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数理化自学丛书》：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高考宝典

新三界

人物简历

徐福生，1938年生。1962年起从业编辑出版工作。历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数学编辑、理科室主任、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原题

专访徐福生：

《数理化自学丛书》是

怎样“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作者：陈抒怡

摘要：“光阴青春不好重来，搞业务的人投入好的时代才会有好的结果。”

徐福生，摄于2017年

1978年1月25日，《解放日报》2版中间位置刊登了一则430字的简讯——《数理化自学丛书》在上海重印出版。开篇第一句写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一出现在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便被人们抢购一空。

这句话并没有使用修辞手法。很多年以后，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退休职工对媒体回忆说，那时每天新华书店离开门还有好几个小时，门外就已是人头攒动了，队伍可以从山东路、九江路、汉口路一直排到河南路。“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新华书店门口甚至出现了“黄牛”倒卖的现象。

近40年过去了，上海街头仍时不时出现排队长龙，只是，这类热销的所谓“网红”商品不再是书籍了。

“我们在编辑岗位上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想不到做了以后社会效应是如此巨大。”2017年79岁的徐福生边说，边从他家的内阳台上，搬出了一整套《数理化自学丛书》。40年前，他提出并主持了《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突击重排出版工作，当时他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理科编辑室的一名普通编辑（注：文革后期恢复出版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曾一度以科技编辑室隶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他在拜访苏步青教授时听说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个月后，《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一）率先面市。当年的12月11日和12日，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举行。

由于当时这套丛书通过新华书店发行，即使洛阳纸贵，徐福生手中也只有一套样书，上世纪80年代，他把这套样书也送给了河南荥阳一所监狱的青年囚犯。徐福生家现在的这套书还是后来朋友送给他的。

和现在任何一本教辅书相比，这套书无疑是朴素的，甚至可以说其貌不扬。全套一共17册，淡黄色的封面上只印有“代数”、“三角”这样的书名，翻开内页，除了一页具有时代特色的重印说明外，就是密密麻麻的概念解释、解题思路和习题，由于书页很薄，每个字都“力透纸背”，细细摸，还能感觉出铅字留下的凹凸感。40年过去了，这套书书页泛黄、铁钉生锈，但徐福生仍认为“现在的教辅书没一本比得上”。

“你看，诺贝尔奖得奖呼声很高的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也是看《数理化自学丛书》考上复旦的。”徐福生从书房里搬出一叠塑料文件袋，从中翻出一页他从报纸上剪下的报道，拿下老花眼镜，眯缝着眼睛，给我读着他用红笔划出的几行字：张首晟祖籍江苏高邮，1963年出生于上海，初中还没毕业，就赶上恢复高考，1978年，父亲拿给他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15岁的张首晟读了一个暑假，就考上了复旦大学……尽管微信用得很溜，但徐福生仍保留着老派文人的做法：将感兴趣的内容从报刊上剪下，贴在白纸上，放在文件袋里保存。

读完这页剪报，徐福生又从文件夹里掏出更多剪报：方志敏烈士的孙女方丽华回忆：1978年她初中毕业，进入高一后，爸爸给她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1980年她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旅英生物科学家江林华博士撰文说，他出身农家，升入初中，得到《数理化自学丛书》后，如获至宝。丛书知识系统全面，既弥补课本知识不足，又培养自学能力，帮助他在1982年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徐福生的剪报中记录着，一个一个人的命运都从遇到《数理化自学丛书》开始，划出了向上的曲线。

“当时出版社可以说是朝南坐，出什么书都能卖。”回忆起那个全民阅读的上世纪80年代，徐福生记忆犹新。当时他负责的科技类图书，现在看来算是非常冷门，但是当时市面上科技类书奇缺，不管是知识性的还是技术性的书都很热销，《电工手册》《内科手册》印数惊人。

