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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澄，1947年生人，美国硅谷计算机高级工程师。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母亲陆士嘉，先后担任清华和北航教授。原题
风骨清华人
在中国说起“三钱”， 几乎家喻户晓， 都知道是指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但“三钱”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是 “三钱”， 而不是“四钱”“五钱”呢？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 三大战役即将开打， 国民党已似强弩之末， 中共中央迁到了河北平山的西柏坡， 运筹给国民党最后一击， 要“进京赶考”了。此时， 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 是时候考虑将来建设国家的人才了， 要准备一份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单。周恩来立即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范长江着手准备这样一份名单。范长江接受任务的同时，向周恩来建言：周副主席，你得“三钱”， 即可定天下呀。“三钱”之说遂不胫而走， 传遍天下。1963年， 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 范长江与父亲一起住在友谊宾馆朝夕相处， 他多次提到此事， 感叹当时尚不知道钱临照和钱令希， 只知“三钱”， 总理一问， 脱口而出。不然， 也许就是“五钱”啦。“五钱”均是吴越钱镠王后代， 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故事， 需另文展开细说。“三钱”与清华均有深厚渊源。按年齿， 钱学森居长（1911年），钱伟长次之（1912年），钱三强最小（1913年）。三人都是叶企孙的学生。钱学森在上海交大本科学的是铁路工程， 考取了1934年清华庚款留美名额后， 叶企孙让他转学航空， 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补课， 指定专人辅导， 又安排钱学森去工厂实习， 一年后赴美， 方成就此后佳话。钱伟长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因叔父钱穆为国学大师， 进清华时本是学文的， 为了抗日报国，弃文转理。其中故事， 是另一篇文章了。钱三强也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后来还和同班同学何泽慧结为连理， 夫妻同在居里夫妇手下研究， 又生出一番故事。钱学森用清华庚款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硕， 定期有书信给学校报告进度。拿到硕士学位后， 转去加州理工(Caltech)，投在冯·卡门门下开始了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攻读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 清华梅贻琦校长立即聘他为副教授， 薪金亦定为最高级；由于抗战时期中美之间交通困难，钱学森经学校批准便没回国就任此职。抗战胜利，梅校长再发教授聘书给他，希望网罗钱学森到清华旗下，交大、浙大也加入此番竞争。1947年钱学森短暂回国，鉴于国内形势， 经仔细衡量思考， 与蒋英结婚后返美再赴加州理工， 终未就职。直到1955年， 钱学森夫妇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到祖国，1957年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钱学森才真正在清华任教，但无清华教授头衔。2009年某天， 饭间闲谈， 钱永刚说起， 老人家感叹：“不想要的教授头衔倒是有一堆， 想要的人家不理你。”便要我向清华领导问问， 以前曾经被梅校长聘过教授， 还算不算数呀？未几， 陈旭老师要我转告，经研究，立即续聘钱学森为清华大学教授， 拟安排个仪式由顾秉林校长将聘书当面交到本人手里。转告钱永刚商量结果，对方决定暂缓， 把此事放到钱学森百年诞辰庆祝会上作为其中一项办理， 为庆生添彩。结果因老人家年底辞世， 终未能将聘书交到本人手中， 列入履历， 成为遗憾。钱伟长在抗战开始后， 随清华到了昆明， 从西南联大毕业， 与郭永怀、林家翘一同考上第七届中英庚款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博。拿到博士学位后，也转到加州理工投在冯·卡门门下开始了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和钱学森成为同事。钱伟长于1947年回清华任教授。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是国际上研究喷气式飞机及火箭推进的重镇， 其中的气动小组又是重中之重。该小组最初的4位成员全是中国人：组长钱学森，副组长钱伟长， 组员郭永怀、林家翘。若论清华从何时起可称为世界一流大学， 至少能前推至此吧。钱三强从清华毕业后， 经严济慈推荐， 考上留法庚款，到巴黎居里实验室， 在居里夫人的女儿手下工作。几年后，钱三强在清华时的同班同学何泽慧从德国赴巴黎与他结婚，二人共同发现了铀的三分裂现象，跻身国际知名的核物理学家行列。1948年钱三强回国到清华任教授，直到院系调整， 他去了中国科学院担任原子能所所长。![]()
