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丨曹道衡：一个学部知识分子的文革纪事
作者：曹道衡
第二天到所里，也看不出什么不同，只是“学部大楼”（即现在社会科学院主楼后面那座旧楼）里贴了许多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主要针对学部党委，其中尤其对杨述同志的意见最激烈。我那时真不知杨述同志是谁，他大约是我去江西或安徽时来学部的，而且这些领导同志我一般接触不到。下午，所里开会，我只见有些人对何其芳先生的态度很粗暴，讲到学部党委书记关山复同志时，直呼其名，好像把他也当做敌人对待。那时我更觉得糊涂，到底是为什么，一点不清楚。
接着，形势变得越来越怪，所里开大会把所领导都“罢了官”，推举几个行政工作干部来领导运动。不久又说他们也是“官”，叫靠边站。后来群众中又分成了两派，互相贴大字报攻击。那时群众既然分了两派，就更乱了。我开始时因为自己写过一些论古典文学的文章，怕被说成“宣扬封资修”，所以很紧张。后来经过一个时期，觉得开会时什么事都要表态，总得支持一种意见，那时学部的两派中有一派似乎跟“中央文革”有联系。
我那时以为“中央文革”大约不会错，就支持了一派。结果这一派错了。我又支持另一派，但那一派当时要反谢富治，我不敢表态，后来他们也被认为错了。我干脆什么事都不问，连学部也很少去，整天在家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练毛笔字。这样一直到1968年冬天，工军宣队进驻学部。
第一批进驻学部的工军宣队在我印象里还不错，至少文学所几位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对人较和气。他们进驻学部后，首先是组织学习，消除派性。然后是组织“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那时所谓的“大批判”，在现在看来当然有不少是错误的，但我想这些也很难叫那些宣传队员负责。
“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一阶段，是查历史问题，也触动和误伤过一些同志。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比较复杂。因为审查的事大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当时我们还小，不清楚；工军宣队同志年纪也不比我大多少。这样的运动一直搞到1969年的11月，我们才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去。
我们下干校是1969年的11月，当时我爱人早已到医学科学院的江西干校去了。她是7月动身的。我们学部决定去干校时，盛传着中苏要开战的话，为了避免打起仗来一家人失散，所以可以调在一起。那时宣传队曾考虑过调我去江西，后来又改为调我爱人去河南。我那时还是愿去河南，因为河南离北方近，又没有水田，劳动较能习惯。于是经过联系，我爱人返回北京，和我同去河南。
因为那时说要打仗，所以连我岳母和我女儿也去了河南，永安南里的宿舍退回学部。这可苦了我，因为我的书多，只许存放一部分在学部，多数的不叫放，只好处理掉。结果弄得我重新开展业务时却无书可用。
我去干校时，先到信阳，到信阳那天下着大雪，天晴后才从信阳出发到罗山。那里有一个基地，据说原是劳改农场，设备较现成。不过军宣队和学部同志考虑了一下，觉得不合适，因为都是水田，又分散，不如到息县较好，虽然设备不全，但都是旱田，较易耕种。于是搬到了息县。
在息县分了两个点，家属住在苞信集的一个中学里，我们干校都在东岳集，因为家属工作需要人，所以把我爱人留在苞信集。我劳动在东岳，放假日回苞信住一天。从东岳到苞信大约二十华里。那时我身体好，不太怕走路。干部的主要劳动是为盖房子备砖，由连部派人去联系买砖，买好后，叫我们拉架子车去运回来。一般在距东岳二十五华里的一个叫张陶的地方，一早去，中午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出一次车，稍近，有时去苞信拉高粱秆，也是盖房子用的。
有一次到苞信集拉高粱秆，下午出发，到了苞信又饿又累，我到家取了几块白薯吃了，也给一起拉车的同志带几块，然后再拉，直到晚上九点左右到东岳。这些劳动虽然累，也还胜任。晚上没事，有时和陈毓罴先生住一屋，谈谈唐诗，很有兴趣。可惜谈不了几次，有人去向连里和宣传队打了小报告，宣传队在会上批评我们，弄得我们不敢谈了。
