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高洪波：北京十五中，学生用图钉暗算老师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高洪波，笔名向川，诗人、散文家，1951年12月生于内蒙古。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9年应征入伍，曾任陆军四十师炮团战士、排长。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转业后历任《文艺报》新闻部副主任、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作家》副主编、《诗刊》主编、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原题

北京十五中

作者：高洪波

　　从一九六四年冬季一个风雪大作的日子里告别北方，到一九六六年冬季一个阴霾的上午踏上北京的土地，整整两年时间，家庭和我个人的动荡迁徙生活是那样地频繁，它彻底地使我适应了变迁，适应了转学，适应了南北不同的语言和饮食，我觉得自己真成了一首流行歌曲吟唱的石油工人：头戴铝盔走天涯。

　　走天涯，走去又走回，此番归京，怕不再四方奔走了吧？我想。

　　关于初到北京的故事，我已在另一篇文章《电表》中讲过，那文章涉及到我居住的环境和一些有意思的人物；其实在我没写到的人物中，有两位很值得一提。

　　一位叫樊纲，另一位叫严燕生。他们都是我们楼的伙伴。

　　樊纲现在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宏观与微观经济学如数家珍；严燕生则为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担任过人艺的副院长。

　　我们楼群中的孩子，是我青春尾音中的强音部分。而樊纲的家是我们一群中学生闲居打牌的好所在，他热情好客，更主要的是父母亲不多加干涉我们的交往，因此，我们借助樊纲的家庭优势，“拱猪”“圈羊”，讲传奇故事，尽情宣泄着少年人多余的能量。讲故事的能手是燕生，这位北大附中的才子，肚子里的故事极多，记忆力又好，一时成为我们的中心。

　　楼内的少年们，除了我和弟弟、樊纲兄弟、燕生之外，尚有大生、小生兄弟，有小光兄弟，有胖孩子张明，有雷燕生等。这么多的少年聚在一起，排遣着多余的时光，正像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所描绘的那样，闲散、无聊。“文革”已升级成大人们的事，与中学生渐行渐远，虽然那时节北京尚有“四三”“四四”两派，但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事实上是一群失学少年，大家盼望着真正意义上的“复课”。

　　“复课闹革命”的命令终于下达，我到附近的十五中初一（4）班上课。一年后，弟弟和大生、樊纲也升入了十五中，他们就是后来拥有一个古怪名称的“六九届”，不上，不下，不大，不小，若论“革命”资历，他们仅是一群高小毕业生，但两年后“六九届”的命运最为悲惨，被彻底地、一个不留地赶出了北京，等待他们的是黑龙江的冰天雪地。

　　北京十五中是一所重点中学，当时被打倒的老校长赵彦，据说是旧市委的“红人”，因此，他吃的苦、受的罪最多。一九六七年春季开学之后，十五中先是进驻了工宣队，继而进驻了军宣队。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向解放军学习”的最高指示下，一群工人和军人陪伴我们走过了最后的少年期。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发表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晚报》上，这篇文章参加“文革一事”的征文，继而收入一本题为《滴血的童心》的书中，冰心老人作序，李辉主编。冰心在序言中还专门提到《图钉》中的细节给予她的惊骇。这是我的亲历，老校长就是赵彦先生。

图钉

　　发明图钉的人，想必是一位绘图师或者画家，他将这种圆头尖足的小玩意儿按在自己的图画纸上，稳固、平整、漂亮，令人一见倾心，能产生出许多极妙的联想来。

　　我知道图钉还有另一种用场，那就是充当一枚旋转的陀螺。上中学时，常在口袋里装两只图钉，课间休息，掏出了来用指尖向桌上一捻，它便踮着脚尖飞速旋转出许多图案。然而，在文革中，图钉又派上了新的用场。

　　一次，工宣队组织学生批斗老校长，这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教育工作者，脾气很倔，轻易不低头的。我们班上的一位男同学，自告奋勇地带头发言，并专门戴上一双雪白的手套。当时刚刚入秋，远不到戴手套的季节。这位男同学不但戴上了白手套，还将两枚图钉尖头朝外藏在手套里，不注意的话，一点也看不出来。