陆士嘉与张维订婚照
所谓无巧不成书， “三钱”恰与我父母各有渊源， 生出许多故事。钱学森与父亲在师大二附小和师大附中均是同学， 在交大则为不同校区的校友， 后来均攻力学， 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晚年写过一篇小文《同窗同行同志》记叙了他们跨越80年的友谊。母亲与钱学森是小学同学（钱从二附小转到一附小后），后留德师从号称“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的普朗特，为其关门弟子。而钱学森赴美师从普朗特大弟子冯·卡门，遂成故事。为写父亲的传记， 我和太太漆丹及清华电视台的陈鹏翔遍访尚能联系上的父亲故旧。2016年秋，在上海交大采访刘西拉时，得知曾任初教-6、强-5总设计师、运-10副总设计师的程不时，1947~1951年在清华航空系就读时是母亲的学生；立即联络程并登门采访。程讲了许多后， 向我求证在“沈飞”流传多年的故事：钱学森到北航， 总是在门口下车， 步行入校， 次数多了， 人问为何？ 钱答曰， 我师姑在此， 不敢造次！我告之， 很喜听此景， 但绝不可能。理由很简单， 我从未亲耳听到过。钱、蒋常来家里拜访， 也爱开玩笑， 称呼师姑的机会很多。我曾目睹过两次， 父母和钱、蒋聊起普朗特和冯·卡门的往事， 说起他们的渊源， 父亲催钱学森“叫师姑， 叫师姑”；钱只是微笑， 并未张口叫。退一步， 如果说钱学森对母亲有超过对旁人的尊重， 应该是没错的。有两事旁证。一是钱的学生庄逢甘， 按辈分算， 应叫母亲师奶的， 虽已极有成就， 每有事来， 张口必说“请教陆先生”， 对母亲极为恭敬。二是钱永刚跟我讲， 某次他陪父亲来我家看望母亲。聊了一阵， 母亲提起她向钱推荐的某人， 未得到使用， 是怎么回事？ 钱说， 他实际上没有你说的那么优秀。母亲闻言， 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走了几步， 隔着茶几， 指着钱的鼻子， 大声说：“钱学森！人家都说你骄傲， 我看你就是骄傲！这么优秀的人你都看不上眼？”永刚此时完全傻了， 从小到大， 从来没见过有人敢这样跟父亲大声说话， 更别提敢用手指着鼻子指责了！偷眼看他父亲， 更奇怪了， 钱居然微笑着， 既不辩解也不回话! 僵持了片刻， 没有答案， 母亲也冷静下来， 二人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回程路上， 永刚问他父亲， 张伯母这么说你， 你怎么一点也不急， 也不解释？ 钱学森微微一笑：“我才不在乎呢， 我还不知道她？ 从小就这样， 这不算什么，我也不会生气。她喜欢那个学生， 书可能念得不错， 但是工作能力没有她说的那么好……”钱伟长回清华， 一人开结构力学、弹性力学两门课， 极受欢迎， 但负担颇重；得知我父母回国到了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 即和陶葆楷（中国环境保护奠基人）一起力邀父母来清华， 才有了后来钱、张分教结构力学和弹性力学这两门课， 隔年换， 据说曾称一时之盛。钱、张讲课风格迥异， 学生动辄几百人， 成为清华园内一景。据父亲的爱徒之一卢谦告诉我， 那时父亲和钱伟长在同一间办公室， 桌子头对头靠在一起， 相对而坐；考学生时， 常常是一个人提问， 另一个人打分。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 由于政治原因， 钱伟长从极为活跃转为沉寂， 钱家与我家的来往也减少很多。20世纪70年代初， 尼克松访华， 随之而来的就是旅美华裔学者的返乡高潮。清华原就是留美预备学校， 旅美人数众多， 自然回来的也多。此后来看望父母的， 不绝于途。其中大部分人和钱伟长也相熟， 因此， 他常常陪他们来家中， 钱家与我家的来往因之又多了起来。张捷迁来我家吃晚饭那次， 刚好我在家， 是钱伟长和董寿平陪着来的。大家聊得差不多了， 刚要上桌， 电话响了，父亲去楼上接， 因嗓门大， 我们在楼下把对话听得清清楚楚———是谢静宜， 问父亲在干什么， 要他立刻去什么地方。父亲解释有外宾， 钱伟长和董寿平也在；谢转而要求钱、董立刻就去， 父亲继续陪外宾。父亲下楼传达了谢的指示， 钱、董无奈地走了， 大家开始吃饭。过去20分钟， 电话又来了，还是谢静宜， 要父亲立即就去， 父亲无奈， 顾不上和张捷迁解释， 道了个歉， 放下饭碗骑上车走了。这一天， 是“文革”中著名的一个节目， 叫“考教授”。父亲赶到大礼堂， 晚了40分钟。到收卷时， 还差最后一题没做， 他跟监考争辩， 应该给他延长时间， 把题做完， 未获同意只好交了。后被迟群告知得了84分， 却是第一名， 他回家还说， 要是让他延长点做完最后一题， 能得100。许多年后， 钱伟长说“考教授”他本人在清华是第一。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以此为题， 考据一下， 钱伟长与张维， 到底谁是第一， 断个历史公案？