在干校劳动，最难办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一些奇怪的制度。例如：夏天锄高粱地，农民是一早出工，上午十点以后就休息，下午三四点才下地，搞到七八点以后回家休息。我们则不然，上午八点下地，十二点休息吃饭，下午一点到五点再下地。到了冬天，又制造土坯，把泥和了水，加上麦秸草放一宿，第二天早上，叫我们赤了脚去踩，踩匀了，放在模子里，然后晒干，用来盖房。冬天天冷，泥水结了一层冰，赤了脚踩下去，冻得发抖，连里给一茶缸白酒，踩一阵子，就给口酒喝。可是喝几口酒，根本顶不住这寒冷。
那时我们的房子还未盖好，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那位农民老哥是好心人，对我说：“老曹，你还不逃回北京去，这么干连我们吃惯苦的也受不了。这样要累死的！”我只好苦笑，说：“没处去了，北京的家连房子也收回了！”他也只能同情地望着我。
平心而论，在干校时，工军宣队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文学所有些人当上连干部后，有时就不是这样。1970年夏天，曾经到一个离东岳稍远的空地上为干校盖汽车房，工具都放在那里，叫我和另一位同志住在工地上看管。但白天和别人一样劳动。我们累了一天，晚上就睡着了，丢了一副架子车的轮子。第二天，有一个副连长就大发脾气，要整我们。幸亏一位工人师傅知道了，就说：“这不对！白天累一天，晚上还守夜，谁受得了？”这样才免去半天劳动。可已经熬了一个月左右，我就病了，发高烧，回苞信集家里，由一位公社大夫诊治，打了几天青霉素、链霉素才痊愈。
这时，“爆发战争”的说法已经过去，我觉得让岳母和女儿留在河南不是办法，因为医疗条件差，岳母已快八十岁。所以由我爱人送她们去青岛住，我们两人留在干校劳动。这时已是1970年底。我爱人从青岛回干校不久，干校就迁到明港一个兵营里，集中精力搞运动，清查“5.16”。那时干校的工宣队已撤走，留下的只有军宣队。
在北京和东岳，我对军宣队的印象是很好的，那时的负责人老薛同志，我到现在还想念他。可到了明港，似乎一切都变了。文学所的军宣队来了几个新人，其中有一个冀东口音的人，他大约级别稍高，所以做宣传队的指导员。他这个人很特别，喜欢声色俱厉地训人。由他来领导清查“5.16”，就主要靠“逼供信”，他动不动说：“看我把你关起来！”的确，他常用的手法是限制自由活动，拆阅检查审查对象的信件。
这些其实也没什么可怕，不许自由活动，好在明港也没处可去；拆我的信件，也无非几封家信，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我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过一个派，对我审查，我没有意见。文学所给我办学习班的同志，我也没意见，他们是想帮助我。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办学习班完全可以理解。可那个冀东人，我没法想通。
清查“5.16”大约主要搞了一个夏天。这时，我女儿有病，我内兄来信叫我爱人回青岛去。其实我女儿是在河南被蚊子叮咬，染上了疟疾。这种病本来不难治，但在青岛这地方，从来不是疟疾的流行区，医生们没有从这方面考虑，只当感冒治，用了许多青霉素，一点不见效，病情越来越重。所以只能叫我们回去。那时军宣队不让我去，只许我爱人一人去青岛。
我爱人到青岛后，看着孩子病这样重，没有办法只好回北京，没有钱治病，只好向她姐姐借了钱上北京。一到北京，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只有去找一位我爱人的同事，在他家借住。这时，我岳母膝盖骨得了骨癌，也只能到京。到北京后，协和医院一看我女儿的病情，就把她留下住院治疗。但我岳母住不了院，长期借住人家也不是办法，就找医科院的军代表，借了一间房子，两头照顾，晚上要陪床，搭起两张椅子和衣而睡。这在夏天还可勉强，转眼到了秋天。
这时林彪已经死了，我们这些“5.16”其实也已解脱，大家已称我“同志”了。但那个冀东口音的军宣队还是放不过我，他说我爱人“超假”，把工资扣发（当时我爱人的工资是按月由医科院转到学部再由会计发的）。这样几个月，我一家的生活就只能靠我一人工资生活，孩子又有病，实在无法支持。
这时，文学所有两位女同志回京探亲，顺便到协和医院看看我爱人和孩子，见到了这个窘状很同情，就向军宣队反映。这就触犯了那冀东口音的人的尊严，开大会斥责这两位同志，还骂我是“5.16”，我也只能听着。他还提出要扣发我爱人的粮票，幸亏那时军宣队的王同志坚决反对，才没有扣成。
这时我们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我爱人只能再去找医科院军代表，军代表很同情，他就发函把我爱人调回医科院，工资不由学部干校发，也就无法扣了。但好几个月的工资还扣在文学所不发。这时文学所不少同志都替我说话，军宣队其他同志也主持公道，他才好不容易补发了给我，那已是1972年的春天了。补发的工资，我全部用来还债，还没有还清，一直拖欠了好几年。
