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赵元：“新三届”大学生，代价沉重的“解除婚约"

原题

“新三届”大学生

作者：赵元

“文革”结束后，最初通过考试进人大专院校，被人们称为“新三届”的七七、七八、七九三届大学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所经历的大学生活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大学生两代人组成一个个班集体。夫妻、父子、母子同窗共读。“胡子兵”父辈般关心爱护小同学。

在恢复考试招生制度的同时，国家给了因十年“文革”痛失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老三届”及其后历届高中毕业生同等的机会，招生年龄一直放宽到三十五周岁，实际执行中还有不少比这个年龄更大的考生获得了入学资格。全国招收的“新三届”，尤其是七七、七八两届新生中“胡子兵”超过了半数，有的院校、系科、班级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直至百分之百。他们和刚刚高中毕业考取的新生们坐在同一个教室，虽是同学，却分明是两代人同窗求学。

在“新三届”大学生中，有“公然”成双捉对出人校园、教室的夫妻，或不同校但在同一城市就读，每周甚至每天都能“幽会”一场的，常令“单身贵族”们羡慕不已。然而，大学生中独特有趣的现象还莫过于父子、母女同窗。“文革”期间，尤其是农村青年早婚的多，而儿女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历时最短的只要九年就行，十六七岁高中毕业赶上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便和父母一起坐进了考场，一起坐进了大学教室。

我所就读的师范学院有一家三口共读的，母子俩在数学系同班，父亲则和我同班读历史，课余或节假日，一家三口在校园内外优哉游哉，“其乐也融融”。

人们常说，“同学亲如兄弟”，然而，在这样的集体中，以兄弟来形容之情显然不准确。“胡子兵”中有比例相当大的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有教书育人若干年的“园丁”，以至小学、中学、农大校长，有工厂、农村的各级基层干部，甚至有乡镇“革委会”主任和市、县属部门负责人，面对那些尚且嘴边无毛的“小同学”们，年龄，社会经历的差异决定他们的感情绝不是“老大哥”式的，在很多场合都自觉不自觉地对“小同学”们的天真、幼稚、嬉玩打闹流露出父辈式的宽容与关怀。

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后来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便是“老成持重”，能吃苦挑重担，与“胡子兵”同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个月十块钱生活费还省下一半贴补家用。梦中帮妻子干活累出一身汗。艰难的“勤工俭学’。

“新三届”大学生在“拨乱反正”的最初年代里走进校园，在全国人民都仍过着艰苦生活的情况下，国家给每个大学生每月十多元钱的生活补助，“读书国家还发钱”，这就是我们最初对“天之骄子”这一称呼的直接感知。

我所就读的师院每月补助14元，这正好是当时农村民办教师一个月的报酬。这10多块钱怎么用，是当时的每一大学生都不能不用心思量的。特别是“胡子兵”们。家庭生活困难常使他们殚精竭虑，更得在这10多元上打主意，许多年轻同学从他们那里实实在在地理解了“当家方知柴米贵”、“一分钱掰两半花”等俗谚的真实涵义。

他们一分一分地计算用钱，一个月十来块钱居然能省下一半贴补家用，衣食状况可想而知。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新三届”大学生毕业无论是“胡子兵”还是年轻的一档，身上因而始终闪烁着艰苦勤俭的熠熠光彩。

对“胡子兵”来说，除了钱的问题外，再一个大难题便是家中的事务，上有高堂需要侍奉，下有稚子绕膝蛮缠，农村来的还留下妻子披星戴月都难以干完的农活。

曾因把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改成《不称职的父亲》而名噪一时的七七级考生阎阳生，最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追忆，填报志愿基本不考虑哪所院校、哪个系科合适，只挑离家近的、照顾家庭方便的学校填，是当时许多“胡子兵”选择志愿的真实写照。

我的一位同事最初被录取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了半学期便千方百计托人找关系，从本科降到专科，转学到本市的师专读二年制的专科班，原因很简单，家有老母病卧床榻，妻子体弱，四个孩子都在读书，降格以求尚有学到毕业的希望，四年是绝然坚持不到底的。

转学成功后，他每星期六下午骑自行车近百里回家干活，处理家务，星期一再起大早赶到学校上课。即使如此，心里还常常不踏实，有一回半夜便醒来难以入睡，同学问他，说是梦见帮妻子翻地累了一身透汗，没有了睡意。直到如今问他当初转学是否后悔，还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字。

大专院校刚刚恢复正常招生，是共和国百废待兴的一个缩影，兴建、维修校舍和其它公共设施工作量很大，工勤之类人员紧缺。建筑工地上的“小工”队伍中掺进了许多“天之骄子”的身影，开沟挖渠铺路之类简单但活计繁重的工地成为“胡子兵”们的用武之地，刻蜡纸、抄材料、整理档案等成为有一手好字同学的“专利”。

那时，社会上没有“家教”风尚，但有许多寄托着落榜考生希望的补习班。为数不少积累了多年中学教学经验的“胡子兵”，便成为那里的座上宾。

艰难的求学没有妨碍他们的学业，他们用比对付生活中的困难更坚强的毅力去完成学习任务，磨炼出了更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为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勇敢地面对挫折、战胜困难、创造出令人刮目的业绩，奠定了基础。

那几年的大学有一半是学生自己办的！许多人的学业成就从校圈开始。思想解放的一群积极探索者。

七七、七八、七九三年，全国的大专院校接纳了过去十几年积淀下来的人才“尖子”，特别是“胡子兵”们，不仅因为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经历具备了很强的理解、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而且有的已经在过去的岗位上创造出某些方面的业绩，正因为如此，注定了这是“不好教”的一批人。