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留德时曾和我母亲短暂合租同住。相叙之下方知何父与我外公是结拜兄弟，外公和太外公被阎锡山杀害后，何父曾长时间定期寄钱资助外婆。父母战后回国路过巴黎，与钱何夫妇及汪德昭李慧年夫妇重叙友谊，这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中， 父母与钱三强一家并无太多来往。我们逢年过节去中关村串门， 总是固定的那几家， 也不包括他家。“文革”初， 有一阵钱三强家的大女钱祖玄和儿子钱思进与我来往很多， 尤其是祖玄， 隔三岔五来找我。从小父母就非常尊重子女的隐私， 不过问我们的私事， 有事找， 不管门是否开着， 一定先敲门后问话。也因此， 当母亲有一天突然直接问“你是不是和钱祖玄在谈恋爱”时， 我感到非常惊讶，立即否认。又过了几天， 母亲把我叫去重提此事， 并郑重告诉我， 要是真有此事， 也不会有结果， 因为我父亲绝不会同意。我更惊讶了， 追问为什么， 母亲才讲了如下缘由。1949年前后， 两家关系极好， 来往频繁。自从1950年钱三强随郭沫若访苏， 就彻底接受了苏联模式， 赞成办科学院，建立各种科研院所。科研院所集中一批科研人员专司科学研究，高等学校不再搞科研，专司教学。父母年幼接触的是美式教育，出国受的是英、德的熏陶，尤其欣赏德国教育，对苏联模式不了解，但知道苏联教育基本上是从德国学去的。另外，从本身实践中， 父母感觉英、美大学教学科研不分家的模式， 更适合中国国情， 对钱三强鼓吹苏联模式很不以为然，认为以他的声望， 鼓吹苏联模式， 会误导决策层， 把中国的教育方向引偏。二人见面就辩论， 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终于随着中国科学院的建立而发展到不相往来的地步。“现在你和钱祖玄、钱思进又来往，等于解开了两家的心结，是好事，但是要发展成恋爱，恐怕你爸爸和三强都难以接受。我给你讲这些，是让你了解过去的事，具体怎么办， 你自己掂量吧。”母亲说。知道了这些往事， 再去钱家， 自然就有所进退， 和钱祖玄、钱思进以及二女钱民协的交往， 反而更顺畅了。“文革”后期， 由于共同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长辈们又恢复了来往。父亲对于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分家弊大于利的观点， 终生未变。在蒋南翔的支持下， 自1956年担任负责教学科研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以来， 父亲一直在清华推行教学科研不分家，鼓励教授带学生开科研课题。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在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华罗庚的倡议下，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等于间接承认了苏联院校分家模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毕竟，历史的答卷比领导的认可更苛刻。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今天， 鼓吹全盘学美的， 甚嚣尘上。其与全盘学苏何异，前车可鉴。![]()
张维与陆士嘉
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大学在校学生首次突破万人，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万人学校之一。校长蒋南翔借由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一事，在清华大学大胆提出培养“科学登山队”的想法，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将优秀生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那些勤奋好学，成绩优秀者。这些学生在班级表现突出，可谓百里挑一。鼓励他们多看参考书，多做习题，将他们作为未来红色工程师的培养对象。第二梯队是成绩优异者。除了会念书，他们爱好广泛，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系里崭露头角，可谓千里挑一，号称“千字号”。系里为他们增设选修课、自修课，将其作为研究生的培养对象。他们毕业后大多留校，将来往教学科研方向发展。这是种子选手。第三梯队也是峰顶，是极个别的超优生。他们出类拔萃，凤毛麟角，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钻研有着异乎寻常的能力，可谓万里挑一，为校级“因材施教生”，号称“万字号”，这可是作为科学家领军人才苗子培养的。学校为他们单独“开小灶”，蒋南翔校长亲自为其审定教学计划，允许跳班，可以提前毕业，指定教师专门开课辅导，在生活上有特殊照顾。祁力群1962年毕业于百年老校———扬州中学，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喜好数学，自学过微积分，是班上的学习骨干。