1972年上半年我仍在明港，无事可做，既没有“运动”，也没有劳动，只是呆着。那时文学所下干校时带去过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时拿出来叫我管理，可以借阅，我就整天读书，把《资本论》第一卷通读完毕，又接着读第二卷，没读完，学部就迁回北京了。回北京的时间大约是1972年的7月。
到了北京，其实和在明港一样，无事可做，不过和家人团聚，总是好的。这时那个冀东口音的人调走了，来了一位比较和气的同志，所以我觉得比过去好过多了。
1972年秋天，我家从大雅宝胡同迁到了东交民巷西口，我家的西窗正对着天安门广场。
大约是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就开展了“批林批孔”，说林彪那套篡党夺权的阴谋，是从孔子那儿来的。我当时的思想上对孔子倒也不大崇拜，因为多少受过一些“五四”运动的影响。不过要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总觉得不大像。在我思想上最难接受的是孔子杀少正卯问题和《庄子·盗跖篇》的问题。那时发了一本小册子，说少正卯是进步的，孔子杀少正卯是反动的。江青在一次大会上表扬这本书，要大家学习。
我看了一下，觉得根本不能接受。因为书中说“少正”是官名，大约是一个部门的副手，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副局长。既是副局长，就可能是管商业的副局长，所以少正卯是个商人，在当时有进步性。我觉得这根本不通。“少正”是否官名，可以讨论，即使是“副局长”，也未必是“商业局副局长”。再说“商业局副局长”就一定是商人吗？杜甫是“杜工部”，他不是搞建筑的；阮籍是“阮步兵”，他不是军人。为什么少正卯一定是商人？
我更不服气的是：孔子是坏人的话，他反对的人也不一定就好。文化大革命时北大的聂元梓和学部的吴传启简直不共戴天，又有哪个是好的？但是这些话我根本不敢说，说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庄子·盗跖篇》，也有人写了文章，要我们学习。《庄子》中这一篇本属寓言，因为文中提到的柳下惠和孔子并非同时人，相去一百年以上。这些事实，唐人成玄英《庄子疏》说过。但有些杂志上竟有人写文章大骂成玄英，说明代某个人就说过不是寓言，成玄英却弃而不顾。我看了真觉得哭笑不得，且不论《庄子·盗跖篇》究竟可信与否，唐朝的成玄英怎么能知道明朝人怎样说的？
还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也被说成好书，发给每个人一本。这部书我只看了几页，见书中把东晋人伪造的《古文尚书》也当真实史料加以引用。我觉得这种书实在不值得看。但是不敢说，开会时要讨论，只能跟着瞎说几句，靠说假话蒙混。我看当时参加讨论的同志，大约信以为真的很少。
好在那时也不是完全无书可读，当时除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里还发了一些所谓“法家著作”，如《荀子》《论衡》《盐铁论》等。这些书，我过去曾读过，也不妨再读。即如《盐铁论》，说霍光和“贤良”、“文学”很反动，我不相信，但这场争论还是可以研究的。我至今认为：桑弘羊有不少地方是对的，但“贤良”、“文学”的话，也可具体分析，不必一概斥为“反动”。
“批林批孔”在文学所其实是不了了之，批了一阵，也就过去了。这时，又说要给清查“5.16”的运动结案，给受审查的人解脱。当时军宣队要把所有受审查的人都解脱。这大约是根据中央的政策，那时我们都不清楚。
有一次开了大会，说要全部解脱，那时连我这样受审查的人也不理解。我想：搞了这么久的运动，触及了这么多人，是不是连一个坏人也没有？我觉得没把握，所以不敢随便表态。这时，学部也有不少同志想不通，和军宣队争起来。接着又出现了两派，一派赞成军宣队的主张；一派反对。我当时就认为落实政策当然是对的，但一些人想不通，也可以理解。两派人都不冷静，甚至把对方视为“敌人”，互相贴大字报谩骂。对这些我感到很厌倦，不愿参加。有时两派在会上吵起来。
弄到最后，成了争论军宣队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与落实政策很少有关系了。我当时想：军宣队是上面派来的，反对他们没有根据；那部分同志不愿马上把所有受审查的人解脱，可能有其根据。但是既然到所，双方争执不下，动不动要其他人表态，很不好办。惟一的办法就是躲在家里不去所里，好在那时连会也开不起来，没人管。