伴随着这场读书热潮，徐福生的人生也发生了变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徐福生出版了自己藏下多年和被文革扼杀的一批有影响的书稿，其中包括苏步青的《射影共轭网概论》《微分几何五讲》、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下）、华罗庚的《典型域》等。1984年，徐福生担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89年调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1991年升任局长，在此期间，他主持筹建了上海书城、上海出版大楼，建立了中德合资的贝塔斯曼书友会。

“光阴青春不好重来，搞业务的人投入好的时代才会有好的结果。”谈起那个年代，靠在沙发上的徐福生，喝了一口茶，吐出一个“爽”字。

徐福生的剪报

命运多舛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记者：听说1977年您是通过苏步青先生了解到恢复高考的消息？

徐福生：我是1962年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进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理科编辑室的，我上学时苏先生已经在复旦了，但在学校里我不大有机会接触到他，反而是工作以后关系密切，因为苏校长是我们出版社一个很重要的作者。

1977年8月，我去国权路上苏校长家里拜访他，他告诉我，当年就要恢复高考。

记者：那时候苏校长应该是刚从全国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回来吧？

徐福生：是的。在那次会上，邓小平拍板要恢复高考。我记得苏校长告诉我这个消息时非常兴奋。

苏校长还跟我说，他在会上跟邓小平讲，因为“四人帮”的破坏，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微分几何讨论班散掉了，人才流失，很多人去了外地，科研工作陷入停滞，邓小平在会上当即表示“调回来嘛”。后来复旦数学研究所召回了一批青年研究者，被称为“十八罗汉”。

记者：因为这个消息，您就想到要出一套自学丛书？

徐福生：当时的很多人其实只是名义上的中学毕业生，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课堂训练，即使学过一点，也只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之类，实际文化水准停留在初一，有的甚至只有高小。

要迎考，总得复习，要复习，起码要有合适的课本。但用什么教材呢？我们考虑，用当时的高中课本肯定不行，新编又来不及，而当时理工科院校为“工农兵学员”补习中学数理基本知识的材料又太简单，不够严密、系统。选来选去，还是10多年前出版的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最合适。

1962年，在我进出版社之前的一个月，理科编辑室里已经在组织编写《数理化自学丛书》，当时聘请了上海有丰富中学教学经验的教师，每人撰写最擅长的部分。编写宗旨是让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通过自学，读懂学好高中数理化基础知识。

记者：为什么会在1962年要编这套书？

徐福生：那时是考虑，升学是“宝塔形”，因为不能升学而转入各种不同劳动生产和工作岗位上的青年，必然会感到知识不足，渴望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但是，当时只有适合复习巩固的中学课程，编写体系不方便自学。所以，需要编写一套适合青少年自学中学全部数理化基础知识的读本。

所以当时在编写时，要求“详尽在先、概括在后、通俗到底”；便于自学，无师自通。在文字叙述上，要求一律用讲课的形式和格调来书写。当时《平面几何》第二册的作者凌康源老先生说：“我们这套书也是有老师的，是不露脸的老师，是在书中。”

记者：60年代出版之后社会影响力如何？

徐福生：没印多少，也没什么影响力。《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套17册，当时除了《立体几何》外的16册都出版发行了，但是没等全部发行，就开始搞运动了。

这套丛书的主编者之一、原上海物理学会中学物理教学研究会负责人杨逢廷老先生是一位从事数十年中学教学工作的教师，始终坚持对这套书的热爱。等到我们重排出版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1970年代徐福生陪出版社领导赴苏步青家拜访。右3苏步青，左1徐福生

“改变命运的一套书”

记者：这么说当时你们重排这套书也需要很大勇气啊。

徐福生：是的，所以当我们讨论是否重新排印出版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时，编辑室内部有分歧，除了担心挨批外，还有人担心10多年前编的书已不适合现行教学大纲了，而且纸型都毁了，花九牛二虎之力重排一套过了时的版本，划得来吗？