　　到了批判老校长时，我坐在靠前的一排，这位同学倚在校长旁边。老校长低着头，腮上的肌肉硬硬地突起，显然在紧咬牙关控制自己。这位同学匆匆忙忙发言，内容我早忘却了，无非是抄报纸上的一些词语。一个当时的初中学生，能批出什么“高水平”呢？他发言之后，见老校长毫无反应，挥起右手向老人打去，随着白手套的挥舞，图钉狠狠地扎在老校长的脸上，两个血点出现了，很快又扩散成血珠，一滴滴流出来，凝成红色的血块，挂在老人纷乱的胡茬上。

　　这一幕已过去几乎二十年了，那位巧妙地使用图钉的同学怕早已忘记了当年的恶作剧（也许没有忘记，我希望他没忘），可是一想起图钉，那亮晶晶又十分可爱的小玩意儿钉在老校长脸上的刹那感觉，我的记忆就马上又回到了那个令人心悸的深秋。

　　图钉钉在脸上的滋味我从没有尝过，也压根儿就不想去体验。然而，诱惑一个少年去这样使用图钉的时代，的确太让人难以忘却了。我在这里把它记录下来时，还仿佛能感觉到图钉扎在一代人心灵上的痛苦。

　　然而，图钉毕竟是伟大的发明。

　　“图钉”一幕是我在十五中留下的记忆。而在都匀一中，就没有出现过这样残酷的场面——据说在我转学十五中之前，即一九六六年的夏季，十五中曾发生过许多残暴的事，给老师剃阴阳头、逼他们站在桌子上然后一脚踢翻、用开水烫老师的行为比比皆是，我的班主任何哲老师就曾遭受过这样的虐待。

　　虐待她的无例外全是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或革军子弟，也有工人子弟，“出身”不好的同学没资格出手。至于这些少年的残忍天性是如何培养起来的，我军营中的伙伴陈凯歌在自己的自传《少年凯歌》中追思过，他除了回忆了“除四害”中对鸟类的追杀过程之外，也写到“阶级斗争”理论给予少年人心理的支持：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故而凯歌这样写道：“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嗜血的、暴力的、杀气腾腾兼恶狠狠的、充满威胁和蛮横的时代，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太阳升”的旋律，刺激和兴奋着我们的大脑，十五中的两年学生生活，追忆起来，大部分是游行和高呼口号，部分是到郊区的农村助民劳动；再则是到闹市盘查行人，到旅店盘查旅客。我不知道一群中学生在当时究竟扮演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记得无数次的深夜游行，自然是每逢“最新指示”颁布的时刻。我们在深夜的北京大踏步地走着，口号此起彼伏，我们的队列齐整，脸色庄严，从十五中的所在地自新路出发，向右一拐，由陶然亭公园的北门岔过去，走到天桥，由天桥向北，上前门大街，再往北，天安门到了。

　　这是一条不短的路线，走起来很累很累。

　　记得无数次的深夜执勤，大多是“国庆节”和春节前夕。我们由工宣队、军宣队率领着，分成若干个小组，划出不同的地区，然后逐一进入地区内的旅馆，这些旅馆以前门一带最为密集。深夜敲开旅客紧闭的房门，有庄严的阶级斗争的使命感，更多的是顽童的恶作剧心态。敲开门，拉开明亮的灯，一个又一个睡眼惺忪的、愤怒而又无奈的旅客会气呼呼地嘟囔着，胡乱翻出自己的证件，证明着自己的无辜与合法，待我们一行人离去，我相信这一夜他们将有噩梦陪伴。

　　记得两次助民劳动，这应是我十五中生活最为亮丽的记忆。一次是在四季青人民公社，一个美妙的夏天。我记得在这次劳动中世界上发生了一次战争，以色列突然袭击叙利亚，这场战争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论题。一位大使的儿子讲着以色列国防部长、独眼龙沙龙的闪电战术，无限神往之情溢于言表。在这场助民劳动中我们选一个星期天去附近的火车站玩，扒上缓缓行驶的货车，学铁道游击队的好汉们的行为。没料到货车越开越快，我狼狈地纵身跃下，右脚掌硌了一下，疼痛感几乎持续了一年，惨痛的记忆！从四季青回京时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好不容易拦住一辆垃圾车，站在车厢边的踏板上，一脸尘埃地回到家中。