学部和文学所又都陷入两派争执不下，于是上面又派了工宣队进驻学部。这次是迟群带队，把不同意见压下去。这时军宣队虽然没走，但好像不太管事，一切都是工宣队做主。工宣队进驻后，一方面把我这样被审查过的人解脱了，但又对当时那些和军宣队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批判，要他们“交心”。那时也是天天开会，我不敢不去，不过我看不但是我，所有的同志也都不大感兴趣。
当接到借调命令后，我很不愿去。这是因为我对宋词不感兴趣，还想搞我的汉魏六朝；同时我也确有困难，岳母和女儿都身体不好，还得帮我爱人照看一下家。于是我去找工宣队管古代室的一位师傅，讲了我不想去的理由。他完全不考虑我的申述，他说：“你说对宋词不熟，×××的水平低，也在干，你还能干不了？”“你再强调家庭困难，就把你下放劳动！”我看不能硬顶，就先答应下来再说。
一经答应，工宣队就叫我回家准备准备，明天一早到东四头条余冠英师的宿舍，跟余先生一起上汽车去。直到那时，我才知连余先生都被调去搞宋词注了。我想“幸亏没硬顶，这事顶得住吗”？第二天拿了牙具和内衣，一早到了余先生家。我私下对余先生说，我没搞过宋词，也不想搞宋词，我还想搞我原来的专业。余先生表示他也不愿去录音组，但没办法。
看来1974年的工宣队和1969年下干校前的工宣队完全是两回事。这样我就坐上汽车去录音组了，那时我连录音组在哪里也不清楚。到了那里才知道就在现在市委党校里面的一座楼里。
刚到录音组，我很不适应。因为和许多文艺工作者住在一层楼里，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不一样，深夜还在聊天，有的还练乐器，影响邻室睡不好觉。第二天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不过也有好处，在“录音组”，几乎不开会批这批那，不用挖空心思去发言。再一个好处是有些必备的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有一些类书和工具书都齐备。这些大部分是从文化部各下属单位调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文学所第一批来的同志从文学所借来的。
初到“录音组”，我对注释不敢马虎，分给我一首宋词，我就尽意查书，把典故出处注清楚。这样做，花的工夫不少，然而心里很着急，心想这借调工作要搞到什么时候？我要多久才能搞我的汉魏六朝？心里不安心。时间一久，我就找到“窍门”了。原来“录音组”的那些书中，还有好多种宋词选注本，有胡云翼的、俞平伯先生的、夏承焘的等等。我灵机一动，何不改头换面地抄袭一下交账，省下时间读汉魏六朝的史书？
其实那时候给我的任务并不很重，每星期平均只注两到三首词。我干脆来个“千古文章一大抄”，不过要讲究点“策略”，意思是别人的，文字要自己编；其次是不专抄一本，这一篇抄了俞平伯，下次就抄胡云翼，凑合着交上去就算。这样，我有了很多时间读书，每星期在“录音组”六天，注宋词只用一天多一些时间，剩下差不多五天，全是看自己要读的书。我把《通鉴》重读一遍后，又从《三国志》读起，一直读完晋、宋、南齐、梁、陈诸史，只有《北齐书》《周书》《隋书》和《南史》《北史》是离开“录音组”后才读的。其中读《南齐书》时，正好遇上唐山大地震，我岳母那时八十多了，住地震棚不合适，我就请假送她去青岛暂住。我还私自把他们的《南齐书》带到青岛去读了几天，返京时才还。好在那时地震，人心惶惶，谁有空去管一部书？
在“录音组”，有时比在文学所还自由。因为二人住一间，工作就在卧室里，谁也不管谁。再说“录音组”的头头是个搞音乐的，对文学是外行，我在干什么，他有时也弄不清。有一天，许多人去看演出，我没有去，却在屋里读《宋书》，他忽然走了进来，见我在看书，还当是在注释宋词，连声称赞“好同志，真勤奋”！我心里暗笑。
不过，“录音组”也有“录音组”的麻烦。因为注释的稿子交上去，他们会送给江青去看。江青这人虽然不学无术，忌讳却很多。你作注时注错几条倒不要紧，她肯定看不出来；但你犯了忌讳，却要挨批，而且很凶。
有一次，“录音组”的头头通知我们要为明代高启一首关于岳坟的七律作注。其中有一句叫“惆怅高庙自藏弓”。这“藏弓”二字，当然是用“飞鸟尽，良弓藏”的典故。但这一句话，古书是两见。一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一见《淮阴侯列传》。我和一些同志商量，尽管《越王勾践世家》较早，但和“高庙”联系不起来，如果用《淮阴侯列传》，可以用“高庙”喻宋高宗，更贴切。我还查了清人金檀作的注，他用的是《汉书·韩信传》，其实是同一出处。我想这大约不会错。
