宣布我参加了“五一六”后，下来也不再提。

于是，我在“11.4”大会后发生的疑问，即他们闹到如此地步如何收场的问题，很快有了答案。他们比我想象的容易得多地开始收场。他们比我想象的更有本事，也更无耻！他们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什么人是“五一六”，但他们通过被审查人之口，有时是批判者之口，宣布这些人是。他们的一系列做法也支持和肯定了这一确认。他们在事实上把一大批人打成“五一六”分子，或者如军代表在全所大会上所说的，“都是国民党的兵”。现在他们发现搞错了，不但不承认错误，给这些人平反，反而继续迫害这些人以掩盖错误。我以前实在过高估计了他们，使自己犯错误。

这之后，“五一六”从不再提，我们仍被认为犯严重错误。

1972年2月份，宣布我参加业务工作，继续审查。

实际上，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批清”运动就停止了。在以后的几年里，也不再提及。大家逐渐认识到，根本没什么“五一六”，不但我们这里没有，社会上也未必有。但是“五一六”分子们仍旧抬不起头来。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全所只有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批判“11.4”大会在群众组织里抓“五一六”的行为，我写大字报主要目的是说明，是他们而不是我们，首先胡说八道的。当时已很少人写大字报。我写了也没有任何正面和反面的回应。

1974年，所领导委派两位业务干部管惟炎（后任我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李吉士起草一个文件《物理所简介》，分析了当时所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一些左的做法和观念仍然阻碍正常科研秩序的恢复，并指出“五一六”问题一直未解决影响了一些人员积极性的发挥。这一文件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批判，但“五一六”问题未再提起。

这一文件所反映的现象属实，“批清”运动涉及面极广，影响极深。但在我院我所形式上尚属温和，鲜见打人骂人侮辱人的现象。但在文革期间，不少职工为解决两地关系问题或其它问题调往外地。那里很缺乏“五一六”分子，所以调去的人即使只跟“五一六”挨上一点边，也被当地视为“宝贝”，动辄组织万人大会批斗，使他们的命运极为悲惨。

1975年，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来我院主持工作。李昌7月份来我所讲演。他当时风头甚健。这个讲话后来也挨了批。我写好了一封申诉信，在会场上交给了李昌。

申诉信没什么回音。但过了不久，在我室部分人参加的什么会上，会开完了的时候，我室支部书记突然宣布说我曾受过审查，现在没什么问题，解除审查。我马上发言，说我的“五一六”问题是在全所大会上宣布的，应在同样场合宣布结论。而现在在只有室里部分代表参加的会上如此宣布是十分不严肃的。我保留在这一问题上提出我的要求的权利。因为当时已是中午12点，我没有时间再说什么。

这幕戏是他们精心策划的。我痛恨他们的这种小动作，他们竟如此轻描淡写地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审查。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五年啊！他们就是如此这样地对待我的政治生命。他们还没收了我全部关于文革的资料和大字报底稿。这些资料是我在文革期间收集的。目的是为了书写这一段的历史。

全院其他“五一六”分子的命运也大抵如此。至今没有平反，没有正式的结论。对于影响恶劣的“11.4”大会，也没有任何交代。这一文革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迫害运动的主持者和执行者，也未表现出任何愧疚和歉意。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被当成“五一六”整的人根本不值得同情。他们本是一帮捣乱分子，或者说是社会渣滓。这是一种很深的社会偏见。

从被认为是“五一六”分子的人的主要“罪行”来说，最重要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文革的语言。但是，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只能由最高领导说了算。当然这里边的人也在经常变化。你反对对了，就是左派；反对错了，就是反革命。什么叫拥护？拥护就是不许有任何怀疑。有怀疑就是反对。文革逻辑就是如此。没什么可说的。

倘不用文革逻辑，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可探讨的地方。

先说反对。世上没有完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也是如此。难道对他们就不许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是炮打司令部？

再说打倒。如果我对某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或者说，某个国家领导人，有看法，认为他虽是个好人，但不适合这个岗位，或者说，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这一态度是否允许呢？是否算是打倒呢？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反对周恩来，而不管反对一词的含义。但是，刘少奇不也是国家领导人吗？在文化大革命中喊打倒刘少奇的应不乏其人，但从未听说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为什么刘少奇可反而周恩来不可反呢？如果反周恩来应治罪，那么反刘少奇也应治罪。

1988年，我所60周年庆祝。作为迎接所庆的一部分内容，我所一位中层干部、所办负责人写了一部称为《物理研究所简史》（初稿）的小册子，初稿放在所图书馆征求意见，打算以所的名义发表。我仔细地阅读了这一作品，特别是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我认为其中一些记载不符事实，观点也不合党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例如他以工宣队进驻为界把清队分为两段，前段很坏后段很好。这样就把后段的“清队”和“批清”全肯定了。其实我所工宣队进驻后搞得很凶，自杀了几个人。党中央的意见，也从未肯定文革的某一段。

我写了一个意见书，去找所党委书记。呈上意见书后，我说该稿有些内容不符事实，不同观点可以保留，但作为所里的文件应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如果所里要按原样出版这一小册子，那么我要求把我的意见书印同样份数。据我所知，我是全所唯一正式对该稿提出不同意见的。

党委书记收下了我的意见书，并批准复印一份留底，别的话没说。然后，他也许在领导层内商量了这一问题，继而要求我和这一文件的作者交换意见。我这样做了。事后，作者把稿子改了，以他自己名义印出了。这当然也是所领导的意见。

在我的意见书中对涉及“批清”运动的内容是这样说的：“初稿”认为，“‘造反派’一些人有反对周总理的言论”。这与事实有出入。事实是，“造反派”一些人曾私下议论过周总理，对周总理在我院“文化大革命”某一阶段的某些作法表示不满。这与“反对周总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种议论从未在公开场合下讲过。

“议论”一词是“批清”最高潮时驻我所军代表王铁军在全所大会上说的，可认为是一种定性。我很欣赏这位军代表，因为他的“议论”一词用得十分准确，完全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然而对议论一词意味着什么，则见仁见智。

中世纪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过：“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国王是反叛”。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议论国家领导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领导人是人民的公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如果不许议论，如何监督？既然议论，自然有好话，有坏话，有对话，有错话。如果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只许说对，不许说错，甚至私下议论，也要追究，那与封建国家有何区别？

在这一“批清”运动中，我们中科院物理所有一百多人被打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牵涉到的人来说或从持续的时间来说，都是比清理阶级队伍还大的冤案，而且是物理所建所以来的最大冤案。正如严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所指出的，抓“五一六”运动是对人民群众的又一次迫害。它同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必须否定。

以上就是我在对于“初稿”的意见书中所说的。这位“初稿”的作者是一位老革命，原来琼崖纵队冯白驹将军部下，在所里作风端正，为我所敬佩，在文革中基本未涉入运动。但和他的接触使我感到，他所代表的干部阶层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和我们差距很大。

我在1968年“清队”时被审查，在“批清”中又被审查了五年，直到1988年又发生这样尖锐的思想交锋。在这20年内，可以说我所争取的只是百姓有私下议论国家领导人的权利。社会上任何微小的进步，都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作者和文革研究者在一起

原载电刊《记忆》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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