但是，编辑室酝酿再三后还是达成共识：传授数理化基础知识，能错到哪里去？

按照常理，这套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印不出来。那个时候的印刷工艺根本不能同现在比，还没有激光照排技术，采用的仍是传统的“热排”工艺，需要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像捉“老白虱”一样，从铅字盘里把铅字一个一个挑出来，书里还有很多公式、图表和结构式，需要工人像搭积木一样搭出来，工作量特别大。

当时需要商务印刷厂24小时加班加点印刷，我们还去做印刷厂的思想工作，但发现工作很好做。印刷厂的工人们得知这是为大家参加高考而准备的书籍，工作格外努力、格外支持，因为厂里许多工人都有孩子上山下乡，他们也希望早点把书印出来。

在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下，由南洋模范中学老校长赵宪初执笔撰写的《代数》（一）从发排到出书总共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赶上了1977年冬天的高考。之后其他几册书也陆续出版，到1978年高考时，17册全部出版。

记者：从当时的报道看，这套书出版后非常火爆，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徐福生：岂止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每家新华书店门口都在排队，排队的大多数是考生的家长、亲戚，因为考生大多数在外地插队。

当时很多读者给我们写信，其中不少人想从我这里购书，但是这套书发行是通过新华书店，我手里也只有一套样书。后来，我收到了河南荥阳一所监狱青年囚犯的来信，说怎么也买不到《数理化自学丛书》，希望能买一套。我想，要看书总是好事情，就把手里的那套样书寄给了他。

200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建社50周年庆祝会上，我坐在台下第一排，一位时任领导在台上讲话时看见我，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靠着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来，这套书借给了两位朋友，他们的命运也得以改变。现在这套书还放在家里的书架上，几次清理，都没有舍弃。”

后来有媒体就把这套书称为“改变命运的一套书”。

徐福生家中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多印出版社就多赔本”

记者：有没有统计过这套丛书究竟印刷了多少册？

徐福生：这个只有不完全统计，不完全统计显示，总共印了435万套，6000多万册。

1978年总政、总参、总后都发文件，要求全军学习数理化。当时招去的兵，连中学都没上过，怎么建设国防现代化？所以部队拿我们的纸型广为租印，每个连队发两套。后来我们把十几套纸型为全国各地的租印造货提供方便，最后已经不知道究竟印了多少册。

这套书不仅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年轻人使用，还影响到了1978年、1979年的考生，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等教育恢复正常，教学大纲出来后，这套书才不再印刷。

记者：我记得您以前对媒体说过，您认为现在的教辅书没一本比得上《数理化自学丛书》，为什么这么说？

徐福生：因为看这本书不需要老师，能自己学懂。这些例题、习题都是根据老先生们几十年的教学经验设计过的，现在写书未必有这么认真了。

徐福生在法兰克褔书展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展位上

记者：这套书是不是让出版社赚了一笔？

徐福生：恰恰相反。原来这书是大32开本，重排时，我们把它缩改成了小32开本。这一方面是为了降低读者购书成本，小开本的书更便宜，另外一方面，小32开本的纸张供应量比较多。

出版时，我们是按成本定价，选择的定价是当时最便宜的标准，8分钱一个印张，也就是说，8分钱能买32页书，全套17册定价11.73元，去掉发行利润，出版社只能拿7元钱不到。

后来纸张涨价，但定价不好变，多印出版社就多赔本。所以当时有人说，出版社赚了一笔。这不是真的，当时就没有赚，后来还赔本了。但我们乐意赔本，当时完全是考虑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负数。

顶要紧的是，我们在编辑岗位上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想不到做了以后社会效应是如此巨大。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场景是蛮值得回味的。这套书应该是我编辑生涯里最有成就感、最有意义的一套书。

1994年中德合资贝塔斯曼书友会签字仪式上，徐福生发言

和华罗庚、苏步青的交往

记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您和不少数学家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吧。