但交上去以后，他们送给江青看了，江青看了大怒，有一次在钓鱼台召见“两校”和“录音组”的一些人，她忽然发脾气大骂“录音组”作注释的人，说：“为什么提韩信！”“韩信是吕后杀的！杀的对！”这时我真不懂她为什么发脾气。我认为对韩信这个人如何评价，跟这条注无干。那时我只是从学术上考虑问题，经过粉碎“四人帮”之后，就觉得这一切很容易解释了。
还有一件事，也弄得我们哭笑不得，那就是关于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这首词末二句是“举大白，听金缕”。那时忽然说经过改动，变成了“君且去，休回顾”。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清。
那时于会咏是文化部长，他根本不懂古典文学，硬说是一个特别的版本，要我们去查。我们从未听说有这版本，但也没专门研究过宋词，就去北京各大图书馆查了各本《芦川词》，还查了许多选本，都没有这样的本子。只好对“录音组”头头去说查不到，他微微一笑，说：“是查不到，这是改的。”我们几个同志一连忙了几天，原来是于会咏和他自己没弄清，叫我们白费了几天劲，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那时，我对江青还不大认识，挨了骂，也只是觉得她也许不懂古典文学，还没有想到政治上去。我第一次对江青有怀疑是在1975年秋天在大寨参观。那次她在大寨，简直太不像话，住在大寨一所房子里，白天要睡觉，派人封锁附近通道，不许人走动，说是“妨害首长休息”。更不像话的，是她举行了一次宴会，在会上发脾气，大骂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同志，骂得十分难听。她捋起了袖子，做出一副打架的样子，嘴里更粗野，说：“他妈的，你告了老娘的刁状！”
那时我吃了一惊，心想：她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特殊的地位，怎么能在大庭广众说粗话骂人，还做出流氓样子来？她不学无术，我还不太计较，露出流氓相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从此对她印象很坏，只是不敢说。
从大寨还京后，“录音组”就搬到了西苑旅社。在西苑旅社，还是照常注宋词，我仍在读我的六朝史籍。但正在这时，周总理去世了。消息传来的那天是1976年1月9日早晨，我住在西苑旅社，从广播中听到的。那天是阴历的“腊八”，早上喝“腊八粥”。这碗粥真不知道怎么喝下去的。一边喝，一边哭。喝完粥，“录音组”也组织过一次会，但很草率，我们文学所的同志谁也没有发言，只是哭。
那天“四人帮”的凶残面目真是暴露无遗。散会后，我们文学所的同志都去找黑纱佩带，可已找不到，是许德政先生赶回文学所要来的黑纱。他赶回西苑旅社，把黑纱给我，两人相对无言，放声大哭。但“录音组”在于会咏控制下，连黑纱也不叫带，什么动静也没有。这时文学所的同志还是比较有自由的，黑纱照样带，要哭也敢放声。文化部系统的同志就不同了，在于会咏控制下，只能在心里难受，躲在自己房间里哭。
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就是许德政从所里带来黑纱，却没有别针，我们都只能套在衣袖上。陈祖美先生当时还没有调到所里，在文化部系统，她见后偷偷地递给我一个别针。我看她眼红肿着，刚在屋里偷偷地哭。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些人的处境还算好，心里难受还有哭的自由；那些同志更苦，连哭的自由也被江青、于会咏剥夺了。这真是暗无天日的年代。
最令人气愤的是在追悼总理的会上，江青连帽子也不摘。我们是在西苑旅社的一台电视机里亲眼见到的。当时看的人很多，有的叫“江青，摘帽子”！有的就骂开了。我不敢当场发作，只是和许德政先生借晚饭后散步的机会，从西苑旅社走到甘家口，一边走，一边低声地骂，骂个痛快，发发胸中的抑郁，憋着是受不了的。
尽管这样，宋词还得注，而且注的都是些写男女之情的作品。平心论之，现在看那些宋词，艺术上还是不错的，不过我那时怎么也读不下去。相反地，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像“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那样的诗，倒很能打动我。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那首诗在艺术上不能说很成熟，这我知道。但那首诗确实写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否认，我现在经常想，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为什么总有点狭隘。