因成绩好，引来团支书的嫉妒，压着不让他入团。好在那时候上大学对此还没有特殊要求，作为群众的祁力群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了。进入大学后，祁力群发现班上同学各个都很厉害，相比之下自己那点曾引以为傲的知识微不足道。好学上进的他开始偷偷用功，常常为了想看的书跑出很远。那时候可去的地方不像现在这么多，看书的地方不好找，他最常去的地方一个是图书馆，另一个就是僻静的生物馆。第一次数学摸底考试，老师为了给来自全国的“高才生”一个下马威，题出得很难，很多同学不及格，而祁力群却得了满分。他一下子被老师记住了。第二年，全校举行数学竞赛，大二的祁力群也参加了，和高年级的同学一比高低，结果他拿了全校第一。这一次他出名了，学校来人找他谈话，谈他下一步的学习目标，谈如何完成研究生课程等，还派专人辅导他。祁力群在一片懵懂中成为校一级的“因材施教生”，人人瞩目的“万字号”。人选确定后，校长蒋南翔召集座谈，参加的学生不是“千字号”就是“万字号”，祁力群是这些人中年龄最小的。会上蒋校长说道：“清华有三支队伍，一支队伍是辅导员队伍，这是一支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双肩挑的队伍，是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第二支是体育代表队、文工团队伍，清华的张立华拿了亚洲自行车比赛第二名，我们要不断取得好成绩，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第三支队伍，也是最主要的队伍，在学术上我们要出第一流的人才，出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校长讲完话后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提，自由畅谈。祁力群听懂了校长的意思，他知道自己该朝哪方面努力，可想起自己至今还不是团员，现在提倡又红又专，隐隐有些不安。祁力群举手提问：“请问校长，什么是又红又专？我理解‘专’是努力钻研学好数学，‘红’是什么？我现在还是群众，入团了是不是就代表‘红’？‘红’，要红到什么程度？我还需要入党吗？”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现场开始一片肃静，继而出现交换意见的低声，看来大家对祁力群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蒋南翔沉吟了一下说：“‘红’就是爱国，‘专’就是把书念好，用你的知识为国家服务。对你而言，可以不要求入党！”就这么简单？不仅同学们不相信，就连祁力群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祁力群后来回忆道：“蒋校长的回答让我一下子放下了包袱，我想这个简单，爱国我是没问题的。回到班里后，那些团干部却不高兴了，说怎么爱国就行了？我们要做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准备！”若干年后，当年的辅导员、后来的清华党委书记方惠坚老师解释道：“蒋南翔有个‘三层楼’说法。第一层楼就是要求学生都做到爱国，这是最基本的。高一层的要求就是接受社会主义。当时与港澳台还未恢复往来，你可以要求港澳台的学生爱国，但是不能要求他们一定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对我们的学生来讲，大多数能接受社会主义。第三层楼就是共产主义。愿不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这个是稍微少数一点的学生能接受的。这就是‘三层楼’概念，三个境界，到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他为什么说爱国就行？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次座谈后，祁力群放下包袱全情投入到数学王国，系里安排他提前修完高年级课程。为配合学习，“万字号”比其他同学多出两个借书证；不仅可以多借书，还能进到老书库查阅资料；要知道，当时的清华，只有正教授才有资格出入老书库哪。学校为了帮助他进步，安排他下乡、访贫问苦，了解中国的状况。一同下乡的学生中有书念得好的，也有干部子弟、文工团成员、体育代表等，祁力群和大家相处很好。大三的时候他入团了。“因材施教法”从开始执行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终止，五年间共遴选出三个“万字号”。他们是：数803的祁力群，力501的苏铭德，汽7的李文昌。“文革”爆发后，该方案被批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从此终止。祁的数学概念清楚，在1964年获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苏在力学上涉猎很广，尤其对流体力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超强的理解力；李的语言能力极强，掌握了俄、日、英、德4门外语，皆能熟练运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学能力强，学习进度远超其他同学。