徐福生：苏步青先生最后一本学术专著是我请他写的，是我出的题目——《计算几何》。

我是从两个信息组合后作出这个决定的。第一，文革期间，苏先生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劳动锻炼，他不甘心，每天中午不睡觉，利用休息时间去看冷作工建造船体，当时船体是靠工人敲敲打打建造的。他想到，可以用微分几何的原理来设计，并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他不会，回学校后就找中年教师帮忙。后来，这个技术用到实践当中去了，叫“船体数学放样”，这个技术使得船体外形设计的效率提高，生产力大大提高。再有一个信息，粉碎四人帮之后，苏校长的“船体数学放样”的数学原理“微分几何的仿射不变量”的有关论文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我把这两个信息组合了一下：船体数学放样如果出书，谁要看？微分几何的仿射不变量理论，谁懂？我学数学的都不懂。但是我想，可以出一本书，以船体放样为基础，以仿射不变量为指导，出一本引论性的入门书。除了船体外形设计外，汽车外形、服装裁剪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到这个技术。

1980年《计算几何》获全国首届优秀科技图书奖后，徐福生（右1）与同事赴苏步青（右4）家恭贺

我和苏先生讲了以后，他找了他的学生刘鼎元一起写，刘鼎元就是当时从山东召回上海的复旦数学研究所“十八罗汉”之一。创造性的思想是苏先生的，头尾是苏先生写的，执笔主要是刘鼎元。这本书1981年1月正式出版，后来在全国首届优秀科技图书评选中，获得优秀科技图书奖，这本书也是国内最早提出计算机辅助设计这个概念的。

记者：这本书听起来很专业，卖得怎么样？

徐福生：卖得很好。第一次印刷12000册，出版后几个月内即告售罄，一年后第二次印刷8000册，也很快销完。当时正是计算几何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迅速发展期，但这块国内是空白。后来北京很多科技部门、工业部门都开了培训班，专门学习这本书，我还把这本书英文版版权卖给美国学术出版社。

记者：听说您和华罗庚也挺熟？

徐福生：对。以前我去北京出差，经常去华罗庚家里拜访。1962年我刚大学毕业，在衡山宾馆开函数论会议时，就遇到过华罗庚。他跟我说，他计划每年写1-2本科普书，后来他写的《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统筹法平话及补充》都是非常优秀的科普读物。这些老一辈的数学家，不仅科学素养高，文字能力也强。

1978年中国数学会在成都开年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数学会第一次开年会。那次真是人才济济，华罗庚、苏步青、江泽涵、关肇直等都来了。我想借此机会，开一次现代数学丛书的编委会，但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小编辑，不是社领导，甚至不是编辑室主任。

怎么办？我在上海打印好会议通知，名字、房间、会议室都空着，盖了编辑室的图章，还不是盖出版社的图章，顺便带上了家里的龙井茶。到了以后，我去找会务组联系华先生。但是会务组告诉我，他很忙，不可能参会。我好说歹说，求他们只要帮我把信息带到就行了。结果上午刚说好，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华先生要我当面汇报。我马上去汇报，他同意参加。

我们敲定时间、地点之后，我再填好会议通知，一张一张送到参会者手中。那一次编委会上云集了全国知名数学家、学科带头人。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能把会议开成，就是凭着我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凭着自己的一股牛劲，再加上自己的编辑活动能力，才能把这事办成。

1990年科学画报创刊55周年会上苏步青发言，右为徐福生

记者：为什么您要强调使命感、责任感？

徐福生：我从业出版40余年是从上海科技出版社起步的，科技社建社于1956年，1960年就以上海文教系统先进单位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为什么在短短三四年就就有这样的成绩？归纳下来就是“建队伍、出好书”。我刚入行就受到了这样的职业教育。

社会在变，但出好书的责任不变。现在的图书出版量肯定多了，而真正优秀、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书，需要不断努力。

原载《上观新闻》201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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