五十年代当我刚接触研究工作时，人们都讲“人民性”、“现实主义”，对山水诗、情诗评价甚低，甚至否定。那时我其实最喜欢读王维、孟浩然的诗，却不能公开说。六十年代，又批判一些人偏爱“大、洋、古”，那时我私地里也喜欢“大、洋、古”。这几年，人们强调艺术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有些人又否定起某些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甚至偏激到说杜甫的《石壕吏》也是粗糙的作品。这些我很想不通。人们为什么这样狭隘？
人的生活和需求都是多方面的，而且人在各个年龄段，有不同要求；在不同处境下，又有不同的要求。为什么非要认定写某种作品才算好的，其他都不行呢？要讲艺术性，那么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价值总是很高的了。记得我念初一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铸情》，是根据《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许多人都爱看，我就是不想看。这好像很简单，是小孩子不懂艺术。不过，小孩子就不能有自己喜爱的艺术吗？可见文艺这东西不论在什么时候，总还是讲点多样性好。
在“录音组”的最后一个时期，其实没有多少事要做，我的精力全部用在自己的业务上，注宋词只是应付而已。只是怕找麻烦，不敢提回所的要求。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天正好一位内侄从青岛来北京玩，我就请假回家。
那天很闷热，晚上睡不着，直到后半夜才入睡，天快亮的时候，觉得床摇晃得厉害，不知是什么事。我岳母还误以为是睡得不老实晃动了床。后来发觉不对，是地震，大家赶快起来，准备逃出门去。这时屋子晃的很厉害，一个热水瓶从桌上掉下来砸烂了。我们赶快逃出去，呆在天安门广场上。
好在天不冷，就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水泥地上。天忽然下起大雨来，好在我们还带了些雨具，岳母、女儿和我三个人合用一件我女儿的雨衣；我爱人和内侄合用一把伞，都是能遮住头部。我们实在支持不了，就逃到住的宿舍大门口一间平房里躲雨，那本是传达室，只住一位年老退休的老同志在那里管收发。这里已挤满了人，因为雨太大了，没法再在天安门广场上呆下去。直到下午，医科院有位同志坐一辆吉普车来看宿舍里的人。他见我们太狼狈了，就把我们带到协和医院。
那时大家都认为协和医院的房子好，能抗震。我们就在医科院图书馆里住下。第一天晚上还好，我还睡着了。第二天也还勉强挨过。到第三天，又预报有大震要发生，医科院图书馆的墙也发现有些裂缝。图书馆的一位姓杨的书记急了，召集大家开会。他说：“我们本想这房子能抗震，让职工和家属来避一下。不想又要大震，我们自身难保，再无办法。在这里很不安全，大家逃命去吧！”
我们无法，只能回到东交民巷，住在医科院招待所的院子里，那里有医科院给盖的帐篷。我们考虑岳母年纪太大，住帐篷不妥，不如送她回青岛较安全。于是我向“录音组”打了个电话请假，就买了火车票去青岛。不过，我和爱人都是干部，女儿是小学生，在青岛不能多住，只能让岳母留在青岛，我们三人又返回北京。那时已是8月中旬，天气渐凉，地震也稍平息，就都回屋里住了。到家一看，墙上裂缝很明显，我们也知道不安全，却没处住，还是住那里，反正邻居们也都这样。
回到北京后，地震虽然过去，余震却时有发生，我们也顾不得了。这时，我还得去“录音组”，不久，毛主席逝世，要在天安门广场上盖纪念堂，我住的房子在拆迁范围内。医科院宿舍迁到永定门东街天坛南门附近，我们也搬到那里。刚去时，那里很荒凉。
回到所里以后，光是参加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此文由何其芳先生组织，参加者有陈毓罴、乔象钟二先生，还有我。我记得写的是关于“四人帮”搞“评法批儒”的问题，此文后来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写完后，就转入《唐诗选注》的修改工作。
早在我还没有回所时，所里一些同志和北京维尼纶厂的同志合作，搞了一部《唐诗选注》，篇幅比余先生主持编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选》少一半。这部《唐诗选注》实际上是文学所的人选注的。由于当时强调集体写书，参加的人很多，水平参差不齐，其中特别是几首李贺的诗，注得实在太差。于是何其芳先生就把修订的任务交给了几位同志，其中有王俊年、吴庚舜二先生，还有我。