而相对地说，由于刚刚从动乱中缓过劲来，不少大专院校不仅科研、教学力量缺乏，连大学到底该怎么办都显得生疏、手拙，当时的不少大专院校，特别是地区(市)一级的院校校园里流行着“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小学的管理”之类的抱怨。

“新三届”大学生们都很怀念以“胡子兵”为主的学生会、团支部、党支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卓有成效地担负着管理学校的责任。最近遇到一位母校的老教授，在追忆当年时称赞说：“那几年的大学有一半是学生自己办的！”

面对简陋的条件和环境，“新三届”大学生没有怨天尤人，他们苦苦地、痴痴地积累知识，用心理解老师的指导，用心到图书馆的藏书、报刊中求索，用心思考每一个尚留疑点的问题，研究、探讨、争论的气氛很浓，常常自发地以班级、系科为单位组织各种研讨，各抒已见，各长见识。

争论有时不局限于同学之间，有些“胡子兵”的实力足可和老师“对垒”。我的一位同班“胡子兵”同学曾就一道哲学问题和年龄不相上下的老师由在课堂上“对垒”，发展到校内外刊物上“论战”，现在他们已同是师院的副教授了。

对许多“新三届”大学生，他们的不少成就的起点在大学校园里，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在图书馆的书架旁，在学校的管理活动中……我的一位同学在校时就“钻牛角尖”，历史课程学得差不多了，课外时间整个用来捣鼓“历史文学”，也就不断有以史事为由头的杂文、散文见诸报刊，毕业后几年便成了省内外小有名气的“人物”，现在虽已不教书却仍被许多人称为“老师”。

“新三届”大学生们求学的年代，正是第一次思想解放浪潮汹涌的时候，对“文革”遗留下来的极“左”思想观点的清算、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四五”运动平反、公开审判“四人帮”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都在大学生中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尤其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更是倍受他们关注，每一份刊载这方面文章的报刊，每一篇讨论文章都争相传阅，在教室里讨论，在去食堂路上谈论，宿舍熄灯了还大声争论，不少“胡子兵”还忍不住手痒，把自己的思考形诸文字，在院校学报、理论刊物、党报党刊上发表见解，为全社会把思想统一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来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尴尬的婚变。代价沉重的“解除婚约"。小龄的大学生“不懂爱情"。

“新三届”大学生不仅面对过经济方面的困顿，而且为数不少的人面对过婚姻问题的困扰。虽然后来据统计，“胡子兵”夫妻离异的比例不过1%左右，但在当时的校园里和社会上却是十分敏感的话题。

那个年代考取大学，在人们的眼中是绝对出人头地的事，婚姻在人们眼中又是神圣至上的，因而，只要哪个“胡子兵”自己敢提出离婚二字，立即会背上“当代陈士美”之嫌，被学校批评，被父母责骂，被社会指划。

不可否认，确有个别人因为考上大学，自命不凡致使道德列车出轨的，但绝大多数当时或后来走上离婚道路的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加之子女绕膝，谁愿意背着受处分甚至丢掉得来不易的“状元帽”的危险，轻提离婚事?

上海下放知青老陈娶了一位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千金，因忍受不了颐指气使矛盾迭出，在考取师院前已由女方提出离婚，并分居一年多。但老陈考取后，女方立即一改态度要求和解，并不允许男方言“离婚”二字，灰透心的老陈，坚决不肯回心转意，师院深表同情，但招架不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得责令老陈“在校期间不得提出离婚问题”。

和“胡子兵”的婚姻问题异曲同工的，是未婚学生们的解除婚约问题，而且发生的个案更多，涉及的面更广。就我所在的师院，这类事涉及到的学生不低于未婚学生的30%。

二十来岁的学生们进校前或由双亲操心，或自己选择敲定了未来共同生活的对象，考取大学后社会地位剧变，除了苍白无力的所谓“道德”指责外，没有法律的制约和社会责任的约束，“解除婚约”一时成为令院、校方十分头疼的难题。

那时，学校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某个教室门口忽然站上一位村姑，或窗台上趴着显然来自农村的母女久久不离开，在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注视下，老师只好停下讲授对同学们说：“和哪位同学有关，请你出去一下”。接着便有一位小伙子涨红着脸垂头丧气地走出教室。

解除婚约的“谈判”是非常艰难的，而且花一定的经济代价“谈判”成功的比率并不高，有不少只好拖延着，待到毕业后再解决问题，也有毕业后在各方压力下仍旧践约的。个别因双方都很坚决，谈崩了最后姑娘“以身殉情”的并非绝无仅有。遇上这样的情形，小伙子付出的代价也极大，背上留校察看以至开除学籍处分的都有过。

现在回想起来，真该为双方都道一声可悲、可叹。与前两种情形不同，低龄的大学生们可以说是在默默地、好奇地品味着在他们身边发生的这一切，爱情在他们那里似乎还是一片空白。“新三届”大学生中的低龄层在大一、大二时几乎没有谈恋爱的，到了大三以后，在“胡子兵”们的“唆使”下，才有少数人情感萌动，相互接近，但仍几乎没有公开这种关系的。

那时的低龄大学生似乎尚不懂爱情，各大专院校也都或明或暗地把“不准谈恋爱”作为一条纪律，因而很少有低龄大学生公开跨越雷池。他们接受着“胡子兵”们身上的优良品质的熏陶，又把精力集中在对知识的追求上，因而捕捉到了更多的成功机遇，成为成就突出的佼佼者。 

原载《人才开发》1998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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