　　另一次的助民劳动是在房山县的坨里公社。一个深秋的日子，先乘火车，继而坐马车，到达一个有着古塔的村庄。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吃集体伙食，而是两三个人分到一户农民家中吃派饭。这种就餐方式让人快乐异常——也是与农民的同吃同住，我被重新唤起了对故乡小城的记忆。北京郊区的农村，以红薯为主食，日子实在是十分艰辛的。而我们一个月的助民劳动，主要从事的是刨红薯工作，这应该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季。

　　坨里的古塔，依傍着山崖，上面栖宿着许多麻雀。同伴们有一次聚在塔下，用弹弓击打那些麻雀，我取过弹弓任意一放，一只麻雀应声坠地，引起一阵喝彩，其实完全是瞎蒙乱撞的。但坨里的深秋的确美丽，栗子成熟了，乒乒乓乓地落满草地；红果成熟了，一串串染红北方的秋野；柿子也成熟了，由里往外地洋溢着甜蜜的诱惑……农村使我们这群少年暂时忘记了都市和革命，也忘记了等待我们的命运。坨里公社的一个月，是十五中给予我的最愉快的一次经历。

　　父亲突然被打倒。时为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其实他的被打倒是极为正常和必然的，这正像玩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游戏，谁也躲不过，只要你置身于这一游戏系列之中。

　　于是我品尝到了受“歧视”的滋味。自豪自尊于瞬间变为自卑自惭，“出身”的双刃剑开始切割我的神经，批斗父亲的海报张贴到家门口；他的名字打着黑×，如斗般大的显示在楼群里；无知的六岁小妹，跳着皮筋喊着打倒父亲；来抄家的人面容冷峻，肆意翻捡着我的小小书箱；更可怕的是在学校——同学们开始疏远我，他们有我熟悉的伙伴和同出身的子弟，他们指着我窃窃私语，目光充满着鄙夷和不屑；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不再对我露出亲切的微笑，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对一个“三反分子”和“走资派”的儿子加以垂青。

　　父亲出事时我已十六岁。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以其在这一年龄段过人的敏感，觉察到了先前他加给过这一社会的许多不公。人生的角度一旦颠倒，许多真理便昭然若揭。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都匀的同学王明。

　　父亲在一九六七年八月的某一天从北京消失，他回来时已是九月下旬。回来的父亲仍然失去自由，秘密地住在市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一个招待所里，在东城区的金鱼胡同。这期间我亲爱的故乡变得无比凶狠，她派出一支又一支红卫兵小分队来北京查找父亲，企图再次把他揪回开鲁当反动标本加以展示。无立锥之地的孤立感深切地刺痛了我，我极想破坏和毁灭什么——但我更知道自己做不了任何想做的事，包括和来自故乡的小伙子们打上一架！

　　十五中开始组织官方的红卫兵。

　　以往的各类学生组织，包括曾一度显赫过的十五中“特别支队”及“特遣支队”，已因“联动”的这一“反动组织”被击垮而销声匿迹。他们的骨干或被捉往监狱，或变为玩世不恭分子，骑二八男车，足蹬白回力球鞋，戴国防绿军帽，满大街“拍婆子”，成为这一时期的一种时髦。

　　毛主席的指示再次得到贯彻：“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是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中的一段话，它成为当时各行各业的纲领性文件，学生们焉能例外！

　　共青团已不复存在替代它的组织只能是红卫兵。

　　十五中的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它不再是一九六六年夏季一群少年人冲动之下的产物，虽然拥有同样的名字，内容却已被重新规范，它被纳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组织程序中。

　　一个班是一个红卫兵排，排长即班长；一个年级是一个红卫兵连；我们初一共有八个班，由八个红卫兵排形成一个连，连长由八班的一个大个子男生担任，他是工人子弟，不苟言笑，据说会摔跤打拳。

　　全校组成一个团，团长是高中一个姓范的男生，他同时是宣武区的红卫兵领袖，在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也担任着副主任的光荣职务。这一切都是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指挥下进行的。