我看了初稿，觉得问题不少。就专门到何其芳先生家去谈此事。我建议李贺部分和还有几首诗的注，只能推翻重注。何其芳先生同意了。那时，我手头无书，查资料很困难，好在那时有科学院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放着“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各种工具书，可以随便翻阅，所以很方便。
我开始时是在那里做修订工作的。后来我岳母从青岛回北京，不久膝盖骨折，只能卧床，我为了照顾她，不能去图书馆，就在所里借些书，在科学院图书馆借些书，带回家里工作。后来岳母病重，在协和医院住院，我一边陪床，一边修改，直到1977年底，才搞完。
1977年正是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时候，文学所正可大干一场。不幸的是何其芳先生突然因贲门癌发作去世。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所长、好导师，都很悲痛。工作也很难进行。《唐诗选注》完成后，古代室又有人想搞《唐宋词选》，要我参加，我坚决推辞了。我想：我都快五十的人了，不叫我干本行，老“打游击”怎么行？那时何其芳师去世，所里没了主心骨。还有人说不要搞文学史，而要搞“文学史话”。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搞“史话”，我还是坚决不参加。好在“史话”的提议没人响应，只能作罢。
当时虽说要写大文学史，却还未着手。《唐宋词选》的工作，我又不愿参加。当时我只是一遍遍地读南北朝的史书和集子。此时，我岳母也已去世，我欠了不少债，经济上很困难，买不起书，我的藏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损失了，没有书，我就抄，我在所里借书，回家抄，一连抄了二十八家的诗集。这些诗集的底本不一定好，不过抄一遍，总有好处。
正在这时候，余冠英师知道我对辞赋有兴趣，叫我写一篇关于汉魏六朝赋的文章。我就着手写《汉赋与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一文，后来在《文学评论增刊》上发表，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当时我估计了一下所里和古代室的形势，编写大文学史的计划显然不可能马上着手。因为所的领导班子自从何其芳师去世后，没有人能真正抓得起业务工作的，并且也没有真懂业务的人。至于古代室的几个负责人更是文化大革命中留下的班子，连一个稍具业务知识的人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上开始大文学史的写作，只能靠“单兵作战”，形成不了完整的集体，肯定写不好。对古代室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但业务仍然要搞，于是就把自己对大文学史的设想去向余冠英师请教。余先生当时也希望大文学史早日开始。
当时，我提出了几个设想：（1）“十六国”时代出现过《拾遗记》《回文诗》和《肇论》，不是没有能文的人，又从《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体会到那时确有不少文人，于是我想作《十六国作家考略》；（2）关于北朝文学，过去的文学史谈得都太简略，我想专门探索一下北朝文学的问题；（3）南朝文学中许多作家虽然过去作过一些研究，但还不深入，我想先从鲍照和江淹二人入手，然后一个个研究。
对我这个研究计划，余冠英师很支持，他具体地对我的计划一点一点地推敲，提出意见，帮我修改。这时确实又像回到了五十年代，仍是老师带徒弟。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停了十几年，要重新开始，多向老师请教，没有什么不对。事实上要是没有余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我也不可能在荒废十二年之后，一下子就取得较大进展的。
那时我经常去余先生家，却很少去古代室，我觉得跟室里几个负责人谈不来。这样，就和当时的一位负责人意见越来越大。他这个人年纪稍大些，总要人尊敬他。自以为做了一室的主任，就要别人像文化大革命前尊重何其芳先生和余冠英先生那样去尊重他。我也不示弱，就自己搞起那些计划来。一时倒像个“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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