当时清华共有12个系，三个“万字号”数力系占了两个，这让兼任系主任的父亲张维既高兴又感到责任重大。他格外关注这两个学生，不时谈起他们。我也因之记住了这两位的大名。“文革”一来，一切停摆。父亲既是“黑帮”又是“反动学术权威”；蒋南翔更是跌入人生低谷，先是在教育部烧锅炉，后又发配到清华机械厂铸工车间抬铁水包。“万字号”也不再享有特权，各奔前程。祁力群被分配到兰州炼油厂，第一年进车间当工人，第二年到了自动化研究所，但是与他喜爱的数学无关；李文昌被分配到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只有苏铭德“文革”前毕业后留在数力系，专攻湍流。无书可读的祁力群迷茫了，他想念清华，想念徜徉在清华图书馆的分分秒秒，他更想念鼓励他攀登科学高峰的蒋南翔校长。有一年借探亲之机，祁力群途经清华，探知蒋南翔下放到车间劳动去了，祁力群不敢去看他，怕惹祸，更怕给他添麻烦。就在祁力群闷闷不乐的时候，在荷花池边竟偶遇刚从校医院看病回来的蒋南翔！激动得差点无法自制。可是蒋南翔已经不认识他了。当祁力群报上自己的名字后他很干脆地说：“你跟我来，去家里！”进屋后，祁力群劝他承认错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因为报纸上都在批判蒋南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蒋南翔表示愿意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是坚持认为工农兵教育制度有问题。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蒋南翔拿出一封写给主席和总理的信给他看，信中有一句“犹有驰骋千里之志，战士暮年，犹有补过报国之心”，这句话让祁力群铭记终生。身处逆境，仍怀报国之心，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战士抱负，让他对蒋校长始终充满敬意。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布结束。祁力群听闻蒋南翔重新出山担任天津市委常委，立即写信问候，蒋南翔收到信后让他速来天津见他。我问祁为什么要给蒋写信。果不出所料，蒋南翔听说祁力群想回到科研队伍来时，当即拿起电话打给父亲，要他帮助安排。父亲此时已回到了工作岗位，重新担任清华副校长，见到这个昔日的“万字号”自然非常关心，详细询问了祁力群的经历和近况，告诉他，清华正需要年轻人接上“文革”造成的断层，建议他回清华做教学和科研。祁力群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同意回清华做赵访熊教授的助手。要想从兰州调回北京并不那么简单，蒋南翔深知其中的难处。1977年10月蒋南翔趁到北京参加林枫追悼会时，抽空打电话给我父亲，要他通知高景德、李寿慈和祁力群到其下榻宾馆谈话。父亲放下电话后连忙写一张条子交给我，要我火速骑车到清华甲所去找祁力群（临时住处），让他马上去见蒋。最后，历时一年之久，直至惊动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祁力群一家四口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清华。回到清华后的祁力群一头扎进了数学研究中，父亲提醒他要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写论文没问题，可写英文论文就不那么简单了。黄克智回忆：“有一次去张（维）先生家，看见他正给祁力群一字一句地改英文论文，一点架子都没有。”祁力群不负众望，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获得了去美国进修的机会，1984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解非光滑非线性方程组的半光滑牛顿算法，于2003年被国际权威数据库评为十年内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数学家之一，这一人数总共仅二百多人。他在2005年提出了高阶张量特征值概念，该概念在物理、超图谱理论等方面得到应用。2016年9月我们赴深圳大学采集父亲的材料，校友总会的田星燕帮助联系上了当时在香港理工大学任讲座教授的祁力群。他和夫人专程从香港赶来深圳与我们相见。暌违多年，祁问我，还记得你给我送条子的事吗？搜尽脑海哪里还有印象？“文革”中，父母谨慎，常写条子嘱我送到有关各家，送的太多，早记不得啦。祁遂讲出旧事，引发了我的回忆。祁力群感慨万分：“若没有清华师长的关心爱护，难以想象今天的结果。所幸没有辜负蒋、张两位校长的期望，始终坚持攀登科学的高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尽自己绵薄之力。”（本文摘自张克澄著《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中信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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