　　由于父亲的原因，我终于没能加入十五中的红卫兵。虽然在都匀一中我拥有过红卫兵排长的头衔，并且两次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

　　我们班上参加红卫兵的人数约占一半，均以出身为尺度，谈不上政治表现。几个运动初期毒打过老师的同学，顽劣异常却仍然成为红卫兵，包括那位以图钉刺校长的工人子弟。我的早期伙伴无例外地成为红卫兵，惟独我本人成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身分我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成为无可救药的“逍遥派”。除了和樊纲、燕生他们打扑克，再就是游泳，养金鱼、热带鱼。养鱼需要鱼虫，我们走出很远的地方，到右安门桥下去捞线儿虫，又名水蚯蚓。在滚滚的污水里，生长着一团又一团的线儿虫，我们俯身抠出泥团，把它放在筛子里，在河水中轻轻晃动，不几下，鲜红的蠕动着的线儿虫们出现在筛子上，这是金鱼们美味的食品。

　　捞鱼虫的过程类似美国西部片中的掏金，刺激、开心，只是肮脏无比。

　　一九六九年来到了。

　　我到十五中已经两年，我已经熟悉了它的操场和教室、食堂和球场，熟悉了它的历史和现实。初一（4）班在二楼，我常常倚在窗口伫望操场上耸立的吊环架，吊环悠悠晃晃，我的心也随之晃动。我们的英语开始恢复，语文和数学也进入课程表。可教师们无法进入自己的角色，他们曾被粗暴地人身侮辱过，当一旦站在讲台上企图寻找人民教师的尊严感时，总有恶作剧般的声音响起，唤起他们被侮辱过的记忆。可怜的教师们马上重新变得小心翼翼，讨好似地浅笑着，匆匆地、浮皮潦草地讲完自己的课，逃跑般地离去。

　　工宣队的工人们站上了讲台；军宣队的士兵们也站上了讲台。他们比我们又高明了多少？

　　这就是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中国教育的现状。

　　因此，一九六九年注定要逼迫我们“老三届”离开学校，工、农、兵三种选择。三种选择都有最高指示为指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批人奔赴了山西、内蒙古、云南和黑龙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另一批人分配到煤矿、汽车厂、农机厂，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成员没几天，又去占领上层建筑了，这种迅速转换的角色一度让我的同学们很不适应；“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又一批人穿上军装，英姿勃勃地成为那一时代的天之骄子，到新疆、云南、保定去保家卫国。的确该离校了，初中一年级，你让我们读得太久太久！

　　如果不是父亲的问题在一九六八年底得到解决，他重新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继而被“三结合”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红色保险箱”中的。一切都是缘分，一切始于机遇。一个不是红卫兵的人，居然体检和验兵合格，继而被接兵部队批准入伍，这本身就是奇迹般的转折。

　　当知道我被批准参军时，我的欢乐和激动达到了情感的颠峰状态，肥大的军装掩饰不住我的自豪，两年的屈辱一扫而光，我重新成为最可信赖的人，成为雷锋、王杰、刘英俊同样身份的解放军战士，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个青年人梦寐以求的荣耀。

　　我感到幸福和晕眩，我感谢命运之神的光顾，至于今后的命运如何，我不可能去思索它。离开北京赴南方的时间是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正月初七，雪后，天地皆白，我印象深极了。

　　我的少年时代随着一件军衣的降临而结束。事实上早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就已消失，少年时代的憧憬和幻想、热情和友谊，少年时代对成人社会的尊重和神往，随着父亲的被打倒而归于轰毁。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虽然仍在十五中初一（4）班存在着，但那只是我的躯体，一个少年的躯体，意识里我已不再是花季少年。十六岁的少年时代面临家庭剧变，现在看来未必是一件坏事，它敦促你早熟、敏感和深刻。

　　绿军衣不过是青春期的有意味的尾声。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有雪；很寒冷的清晨；永定门火车站的闷罐军用列车，送行的叮嘱和饮泣声；还有放肆的说笑：这一切，组合成了我对少年时代最后的感觉。这个尾声还不错，当列车缓缓启动时，我想道。

　　绿色是希望的颜色！

（本文摘自祝勇主编《六十年代记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出版）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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